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讀後感

中國的官僚組織大概是這世界最複雜、最難懂的體系吧,幾千年來王朝的更迭,並不影響中國官僚制度的基本邏輯,即王朝必須確保中央統治權的統治,能夠深入到地方肌理,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每個朝代都有不同的監管模式,但往往不外乎中央必須確保地方能夠準確執行政令,同時又要緊緊看好地方,絕不容許地方挑戰中央的權威。

為廣大人民提供基本服務,是維繫政權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但是在這過程中,又要確保下放給地方的權力不被濫用,這兩種概念是矛盾的,地方政府真正了解當地民眾需求,從公共服務的角度,權力必須下放,給地方更多空間,才能妥善地服務基層民眾;但從中央的角度,下放權力意味著權力分散的風險,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最無法忍受分權的風險,所以統治者無可迴避地只能選擇集權,這種集權模式往往又沒辦法滿足民眾的需求,一旦結構出現動盪,即中央的克里斯瑪權威、對地方官僚制度的控制、民眾的信任感,此三者出現無法調和之時,合法性危機就會出現,那將演變為革命與王朝的覆滅。

中共很聰明,在不同的時期中,權力收放不斷再調整,以行政發包的代理人模式來監管地方,同時在不同時期,提出不同的政策目標,讓地方做績效主義的競爭,一方面是要貫徹中央意志,緊緊抓住中央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也給予地方一定的彈性去滿足民眾期待。

但在實務上,地方的配合往往只是在象徵性的層次上,建立和制度化一套規則,能否延續統制體系的方針,其實有待商榷,或許在日常的儀式動作下,的確對維繫中央指令有強化的作用,但又有多少基層官員是陽奉陰違,從習上台大力反腐就可得知,中國的中央 — 地方組織權力監管已經在一個高度緊繃的臨界點,過去沈大偉提出的「收縮與調適」似乎已不復存在,但是正如韋伯所言,「一個組織一旦存在,就有自我生存的動力」,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的生存與轉型,一定有其變化的邏輯,但實在是太過複雜,讀越多發現越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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