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大师，《人的延伸 — — 媒介通论》的作者，“地球村”的发明者。他首先提出了媒介就是信息的概念。而这种信息的内容通常是另一种媒介，这样的媒介就会在人的周围构造出另一种环境，从而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与形态。技术的影响力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之上，而是坚定地、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的感知模式。在新的媒介形式下，电的应用取代了机械的应用，从而序列的、分割的画面又重新走向了整体，而人又将回到结构与外形的世界。
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资助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说，在事物运转和实施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信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所谓媒介即是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比如说，由于自动化这一媒介的诞生，人的组合的新型模式往往要淘汰一些就业机会，这是事实，是其消极后果。从其积极因素来说，自动化为人们创造了新的角色；换言之，它使人深深卷入自己的工作和人际组合之中，以前的机械技术将这种深度卷入摧毁殆尽。许多人会说，机器的意义或讯息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人们用机器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机器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无论机器生产的东西是玉米片还是加狄莱高级轿车，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的工作和人际关系的结构改造，是由切割肢解的技巧塑造出来的，切割肢解的技巧正是机器技术的实质。自动化技术的实质则与之截然相反。正如机器在人际关系模式中是分割肢解的、集中制的、肤浅的一样，自动化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
电光源的例子可以在这方面给人启示。电光是单纯的信息。它是一种不带讯息（message）的媒介，除非它是用来打文字广告或拼写姓名。这是一切媒介的特征。这一事实说明，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是电报的内容一样。如果要问“言语的内容又是什么？，那就需要这样回答：“是实际的思维过程，而思维过程本身又是非言语 (nonverbal)的东西。”抽象画表现的是创造性思维的直接显示，正像它们在计算机设计中出现的情况一样。然而，我们在此考虑的，是设计或模式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因为设计或模式扩大和加速了现有的过程。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事之中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或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车轮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转动，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曰这一媒介之内容）毫无关系。另一方面，飞机加快了运输的速度，使铁路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团的形态都趋于瓦解，不论飞机是何用途都毫无关系。
我们再回头说说电光源。无论它用于脑外科手术还是晚上的棒球赛，都没有关系。可以说，这些活动是电光的“内容”，因为没有电光它们就不会存在。这一事实只能突出说明一点：“媒介即信息”，因为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的组合和行为的尺度和形态。然而，媒介的内容（或曰用途)即是五花八门的；同样，媒介内容在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中也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这种情况再典型不过了。只是到了今天，产业界才意识到自己所干的是何事务。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现，它的业务不是制造办公室设备或商用机器，而是加工信息；在此之后，它才以清楚的视界开始新的航程。通用电气公司靠灯泡和照明系统所获的利润占了很大的比例。它还没有发现，正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样，它的业务也是传输信息。
电光作为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例子，它可以说明人们过去为何没有研究媒介。因为直到电光用来打出商标广告，人们才注意到它是一种媒介。可是，人们所注意的，并非是电光本身，而是其“内容”实际上是另一种媒介）。电光的讯息正像是工业中电能的讯息，它全然是固有的、弥散的、非集中化的。电光和电能与其用途是分离开来的；但是，二者在消除人际组合中的时空因素上却完全一致，正如广播、电报、电话和电视一样，它们使人常常卷入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之中。如果摘录莎士比亚的著作，可以编写一本相当完整的研究人的延伸的小书。有人会争辩说，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句广为人知的台词，是不是在指电视：
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它欲言又止！
《奥赛罗》和《李尔王》一样，与幻觉改变了的人的痛苦有关。《奥赛罗》有几句台词，说明莎士比亚对新媒介改变事物的力量有直观的把握：
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青年少女失去贞操的邪术？罗德利哥，你有没有在书上读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几乎全是用来对传播进行心理和社会研究的。莎士比亚在此表明他的认识：正确的社会和政治导航，依赖于预见革新的后果的能力。他写了以下的台词：
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旁观者的冷眼；渊深莫测的海底也可以量度得到，潜藏在心头的思想也会被人猜中。
对媒介作用日益增长的认识 — — 不论其“内容”或程序如何 — — 在下面这一节表现烦恼的无名氏诗歌中显露出来：
在现代思潮里，（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不起作用的东西，确确实实存在；
只写隔靴挠痒的东西，
也被看做是有智有才。
与此相同的完整的轮廓意识，能揭示为何媒介是社会交往的讯息，此一认识在最新近、最基础的医学理论中也出现了。汉斯·塞尔耶（Hans Selye）《生活之压力》（The Stress of Life: Hans Selye）中，述及同事听见他最新理论时的沮丧情绪：
我用不洁而有毒的物质做动物试验，以观察结果。当他看见我开始如痴如狂地描述试验情况时，他用极为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显然带着绝望的神情说：“可是塞尔耶，你应该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否则后悔就来不及啦！你做的决定，是在搞脏东西的药理学中耗尽你的生命！”
正如塞尔耶在其疾病的“压力”理论中研究整个环境一样，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不仅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过去人们对媒介的心理和社会后果意识不到，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言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几年前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接受荣誉学位时，萨诺夫（David Sarnoff）将军在演说中说：“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使用它们的方式。”（We are too prone to make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s the scapegoats for the sins of those who wield them. The products of modern science are not in themselves good or bad; it is the way they are used that determines their value.）这是流行的梦游症的声音。假定我们说：“苹果馅饼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价值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或者说：“天花病毒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其价值的是如何使用它。又比如说：“火器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火器价值的是如何使用火器。”换言之，如果子弹落在好人手里，火器就是好的东西。如果电视显像管用适当的武器向适当的人开火，武器就是好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刚愎自用。在萨诺夫的话里，简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东西，因为他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忽视了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表现出一个人在新的技术形态中受到肢解，得到延伸而进入催眠状态所带来的自恋情绪。萨诺夫将军接下去解释他对印刷术的态度。他说，印刷术固然使一些废物得以流通，但是它同时又传播了《圣经》，宣传了先知和哲人的思想。萨诺夫将军从未想到，任何技术都一定要将自己加之于我们身上。
希奥波尔德·罗斯托（W .W .Rostow）和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之类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解释，“古典经济学”何以不能说明变革和增长。机械化自身有一个矛盾：虽然它是最大限度增长和变革的原因，可是机械化的原则又排除了增长或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因为机械化的实现，靠的是将任何一个过程加以切分，并把切分的各部分排成一个系列。然而，正如休姆在18世纪里就证明的那样，单纯的序列中不存在因果原理。一事物紧随另一事物出现时，并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紧随其后的关系，除带来变化之外，并不能产生任何东西。所以，最大的逆转与电能的问世同时产生，它使事物倏忽而来、转瞬即去。由于瞬息万变的速度，事物的原因又开始进入人们的知觉，正如事物在序列和连续之中出现时为人们觉察一样。人们不再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突然之间，人们似乎觉得，鸡成了蛋想多产蛋的念头。
在飞机速度突破音障的前夕，机翼上的声波成了可见波。声音行将消逝时突然出现的可见性，足以说明存在所具有的最恰当的模式，这一模式显示，早先形式的性能达到巅峰状态时，就会出现新颖的对立形式。机械化的切分性和序列性，在电影的诞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从序列性和连续性的世界带入了创新性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电影媒介的讯息，是从线性连接过渡到外形轮廓的。正是这一过渡产生了现已证明为十分正确的思想：“凡运转者，皆已过时。当电的速度进一步取代机械的电影序列时，结构和媒介的力的外形变得鲜明而清晰。我们又回到无所不包的整体形象。
对于高度偏重文字和高度机械化的文化来说，电影看上去是一个金钱可以买到的使人洋洋得意的、幻影和梦想的世界。在电影出现的时刻，立体派艺术出现了。戈姆布里克（E .H .Gombrich）在《艺术与幻觉》（Art and Illusion）中，把立体派说成是“根绝含糊歧义、强加一种释读方式去理解绘画的、最极端的企图，而绘画则是一种人造的构图，一种有色彩的画布”因为立体派用物体的各个侧面同时取代所谓的“视点”或者说取代透视幻像的一个侧面。立体派不表现画布上的第三维这一专门的幻像，而是表现各种平面的相互作用，各种模式、光线、质感的矛盾或剧烈冲突；它使观画者身临其境，从而充分把握作品传达的讯息。许多人认为这是绘画法的运用，而不是幻觉的运用。
换言之，立体派在两维平面上画出客体的里、外、上、下、前、后等各个侧面，它放弃了透视的幻像，偏好对整体迅疾的感性知觉。立体派抓住了迅捷的整体知觉，它猛然宣告：媒介即是信息。一旦序列性让位于同步性，人就进入了结构和外形的世界。这一点还不清楚吗？ 这一现象在物理学、绘画、诗歌和信息传播中都发生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对专门的、片断的注意转移到对整体场的注意。现在可以非常自然地说：媒介即是信息。在电的速度和整体场出现之前，媒介即信息这一现象并不显著。那时信息似乎是“内容”因为人们当时总是爱问，画表现的是什么内容。然而，人们从不想问，音乐的旋律表现的是什么内容；也不会想问，房子和衣服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在这样的东西中，人们保留着整体模式感，保留着形式和功能是一个统一体的感觉。但是，进入电子时代之后，结构和外形这个整体观已经变得非常盛行，以至教育理论也接过了这个观念。结构主义的教育方法不再处理算术中专门的“问题”而是遵循数字场的力的外形，让儿童周旋于数论和“集合”之间。
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评价拿破仑时说：“他深谙火药的原理。”拿破仑还重视别的媒介，尤其重视旗语，这使他占了敌人的上风。据载他曾经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1万把刺刀更可怕。
托克维尔是第一位深明印刷品精义的人物，所以他才能解读出法国和美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仿佛他读的是一篇递到手上的文章。 事实上，法国和美国的19世纪，对他来说正是一本打开的书，因为他懂得了印刷术原理。所以，他也知道，印刷术在何时行不通。有人问他既然熟谙英国、钦慕英国，为何不写一本关于英国的书。他回答道：
谁要是相信自己能在6个月之内对英国作出判断，他在哲理上的愚蠢一定是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要恰如其份地评价美国，一年的时间对我似乎总是太短了；获取对美国清晰而准确的观念比清楚而准确地了解英国要容易得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美国的一切法律都是从同一思想脉络中衍生出来的。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上；一切都导源于一条简单的原则。你可以把美国比作一片森林，许多笔直的道路穿越其间，可是所有的道路都在同一点交汇。你只要找到这个交汇的中心，林间道路全都会一目了然。然而，英国的道路却纵横交错，只有亲自踏勘过它的每一条路之后，你才能构建出一幅整体的画图。
在略早一些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著述中，托克维尔曾经说明，18世纪达到饱和的印刷出版物如何使法国实现了民族的同一性。法国人从北到南成了相同的人。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古老的封建社会和口头文化社会的纷繁复杂性。法国革命是由新兴的文人学士和律师完成的。
然而，在英国，古老的、习惯法的口头传统却非常强大，再加上中世纪的议会制为它撑腰，所以新兴的视觉印刷文化的同一性也好、连续性也好，都不能完全扎根。结果，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没有发生；换句话说，根据法国革命的路线方针而组织的那种英国革命就不会发生。在美国的革命中，除了君主制之外，没有中世纪的法律制度要抛弃或根除。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已经变得比欧洲的任何君主制更加富有个人的印记，已经变得比欧洲的君主制还要君主制了。
托克维尔就英美两国所作的对比，显然是建立在印刷术和印刷文化基础之上的，印刷术和印刷文化创造了同一性和连续性。他说，英国拒绝了这一原则，坚守住了动态的或口头的习惯法传统。因此而产生了英国文化的非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印刷文化的原理无助于解读口头的、非书面的文化和制度的讯息。英国贵族被阿诺德可怜巴巴地归入未开化的野蛮人，因为他们的权势地位与文化程度无关，与印刷术的文化形态无关。格罗斯特郡的公爵在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出版时对他说：“又一个该死的大部头书，唉，吉本先生？乱画一气、乱写一通、胡乱拼凑，唉，吉本先生？”托克维尔是精通文墨的贵族，他可以对印刷物的价值和假设抱超脱的态度。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这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为此目的，惟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如下事实：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中就会释放出来一样。
福斯特（E .M .Forster）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用戏剧性手法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了口头的、直观的东方文化与理性的、视觉的西方经验模式遭遇时无能为力的情况。当然，“理性”对西方来说一向意味着“同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换句话说，我们把理性和文墨、理性主义和独一无二的技术混同起来了。因此，到了电的时代，对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人似乎变成非理性的了。在福斯特的这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到达巴达巴尔山洞的时刻，正是西方印刷文化痴迷状态的真相和混乱暴露出来的时刻。亚德拉·奎斯特德的推理能力对付不了印度文化整个的无所不包的共鸣场。在山洞中的经历之后，小说写道：“生活一如既往，可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声音不再回响，思想也不再发展。一切东西似乎都被连根切断，因而受到了幻觉的侵蚀。
《印度之行》（此一书名取材于惠特曼，惠特曼认为美国在走向印度）的寓意所指，是电力时代的西方人；这本小说与欧洲或印度挂钩，均系偶然。视觉和声音之间、感知和经验组织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间的最后冲突，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正如尼采所言，既然理解能阻止行动，那么借助弄懂媒介 — — 媒介使我们延伸、挑起我们身上里里外外的战争，我们就可以节制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
读书识字所引起的非部落化进程及其对部落人所造成的创伤，是精神病学专家J .C加罗瑟斯（Carothers, J.C.）一本书的主题，书名是《非洲人的精神健康与病变》（The African mind in health and disease）（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953年版）。本书的许多材料见1959年11月号《精神病学》杂志所刊的题为“文化、精神病学和书面语”（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同样是电的速度，显示了从西方输入的技术力量如何在偏远的丛林、草原和沙漠中起作用的大致情形。有一个例子是贝都因人骑着骆驼听半导体录音机的现象。洪水般滚滚而来的观念使土著人面临没顶之灾，没有东西使他们做好准备去对付汹涌袭来的各种观念，我们所有的技术一般就起这样的作用。然而，面对电子媒介，西方人自己也和偏远地区的土著人一样经历着同样的灭顶之灾。我们在读书识字的环境中遭遇收音机和电视机时所做的准备，并不比加纳土著对付文字时的本领更高强。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搁浅在个体分离的沙滩之上。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卷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呈现出的麻木状态，实际是一样的。
电的速度使史前文化和工业时代市场商人中的渣滓混杂在一起，使非文字阶段的东西、半文字阶段的东西和后文字阶段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失去根基、新信息泛滥、无穷无尽的新信息模式的泛滥，是各种程度的精神病最常见的原因。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的系列小说《人的时代》（The Human Age）写的就是这一主题。其第一卷《儿童的屠场》，正是表现作加速度运动的媒介变革，表现它如何屠杀天真无邪的人们。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我们现在能更好地觉察技术对心理形成和心理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对正确指认罪过的信心正在丧失殆尽。古代史前社会把暴力犯罪看做是可怜。杀人者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像今天的癌症患者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古人会说：“他那样做内心一定感到很痛苦吧。辛格（J M Synge）在剧本《西部部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中卓有成效地继承了这一思想。
如果说古时的罪犯看上去是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他不能适应技术的要求，而我们的行为却遵照相同而连续的模式，那么，文字时代的人很容易把不顺应传统的人看成是悲惨的人。尤其是儿童、伤残人、妇女和有色人更是如此，在一个视觉和印刷技术的时代，他们看上去是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相反，如果一种文化给人们分配的是角色，而不是工作，那么侏儒、驼背和儿童就能够开辟自己的天地。人们不该把他们塞进对他们格格不入的某种整齐划一、可以重复的范围之中。想想这句话，“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作为来自一种同质文化内部的无限重复的定量性的经验之谈，这句话指的是，男人在这样的文化中若要找到归属，就不得不像山茱萸一样地整齐划一。我们在智商测试中所搞出的不恰当标准真是泛滥成灾。我们的测试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印刷文化的偏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统一而连续的习惯是智慧表征，因而就淘汰了听觉和触觉发达的人。
C.P.斯诺在评论A. L.罗斯的书《绥靖》和通向慕尼黑的道路时（见《纽约时报书评》1961年12月24日号），描绘了 20世纪30年代英国最高层的智囊和经验。他说：“这些人物的智商大大高于一般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他们竟然带来了一场浩劫？”斯诺赞同罗斯的观点：“他们不倾听别人的警告，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由于他们反对红色苏俄，他们就不能解读希特勒的信号。但是，他们的失败与我们现在的失败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美国人在读书识字方面所下的赌注，美国人用在教育、政治、工业和社会生活各层次上的整齐划一性，全都受到电子技术的威胁。斯大林或希特勒的威胁来自外部，而电子技术就在大门之内，我们对电子技术与谷登堡技术遭遇所产生的威胁却麻木不仁，真是又聋又瞎又哑。美国生活方式的形成，既建立在谷登堡技术之上，又是借助于它的。但是，现在来提出救世的策略，尚不是时候，因为连这种威胁是否存在都没有为世人所公认。我的处境与巴斯德的处境十分相似。巴斯德告诉医生们说，医生的敌人是肉眼完全看不见的；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时，巴斯德的处境并不美妙。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映是，媒介如何使用才至关重要，这还是技术上的白痴所抱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因为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电影形式产生影响与它的节目内容没关联。文字或印刷的“内容”是言语，但是读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刷的内容，也未意识到言语的内容。
汤因比一点不了解媒介是如何塑造历史的。不过他的著作中充斥着例子，研究媒介的学者可以利用。有一个时期，他可以认真地指出，成人教育，比如像英国工人教育协会，对于流行的出版物是一种有用的反击力量。他认为，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东方社会都已经接受了工业技术及其社会后果：“但是，在文化这一平面上， 并不存在与此相应的整齐划一的倾向”（《萨默威尔》第1卷）。这像是一位知书识字的人在广告环境中挣扎时所夸下的海口：“我个人根本不理睬广告。”东方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技术可能抱有的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保留态度，对他们自己是没有好处的。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平面上，而是要坚定地、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只有能泰然自若地对待技术的人，才是严肃的艺术家，因为他在觉察感性知觉的变化方面，够得上专家。
17世纪货币媒介在日本通用所产生的结果，与印刷术在西方的运用，不无相同之处。桑塞姆（G B .Sansom）认为，货币经济渗入日本，“引起了一场缓慢的然而是不可抗拒的革命，终于导致封建政治的瓦解，终于（使日本）在200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又恢复了与外国交往的过程。”（引自《日本》，克雷西特出版社，1931年，伦敦。）货币重新组织了各国人民的感性生活，恰恰是因为货币是我们感性生活的延伸。这一变化并不取决于社会中生活的人赞同与否。
阿诺德·汤（Arnold Joseph Toynbee）因比从一个角度去研究媒介的改造力量，他提出了“以太化”（etherial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以太化是任何组织或技术中递进简化和递增效率的原理。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忽视这些媒介形式的挑战对我们的感性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他猜想，与社会中的媒介或技术影响相关联的，是我们的意见回应；这个观点显然是印刷技术魔力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在一个有文字的、性质同一的社会中，人对多种多样的、非连续性的形态的力量，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觉。他获得了第三向度和“个人观点”的幻觉，这是他自恋固着的组成部分。他完全与布莱克或大卫王敏锐的知觉隔绝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的感性知觉。
今天，当我们想在自己的文化中认清方向，当我们有必要与任何技术形式所产生的偏颇和压力保持距离时，我们只需看一看尚未感到那种技术存在的一个社会，或那种技术尚不为人知的一个历史时期就够了。W.施拉姆教授在其大作《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中，走的就是这样一着高明的棋。他寻找电视未能渗入的领域，进行了一些测试。因为他没有研究电视形象的具体性质，所以他的测试偏重电视“内容”收看时间和词汇频率计数。总之，他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文献的方法，尽管他对此并未意识到。因此，他不可能提出任何报告。即使他的方法倒回到1500年被用来发现印刷书籍对儿童和成人生活的影响，也是不可能发现印刷术给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带来的变化。印刷品在16世纪造就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程序和内容分析不可能提供有助于理解媒介的魔力的任何线索，也不能提供任何解读媒介潜在威力的线索。
列昂纳德·杜布（Leonard Doob）在报告《非洲的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 in Africa）中，述及一位非洲人，这个人费尽心机每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虽然他一句话也听不懂。每晚7点准时听见那些声音，对他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非洲人对言语的态度正像我们对旋律的态度 — — 铿锵悦耳的语调就够意思了。17世纪时，我们的先人仍然对媒介的形式抱着与上述非洲土著人一样的态度，这一点在以下引文所表现的情感中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贝尔纳·拉姆（Bernard Lam）在《说话之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1696年，伦敦）中写道：
此乃上帝智慧所赐之果。上帝造人，意在使之幸福。凡有益于人之会话（会话乃人之生活方式）者，均于人相宜……因为凡食物者，倘有营养，均宜品位；反之，其他食物，倘不能为我吸收、不能成为我血肉之躯者，则索然无味、味同嚼蜡也。说话者难以应付之谈话，不能使听话人感到愉悦；听话者不感到高兴之话，说话人也难以做到伶牙俐齿。
这是人的言行的一种平衡理论。直到今天，经过几个世纪肢解分割和专门化之分，我们才重新谋求一种媒介的平衡理论。
教皇庇护十二世深切关注的是，认为今日必须有人认真研究媒介。1950年2月17日，他曾经说：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现代社会的未来及精神生活之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护传播技术的力量和个人反应能力之间的平衡。
在这个方面，人类若干世纪以来所遭遇的失败具有典型的特征，这是一场完全彻底的失败。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服帖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正如列布林（A.J. Liebling）在《出版业》（The Press）一书中所云，倘使人看不见他所走的方向，他就不可能自由，即使他有枪协助去达到目的地，他也不能获得自由。因为每一种媒介同时又是一件强大的武器，它可以用来打垮别的媒介、别的群体。结果就使当代成为内战频发的时代，这些内战并不仅限于艺术界和娱乐界。在《战争与人类进步》（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中，内弗（J .U .Nef）断言：“我们时代的全面战争都是一系列理性错误的结果……”
倘使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那就提出了许许多多大问题；可惜我们只能在此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虽然它们值得用浩繁的卷帙大书特书。换句话说，技术媒介是大宗商品或自然资源，酷似煤炭、棉花和石油。任何人都会承认，如果社会经济依赖一两种诸如粮食、棉花、木材、鱼或牲畜之类的大宗产品，结果就会产生一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组织模式。过分仰赖几种大宗产品，会造成经济极不稳定，但是它又造成人们极大的忍受能力。美国南部的怜悯和幽默，扎根于仰仗有限的几种产品的经济之中。仰赖几种商品而形成的社会，把这些商品当做社会纽带来接受，很像大城市把新闻界当做社会纽带一样。棉花和石油，如同收音机和电视机一样，在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中变成了“固持的电荷”。这一普遍的事实造成了任何社会独特的文化风味。每一种塑造社会生活的产品都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人的感觉 — — 一切媒介均通过其延伸 — — 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我们的感觉也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这两点可以从另一方面感觉出来。心理学家荣格在论及此时写道：
每一位罗马人都生活在奴隶的包围之中。奴隶及其心态在古代意大利泛滥成灾，每一位罗马人在心理上 — — 当然是不知不觉地 — — 变成了奴隶。因为他经常不断生活在奴隶的氛围之 中，所以他也透过潜意识受到了奴隶心理的侵染。谁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这样的影响。
（选自何道宽译：《人的延伸 — — 媒介通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