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洲之滇到滇之滇 — — 滇人本土佛教
（一）佛教入滇与滇密的兴起
在今天的云南，昆明地区佛教以圆通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名寺古刹很多，如筇竹寺、太华寺、昙华寺等等，但大多数都以大乘佛教为主。但实际上滇人的本土佛教曾经在滇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早在1200多年前，南诏国时期，蒙氏就崇信大黑天神，后来密宗阿吒力教结合本土文化在大理国时期得到发扬光大，被称为“大理密宗”或者“白密”，“阿嵯耶观音”在世界上就为云南独有，也被称为细腰观音。而南诏国、大理国的保护神主要就是“大黑天神”了。要了解这些保护神对滇的意义，首先就要对佛教入滇及其本土化过程有一个基本了解。
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为“轨范师”、“导师”、“正行”。白族称之为“阿吒力轰”，直译为汉语就是阿吒力教的意思。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南诏之际传入滇。
据文献记载，阿吒力教是由印度高僧赞陀崛多直接入滇传播的。赞陀崛多在云南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在《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的第56号画像中有一位僧人盘坐，此僧着圆领华丽僧服，深目、高鼻、落腮胡须，为异域人。《画卷》的上方文字标明这位尊者是“赞陀□多和尚”（本文中出现的“□”为原文或碑文缺字、漏字，以下同，笔者注）。明万历云南通志卷13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 乾隆《清一统志》382卷引《白古通记》说：“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来。”
据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阿吒力”的创始人是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的僧人赞陀崛多于南诏劝丰佑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传入滇，并逐渐在当地土著中广为流传的。古代大理白蛮信仰的阿吒力教，既非“台密”，亦非“东密”；既不属于“华密”、又有别于“藏密”，是密宗中独成体系的一支，可称之为“滇密”。
“滇密”阿吒力与其他密宗教派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僧人尤崇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这个称号鲜见于佛教典籍，为阿吒力教所独有。阿嵯耶观音像形态多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白蛮信众因之俗称其为细腰观音。阿嵯耶观音是佛教造像传入白族地区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第二，主要神为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是“滇密”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神在白蛮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享受着信众的顶礼膜拜。第三，僧人可以有家室。史载，“（阿吒力）僧有妻子”。南诏王劝丰佑就将其妹越英下嫁给了阿吒力赞陀崛多。他们的子孙甚至还能世代为僧，今大理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记起，至1949年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一直都被视为国教。自南诏王劝丰佑以后，佛教，特别是“滇密”阿吒力教逐步盛行。世隆时代，唐帝国屡遣使者到南诏，都被世隆拒绝。后西川节度使高骈了解到“其俗尚浮屠法”，就派了一个叫景仙的僧人充当使者，世隆不仅率臣礼拜，并主动疏通了与唐帝国之间的关系。南诏崩溃后，到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密宗兴盛不衰，上下崇佛，蔚为风尚。元初《大理行记》载大理当时的情况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昏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正因如此，大理才有了“妙香国”之称。
据《僰古通纪浅述校注》第十一主劝丰佑，执政后，自称天启诏，笃信佛教，而废道教，以赵文奇为国老，迎西方摩伽陀国僧赞陀崛多尊为国师，并以其妹越英公主嫁于赞陀崛多；赞陀崛多阐瑜伽，传阿吒力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白族密宗阿吒力教派”。何谓阿吒力，意为”轨范师”、”导师”，是印度佛教的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密教与政治的接近，达到僧人与国主的联姻(彼时密宗教规可“头陀而有家室”)。南诏、大理的阿吒力僧人中，也有着一些高僧大德，据万历《云南通志》载：“施童陀以得观音圆运心印，施传道悟，再传玄凝，玄凝传凝真，自施童陀至真，皆住崇圣寺。在大理，由于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必然存在着独特的佛教文化，其中阿嵯耶观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她高高隆起的发髻髻中安住一尊阿弥陀佛，一缕缕细密的秀发，男身女相，细腰显足，上身袒露，上身穿着一件轻纱，身上佩有璎珞，项圈，手结“妙音天印”。她被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博士称之为是“云南福星”。她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扮演着蒙段皇家所为之崇拜的主要神祇，阿嵯耶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圣”，所以阿嵯耶观音既是“圣”观音，崇圣寺所崇之“圣”就是阿嵯耶观音。《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阿嵯耶观音就作为“圣像”出现，被封为“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南诏王蒙隆舜因崇拜阿嵯耶故而改国号为“嵯耶”，自称摩诃罗嵯耶，钦崇“圣像教”，熔真金铸阿嵯耶观音。
（二）阿嵯耶观音与《南诏图传》
《南诏图传》，是隆舜时期的一副连环画，讲了南诏在阿嵯耶观音保护下，七次建国的故事
第一幅图，首先讲了南诏王权的来源，白蛮首领张乐进求和细奴逻祭铁柱，有柱上的鸟飞到皮逻阁身上，于是皮逻阁得到王权。
从这幅图开始，就讲阿嵯耶观音的七次化身帮助南诏建国的故事了，这是第一化
讲的是，兴宗王逻盛（皮逻阁祖父），得到两个梵僧帮助。披虎皮那个教他军事、红衣服那个教他“书教”。此后又有十二骑天兵下凡来帮他打天下。这是阿嵯耶观音第一化。
第三幅图，讲的是观音第二化。细奴逻和逻盛父子初创业，在巍山耕田的时候，两人的老婆去给他们送饭，看到一个梵僧乞讨，就把饭给了他。
两个女人回家再做饭，再送饭，又看到那个梵僧，又把饭给了他。梵僧看她们心诚，告诉她们“鸟飞三月之限，树叶如针之峰，奕叶相承，为汝臣属！”
事后，她们告诉细奴逻这件事。细奴逻就去施饭的地方找那个梵僧，只能看到天上“五色云中”有一个神仙，两边各有一个童子，方知是神。这是第三化。
观音腾空而去时，留下牛象马的踪迹，就是图上的三个动物。
左侧褐衣男为细奴逻，灰衣男为逻盛。
逻盛在位时，有一个梵僧牵着狗，来到澜沧江边某村夜宿，狗被村民偷食。第二天早上，梵僧质问村民，村民反而羞辱他，梵僧就作法，于是几十个食过狗的村民腹中都有狗叫声。
村民认为他是妖怪，先斩成三段，然后烧掉，然后投骨灰入水。骨灰是装在竹筒里的，结果梵僧破竹筒而出，完好无损。
逻盛知道后，就在那个村建了个道场供奉梵僧留下的东西：一个化成石头的靴子。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古滇先民的原始宗教，有拜石头的习惯。这里，石头被说成梵僧的靴子，表明佛教收编本土信仰。
整个故事的意义 就是佛教收编本土信仰。
村民见梵僧破竹筒而出，就追赶他，但村民拼命追，怎么也追不上慢慢走的梵僧。好不容易快追上了，梵僧回头一看，村民就没法走路了。于是村民纷纷下拜，梵僧就到了附近的南浮山顶上居住（见图左上角）。这是观音第五化。这表明的是，土著对佛教的皈依，佛教逐渐成为滇人的民间宗教。
梵僧继续到处传教，找到一个白蛮首领李忙灵，却无法说服李。于是梵僧腾空而起，变成阿嵯耶观音像。李惊呆了，决定皈依，在山上给阿嵯耶观音铸像。这是观音第六化，表明贵族也皈依了佛教，佛教逐渐成为滇人的国教。
劝利晟时代，南诏大将军王嵯巅，遇到了一个“金和尚”，对他讲了之前的六化，于是南诏人终于知道自己一直得到阿嵯耶观音保佑。这是第七化。到了隆舜时，隆舜还想找到圣化的踪迹，结果李忙灵的孙子李忙求告诉他，他家族领地山上有祖父立的观音像。于是隆舜派人找到这个像，模仿它用金铸了一个，带太子舜化贞礼拜。
这幅图，佛像左侧赤裸上身的人即为隆舜，而他的头衔是“摩柯罗嵯土轮王xxxx 骠信 蒙隆舜”，他身边带着“中兴皇帝”头衔的人为舜化贞。这表明，南诏王室彻底皈依了佛教，佛教在滇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又从图中的衣服可以看出来，南诏王室有两种服装，一种是东南亚的短袴、赤裸上身；一种是仿唐的衣服，但帽子是自有特色。
（三）大黑天神与段皇
大黑天神真名为摩诃迦罗（梵文：Mahākāla，藏语：吏簏稏匏吏簏），又意译为大黑、大时、大黑神等，或者直接音译为摩诃迦罗、莫诃哥罗、玛哈嘎拉等名称。该神本是婆罗门教湿婆（即大自在天）的化身，后为佛教吸收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特别是在密宗中大黑天是重要的护法神，是专治疾病之医神与财富之神。藏传佛教认为大黑天是毗卢遮那佛（或称为大日如来）降魔时呈现出的忿怒相。滇传佛教则认为大黑天神为疫病之神。
早在印度笈多王朝时（4世纪 — 6世纪），大黑天信仰已经存在。他在印度是军神。5世纪时中印度已建有大黑天神庙。5世纪著名诗人迦梨陀娑（梵语：Kalidasa）描述：大黑天神像，肤色黝黑，一手持三叉戟。7世纪印度教经典提到的大黑天神形象与现今流传的大黑天形象相近，但是却与佛教的大黑天形象差距极大。
8世纪，大黑天神信仰跟随佛教传入滇，形成了新的故事:玉帝派遣瘟疫之神入凡间散播瘟疫，天神来到大理，见到人民善良淳朴，不忍谋害，但又无法回天宫复命。两难之间，他决定舍身救民，他把满瓶瘟药吞下，脸和身上都黑了。天下的蛇知道后，都赶过来救他，从他身上吸毒，把他吸得身上有许多洞，但还是没救活他，从此蛇就有毒了。天神死去的样子虽然很恐怖，但大理人为了纪念他的救命之恩，都奉他为本主，称呼其为“大黑天神”。
值得注意的是，滇的这个大黑天与印度教里战神形象的黑天没什么关系。大理的大黑天神实际来源于印度另外一个神的形象，来源于佛教密宗。印度教的黑天名叫“奎师那”（krsna），又译“克里希纳”，意思是黑色或深蓝。佛教密宗中的大黑天神，却叫摩诃伽罗（Mahakala），是湿婆神的名字之一。而湿婆神正是因为吞了毒液，脖子全部成了青色，所以他又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青喉者”（Nilakantha）。
湿婆吞毒的故事，发生在一则著名的印度神话《搅乳海》中:
梵天创造了天神族（称“提婆”）和魔鬼族（称为“阿修罗”），他们常发生战争。有次因陀罗神得罪了仙人陶尔梵刹斯（Durvasas），他不知道这仙人是湿婆大神的分身之一，结果受到湿婆诅咒，陀罗及众天神都失去了神力，被阿修罗赶出了天界。
陀罗向梵天告状，梵天叫毗湿奴去处理。毗湿奴决定让天神和阿修罗合作搅乳海，原来神抵的寿命虽比凡人长，但也有生老病死。诸神和阿修罗都被这个问题困扰，毗湿奴为了调停这场争执，就与阿修罗和诸神商议，如果同心协力去搅拌大海，就可以令大海出现长生不老的灵药“苏摩”和其它宝贝，双方共享。于是，毗湿奴拔取曼茶罗山作搅海杆，以蛇王苏吉的身体作搅绳。阿修罗持蛇头，天神持蛇尾，伸入海中搅动乳海。
搅海持续了几百年后，先从大海里搅出一只母牛，然后搅出了谷酒女神，接着是大香树。当月轮出现时，湿婆顺手捞了出来，作了额头的装饰。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 — 老蛇王不堪痛苦，把它的毒液全吐进了乳海，这毒液足以毁灭三界。情急之中，湿婆将毒液统统喝了下去。三界因此免受灭顶之灾，但湿婆的喉咙也被毒液灼成了永久的青紫色。后来，搅海又搅出了七头天马和天医，天医手托不死药“苏摩”。最后出现了吉祥天女，她成了毗湿奴的妻子。
“苏摩”出现后，天神和阿修罗都来争夺，结果是天神喝到不死药恢复了神力，将阿修罗赶回地狱，从此三界无事。只有一个叫罗猴的阿修罗喝到了一口，但吞到喉咙处时被天神发现，斩了首，不过罗猴的头颅却因喝了不死药而永生，他在天上常常追着太阳和月亮咬，这成为日蚀和月蚀的由来。
云南的大黑天神的名字是湿婆神的诸名之一，湿婆神吞毒药也是为了挽救众生，这两者揭示了白族本主大黑天神的印度渊源。实际上，白族的大黑天神崇拜，是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大理的。
佛教入滇后，迅速结合滇本土信仰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著名的滇密，并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神学理论:
第一个形成于南诏末期，就是“观音七化”，讲述阿嵯耶观音七次化身，帮助南诏建国。
第二个应该是大理时期的，在皇室的密宗仪式里，段皇化身为大黑天神，保护国家的疆界。
阿嵯耶观音是滇密独有的神，把段皇形象大黑天神化也是滇密独有的理论。从这时候开始，滇就由爨氏、南诏时代的亚洲之滇变为了大理时代的滇人之滇。
高氏幕府虽然拥有一切世俗权力，但高家一直信奉禅宗。因为他们知道，滇密是段皇的地盘，自己不能染指。
这就好像，日本室町时代的神道教改革，在伊势神道出现后，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天皇是神的后代，日本是神国，日本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
这种理论，在室町幕府治下不敢随便传播，只能是神官年老后凭着自己的兴趣学习。但 日本的日本这一意识，就因此出现了。
同样地，段皇化身大黑天的密宗仪式，也是一种秘密仪式。通过神学，宣示了滇的独一无二性。
如果再有几百年正常发展，滇出现江户时代那种日本等于神州的理论，是毫不奇怪的。
这种独特的信仰出现之前，南诏和唐朝会盟只能用五斗米道仪式，虽然滇人道教的五岳和中国人不同，但毕竟也是道教。在那个时代，南诏大概认为自己也是亚洲的一个国家而已。
在《南诏德化碑》中，阁逻凤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想反叛唐帝国，是唐朝欺人太甚自己不得已叛变。在那时候，南诏人还认为自己是亚洲世界的一部分。
同理，在“日本是神国”这种意识出现前，日本人会认为自己和朝鲜，渤海国之类的没什么不同，文化上都是华夏的子国。但这种意识出现后，日本就在精神上走向独立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8世纪阁逻凤在《南诏德化碑》，14世纪段世在致傅友德书中，对唐玄宗入侵滇的不同评价，就能看出来，意识形态的巨变:
阁逻凤《德化碑》是这样评价唐诏开战的：“长男风伽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八年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将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
段世致傅友德书是：“我云南僻在遐荒，鸟杂犷悍，最难调化，历代所不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语言不通，嗜欲己异，得其民不可使故也。至汉武帝不思先王之道，穷兵于滇池，海内徒是虚耗，唐玄宗不忍边夷小忿，逞武于蒙氏，全军以之陷没，构多事之祸以贻后人，遂使川蜀交阯连年为中国患，此可以见兵威之不足恃也。”
从谦卑地表示遗憾，到认为自卫还击合理。这一意识形态转变，主要就是因为两个最重要的点：
隆舜时期的《南诏图传》，将观音七化保佑南诏建国的故事发明出来。
第二个则是，大理皇帝的密宗仪式，扮演大黑天，对宪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滇密形成之前，南诏的政治制度模仿唐帝国，虽然高官一般是世袭。但滇密变成国教后，到大理时代，贵族都必须有出家经历，都是终身“在家僧”。到这时，在家僧的身份就高于世俗官职了，朝廷官职成了日本幕府时代的那种荣誉称号。
另外，在大理时代，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寺遍布国中构成了自己一股势力，如同日本的寺社。
佛寺收编了大批白蛮、乌蛮的本主、土主神，在黑蛮中将各部落的土主换成大黑天，完成了佛教在基层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寺社自己构成一股政治势力。高升泰篡位的两年，段皇躲到了佛寺里，没有被加害。高氏还国之后，段皇无实权，一般喜欢出家做太上皇。僧侣太上皇，依靠宗教权力保护自己。大理民谣有云“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
这就如同，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天皇为了和关白藤原氏抗衡，喜欢出家依靠寺庙势力做“法皇”
所以，在大理后期，大理城里其实有三个权力中心:
段皇、太上皇、高氏相国。
与日本同类分别对应的话。段皇类似天皇，出家太上皇类似法皇，高氏相国类似关白与幕府将军的融合。
通过树立阿嵯耶观音七化保佑南诏建国、大黑天信仰两个要点的意识形态，构成意识上的滇之滇。在宪制上则虚化唐式官职、吸收本土信仰、复杂化政治结构。丰富了滇的封建秩序，使滇变得非常像日本。
蒙古侵滇后，对滇密进行了少量改造。一方面用汉传宗教掺沙子，另一方面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改造滇密，不过没有像明、清那么恶心地镇压滇密。
在滇密意识形态中，段皇在现世的地位是转动法轮的圣王。
佛教有一个预言，圣王出世时，会有法轮出现在他面前，他转动法轮，天下归心。佛教认为阿育王就是一个转动法轮的圣王。但是蒙古皇帝提出，自己才是转动法轮的铁轮王。
这之后，段皇表面上就失去了至高无上宗教地位。
滇密供奉的王者，从段皇变成蒙古皇帝。但是段皇化身大黑天的密宗仪式仍在进行，然而这种仪式的世俗意义消失了，变成了无头仪式。因为段皇化身大黑天的仪式，最后一步就是观想一个法轮放入心中，自己变成转轮王。但在蒙古占领时期，段家就算完成这个仪式也不是转轮王降世了，因此大大削弱了滇的法统性。
（四）滇密的衰落
伴随着朱明侵略军入滇的暴行，滇人的宪制和国家一样，被反文明反人类的流寇帝国碾碎到连珍玩的价值都没有。
作为滇人民族性极强的一种信仰宗教，滇密引发了朱元璋的极大恐惧。朱元璋在滇发布禁令，禁止传扬滇密，但仍在其政权官职中设计阿吒力僧管理教务。
朱元璋在1370年便曾下令，除明帝国载于“祀典”的神祗外，帝国境内不准崇拜别的神。那些供奉不被帝国允许祭祀的神的庙宇、神坛，被称为“淫祠”。朱明派遣入滇的地方官大多都是典型的无知中国人，对这种反文明活动尤其格外热忱，一名叫做林劈佛的朱明官僚，就做过毁灭近300座云南“淫祠”的恶行。
公元17世纪，满清第四任帝康熙彻底把滇密定义为“邪教”，禁止传播，并把朱明设置的阿吒力僧纲司从政权官职中取消。康熙杀气腾腾地说到：“阿吒力教，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
在帝国的残酷打击下，滇密作为一种宗教流派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完全从今天的云南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融入到其他宗教中被白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时至今日，在云南白族的某些信仰中仍能找到滇密的踪影。
滇密走下滇人佛教历史的神坛后，云南佛教在明清的奴役下越发走向禅宗的后现代式逃避主义，寺院的组织资源和周围的社会同步退化，但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滇人与滇人佛教受到外界的武断干预破坏。当自由的春风再次光临云南时，滇人的佛教终究会迎来自己的第二春。
【四】真主的秩序：云南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七百年来，伊斯兰教在云南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人和满洲人的残暴统治下，云南的伊斯兰教团曾发挥过保护诸滇人口、传承文明的重要角色，是云南宪制中一块引人注目的拼图。在20世纪，因苏联输出泛阿拉伯主义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兴起，穆斯林在许多场合成为了恐怖分子、反西方的代名词。不过，回溯人类历史，伊斯兰文明虽然远不及西方文明，却仍创造过巨大成就，其成熟度远过儒家文明。在滇史上，云南伊斯兰教徒不但视滇为家邦，融入滇文化，并曾产生过许多重要人物，在不同时期做出过巨大贡献。因此，谈论滇史，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滇人。
早在南诏前期，滇人就曾与伊斯兰教有所接触。公元748年，即皮逻阁去世同年，有四十余位阿拉伯长老赴唐都长安途中经过滇池，其中一位名叫满苏拉的长老在当地去世，埋葬于相当于今日昆明南城清真寺的位置。此后，不断有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居当地，在那里建起清真寺，形成了一个有数十户人口的中东侨民社区。此后直到大理国时代，亦不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海外侨民、客商入滇居住。不过，在整个南诏大理时期，伊斯兰教都未曾在云南大规模传播。伊斯兰教初次大规模进入云南，时在1253年。是年，大批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军人随蒙古军侵滇，随后定居下来。如前所述，在蒙元帝国占领云南期间，曾有塔吉克人赛典赤主政滇东，取得过一定政绩。存续至今的昆明南城清真寺和金鸡清真寺，即由赛典赤创立。终元之世，云南穆斯林主要居住于昆明，多从事工商业，其社区发展未受太大干扰。然而，随着朱明侵占全滇，局势为之一变。
1382年，诸滇落入朱明之手，大批穆斯林军人、移民被明帝国迁入云南，使云南穆斯林的绝大人数有所增加。至15世纪，穆斯林遍布全滇，昆明以西的楚雄、大理、巍山、保山、腾冲，以南的玉溪、通海、华宁、开远、个旧、建水、石屏、弥勒、砚山，以东的嵩明、寻甸、曲靖、沾益等地均已出现穆斯林社区，他们多为元帝国“色目人”的后裔，绝大部分属于逊尼派。但在另一方面，明帝国又强制消灭他们的宗教和文化，逼迫他们与非穆斯林通婚、接受官方儒学教育。因此，到16世纪初，云南及明帝国境内各地的穆斯林多已丧失伊斯兰教知识，读不懂由阿拉伯文、波斯文撰写的宗教典籍，更不会讲宗教语言阿拉伯语，许多人走上了科举入仕的道路。
幸运的是，在16世纪下半页，明帝国已无法维持其开国时丧心病狂的“洪武社会主义”，无力完全压制各邦重新出现的自发秩序。此时，东亚史上至关重要的伊斯兰教改革家胡登洲（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莱亚斯，陕西咸阳人）在陕西发起了一场革新运动。胡登洲自幼便熟悉儒家经典，年长后又随同乡阿訇学习了阿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法，并曾师从一名途径陕西的阿拉伯国家使节。1571年，他赴北京经商，提出宋儒理学皆为“泥美人”的观点，此后又向当地阿拉伯国家使节问学。回乡后，胡登洲感慨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局势，创立了经堂制度，开馆授徒，吹向了伊斯兰教在东亚复兴的号角。
所谓“经堂”，是胡登洲在明帝国淫威下创立的一种伊斯兰教学校。经堂模仿儒家书院而设，在书院形式的伪装下传授伊斯兰教知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明帝国的干涉。胡登洲在陕西各清真寺招徕学员，于经堂内向他们传授阿拉伯文经籍。至1597年归真时，胡登洲已在经堂中培养了百余名学生，形成了重要的“陕西学派”。这批学生，便是首批精通阿拉伯文经典的东亚学者。进入17世纪，陕西学派的学者开始向东亚各地穆斯林传播其学问，进而形成了以济宁为中心的“山东学派”和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学派”。到17世纪中期，山东、江淮、吴越的伊斯兰学术已蔚然兴盛，但云南穆斯林中仍是一片沉寂。就在这时，滇史上伟大的伊斯兰学者马注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注，经名优素夫，保山人，于1640年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系赛典赤第十五世孙。当时，云南穆斯林大都已不在意自己的宗教传统，马注的父亲马师孔也不例外，是个儒家读书人，大概只保留着去清真寺参加礼拜的习惯。马注七岁时，他的父、祖相继去世，母亲吴氏耕织持家，辛勤地将他抚养成人。幼年的他亦对伊斯兰教无甚兴趣，只是积极攻读儒书，于1655年考中南明永历政权的秀才，两年后赴昆明任内阁中书。1659年，吴氏去世，清军入侵云南。本已受父母双亡打击的马注，见大西流寇的统战花瓶永历朝廷大势已去，更加心灰意冷，便未随永历帝流亡缅甸，而是辞官隐入昆明城中，成了一名教书的儒生。
此后数年内，马注目睹清兵和吴阀在昆明城中横行霸道。内心痛苦的他唯有转向宗教，开始研读道教经典，却始终不能满意。1665年，他又赴武定游历，与当地学者交往，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佛教典籍，觉得佛教亦属无稽。至此，他对东亚传统“三教”儒、道、佛皆已失去信心。两年后，深感迷茫的他走出云南，开始了游历东亚大陆的旅途。
在游历的最初一年多中，马注经贵州、湘、楚抵达北京，行程达4000公里以上。此行，并无多少盘缠的他备尝艰辛，也有极大收获。马注惊喜地发现，因为他的穆斯林身份，他受到了沿途穆斯林社区的巨大帮助。马注的宗教意识，大概就是在此时觉醒的。1669年，马注抵达北京。当时，北京城中居住着许多赛典赤后人。这些同宗、同教的人们不但热情地接待他，还将他引荐给满洲安亲王岳乐。岳乐对马注的学问颇为赏识，便帮他在清帝国教育宗室的宗学安排了一份教师工作，令他教授汉文和宋明理学。
对马注来说，教授儒学只是工作，这时的他已对伊斯兰教产生浓厚兴趣。他一边频繁地与北京城中的伊斯兰经师交往，一边搜集伊斯兰教书籍、刻苦学习教义、经典和阿文，随之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1673年，吴阀发动反清战争，清廷命岳乐率兵侵滇。岳乐自认为对马注有“知遇之恩”，要求马注参加侵略军，被马注坚定回绝。在马注心中，自己对云南的忠诚远大于对岳乐的个人忠诚，他绝不会因满洲“主子”的垂青，便做出屠杀同胞立功的丑行。从这一点来看，他虽已成为一个穆斯林，但从未忘记自己的滇人身份。与许多热衷于在满洲新主面前卖力屠杀家邦父老以邀功的中国士大夫相比，马注无疑有着高尚的人格。
1679年，北京宫廷中传出了一件令马注激动的事。据说，康熙帝在一次狩猎中翻阅了一本《古兰经》，但因他和身边侍从无人能识读阿语，为之遗憾不已。对马注而言，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如果康熙帝真能了解到伊斯兰教教义，那么云南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定会获得更良好的环境。于是，他一边应付日常教学任务，一边用汉文埋首撰写《清真指南》一书，试图将之献给康熙帝。1681年，《清真指南》初稿完成，计十余万字。该书由马注翻阅大批阿文经典写成，系统阐释了伊斯兰教宗教理论，乃其心血之作。1683年，《清真指南》在北京出版。在该书自序中，马注表达了希望康熙帝读到该书的期许，称“‘皇上’岂知我哉？”。然而此后一年多里，他却一直苦于献书无门。次年九月，康熙帝自北京南下，沿京杭运河南巡。马注闻此，亦沿运河南下，首先在德州献书未果，又在南京停留一年，两次试图献书，均未成功。至此，马注终于意识到，康熙帝对《古兰经》表现的兴趣仅是满洲皇帝统战穆斯林的一种政治作秀，满洲皇帝并不会对伊斯兰教和云南有真正感情。既然如此，清帝国宫廷对他而言也就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如欲振兴云南伊斯兰教，只有靠滇人自己。作为一个滇人，他应该回家了。
1686年正月，马注从南京出发，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一路拜访各地著名阿訇，曾在荆楚拜会湖湘经师皇甫经，而后经河南至陕西，于1687年初秋在西安拜谒了先祖赛典赤的陵墓。祭祖之后，他进入巴蜀，在阆中从同年冬居住到次年春天，于当地与侨居巴蜀传教的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阿拉伯麦地那人舍赫·穆乎印迪尼·布尼外法讨论教理，从布尼外法处学习了苏菲派思想。离开阆中后，马注经丰都返滇，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年的祖国。此后，他往返于全滇各地穆斯林社区，于各清真寺、经堂教授伊斯兰教教理、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并将《清真指南》作为授课教材，使该书迅速流通至云南各地。马注耗尽心血完成的作品，总算作为种子撒了出去。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讲学中，马注一步步积累起巨大威望，成为全滇穆斯林公认的领袖，并受到云南非穆斯林的尊敬。
1710年，时年71岁的马注仍在云南讲学不辍，一场巨大危机降临了。是年，一支名为“格兰岱”的苏菲派支派自印度传入云南武定，随后迅速扩展到全滇，连滇东的昆明、曲靖等地都出现该派的踪迹。格兰岱派宣扬厌世，要求信徒抛弃对共同体的责任，变成四处流浪的托钵僧，迅速吸引了大批信众，其中包括不少非穆斯林，史称“从之者不可胜纪”。格兰岱派具有极强解构性，若任由其发展，云南穆斯林社区乃至整个云南社会将走向虚无化和原子化，不再拥有自组织能力。面对此种颠覆滇文明的危机，马注站了出来。义愤填膺的他不顾老迈之躯，奔走于各地，一面用丰富的学识向民众讲述格兰岱派的危害，一面依靠自身的巨大威望联络各地镇压“异端左道”、惩办首要分子，总算将格兰岱派压制下去。云南安全了，但英勇的斗士马注却倒下了。第二年，过度的工作拖垮了马注老迈的身体，他蒙阿拉感召，进入天堂。
马注为云南留下了巨大的身后遗产。他以当时滇人较为熟悉的汉文翻译阿拉伯文、波斯文宗教典籍，使滇人首次读到了伊斯兰教典籍和理论。另一方面，他在云南讲学活动，使一批批滇人学会了阿拉伯文、波斯文，令他们具备理解更广阔世界、研读伊斯兰教经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讲学、传教活动，为云南穆斯林培养了一批宗教造诣精深的神职人员，并使自明帝国入侵以来消失已久的成熟伊斯兰教团组织在云南复活。在马注去世后近两个世纪里，他播撒下的种子继续生根发芽，使伊斯兰教在云南各地迅速发展。1770年代，甘肃穆斯林哲合忍耶派领袖马明心卷入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其长子马明顺被清帝国流放至云南他郎关押，被其信徒救出。从此以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拥有坚实的“门宦”教团制度的哲合忍耶派亦在云南扎下根来，自称“新教”，称云南原有的伊斯兰教派为“老教”。到19世纪中期，在云南700万人口中，已有80余万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为“老教”，占全滇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这些滇人穆斯林，绝大部分过着较为世俗化的生活。他们大多都自认为是滇人，以滇语为母语，仅是信仰伊斯兰教，并非虚无缥缈的“回族”，而是实实在在的云南儿女。他们中的许多人前往缅甸、泰国经商，并在当地定居下来，建立了当地的滇侨穆斯林社区。值得注意的是，泰缅非穆斯林滇侨享用的云南特产猪火腿，往往就是由穆斯林滇商由云南转运的。这一事实，更表明了云南穆斯林强烈的民族属性，及他们与非穆斯林同胞的融洽关系。他们的清真寺、经堂、门宦，在保护财产、自组织能力上强于儒家宗族、书院，且他们绝非如今日ISIS之流一样偏激疯狂的恐怖分子，大都对当时流行于滇人精英中的儒学抱有开放态度，许多人都是伊儒兼修的饱学之士。当清帝国威胁到云南的利益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拥有各种信仰的滇人同胞一起拿起武器，奋勇作战。19世纪中期领导复国战争的平南苏丹杜文秀，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云南穆斯林。
在杜文秀复国战争前夕，日后投靠清廷，成为杜文秀死敌的马德新曾为云南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马德新，字复初，经名郁速富，号哈鲁丁，大理人，于1794年出身于经师世家。年轻时，马德新曾师从胡登洲的四传弟子，习得了丰富的宗教知识。1840年代，他进行了漫长的海外游历，曾周游中东，并到过君士坦丁堡，学习了许多伊斯兰教法知识。1848年，他在乘船回滇途中拜访大英帝国治下的新加坡，在当地深入地进行了西方天文历算之学的实践观测与学术研究。当时，愚昧腐朽的清帝国刚刚惨败于鸦片战争，只有少数士大夫产生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其皇帝和大多数官员仍处在惊人的蒙昧中。而在当时，我滇就已有学者直接拜访英治新加坡了。学成归滇后，马德新埋首著述，先后著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书籍30余种，其中除宗教书籍外，还有不少天文学、地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将西方与中东先进的科学知识系统地引入了云南。此后，马德新虽然在复国战争中无耻地投靠清帝国，成了一个不齿于人类的滇奸。但对他早年为云南做出的贡献，我们仍应予以肯定。
杜文秀复国战争的详情，我们将留待下文详述，本节将叙述杜文秀起义之后云南伊斯兰教的发展。1872年，清帝国侵略军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消灭平南苏丹国，随后对全滇，尤其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军民展开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对穆斯林的屠戮尤其残酷。在此次惨剧中，滇西穆斯林遭到清军的灭绝性屠戮，人口损失接近90%。直到1900年代，云南穆斯林的人数也不过是20余万。经此屠杀，滇西穆斯林社区几乎全部毁灭，滇东穆斯林亦受重创。然而，如此疯狂的屠杀亦未阻止滇人重振伊斯兰教的努力。一位大经师在战后出现在云南，复兴了云南的伊斯兰信仰，他就是著名的马联元。
马联元，经名努伦·丁，玉溪人，与马注一样是赛典赤后裔，于1841年出生于一个经师世家，与家乡的穆斯林社区有着紧密联系。他自幼随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阿拉伯文、波斯文，于22岁时出任河西小回村讲经阿訇。1864年，时年24岁的他决心前往中东，赴麦加朝觐，并学习最正统的伊斯兰教知识。此次旅行历时十年，他首先到达麦加完成朝觐，随后游历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印度，遍访名师，随埃及学者研习古兰经读法，向土耳其学者学习伊斯兰教认主学，向印度学者求教伊斯兰法典。1874年，学成的马联元回到满目荒残的祖国，开始用他在海外学习的知识改革云南经堂教育制度。他在云南各地辛勤讲学，从不向远道而来的贫苦学生收取学费，并设置了由高年级学生辅导低年级学生的“穆尔林”制度。此外，他还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编写了至少二十多种宗教著作，其中不少都是简明易懂的小册子，十分易于传播。在二十多年的讲学生涯中，直接受业于他的人就超过2000人，至于受到影响的更是难以计数。1895年，在马联元主持下，耗费木板上千块，由全滇穆斯林集资8500两白银，耗时三年、经反复校对的《古兰经》刊刻工程在昆明完工。这是云南现存的最早的全本《古兰经》。经过这样的努力，云南穆斯林社区终于恢复了活力。感到自己已完成对祖国使命的马联元决定再赴麦加朝觐。1900年，时年60岁的马联元再次前往印度，一边与当地穆斯林讨论学问，一边在孟买用阿拉伯文完成了教法巨著《讨哈最》。三年后，他在旅途中归真于印度坎普尔。深为爱戴他的印度穆斯林为他在当地建立了墓碑，令他得以安息。
经过马联元的复兴运动，云南伊斯兰教重新恢复了迅猛的发展势头，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教云南学派也随之定型。20世纪上半页，在云南学派的哺育下，云南穆斯林社区全面复活，并能够向长期南粤穆斯林社区输送阿訇，将一批粤人穆斯林培养为云南学派学者。在入粤讲学的阿訇中，最有名的便是继承家学的马联元之孙马玉龙（经名奥斯曼）。自1927年起，马玉龙应粤人之邀，长期主讲广州濠畔寺，促使一南粤穆斯林入滇留学，并使南粤穆斯林界加入云南学派，见证了滇粤之间的一段佳话。1937年，马玉龙因思念家乡，放弃了广州优厚的生活，回到家乡玉溪兴办学校，担任当地伊斯兰教总教长，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于1945年安详归真。除马玉龙外，当时的云南还有数以千计如他一样的穆斯林社区领袖。以他们为凝结核，大大小小的穆斯林社区星罗棋布于云南各地，与非穆斯林同胞和平相处。日后在1975年发动壮烈起义的沙甸穆斯林社区，即是其中之一。据1955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当时的云南共有清真寺490余所、阿訇1300余人。这一数字，是中共在1950年代初进行了大屠杀后统计出来的。在第三次北属时代前夜，云南清真寺的阿訇和清真寺数量想必更多。然而，由于清帝国对云南穆斯林的屠杀太过惨烈及中共的疯狂压制，云南穆斯林直到2010年也仅有69.8万人，未能达到19世纪中期全盛时的规模。
在滇史上，伊斯兰教曾做过重大贡献。熟练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一代代云南穆斯林学者不断向家乡输入来自中东的社区、教团组织形式，并将中东乃至西方的文明成果大量输入云南，使云南得以与更为先进的文明产生紧密联系。大批阿拉伯文、波斯文宗教、科学著作在云南的流行和广泛传播，更表明云南距离中东乃至西方世界，比文明外围东亚远更近。接受中东哺育的云南穆斯林向泰国、缅甸输出了商业文明和成熟的侨民社区，这正与历史上云南作为内亚之子、东南亚之母的身份相合。这些创造出辉煌成就的云南穆斯林，在第三次北属时代被中共武断地与西安斯坦的穆斯林一同发明成“回族”，但他们事实上就是彻底的滇人，只是信仰伊斯兰教而已。直到今天，除少数投身于国际恐怖主义和卖滇求荣的败类外，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滇人正与其他滇人一同并肩战斗，正如这些滇人在杜文秀复国战争时曾做过的那样。在即将到来的考验中，云南穆斯林亦一定会与同胞一起，为祖国的自由与尊严英勇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