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另類現代性，另類歷史
波雅娜．庇斯卻（Bojana Piškur），現代藝術博物館，盧比安納
譯：藍巴勒
20世紀冷戰過去將近30年。然而，歷史教育往往仍未去冷戰化，箇中一例便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歐） — 東方（歐）的分立框架。這種框架往往不僅僅是把「西方」的一切「普世化」，使人們奉其社會政治標準為四海之圭皋；同時在反共史觀下，把「東方集團」他者化，繼而無視其內部的矛盾與複雜性。最顯然者，即往往無視了南斯拉夫於冷戰中獨特的地位。於本文中，盧比安納現代藝術博物館研究員 — — 波雅娜．庇斯卻將討論南斯拉夫及其推動的不結盟運動如何在美蘇冷戰的陰霾下，通過藝術與文化合作，嘗試拓展一種另類的現代性、另類歷史敘事，與另類的國際主義。
本文譯自《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9年第1期（總第20期），原以“Solidarity in Arts and Culture. Some cases from the Non-Aligned Movement”為題載於2016年L’Internationale網上平台上。
南斯拉夫
我出生於南斯拉夫，一個不復存在的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在二戰後1945年成立，並於1990年代的所謂南斯拉夫戰爭中瓦解。南斯拉夫是一個由6個共和國、26個族裔、3個宗教、3種官方語言和2種字母系統構成的國家。
政治上，南斯拉夫與東歐其他地方頗為不同，它也不是極權國家。很有需要指出這一點，因為現時巴爾幹地區中正充斥著歷史修正主義，以及企圖為戰時南斯拉夫的納粹共犯洗白的潮流。
不結盟運動
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下簡稱NAM）是一個由小國及中型國家締結而成的同盟。成員國大多是南方世界（the Global South）或第三世界中的前殖民地及發展中國家。南斯拉夫便是其中一個重要成員國。NAM在1961年的貝爾格勒峰會（Belgrade Summit）由與會的25個國家組成，而到1979年的巔峰時期，成員國更增至近100個。NAM在國際體系中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也是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條道路，其目標即是改變現存的全球結構，並創造一個更正義、平等與和平的世界秩序。它在核心裡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運動。NAM象徵著冷戰格局中的第一個重要裂點。雖然貝爾格勒峰會主要仍是一個亞非和南斯拉夫的計劃，但這個運動吸納拉丁美洲時便隨之達至全球的維度。
通過NAM，或可把南斯拉夫的政治和文化置於全球之中，並基於「現代主義 + 社會主義 = 解放政治」的方程式理解。正如昇咸（A. W. Singham）和克亨（Shirley Hune）所言：「正是鐵托（Tito）向亞非世界展現這裡存在著一個非殖民，而會同情他們的抱負的歐洲。通過把歐洲帶入運動，南斯拉夫助建了一個國際運動。
南斯拉夫的文化生產
1945至1991年間南斯拉夫的文化與藝術生產往往被置於東歐藝術史敘事的脈絡中解析。這種敘事大多都是在1989年後建構出來，而正是自那時起國際藝術界才開始關注它。但這裡有著另一個「故事」（即使它在90年代後幾乎被遺忘），一個與東歐不同的故事。這個網絡是基本南斯拉夫與第三世界的外交政治關係中建構和推動的。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歐洲的特例。南斯拉夫的政治家早於1950年代已深知比起加入其中一方，平衡冷戰兩大敵對陣營更能保障安全。如此，和平共存的政策成為一個新的外交方針，而南斯拉夫亦開始與第三世界或南方世界為主的國家結盟。
南斯拉夫不只在經濟上，也在文化上廣泛地運用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在二戰後，南斯拉夫成立了一個名為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Committee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的特別委員會。它籌辦南斯拉夫境內的展覽，而它的主席便是超現實主義作家與藝術家 — — 馬可．域思諦奇（Marko Ristić）。文化會議和文化協作企劃並不只有西東歐，更包括NAM的亞拉非國家。這些交流在文化生產的各個層面也在發生。然而，建築、城市規劃及工業設計有著一個特別，或可說是不同的地位。它們被構想為一種由國家推動的新現代主義思潮的載體，與創建新社會主義社會的理念恰好適切。
這些理念亦與NAM經常提出的議題相符；比如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文化平等成為NAM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在今天的角度看來，這些探索同時也在展望著新的歷史化過程（historicization）、改寫甚至重寫歷史敘事，或易言之：重心在於質疑知識殖民主義（epistemic colonialism）與文化依附（cultural dependency）。然而，這並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發生的事。二戰之後，其藝術與文化導向皆以跟從西方知識正典為主。因此，我們應當解答的問題是：與其他現代性接觸時的那些「交互提升」如何影響南斯拉夫的文化景觀？而在這些聯繫中，又有哪些孕育未來的種子仍然留存？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於殖民經驗之內的觀照中，歐洲會顯得不同。前殖民地與戰後新南斯拉夫的聯繫並不受殖民主義影響。或許這些聯繫具有產生不同的歷史（不同的現代主義、藝術、敘事等等），以超越其歐洲中心主義版本的潛能。但若要如此，他們便需「以差異思考」，一個會動搖普遍主義習語、歷史化脈絡，及多元化現代性經驗的差異。真的如此嗎？在下一部分，我將會討論一些案例。
南斯拉夫與第三世界
欲要更好地理解南斯拉夫與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便需要回到將近一百年前。在20年代晚葉，南斯拉夫文化圈已開始逐漸著迷於遠方的世界。然而只有極少南斯拉夫人曾遊歷異國 — — 這主要因為南斯拉夫並非殖民主義國家，亦因而沒有殖民經驗。在這方面，它與亞非國家同樣有著反殖意識。很有趣的是，大部分旅法留學而對非洲感興趣的南斯拉夫人都出自超現實主義圈子。另一回很重要的邂逅緣發於1934年的巴黎，當時仍是一名索邦大學語言學博士生的彼得．古比連那（Petar Guberina）與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會面。古比連那在同一年邀請塞澤爾到他的家鄉 — — 希貝尼克（Šibenik），而正是在這裡塞澤爾開始寫他著名的史詩《返鄉筆記》（Notebook of a return to the Native Land）。這部作品首次表達出黑人性（négritude）的概念。這圈子的另一位名人便是往後成為塞內加爾總統，並於1975年正式訪問南斯拉夫的利奧波德．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
一般而言，南斯拉夫與第三世界及NAM的論述相當契合。社會主義的反帝革命與反殖革命有很多相同之處，這使南斯拉夫解放的意義於社會主義的語境下尤其顯著。南斯拉夫代表獲邀出席1953年仰光首次的亞洲社會主義大會（Asian Socialist Conference）並非出於機緣巧合。
然而，南斯拉夫與第三世界關係最重要之處，毋庸置疑是南斯拉夫對全球反殖鬥爭的認同與支援，以及其NAM成員身份，這隨後亦成為南斯拉夫憲法重要的一部分。
與殖民敘事相較，南斯拉夫從未斷言自己要開化他人（基本上便是認為殖民為仍處於前現代的人帶來文明與文化的思想），而是希望在一個未被創造和定義的角色中，幫助他人確立其位置（在今日角度的「老大哥」範式亦都很有問題）。
不結盟國際主義
南斯拉夫參與NAM起初極具政治意味；它是對另類政治同盟，對「另類全球化」（alternative mondialisation）的追尋。另一方面，它亦有一個實用的議程。它很快便上升至經濟維度，在南斯拉夫與NAM國家之間創立了利益與交易的新領域。鐵托總統於所謂「和平之旅」中到訪不同的亞非國家 — — 並非作為一個征服者，而是要支持後殖國家的獨立。這些訪問隨之取得強而有力的經濟意義，在NAM國家之間創立了利益與交易的新領域。
緊密的經濟合作首先便包括了南斯拉夫建造業公司前赴非洲與中東的項目，這些公司都是戰後南斯拉夫高速城市化之成果。
部分新一代的建築學者曾從新角度研究這種現代性的發展，比如南斯拉夫與非洲的解殖國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如何成為現代」，即如何主導自身的現代化過程之中，成為不謀而合的同伴。如上所述，其中一例便是在不同非洲與阿拉伯不結盟國家的建築與城市規劃項目。於此，建築師把特殊的南斯拉夫現代主義、國際現代主義與尊重當地語境的「熱帶現代主義」（tropical modernism）結合。新生而獨立的不結盟國家都踴躍地接受這些理念。
即使文化從不是NAM峰會或會議中的要項，它在NAM中相當顯要。NAM的文化政治極力聲討文化帝國主義，並鼓勵文化多樣性與文化混雜性（cultural hybridity）。西方（西歐）的文化遺緒應通過「並置」（juxtaposition）來理解；這種遺緒會與被殖者活生生的文化糾纏在一起，亦不會僅僅是在新（政治）環境下的重覆。因此，一種「對文化遺緒的跨國理解」（crossnational appreci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s）和「從本地到本地」（local-to-local）的方法相當重要。反之在西方，「非西方」的文化表述幾乎不是被詮釋為傳統、民族誌式和前現代的，便是被視為一些仍未「趕上」西方藝術正典的東西。塞澤爾在評論殖民主義對被殖者的文化遺緒的影響時頗為直白。殖民計劃不只是經濟 — 軍事上的，它還通過知識機器影響被殖者，並以此貶抑他們的文化與文化生產。
國際藝評人協會（AICA）1973年在南斯拉夫的大會中，來自金沙薩（Kinshasa）的藝評人西里斯丁．巴迪班加（Célestin Badibanga）明確地聲明AICA應超越藝術中的歐洲中心主義態度。他對藝術解殖的要求需在當時在薩伊（Zaïre）被稱為本真性（l’authenticité）的學說中理解。很多NAM國家，尤是非洲國家，也以藝術作為政治工具。亦有一些由第三世界專家撰寫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文化政策研究，旨在發展他們自身的文化模型。本真性或是其中一個極端例子。但這些討論和文化政策的重點都在於承認文化的多樣性，不在一個文明階序中位列它們，從而開展「差異間的對話」。所以我們可以視這為一種特別的國際主義，多種「地方化的現代主義」（provincialized modernisms）的跨文化經驗。儘管NAM國家的文化十分多樣，新建立的聯繫和交流為有關主導全球的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關係的辯論提供了豐厚的基礎。比方說：1985年，鐵托格勒（Titograd）的不結盟國藝術畫廊（Gallery for the Art of the Non-Aligned Countries）舉辦了一場名為「藝術與發展」的座談會，來自21個成員國的逾40名代表皆參與其中。他們討論了如何「加強合作、傳播知識、相互和諧，以及更好地認識不結盟與發展中國家之藝術與文化」。
十年以後，在雅加達的「不結盟國當代藝展」（Contemporary Art of the Non-Aligned Countries）舉辦了一個題為「在多樣中團結」的講座。演講和辯論與鐵托格勒的都十分殊異，旨在處理如「藝術的南方觀點」和「南方作為改變與團結的地域」等概念。他們討論了NAM國家的當化藝術的問題，並堅拒了普世現代主義與藝術之線性發展觀等理念。比如，它強調在地條件與社會 — 文化背景已使現代主義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呈現，此外還有南方當代藝術作為第三世界藝術解放之預兆的想法。與會者有吉塔．卡普爾（Geeta Kapur）、瑪莉．珍．潔可（Mary Jane Jacob）、大衛．義律（David Elliot）、娜達．貝荷（Nada Beroš）、T. K. 薩帕巴迪（T. K. Sabapathy）、蘇潘卡（Jim Supangkat）、黑田雷兒（Raiji Kuroda）、阿比南．博亞南達（Apinan Poshyananda）等人。
不結盟世界的文化展覽
自1950年代晚期以降，各種交流都在南斯拉夫的藝術及教育界發生（來自不結盟國家的學生到南斯拉夫留學，根據紀錄，單是貝爾格勒的大學便有4萬名留學生），博物館得到不同的文物（1977年於貝爾格勒開幕的非洲藝術博物館是意識形態與政治氣候的產物） — — 不只是民俗博物館，還有歷史博物館，如前南斯拉夫民族革命博物館，它管理著眾多文物 — — 這些都是鐵托訪問不結盟國時收到的，便是外國政治家贈與的禮物。於視覺藝術上，盧比安納（Ljubljana）的國際平面藝術雙年展自50年代已作為展出「基本上：一切事物，整個世界」的展覽而獲國際認可，尤其在1961年不結盟國的首次會議以後。超過43個國家（10個來自NAM）參與1963年的雙年展，而在1981年的第14屆則有60個（25個來自NAM）。
所有展覽與交流等活動的基礎都是南斯拉夫與其他不結盟國簽訂的文化協定與計劃。這些交流活動為數眾多，而即使今天我們對之所知甚少，它們亦非微不足道。南斯拉夫藝術家經常於亞歷山大港的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新德里的印度三年展中出展，而來自NAM國家的藝術家亦會參展於盧比安納國際平面藝術雙年展、不結盟國藝術鐵托畫廊（Josip Broz Tito Gallery for the Art of the Non Aligned Countries），還有國內其他較小型的展覽。
然而，雖有這些交流與活動，卻只成立了一個直接由NAM主持的藝術機構。那便是經已提及的不結盟國藝術鐵托畫廊。它在1984年鐵托格勒開幕，旨於收藏、保存及展示不結盟與發展中國家的藝術與文化。在幾年後，第八次峰會於津巴布韋的哈拉雷（Harare）舉行，會議通過文件，使鐵托畫廊成為一個NAM國家共有的機構。畫廊的活動包羅萬有；比如，除了從NAM國家收集館藏外，他們還組織展覽、座談會、駐留計劃，製作出版物與紀錄片。收藏之作亦會在哈拉雷、盧薩卡（Lusaka）、三蘭港（Dar es Salaam）、德里、開羅及其他地方展出。不幸的是，因為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他們創辦NAM國家藝術三年展的目標從未實現。
據南斯拉夫媒體所言，該批收藏基本上被視為「其他文化的遺緒」，「世界上獨一無二之物」。南斯拉夫聯邦的外交部長拉伊夫·迪茲達雷維奇（Raif Dizdarević）在目錄的導言中便強調人們應克服「大」文化與「小」文化、「都會」文化與「邊緣」文化的人工劃分，以及由某些文化模式強加並專斷地建成的價值階序。南斯拉夫在當時貌似缺乏對這種「地方化現代主義」的理解，尤其缺乏一個對其他文化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關係更堅實的立場。一些著名的南斯拉夫藝術史家便認為這批收藏是由一些「來自遠方異國而未被認可的藝術家」之作品，或是「支持官方藝術之威權國家的作品」而組成。
誠然，鐵托畫廊最初是一個政治計劃，而藏品亦不時常是某位藝術家的代表作。但另一方面，人們亦很少理解到這批館藏在挑戰西方藝術運作及生產霸權話語或正典之方式的潛力。位於鐵托格勒的鐵托畫廊並不像此前的西方殖民博物館，它只從贈禮及捐獻等渠道獲取「世界藝術」，而同時嘗試發展自身的文化網絡及知識框架，並與不結盟世界之其他部分的經驗結合。只有在過去十年間，這批藏品，尤其是在後南斯拉夫與後殖研究的語境之中，才開始受到關注。
並非結論
今天，NAM在政治上已被視為不合時宜。這個群集的命運或是我們的時代其中一個最鮮為人理解的現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從世界政治舞台消逝與新自由主義 — — 特別是在1989年後 — — 的冒起和勝利息息相關。
即使運動起初的目標是進步的 — — 它預想一種政治的形式，以那些被暴力地排拒於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體制邊緣的社會及人的生活作為出發點 — — 很多NAM國家與運動本身提倡的原則相距甚遠。此外，一度涵蘊著解放潛力的民族國家概念、身份政治，和獨有的國家文化，在今天的角度觀之亦會充滿問題。大部分在過去幾年來到歐洲的難民都來自NAM國家，那些現正處於戰爭或陷入某種武裝衝突的國家。其中之因即在於NAM的弱點，它無法防止新型世界強權干涉其領土及經濟完整性。
故而，我們可結言，NAM是一個旨在「地方化」普世歷史的跨國政治計劃。因而，藝術與文化基本上亦與政治及歷史相關，或換言之，它們都與重奪或索求歷史相關。這個運動或深明只有如此，它才能平等地進入世界的（文化）空間。箇中顯然有著一種異質的藝術生產，多種文化政治與廣泛的文化網絡 — — 正是它們豐富了NAM的文化景觀，開展了西方正典以外關於藝術意義的討論。但即使有這一切實質表現，仍沒有與NAM特別相關的現代主義，沒有可以創造新的國際藝術敘事的共同肌理。最為重要的正是受NAM啟發的國際主義。這或許便是這個運動其中一個主要、卻在當下幾乎被遺忘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