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哲學概說(十七) 西元8~15世紀 / 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

David Wang
Nov 2 · 6 min read

大約在1182年,天主教方濟出生在亞西西城富有的布商家中,富裕的家境,天生的領袖氣質,年少的方濟受同儕擁戴成「亞西西歡愉王子」。父親雖事業有成,但畢竟不是貴族,他渴望晉陞名門的心願,便落到了兒子方濟的肩上;當時要躋身貴族之列,當騎士是最佳捷徑,方濟加入亞西西軍隊。

方濟在參與十字軍南下將近40公里處的Spoleto城,方濟聽到了一個聲音對他說:「方濟,誰能為你做更多的事?主人或是僕人?富人或乞丐?」

他回答:「主人和富人能為我多所作為。」

「那麼,你為什麼離棄了主人而獻身與僕人?為何揀選乞丐,而放棄無窮富有的天主?」

戰事中方濟淪為俘虜,後因病釋放返回亞西西,長期處於患病狀態。他體悟「我們應結出相稱的痛悔果實來。」我們要愛人如己;我們要有愛和謙遜:我們要施捨,因為施捨能洗淨我們靈魂的罪污。事實上,人們留在世上的一切都要喪失;只能帶走他們的愛和施捨的代價,他們將從天主那裡領取這代價的酬報與相稱的獎賞。

我們不該按血肉之見,去做聰敏與明智的人;而要作一個誠樸、謙遜、純潔的人。我們該為了天主的緣故,作眾人的僕役、並隸屬於人;凡是如此行事,而又堅持到底的人,主的聖神將安息在他們身上。

方濟會修士致力於祈禱、勞力工作與宣講福音;他們的生活方式則與他們所堅持的貧窮完全一致。最後,方濟在1226年的10月3日傍晚與世長辭,享年45歲。天主教裡的聖芳濟會,是天主教裡保留最多原始耶穌生活型態的教派,對天主教的現代化有相當大的影響。也是目前少數還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天主教次團體。

天主教對台灣的貢獻:比利時的馬世光、侯德發及吳偉立神父,民國五十年左右先後來台,在聖心會協助下,對遊民、孤兒和弱勢勞工,展開無私的服務奉獻;一晃眼都已是髮蒼視茫的老人,回首過去,三人露出慈祥地笑容說:「我們愛台灣,這裡已是我們的家了。」

79歲馬世光神父,來台逾52年,仍心繫北市平安居遊民中途之家的服務工作;許多遊民來來去去,他最高興他們能重新振作,「每次看到他們願意回家,或是找到工作,都覺得特別感動。」

馬神父曾輔導、追蹤一個十幾歲就離家的小孩,看著他回家、找工作,最後還邀請馬神父參加婚禮,「現在也已五十幾歲,當阿公了!」五十年無間斷的付出,讓遊民知道還有人不放棄他們。

幽默風趣的侯德發神父已74歲,來台47年。他主持全台第一座信奉聖女「嬰小路」的小德蘭教堂;侯神父成立課輔班,費心地照顧無數單親孩童和孤兒。

最「年輕」的吳偉立神父,也已71歲,他負責輔導弱勢勞工,替他們爭取更多的資源;吳神父說,不少勞工不幸發生職災,卻礙於教育程度,意外發生後不知如何是好,一家生計也陷入困頓,「適時伸出援手,其實是救了一個家庭」。

來台半世紀的頭城天主堂荷蘭籍神父羅文思,長年在宜蘭頭城、礁溪傳教,並創辦「文聲復健院」,幫助上千名小兒麻痺患者,荷蘭籍神父羅文思,1963年九月來台傳教,當時社會民智未開,排斥小兒麻痺患者,羅文思所屬的天主教遣使會致力小兒麻痺患者治療,他和其他神職人員挨家挨戶訪查頭城、礁溪一帶小兒麻痺患者,與家長溝通,帶患者北上治療。

1970年,羅文思任礁溪天主堂神父時,成立「文聲復健院」,提供小兒麻痺患者居住、復健等,並親自開車接送患者上下課。五十年來,超過一千名小兒麻痺患者受他幫助走出陰霾,踏入社會。

曾受協助的吳建明紅著眼眶說:「神父就像我的再造父母!帶給我不同的人生。」他說,出生後罹患小兒麻痺,十歲時(1970年)因行動不便,在街頭爬行,正巧被神父遇見。神父帶吳建明至台大醫院手術治療,還給他完整的教育,助他從陰影中走出,有著喜樂人生。

「現在我的雙腳走得很好。」吳建明說復健過程艱辛,當年為了方便,行走會撐拐杖,神父為讓他們學習獨立,把拐杖一一收起,要他們以自己的雙腳大步前行,咬牙噙淚踏出的每一步都辛苦痛楚,現在回想起來卻很值得。

出生波蘭的平靜修,擁有澳大利亞國籍,她早年投入教會服事,協助修會推動青少年教育關懷工作,也在澳門籌建曉明女中等學校,提供弱勢青少年免費就學。來台灣後在輔仁大學成立青年學生宿舍,後來便到新竹市長住,參與藍天家園及米可之家等青少年中途之家的設立,輔導新竹地區的中輟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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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托馬斯阿奎那﹙生於公元1225﹐死於公元1274﹚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經院哲學家。他在大多數場合是追隨著亞理士多德。在阿奎那以前,人們對於亞理士多德的觀念一直被新柏拉圖主義的附加物所蒙蔽,而他卻主述真正的亞理士多德,並厭惡柏拉圖主義,即便是出現在聖奧古斯丁言論中的也不例外。他說服教會使之相信,作為基督教哲學基礎,亞理士多德的體系比柏拉圖體系更為可取;關於這一點天主教哲學家,和哲學教師們是不許公然宣講的。

聖托馬斯阿奎那表示,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智慧」的意義。一個人在某項特定的工作上,例如修建房屋,可能是聰明的;這意味著他通曉達成某種特定目的的方法。但一切特定目的都從屬於宇宙的目的,因而智慧本身是與宇宙的目的相關的。宇宙的目的是知性的善,亦即真理。在這種意義下尋求智慧便是最完善,最崇高,最有益處,和最為愉快的事業。這些都靠引據「大哲學家」,即亞理士多德的權威得以證實。

阿奎那說,我的目的是要闡明天主教信仰所宣揚的真理。但我必須依據自然的理性,第一步是證明上帝的存在,設若我們知道上帝的本質,這個論斷就會是真實的,但是我們除了極不完備的一點知識外,並不知道上帝的本質。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主要討論辯證的對象是上帝,上帝存在嗎?本質是什麼?等等,阿奎那也不例外;但是上帝看不到,都要靠人來推測、猜想,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意義。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人,忽略社會上的不公平與各種疾苦,忽略自然科學的研究,阿奎那的思想基本上都與聖經的脈絡相違背,也就是這時期的哲學家大都是一種臭酸秀才,愛說大話而不知民間疾苦,但是他們維持住上帝的善、完美與神聖性的形象,因此維持住社會上的基本道德標準。

阿奎那是當時代的大學者,他的流派使當時社會上的生活,只能關注在信仰上帝上,一切的生活都要以榮耀上帝、求得上帝的開心為主,人一生都要想念上帝,卻不容許對上帝有任何的懷疑或思考,其他一切的凡人瑣事都不重要,這是一種獨裁極權統治,一種箝制思想自由與泯滅人性的生活,同時讓教宗享有無上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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