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屆台北電影節：《大快人心》與《我等行過阿特拉斯的幽谷》
— — 觀影行為多重可能的反思／當信仰成為一種地景
注意：本文有雷。
《大快人心》（Funny Games）(1997)
當片中被綁架的媽媽再也不想配合遊戲規則，一手搶了冷血無情的Paul手邊的獵槍，一槍就把另一個殺手胖子Peter轟爛時，沒想到遙控器在電影裡發生效用。Paul將時間倒轉到搶走獵槍之前的情境，發生讓媽媽第二次再搶獵槍就失敗的另一種情節。讓第一次觀看的觀眾都被這場出乎意料的劇本嚇得一愣一愣，甚至有台下觀眾受不了直接頂嘴和Paul對話，發揮了這部電影需要產生的觀影反應效果。
設計如此超越大眾對觀影想像的既定框架，使人馬上想起《台北物語》也發生了類似超出與觀眾想像以外的對白與情境；只不過《大快人心》更完全一針見血地將人性與反人性揉雜在一起，自訂遊戲規則，以荼毒凌虐與漸次殺戮作為鮮明的主場，並直接打破第四面牆與觀影者對話，冷冷地對著所有觀眾說：「在你看完電影之後，走出這個戲院外，記得在這個人類社會當中，懂得如何制定並且玩弄遊戲規則的人就是永遠的贏家，這是只要人類不滅便永恆不變的真理。」
「歡迎來到真實殘酷又冷血的人類社會大飯店（誤）。」
容許我一直重複引用叔本華的句子
（因為躺著用坐著用趴著用這一句都很適用）：
「如果我們舉止有禮、言談有善，我們就能粗暴地對待許多人而安然無恙。」
《大快人心》絕對是將此句子之概念完全執行到最為極致的作品案例之一，並且延伸到粗暴地凌虐致死卻仍安然無傷的位置。
回顧這一段恭儉溫謙讓如何一一殺死人的歷史，早已在當代社會檔案裡層出不窮，例子太多姑且不提。
如今《大快人心》已二十週年，而電影情節反映出一部分當代社會動態卻仍沒有太多修正與變化，或許也是二十年仍太短的原因。Michael Haneke 慣用不帶任何情感並且高度節制的鏡頭運動，鏡頭即觀影人們的雙眼，成為推動視覺暴力與心理壓迫緊繃氛圍的最大因素。
這也使得觀影人是否能一再反思，冷靜凝視無情暴力與電影敘事本身框架外的可能？
當代社會的無形監控，以及看不見的遊戲規則在片中皆一一浮上檯面。不管電影裡的殺戮真假，獵奇血腥滿足人性與否，或是情節驚悚能使觀看者達到一定的娛樂效果時，觀影人都得必須從這部實質娛樂效果與恐怖氛圍掌握具經典高度的電影中，反身思考真實與虛擬之間多重陰影的無數交集，往人性與社會規則更深處的地方探去，觀察反差裡的可怖之處。
最後提一下《大快人心》對聲音後製的設計，全片除了片頭，只有環繞靜謐而深遠無人的環境音與純粹收音都使得全片對氛圍營造的成功，而片頭預示了整部電影走向，出遊的古典樂與重金搖滾的一體兩面，不僅做出聽覺上的高度反差，也能提供觀影者在片頭音樂一定的後續視覺想像。
《我等行過阿特拉斯的幽谷》（Mimosas）(2016)
【2017台北電影節 國際新導演競賽：評審團特別獎】
信仰是什麼？
在我印象中，曾有朋友想透過影像敘事提出這個永恆的問題，尤其在這高度多元宗教信仰的空間當中，如何探討人類與信仰之間的互動與叩問，教義與人性之間的交雜關係，一直以來並不容易釐清處理。
台灣院線上的選影題材與來源大多仍集中於商業電影，因此《我等行過阿特拉斯的幽谷》少見的取材選擇，無論從拍攝選取的地景、角色人物塑造、並且觸及伊斯蘭教教義細節，對於台灣而言都是較為罕見且高度缺乏認識的。
其中以一個唐吉軻德式的伊斯蘭信仰者的視角面對兩個護送教長遺體的混混角色，信仰與人性的交錯攻防，佐以非洲大陸的遼闊景緻推展原本的敘事線，信仰作為一層洞察故事的薄紗，但人本身才是故事的主體。
這當中的元素與細節所交織出來的詩意，從公路電影般的車輛奔野，都市與原野地景的人物交縱，以致最後為了拯救同伴的行動成為開放的完結，面對自然景觀無需過多對白參雜的陳述，更能讓觀看者在進入電影情節之後，能自身解讀場景與人物互動之間隱而未見的關聯，建造出一座寫實卻無處不魔幻的巨大信仰城堡。
回歸到台灣對於多元文化的體認與接觸，我們常用「某一事物很美」來概括保留多元文化所留下的一草一木，大多把細節留給專業人士分析與書寫。大眾卻對許多生活上的細緻之處認識仍有所不足，認識並且深化大概提了上萬次，實踐困難，但這路跟《幽谷》一片提出的思考相似，永生不滅的唐吉軻德，看似徒勞無望，實質上仍能不停地讓時間無聲推翻不同的世代，充滿未知但也並非完全悲觀的缺乏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