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川北大屠殺-張國燾殺害近111萬巴蜀人
紅軍方面的記載是這樣說的（四川大學歷史系：《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轉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126頁）：【張國燾為了掩蓋其自動放棄川陝根據地的罪行，大肆宣傳「與其被敵人趕走，不如主動撤走」的謬論。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合時，黨中央責備張國燾不應在勝利後輕棄根據地，他卻厚顏無恥地說：「我是來迎接你們啊！」在撤出川陝革命根據地時，張國燾以西渡陵江戰爭需要為名，強令根據地內的赤衛軍、遊擊隊和地方鄉以上的干部全部西渡，又以給敵人造成“困難”為藉口，在根據地實行“堅壁清野”，給人民造成極大損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在天災人禍交織的情況下，發生了一九三六——三七年的大饑荒。廣大人民吃草根、葛藤根、樹皮、神仙土（白泥）來充飢。「巴中、闐中荒旱過久，甚至竊屍骸」（《四川日報》第10卷第4期）。南江大河鄉餘家坪，一百多戶餓死了一百三十多人。赤溪鄉杜洪發一家十一口人全數餓死。通江有的地方，以馬桑子充飢而被毒死的亦很多。在巴中一九三六年二－五月，縣城每天餓死達十人以上。總計巴中一縣餓死人不下萬人。】
（《四川省委宣傳部擁護川東北紅軍，反對國民黨圍剿宣傳大綱》（1933年2月19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陝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成都的一切反動報紙以《國民日報》為中心，特別捏造許多污衊紅軍的消息，如說紅軍區域的老年人要殺，小孩子要殺，不服從者殺，不上前線者殺，機關公務員殺，不服姦淫者殺，……殺……殺……，殺來殺去，已經殺得通南巴沒有人了等。】
這方面的記載大概是因為紅軍把所有男性和壯年女性都編入了軍隊，所以後來西路軍才有女戰士之類的。編入軍隊以後，用政治保衛局來監督他們遵守軍事紀律和接受政治教育。習慣於農村散漫生活、受不了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的人一旦違紀，就被誣蔑為各種叛徒而遭到處決。而女性呢，像《張國燾回憶錄》記載的曠繼勳，就因為在群眾大會當中挑選美女而受到黨內的紀律處分，大概就是像他們在後來延安也一樣做的那樣，年輕女性就被分配給各自的老幹部了。不服從的，大概就像是黃克功案件那樣，就被污衊成為國民黨的特務或什麼人而殺了。這就是這些記載的來源。
【還有一個最值得檢討的問題，就是放棄川北蘇區的時候，張國燾派後面的掩護部隊，將老百姓的房子燒了很多，據說不少村鎮燒成焦土，這是張國燾的土匪主義，流寇思想，不要根據地，沒有群眾觀點，脫離群眾的軍閥主義的行為所致，同時執行者也是群眾觀點不夠，這樣做法，聽說川北的群眾，現在對我們的印象非常不好，這是無疑的。】以上的紀錄來自：李天煥《紅四方面軍在川北的發展與建設（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陝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
當時的報告是這樣記載的（趙曉鈴《1933年四川兵災》）：
【通江，「查通江縣城，總計戶口二千三四百家僅有數十家完整，未遭殺害，餘無倖免，查赤匪屠殺人民，無論富紳非富紳，及文學有德之士，均以非刑處死，其最著者，城內有符孔昭，城外有吳士珍兩君，系前清廩膳，品學兼優懿行堪述，家不大豐，生平無妄，全縣文獻，專賴主持，吳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壽至此，家家被搶劫，人拉數次，終不免於殺戮之苦，聞者無不痛惜傷感，再有何熙週者，當匪先入城時，曾任匪部宣傳員，後以智識分子，亦被殺，其他類似何者，與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殺絕，約計城鄉內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滿歲之孩子，其被慘殺者，二千餘人，加入各鄉間及由鄉拉入城內慘殺者，綜在一萬六千以上，城內諾江公園，屍堆櫛比，行政機關及富紳住宅，均窖有屍，東南西北各城門外橫屍遍野，壘壘然河山變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餘具，軍隊未入城時不准收屍，軍隊入城後逃難民眾歸家，始組織一尋屍隊，到處發掘，時間較久者，已腐爛不辨，新近殺害者尚能認識，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單埋而已，最可惡者，赤匪殺人藝術多種，分大殺小殺，大殺如切瓜，小殺如殺豬鴨，大殺在白晝，小殺在夜間，又有用火燒死，冷冰死，辣子麵對（兌）水入鼻孔內灌死，又用石頭木棒亂擊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別，故掘出之屍，男者滿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屍，尤慘者是每女屍下體皆被刀傷」。
巴中，「桑園計十餘坑，共殺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學堂側及渠之周圍，大小凡數十坑，共約殺千餘人，因該處設政治部，故殺人較城內為多，但所殺者大半係由別區捉來，本地又捉往他處屠殺，故每發掘出屍具，多不認識」。根據《四川月報》第五卷第五期記載，全縣已發現的屍窖據各方記載，通謂在五百窖以上，合計被殺人口在十二萬以上，至城區戶口全家絕口者一千八百餘戶，家主見殺者五千餘戶，花叢埡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陽河方面，附近數十里中，亦殺三萬餘人，文治寨上，且有萬人坑甚鉅。
南江，第一次被紅軍佔領時，「約計全縣被殺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內，僅二十餘人，城內收支所文廟街河壩北城後大堂考棚等處，均埋有屍堆，此皆顯著且易於發覺者」。
營山，“入城則見滿目瘡痍，怨聲載道”，記者寫道，“共匪佔據營城時，將無辜之男女老幼，黑殺約五百餘人，活埋約三百餘人，均埋入萬人土坑中，餘到北門外北觀寺見挖有兩處，深約二丈，寬約三丈，比時正由當道派人，將坑內屍具挖出，則見無數男女死屍，縱橫顛倒，如堆砌牆壁一樣，臭氣難堪，人皆掩鼻嘆惜，多為淚流，其中死屍，有手無足有足無耳者，有身為兩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無指者，有身無肺腑者，男女陰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兩人，又活埋一老人，鬍鬚俱白，約七十餘歲，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縣府看守所內，亦見挖有埋人坑兩處，深寬同前，縣府正派人將屍遷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無，有一人約三十歲左右，系亂棒打死，兩乳也被割去，有一婦人懷孕約六七月是用標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時突出」。「據一老婦人說，赤匪來城清查戶口，有任公事及紳糧者，無論老少，均殺無赦，至更深夜靜，乃行此種手段，又東門外，亦有萬人坑一處，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為數不下一千人」。
南部，據難民講，「最近赤匪殺人，更加兇殘……匪區各鄉村中，俱設有鄉村蘇維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門關，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將部考訊，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還，至殺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燒，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視忍聞，該匪等反以為嬉戲娛樂，殘酷極矣，鄉無辜遭此慘死者，已數百人」。
宣漢，「在城內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屍坑，至少數十具，多者數百具，約二十餘處，人口損失在一萬左右。學校操場內，發現深坑一所，內有女屍百具，皆著女學生服」。
綏定，「大略在城內如北門操場，及沿河沙壩，及前督辦公署，各較大之公地，在收復以後發見屍窖約二十處，其中由數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灣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門橋，文家梁，發見赤匪所埋屍之窖，約五十餘處。綏定據一般估計及其已知之數而論約二萬餘之眾」。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報》報道，全川在這次兵災中共死亡人口為111萬之巨。
半個世紀以後，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們到川北革命根據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記得一些血腥的事件，與當時的報道大致相符。
南江縣當年做過村蘇維埃主席的趙良山回憶：「往往有將中農當作富農沒收其好田；見到中農家餵了一口豬或僱一短工，就說是富農、地主，應沒收。常常錯沒收。」「有部分中農事實上已走上地主富農營壘中，拿起武器和貧僱農作戰了，造成蘇區反動如毛。再加上肅反政策錯誤，造成赤色恐怖，連某些基本群眾也動搖。」在肅反中，「還殺了牌首、甲長、窯子、妓女、端公等。」「主犯、從犯不分。如我們在長赤縣捉到的反動頭殺頭，而對被欺騙去當反動的農民（脅從分子）也一律槍斃。不知道教育後釋放脅從分子。」「甚至連反動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牽連到反動身份上去而遭殘殺。」「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說某人、某名是反動，苦打著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家死去活來，手足殘廢。於是，最後乾脆斬首送回'老家'。”
「紅色恐怖」是人們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至今記得，這個逃亡叫做「跑紅」。
……
南江縣難民李正興向記者講述，陰曆五月初，紅軍來時，因為栽秧未畢，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紅軍再來，「見人便殺，逢物即毀，火焚房舍，發掘墳塋，強將全家拉至平溪壩，鎖吊四十餘天，三天毒打一頓，同鎖押一處者，計男婦老幼百餘人，一日親見謝姓等婦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備至，及後，匪之村蘇主席，反使令將謝姓等婦女之乳割去，肢體砍斷，二晝夜之久，始絕氣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長生，年十二歲，人□（文獻看不清。下同－作者註）聰敏，曾在高小校讀書，匪二次入通江時，將長生拉到平溪坪，認為智識後裔，富家子弟，例應處死，一日清晨，將易長生衣脫盡，割其耳鼻，並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稱智識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內有油，一面喊不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錢贖命，又一日午後用火烤死戚姓婦女小孩多人，又將陳姓□姓十餘人碎割，周身宛轉，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見此均皆駭，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將各民解赴巴中，路過兩河口，見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聞系廣元作戰，被劉王兩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場上開會，向眾演說，此次作戰不力，應將手膀砍斷之匪活埋，語畢哭聲震地，痛罵當初悔被匪欺騙，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時，猶聞罵聲不已，後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審四次，香火燒背，利刀削耳，備受酷刑，終日索槍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陽河，匪見李受刑創未癒，防範稍疏，乃乘間脫險……」。
……
根據回憶，在川陝蘇區，經濟有過一度繁榮，農民分得土地，紅軍又動員群眾回家種田，但是畢竟軍事第一，秋收時，要軍民一起武裝保衛。除收割蘇區糧食，「紅軍、赤衛隊還帶領割穀人到白區去割'發財人'的穀子，每次收穫數萬斤或數十萬斤，送到紅軍糧庫，參加秋收的人，每人每天給20斤穀子作報酬」。張瀾在安撫會第一號佈告裡說，蘇維埃地區“土地公有，即計口授耕”，“尚不如佃農之能自由交易”，“所得之糧秣，已全數徵發而集中於官”。農民並無生產積極性，戰爭的破壞是嚴重的。1933年10月初，紅軍攻佔蓬安，蓬安17區，紅軍佔領嘉陵江東岸的15個區，為著軍事和建立根據地的需要，興土木築萬石倉，將十幾區的糧食集中。難民逃往順慶（今南充）有數萬，而紅軍未佔領的河西兩區，糧食要供應數萬剿匪軍團及逃難來河西的河東難民。「雖秋收未久，而所有穀米亦已消耗淨盡」。「縱令剿匪軍到，赤氛肅清，回首家園，已十室十空矣」，「難民等在順之生活現象，已呈慘狀，將來回蓬之後，室如懸磬，倉無遺粟，生活問題，更難解決」。】
同時，張國燾也沒有忘記像張聞天在趙南那樣發行一文不值的紙幣。【在蘇區，“銅元票的價格還是不斷地下落”，“到紅軍總退卻前，通江的銅元竟落到三百幾十吊才換得硬洋一元，值不到原來價格的十分之一」。】
在蘇區的體制當中，跟過去的蘇聯和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唯一得到好處的就是幹部階級。【「省蘇維埃政府常有2000餘人在食堂吃飯，各級縣蘇維埃政府也有300餘人，區級數十人，鄉級也有10餘人」。】在新保守派執政的時候，每個縣除了縣官以外，公務員只有幾十人；而在蘇區，公務員的人口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七個農民養一個公務員。
臨走的時候，紅軍還沒有忘記把他們所能破壞的一切都破壞掉，不給難民留一點點謀生的機會。【蘇區銀行保管科長楊文局回憶：「張國燾只要發現國民黨的鈔票，就要下令全部燒掉，這實際上等於燒掉了大批物資。每打下一個城鎮，有錢的都跑光了，留下不少貴重的家具用品，他也都叫一律砸個稀巴爛，大的穿衣鏡，珍貴的瓷器，有的用槍托打碎，有的裝在黃包車上搖壞，損失是不小的。」】
為了擠乾這個橘子以後去支援中央紅軍，當然所有的牲畜和糧食都被搬運一空，留下的除了一片廢墟以外什麼都沒有。蘇區僅有的殘餘百姓都逃入山林，以蓋天黨和扇子會或諸如此類的抵抗組織的名義進山跟紅軍打遊擊去了。他們的組織相當堅強，因為1950年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入侵、第三次反恐戰爭爆發的時候，同樣名字的蓋天黨和扇子會又在跟這次以人民解放軍名義入侵巴蜀利亞的共產恐怖分子作戰。可見他們的組織韌性非常強，堅持抗戰三年以後還維持了隨後十幾年時間的組織穩定，然後在第三次反恐戰爭中又能重新集結起來。即使西班牙愛國者對抗拿破崙的燒炭黨人，以及波羅的海三國抗擊斯大林軍隊的森林兄弟會，論時間的長度，論殺傷共產恐怖分子的人數，論戰爭的慘烈程度，都趕不上巴蜀利亞愛國者組織的蓋天黨和扇子會這些土豪和一般民眾組織的抵抗組織。他們之所以沒有像森林兄弟會和燒炭黨人一樣名揚國際，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祖國巴蜀利亞未能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西班牙一樣贏得獨立。它們的知識分子也沒有產生出足夠合格的民族發明家，將他們的英雄事蹟傳播於後世和萬國。這些事情都是我們當代的巴蜀利亞愛國者和民族發明家需要補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