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驕雄》的歷史與詮釋 — — 史詩抑或政論?

王礽福
〈一、引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句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朱光潛對這命題有如下闡釋:「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底思索,打動現實底興趣,和現實底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歷史與生活的聯貫。」[1]
十字軍是「中古戲劇上最高潮的一幕,也是歐洲及近東歷史上一件最生動的事件」,[2] 十字軍是一件將宗教熱誠、偏差神學、劣根人性、政治野心、國際局勢,以至商業利益[3] 糾纏在一起的複雜事件,任何嘗試以某種既定立場來詮釋這段歷史的做法,都難免因著客觀的歷史發展而顯得捉襟見肘。丁果在綜覽十字軍東征研究的文章裡,就讓我們看到歷代對詮釋十字軍歷史的多樣性及變遷。[4] 譬如改教時期馬丁.路德批評十字軍是腐化的教皇權力的工具,但是,這種論調很快就被當時國際政治現實的形勢發展所中止,「在伊斯蘭世界繼續向歐洲擴張的時候,十字軍就不可能被視為一個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關乎歐洲現實存亡的持續運動。即使是反對教廷的新教徒,他們也對奧突曼土耳其帝國的擴張感到憂慮。當時歐洲的共識就是:外敵當前,內部必須團結一致。」[5] 又如「到了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時代,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開始影響十字軍東征的評價。……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被譽為是歐洲首次向外殖民的光榮象徵。」但第二次大戰之後,「因納粹大屠殺喚起的覺醒,導致種族主義遭到徹底的唾棄,西方殖民主義也連帶被否定。知識份子回歸到了十八世紀的寬容主義,而十字軍東征被視為是非寬容的典型。」[6] 華爾克說得好:「文化是由各種複雜的因素結合而生的結果,所以很難把它精確的價值追溯到單獨的原因上去。」[7] 而對十字軍歷史的闡釋史,就是「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很好例子。
從這個角度看,由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擔任導演,二十世紀福斯於2005年出版的史詩電影《天國驕雄》(The Kingdom of Heaven,又譯「天國王朝」、「王者天下」),[8] 對十字軍歷史的重現,自然跟當時陷於僵局的美伊戰爭難分難解。何況無論是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還是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都曾把自己比附為薩拉丁(Saladin),[9] 即劇中的穆斯林領袖,更增添本片的弦外之音。[10]
電影是一種感染力強的媒體,加上現代人歷史感薄弱,這樣一部借古諷今的電影,到底會讓觀眾對十字軍的歷史留下一個怎樣的印象?當創作者存著某種價值判斷時,[11] 又會否戕害到故事的完整性、合理性和可觀性?換過來,我們又能否因勢利導,藉著這些弱點來幫助我們較持平的看待十字軍的歷史?這就是本文所希望探討的內容。
〈二、《天國驕雄》劇情簡介〉
1184年,法國鐵匠貝里昂(Balian of Ibelin)因妻子自殺而頹喪迷惘。這時,他的生父耶路撒冷拉丁王國的貴族爵士高佛瑞(Godfrey of Ibelin)來到村落,與他相認,想接他去聖地加入十字軍。貝里昂原本沒有興趣,其後因怒殺偷其亡妻十字架項鍊的神父,而想前往聖地洗刷罪過,獲得救贖與寬恕。
途中高佛瑞在戰鬥中受傷,臨死前封貝里昂為騎士,繼承其爵位。到達聖城後,貝里昂得到國王鮑德溫四世(Baldwin IV)和攝政雷蒙三世(Raymond III of Tripoli)賞識,國王姐姐西碧拉公主(Sibylla)也對貝里昂生出情愫。可惜鮑德溫因痲瘋病而朝不保夕,野心家蠢蠢欲動,他們以西碧拉的未婚夫、聖殿騎士蓋伊(Guy)為首。
好戰的貴族雷納(Reynald of Chatillon)策動聖殿騎士團襲擊穆斯林商隊,戰雲再起。危急時刻鮑德溫不顧病重趕到前線,與穆斯林領袖薩拉丁簽立和約。鮑德溫不久就病逝,死前勸貝里昂以大局為重,迎娶西碧拉以繼承王位,無奈貝里昂不想蓋伊以及擁戴他的武士因而遭到處決,有損耶路撒冷王國的仁義,而婉拒了。
西碧拉之子、年幼的鮑德溫五世繼承王位,但不久就去世。蓋伊奪得王權,隨即向穆斯林挑起流血衝突。薩拉丁率領二十萬大軍前來進攻,蓋伊因戰略嚴重失誤,全軍覆滅,即歷史上有名的「海廷戰役」(Battle of Hattin)。薩拉丁一鼓作氣前來進攻耶路撒冷。
貝里昂領導全城軍民,為了城內的百姓守衛耶城。慘烈戰鬥三天後,薩拉丁遭到重大損失,但敵眾我寡,城牆被毀,此時薩拉丁向貝里昂提出停戰交涉。
耶路撒冷城和平投降,薩拉丁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全城人在穆斯林的保護下安全踏上回國之路。貝里昂帶同西碧拉回到法國老家,度過餘生,而獅心王理查卻預備向薩拉丁發動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三、影象與史實〉
如果你想從《天國驕雄》來理解當時的歷史面貌、風土民生,大概不會失望,這是荷里活製作的強項,譬如貝里昂乘船往聖地遇上的海難,除了場面震撼外,也是實情──當時許多經水路往聖地的人,就是這樣出師未捷身先死。又如高佛瑞冊封貝里昂為武士那一場,也跟當時的宣誓儀式相近──不過那一記耳光不是為了讓他牢記誓詞,而是「當作他能無償接受的最後侮辱的象徵。」[12]
在史實的重現方面,好些情節都是依據史書而拍攝的,譬如耶路撒冷城牆破後,貝里昂跟薩拉丁談判,據阿拉伯的史學家伊本.艾西爾(Ibn al-Athir)的記載,貝里昂說:[13]
啊,蘇丹![14] 你知道這個城市人數之眾,上帝也知道,他們之所以選擇棄械投降,因為他們以為一向寬大的您會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也愛生惡死,但是如果自知死期不遠,上帝作證,我們將殺掉自己的妻和子,不會留給你們一文錢,不會留一個男人或女人作你們的俘虜,然後,破壞聖石、艾克薩清真寺及其他許多聖址,處死獄中的五千穆斯林犯人,殺光所有坐騎,所有牲畜,最後,英勇地出城應戰,戰至最後一口氣,一個人換你們好幾個人的性命!
這跟戲中台詞中很相近,有趣的是,戲中貝里昂沒有說「我們將殺掉自己的妻和子」、「處死獄中的五千穆斯林犯人」,大概是想保持其衛護仁義的騎士形象。(而且,貝里昂講這段話,其實是為了要薩拉丁放過他。)[15] 另一場講述海廷戰役後薩拉丁會見被虜的蓋伊及雷納(Reynald of Chatillon),親上奉上冰水給蓋伊,又向雷納割喉的一場,也跟史書記載相近。[16] 穆斯林進聖城後,也的確用帶著玫瑰芳香的清水洗淨奧瑪大清真寺(之前被拉丁王國改成教堂)的牆壁和通道。[17]
不過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商業、娛樂的綜合體,必然會因著藝術、商業、娛樂上的考量而作出一些的史實修改,不能視作嚴謹的歷史作品,否則觀眾不如看紀錄片算了。所以本文不打算將影象與史實繼續比對下去,以上所記的,只是顯示該片有能力呈現那份歷史感。[18] 不過,電影作為受精英文化影響的大眾文化,常常用來傳播某種意識形態。[19] 在這種現象下,除了那些為加強戲劇感的改動,[20] 其他的就可能滲入創作者的主觀意願。當然,即使是根據歷史,在「重現」手法上的有無、濃淡、輕重,也能反映創作者的價值判斷。[21]
〈四、「再現」就是一種詮釋〉
(一)將「獅心王」及「海廷戰役」輕描淡寫
在電影中,我們只見耶路撒冷王國的內鬨,卻沒有看見伊斯蘭世界也經常互相傾軋──這正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勝利的原因。當然創作者很聰明的選擇了薩拉丁的輝煌年代為背景。薩拉丁是伊斯蘭歷史中最偉大的英雄與仁主,整合四分五裂的各部,奪回聖城。而十字軍歷史中真正能與他匹敵的,正是電影末才出場的獅心王理查,從戰爭史的角度看,這才是十字軍歷史最波瀾壯闊、引人入勝的時期。可惜創作者沒有選這個時期,而且安排獅心王在片末出現──在聖城暫得平靜、貝里昂退隱法國材莊時出現──想尋找貝里昂一起收復耶路撒冷;然後字幕升起,打著:「獅心王理查前往聖地東征三年,試圖收復耶路撒冷,但最終被迫與薩拉丁休戰。近一千年過去了,天國王朝的和平始終飄忽不定。」三年征戰,一樣結果,徒添亡魂,這樣淡筆一揮,就予人獅心王無風起浪之感。
此外,電影的重頭戲落在耶路撒冷的防衛之戰,而非對十字軍歷史更具決定性的海廷戰役之上。在海廷戰役中,十字軍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22] 結果十字軍等於是任由對方宰割。不過電影中雖然場面宏大,卻幾筆帶過,有戰後的屍骸遍野,沒有戰時的悽慘絕望。這樣的處理,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免除觀眾出現穆斯林宰殺十字軍的印象,只賸下十字軍咎由自取之感。
(二)讓「鮑德溫四世」和「薩拉丁」似是而非
劇中說鮑德溫四世想建立「基督徒與穆斯林和平共存」的「仁義社會」,恐怕有創作者一廂情願「代聖立言」的成分。鮑德溫四世於1174年十三歲時即位,但其時已發現患上痲瘋病,但吉朋說他「無論是生理或心理都被剝奪正常的機能」,[23] 則恐怕只適用於他病情嚴重之後。他早年展現了驚人的才智與非凡的勇氣,劇中提到他十六歲就英姿勃發地擊敗薩拉丁,確有其事。1177年薩拉丁從埃及出師進攻阿什克倫(Ascalon)時,鮑德溫四世帶兵前往加強防禦,卻困於要塞,後來在危機中鮑德溫竟身先士卒,帶領聖殿騎士殺出重圍,並在吉薩山(Mont Gisard)附近打敗薩拉丁。薩拉丁潰不成軍,更與後勤分散,遭三名騎士圍攻,幸得其衛隊所救。雙方對峙良久,1180年締結兩年的停戰和約。[24]
劇中鮑德溫與貝里昂初次見面時說:「我十六歲打仗,就贏得一場大勝。當時,以為會長命百歲,現在自知活不過三十,你看,人的命運……」這段話跟真實的鮑德溫心理,可能相當吻合。可惜這段往事,在電影中沒有用影像來交代,僅限於口述,而且出自已病重的鮑德溫之口,所有的英姿勃發都不禁美人遲暮。大概電影也想塑造這種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拉丁王國已沒有前景,只賸下慨嘆之感。
話說回頭,鮑德溫小小的年紀就勝過久經沙場的薩拉丁,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戰爭天才的理想僅是維持一個「和平共存」的局面,似乎不太可能。在經濟侵略、文化侵略這些現代概念出現之前,領土侵略是常態,所有的政治領袖都在思想如何鞏固政權、擴充領土。可惜鮑德溫患上當時被認為是天譴的痲瘋病,自知不可能長久於人世,除了維持那個所謂「和平共存」局面,他還能要求甚麼?有趣的是,那句「當時,以為會長命百歲」的台詞,何嘗不會令人讀出,若不是患病,鮑德溫怎會甘心建立一個「仁義之國」的味道來?我們必須從這樣的一個角度,才能解讀鮑德溫為何總是不斷與薩拉丁締結和約──那可是很無可奈何作法。
電影中最光芒四射的,除了總是戴著銀面具的悲戲英雄鮑溫德四世,就要數無論在電影還是歷史中,都真箇英雄蓋世的薩拉丁!
薩拉丁是有名的仁主,「使得基督徒編年史者懷疑為甚麼這樣錯誤的一個宗教,竟會產生如此美好的人士,他善待僕人,垂聽所有請求,他『視金錢如塵土』,私人的財庫中只留著一枚金幣(dinar)。臨死前所給兒子ez-zahir的指示,是任何一個基督教哲學家所難望其項背的」。[25] 不過他之所以成為英雄,並不是他推崇「反戰主義」、「和平主義」這類現代觀念,相反,薩拉丁驍勇善戰,開疆闢土,「等到他過世的時候,帝國從阿非利加的的黎波里擴展到底格里斯河,從印度洋延伸到亞美尼亞山地。」[26]
電影中提到薩拉丁許諾要光復耶路撒冷,那大概指他聲明過「吉哈德」責任。[27] 不過電影又似乎想指薩拉丁跟鮑德溫四世一直很想維持和平,因為當別人提醒他要光復聖城,他就無奈地跟部下說:「如果我不發動戰爭,就無寧日。」無疑薩拉丁仁者無敵,也不會隨便破壞任何休戰協議,但他對聖城一直虎視眈眈,否則1177年他幹嘛要出師?又為何在1180年的和約剛滿不久,就奪占阿勒頗(Aleppo,1183年6月),完全包圍了耶路撒冷?[28] 阿敏.馬洛夫認為1185年鮑德溫五世剛上任時,薩拉丁雖然知道這是向西方人發動決定性戰爭的好時機,卻仍然答應攝政王雷蒙三世的要求,雙方休戰四年,是因為薩拉丁「不願意做個好戰者」;[29] 不過Georges Tate則認為那是因「他想佔領摩蘇爾,並且需要時間」。[30] 何況十字軍的騎兵人數雖然不到薩拉丁的十分之一,但勝在裝備精良,能以寡敵眾。[31] 薩拉丁知道如果十字軍呆在城堡中,自己很難獲勝,只有將他們誘出城堡對陣,才有希望戰勝他們。[32] 十字軍人數少,只須失敗一次,就大勢盡去。薩拉丁老謀深算不心急,結果沒兩年就發生海廷戰役。
雷納和聖殿騎士團對穆斯林的挑釁固然愚昧,但如果以為沒有這些挑釁就能維持永久和平,也是痴人說夢。海廷戰役之前的四十年粗安局面,只因穆斯林的內部分裂,及努爾丁、薩拉丁在整合各部之故。
(三)「貝里昂」與「哈克略」面目全非
好了,終於到電影的主角貝里昂出場了。說來話長,電影中被動得最多手腳的歷史人物就是貝里昂。他當然不是什麼男爵私生子,在法國當鐵匠。他跟雷蒙三世都是第一次東征的十字軍成員的後代,[33] 是耶路撒冷王國的貴族,伊本.艾西爾認為他「地位和國王差不多」。[34]
他跟雷蒙三世同氣連枝,主張以和為貴──這大概是審時度世下較佳政治選擇。不過這種穩健的政治立場,自然不是那些正準備大展拳腳的外來者所能欣賞的。啊,對了,跟電影正好相反,貝里昂不是耶路撒拉王國的新勢力,蓋伊和雷納才是。歷史對蓋伊的評價很低,說他是名聲很差的英俊紈絝子弟,連他的兄弟傑福瑞(Jeffrey)聽見他當了王國都大喊:「他們能立他為王,就能讓我成為神!」[35]
不過蓋伊跟西碧拉的婚姻,不是電影所言,是西碧拉的媽媽所安排的。他們是自由戀愛,現代得很。但跟電影一樣,鮑德溫四世和雷蒙都不喜歡蓋伊這位新來的西方騎士。可惜鮑德溫病重、無嗣、隨時過世的現實,王位繼承權就落在他的兩個妹妹西碧拉(電影中則安排她當姐姐)和伊莎貝爾(戲中沒有出現)身上。因此,儘管蓋伊缺乏經驗,為人輕率,鮑德溫還是讓他和西碧拉成婚了。1183年,鮑德溫委託他攝政,但很快就對他的無能和傲慢感到失望,免去他的職務,改為任命雷蒙;並指定繼承者為西碧拉第一次婚姻生的兒子鮑德溫。鮑德溫去世後,年僅五、六歲的外甥加冕為國王,是為鮑德溫五世。[36] 不過少主在位不足兩年就去世,於是王位就落到西碧拉身上。[37] 比電影更富戲劇性的是:由於蓋伊不孚眾望,當時要求西碧拉加冕前跟蓋伊離婚,然後另選賢明為丈夫、為國君。怎料就在加冕儀式上,皇冠還未戴暖,說時遲那時快,西碧拉即把皇冠放在蓋伊頭上,說:「我揀選你為王,為我主,為耶路撒冷王國的主,因為上帝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38] 貝里昂勉強宣誓效忠蓋伊,而其兄則因拒絕而被放逐至安提阿(Antioch)。[39] 雷蒙則隱居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城(Tiberias),並與薩拉丁簽訂一項協定;直至1187年5月,他才與蓋伊和好。[40]
歷史上的蓋伊沒有戲中那麼躁狂,問題是他的耳根子軟,誰跟他說最後一句話,他就相信誰。那時根本是個傀儡,被稱作「蒼鷹」的雷納所控制。[41] 這個雷納在生時死後都是備受爭議的人,他在1147年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隊伍抵達中東,在安提阿的雷蒙剛死不久,便娶了其遺孀,成為郡主。他不單打穆斯林,連基督徒都打,惹得拜占庭皇帝發火。後來在劫掠阿勒坡北郊時被捉,坐牢十多年。1175年釋放後,混到耶路撒冷,娶了另一個寡婦,因而得到好些要塞,接著又與聖殿騎士團和新到的西方武士結盟,對朝廷的影響力日增,只有雷蒙三世可以與他抗衡。[42]
雷納跟他的外號一樣,是個「鷹派」,視所有的媾和、妥協都是背叛,不接受任何合約條款的拘束,他曾經公開嘲諷說跟異教徒發的誓言有甚麼價值可言?就在蓋伊封王幾星期後,雷納無視休戰和約,就搶劫一隊前往麥加的商隊朝覲團,殺光商隊中武裝人員,把其他人當俘虜。薩拉丁尊重和約,請蓋伊主持公道,怎料蓋伊竟表示自己招惹不起雷納,管不著也不願管此事。[43] 停戰協定徹底破壞,翌年薩拉丁策動海廷戰役,一舉將聖殿騎士團及醫院騎士團殲滅。
──嗨!怎麼愈扯愈遠,不提男主角貝里昂!不好意思,事實上他在歷史上的出鏡率不高,海廷戰役時他已是個老頭。他跟西碧拉沒有甚麼風流韻事,而且勉強算起來還是「父女」呢!──貝里昂娶了她繼母、阿馬里克一世(King Amalric I)之遺孀為妻,繼承那不勒斯(Nablus)之爵位。[44](來到這裡,我們實在驚訝於婚姻竟然對當時的歷史與政治,產生著如此重要而微妙的影響。)
電影就他曾保衛聖城一事而為他另編前傳,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講他的故事。貝里昂有分參與海廷戰役,而且幸運地逃脫,走到泰爾避難。「夏天時,[45] 他要求薩拉丁准許他到耶路撒冷接回妻子,他答應不帶武器並且在耶城只停留一晚。不過一到耶路撒冷,就被眾人懇求留下領導防禦,抵抗薩拉丁。但貝里昂是個言而有信的人,他覺得不告訴薩拉丁就留下來是不守信義的,於是他問薩拉丁該怎麼辦,寬容大量的薩拉丁准許他自由選擇,如果他覺得該留在聖城,持干戈以衛社稷,那就去吧!而當貝里昂全心全意組織耶路撒冷的城防,沒法照顧妻子時,薩拉丁居然還派人護送她回泰爾。」[46]
不過貝里昂並沒有如電影中所說,冊封所有男士為騎士(萬一防守成功,以後「通街騎士」就麻煩了)。原來當時城中只賸下兩名騎士,所以他將所有十六歲以上的貴族後裔及三十位中產階級(bourgeoisie)冊封為騎士。[47] 不過聖城居民沒有電影中那麼上下一心,尤其是城內的東正教、雅各派等東方基督徒都傾向於薩拉丁──特別是教士們,因他們平常飽受法蘭克教職人員的歧視和壓迫。圍城開始前不久,這些教士已應允薩拉丁的參謀做「無間道」,一旦西方人死命不投降的話,他們就會開門起義。[48] 真正的歷史並沒有那麼激動人心。
保護聖城之戰後,貝里昂當然沒有走去法國當鐵匠,不過他所有領地在海廷戰役後都被薩拉丁佔領,只能與家人逃至的黎波里,以後發生的事,已與《天國驕雄》無關,就此打住。
最後還要一提的是哈克略(Patriarch Heraclius)。咦,哈克略是誰?你不知道很正常,因為他在劇中連名字都沒有,他就那個整天都遭人輕蔑的主教:鮑德溫四世臨終前不屑向他告解;蓋伊夠膽無緣無故把劍架在他勃子上;而且他又愛說笨話,貝里昂跟薩拉丁談判前,他竟叫貝里昂「假意改信伊斯蘭教,將來再悔過」,即時遭對方反唇相譏。這些都明顯是創作者虛構的。不過歷史中有關他的記載,都是由其敵人記下,所以也真的沒幾句好話。[49] 只是在那個年代,個人得失即使蓋棺也無法定論,[50] 這裡只想指出他並不如劇中所塑造的窩囊。
海廷戰役後,薩拉丁曾建議只要耶路撒冷和平獻城,居民就可攜帶個人財物離城,孰料耶城的代表拒絕,明言絕不放棄這救主為人類捨身之城。貝里昂回城接妻子走時,就發現哈克略主教正與其他人在預備防禦事工,而不是如電影所言,打算快閃,由得百姓遭殃,並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當時哈克略他們苦無可信任的人當指揮,就嚷著要貝里昂留下。[51]
待耶城守不住時,士兵覺得與其被殺,不如突圍而出。但哈克略卻勸他們不要這樣,否則就會讓餘下的婦孺被賣為奴、被迫叛教,他無法祝福這種有違信仰的行為。貝里昂也支持他,他就幫助貝里昂與薩拉丁談判。[52] 電影中沒有提到薩拉丁要求每人都皆須付錢贖身──成人十塊金幣、婦女五塊、小孩一塊,否則淪為奴隸。贖金不算過分,但對窮人仍是困難。貝里昂和哈克略就為窮人籌錢贖身,又要求減價與特赦,最後加上薩拉丁及其兄弟的寬待,約六萬被俘的基督徒中仍有一萬五千人淪為奴隸。貝里昂和哈克略只好帶著最後一批人離開耶城。[53]
〈五、當代意識vs.歷史意識〉
至此,我們已大致將《天國驕雄》與歷史的一些重要差別提出,這些差別,到底想讓觀眾產生一種怎樣「借古諷今」的認知呢?就以上所提的,我想最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穆斯林之所以發動恐怖活動,乃是對西方霸權國家(尤其是美國)不斷打壓伊斯蘭世界的反擊。
第二,不拍獅心王對薩拉丁,是想表示雙方並非勢均力敵。西方國家若不斷打壓伊斯蘭世界,將咎由自取。
第三,美國政府由一群好戰者主導,當中的主和派根本發揮不了作用。
第四,美國政府需要一股新的力量介入,但這股力量不是為了保衛美國,而是為了保衛人民。[54]
第五,建制宗教是腐朽的,人須按良心行事。
先聲明,本文不作任何現實的政治評論,所以不打算逐點回應;這裡只關心該片「借古諷今」的「古」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上文其實已邊敘邊作了簡單的回應,以下再作一些宏觀的補充:
(一)穆斯林純屬無辜?
十字軍東征是一件充滿歷史吊詭性的事件,雖然十字軍劣跡斑斑、濫殺無辜,但若說十字軍是侵略者,七世紀征服耶路撒冷的穆斯林何嘗不是侵略者?他們也對該城非穆斯林居民構成迫害和額外的負擔,入城之初即禁止基督徒向穆斯林傳教,卻又不准限制子女改信伊斯蘭教,一些宗教活動都受到嚴格限制,連建築新教堂以至維修舊教堂都不可以。[55] 後來還「毀壞基督教堂的外部標誌,禁止夜間祈禱,並日甚一日地加重賦稅,[對]教會的人也不例外」,[56] 以至出現穆斯林殘殺到巴勒斯坦朝聖的基督徒的事件。[57]
何況,十字軍東征除了要拯救聖地的基督徒外,還要遏止伊斯蘭勢力的西侵。而西侵,正是伊斯蘭擴張勢力的必然趨勢,在十字軍東征之前,西班牙為了抵抗穆斯林,已進行了百年抗戰,所以有論者認為十字軍東征只是這場戰爭的延續與擴大。[58] 早在1095年3月的大公會議上,希臘皇帝阿里克蘇斯.康南努斯(Alexius Comnenus)的使臣便勸告在場者:要在亞洲的邊界將蠻族擊退,否則就會與他們在歐洲的腹地遭遇。[59] 因此,只看十字軍東征,不留意穆斯林的西侵,並不全面。
(二)建制宗教vs.騎士精神
該片對信仰,尤其是建制宗教,相當不存好感,它想宣揚的是「完美的騎士精神」(perfect knight)。[60] 它將將騎士精神去宗教化,或者說,變成人文主義的宗教,片中David Thewlis飾演的醫院騎士說了一句可圈可點的話:「我對信仰可沒信心。」[61] 然後批評許多人以宗教之名行惡,接著便提出神聖就是「見義勇為,除強扶弱」[62] 的騎士精神,認為上帝以我們平素所言所行來判斷我們的善惡。[63] 這種論調乍聽之下容易令人受落,不過若考諸歷史,便會發覺情況更加複雜。
騎士制度是日耳曼軍事上的入伍習俗,本源於封建好鬥的精神,卻為教會所抓住機會,裹以宗教的形式及信譽,讓騎士發誓誠實、保護弱者、重建正義、改革習俗、保障教會、保護窮人。「在那個時候,只有教士才這樣想到人們的責任與相互關係。」[64]
中世紀騎士本就具野蠻作風,阿拉伯人見到十字軍的粗魯殘酷,也大受震驚。我們既可說騎士假宗教之名行惡,但事實上卻也是宗教使騎士的野蠻作風得以緩和,將一些騎士引向正途,沒有走向更殘暴之途。只是「馴化」的過程不見得很順利,甚至倒過來污染了宗教。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聖戰」的觀念上。面對中世紀頻繁的戰爭,教士欲建立「上帝的和平」,在某些時期內禁止戰鬥,但始終無法制止戰爭,教會便賦予戰爭宗教意義。[65] 「一種確認戰爭是『正義』戰爭的複雜體系慢慢地建立起來。希波的奧古斯丁對此發表了大量的看法,他解釋道,一個人的財富和土地被盜,他有權利將它們討回,但是,這不同於為了擴大地盤而發動的戰爭,這其中根本的原則是,合理的力量可以用來維持秩序。」[66] 結果到十一世紀後期就出現了「聖戰」的思想,以「參加東征的騎士是悔罪之人,他身背武器為上帝服務,用犧牲的愛來獻身盡職」,[67] 甚至提出「若欣然踏上征途,保證罪得赦免,並可得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68] 這種偏差的神學來。
宗教本欲將人間的罪惡導引向善,卻得出吊詭的結果:一方面真的緩和了人間罪惡;另一方面卻又讓罪惡有新的藉口,甚至倒過來玷染宗教。於是,宗教與罪惡、偽善就變得糾纏不清。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當我們除去宗教,讓騎士精神自行發展,她真的會走向更美更善之途嗎?人類的良心,真的可靠嗎?會不會有時候,宗教也是一種「必要的罪惡」?
〈六、結語:另一種說教?〉
初次看《無間道》,覺得它劇情奇譎,怎麼黑社會分子竟進入警隊當臥底,而且當上警司?後來看李登輝的生平,才發覺現實比電影更奇譎:台獨、親日分子竟進到國民黨,而且當上黨主席兼總統。人生如戲,但戲原來並不如人生!
《天國驕雄》的戲情算是豐富,它想傳達的信息也無可厚非(縱然不一定能同意),整體而言,它頗有「說教」的意味。其實,「說教」也沒有甚麼不好,重要是這個「教」對現實是否有足夠的解說力,是否把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簡化了。當我們將歷史與電影橋段比對後,就會發覺創作者所想說的「教」,處處捉襟見肘。
影片想宣揚的「騎士精神」,說穿了就是西方的左派思想:反美、反建制基督教、和平主義、種族共融、扶助弱勢。先不論其得失,但將故事放在那個真實的歷史場景中,就覺得很有意思:貝里昂是建制中的建制;哈克略主教保衛平民有功;薩拉丁是仁主,卻也饒勇善戰,南征北伐,覬覦聖城;聖城防衛戰真的是為了「保護這些石頭」,而不是為「城內萬千百姓」而打的;防衛戰中不單沒有人人獲冊封為騎士,更有人早就立定心志要當「無間道」。
相對於歷史,意識形態其實是一種簡化,雖然它看起來很豐富。電影中的聖城防護戰恍惚是一種種族共融、人人平等的保衛家人之戰,結果觀眾看起來只是貝里昂一個人的戰爭,英雄主義得很,主題反而不彰。當意識形態主導了故事,就容易將人物與歷史描繪得太過平面,《天國驕雄》即有此問題,無論是對貝里昂或十字軍而言。
還有一點很吊詭:貝里昂不願娶西碧拉為妻以承繼王位,是因為要這樣做就要先處決蓋伊和擁戴蓋伊的騎士,貝里昂認為這有違仁義而拒絕了。雷蒙三世批評說:「耶路撒冷不需要完美的騎士。」西碧拉也說:「成大善者不拘小惡。」貝里昂最終的確成了電影創作者所景仰的「完美騎士」,還有人跟貝里昂說這證明了「上帝愛你,否則你怎能做出你所作的」。好吧,我們算算成就一個「完美騎士」的代價:海廷戰爭死了一萬多人、耶路撒冷王國毀了、耶城防衛戰死傷無數、居民無家可歸……。在戰爭的年代,這種帶少少矯情的「騎士精神」,到底是「可歌」,還是「可泣」?
文章的起首提到,十字軍的歷史太過複雜,任何嘗試以某種既定立場來詮釋這段歷史的做法,都難免捉襟見肘。看來,我們只能透過反證別人的詮釋來了解十字軍更多一點,或者說,了解那個「詮釋」更多一點。
[1] 朱光潛:《克羅齊的歷史學》,轉引自於沛:《如何看待「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光明日報》(出版日期不詳),〈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7/49163/4239020.html〉(上載日期:2006年3月27日),下載日期:2008年2月10日。
[2] 威爾杜蘭著,幼獅編譯部編譯:《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世界文明史之十二,四版(台北:幼獅文化,1980),頁247。
[3] 「對威尼斯人來說,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特別顯示了一種赤裸裸的商業目的。他們要求東征者洗劫君士坦丁堡,以換取通航的好處。」G. R. 埃文斯著,茆衛彤譯:《中世紀的信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11。
[4] 丁果:〈(二)十字軍東征研究的歷史經緯〉,《丁果論壇》,2007年1月4日,〈http://dingguo.typepad.com/dingguolun/2007/01/post.html〉(下載日期:2008年3月1日)。
[5] 丁果:〈(二)十字軍東征研究的歷史經緯〉。
[6] 丁果:〈(二)十字軍東征研究的歷史經緯〉。
[7] 華爾克著,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十版(香港:基督教文藝,2005),頁391。
[8] 本片導演剪輯版多了西碧拉兒子鮑德溫五世在位的一段歷史,戲院版將這部分全部刪掉,直接由鮑德溫四世跳到蓋伊當王,削弱了其歷史感。本文的討論以導演剪輯版為準。
[9] 本文各歷史人物及地名有不同譯名,為求閱讀上的方便,所有引文的譯名皆以本文所採用的譯名統一修改,不另作註。
[10] 不過,海珊暴戾成性、拉登傷害平民,跟薩拉丁的光明磊落、仁厚謙卑,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11] 由於電影是集體創作,這裡以「創作者」一詞概括參與故事創作的人,當中以導演與編劇為主(編劇William Monahan在從該片的附加光碟提及,有些劇情和角色塑造,是電影公司要求他修改的)。
[12] 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26–227。有關的儀式及宣誓內容,可參基佐著,沅芷、伊信譯:《歐洲文明化的進程(第四卷)》(香港:牛津,1995),頁117–122。
[13] 轉引自阿敏.馬洛夫著,彭廣愷譯:《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初版二刷(台北:河中文化,2006),頁203。
[14] 蘇丹(Sultin)是回教世界君主或統治者的稱呼,這裡指薩拉丁。
[15]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3。
[16] 薩拉丁的參謀兼書記伊馬丁.阿斯法哈尼(Imadeddin al-Asfahani)對此書的記載,見於阿敏.馬洛夫著:《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199。不過電影中無法表達出奉上冰水,原來是「作為寬恕的保證」,見威爾杜蘭著:《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65。
[17] 愛德華.吉朋著,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台北:聯經,2006),頁80。
[18] 值得一提,該片的首席學術顧問Hamid Dabashi,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伊朗研究及比較文學教授,其個人網址為〈http://www.hamiddabashi.com/index.html〉。
[19] 例如2007年上映,由羅拔烈福導演的《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s),就根本在論政多於演戲。
[20] 例如薩拉丁說會派私人醫生去照顧鮑德溫四世的情節,就應該是將1192年他派遺私人醫生去照顧獅心王理查的故事挪前套用在鮑德溫身上,以示薩拉丁仁主的作風。又如鮑德溫跟薩拉丁談判後,走去懲治雷納那一場,大概是將二十幾年前拜占庭皇帝曼紐爾教訓雷納的場面挪後,那時雷納也是「赤足襤褸如乞丐般的請罪於曼紐爾帳下」。這些都屬於塑造人物個性的合理而有意義改動。前者參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70;後者參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162。
[21]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斷背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參王礽福:〈惆悵斷背山〉,《校園》雙月刊48卷第3期,2006年5、6月號。
[22] 雖然雷蒙三世一再警告不要出兵,但蓋伊仍堅持在盛夏出兵,而且沒有沿著水源行軍,又兩度扎營在無水的平原,致使十字軍未正式交鋒已潰不成軍,結果遭到滅頂之災。杰弗里.雷根著,陳海宏等譯:《人類陸戰史上的重大失誤》(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85–89。保羅.K.戴維斯著,張軼西等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場決定性戰役》(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6),頁163–170。
[23] 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6。
[24] P.H. Newby, Saladin in His Time(London: Phoenix Press, 1983), 80–82.〈鮑德溫四世〉,《大英百科全書》,2008年;《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2008年2月21日,下載自<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92224>。
[25] 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70。
[26] 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4。
[27] 吉哈德思想強調三點:「一、法蘭克人和回教徒之間有很深的鴻溝;二、抗議當時的人對此事實無動於衷;三、號召進行聖戰。」後來努爾丁(薩拉丁之前的伊斯蘭統治者)另外補充兩個概念:「第一,耶路撒冷和聖地有著無比神聖的地位;第二,吉哈德的首要工作,乃是恢復近東回教國家的政治統一。」Georges Tate著,吳岳添譯:《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台北:時報文化,1996),頁88–89。
[28] 〈鮑德溫四世〉。
[29]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2。
[30] 摩蘇爾及阿萊普的民眾一直支持曾吉派,而曾吉派則意圖篡薩拉丁的位;法蘭克人也不惜一切代價來防止曾吉派失敗,他們知道,倘若曾吉派失敗,薩拉丁就會壯大,成為無法打敗的對手。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頁98–99、102。這樣的政治形勢似乎更合理地解釋薩拉丁的休戰考慮。
[31] 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頁102。
[32] 杰弗里.雷根:《人類陸戰史上的重大失誤》,頁85。
[33] 杰弗里.雷根:《人類陸戰史上的重大失誤》,頁85。
[34]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2。
[35] 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6。
[36] 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頁108–109。
[37] 有關鮑德溫五世的劇情,只在導演版出現,而且處理得很有戲劇性,說他也患上痲瘋病,西碧拉為免他日後承受跟自己兄長同樣的身心折磨,便趁他睡覺時用水銀灌耳毒死。史書沒有記載他的死因,但吉朋說他「很可疑的去世」(《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6);《大英百科全書》更說「這個小國王可能被蓋伊毒死」,〈蓋伊〉,《大英百科全書》,2008年;《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2008年2月21日,下載自<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83091>。
[38] Wikipedia, “Patriarch Heraclius of Jerusalem”; available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arch_Heraclius_of_Jerusalem > (accessed 1 March 2008).
[39] Wikipedia, “Balian of Ibelin”; available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lian_of_Ibelin> (accessed 1 March 2008).
[40] 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頁110;保羅.K.戴維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場決定性戰役》,頁166。
[41]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192。
[42]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161–162、190–191。
[43]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191–193。
[44] Wikipedia, “Balian of Ibelin”.
[45] 海廷戰役發生在1187年7月4日,而薩拉丁圍攻聖城則始於9月20日,其間相隔兩個多月,而非電影中的四、五天。
[46]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2。
[47]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2,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lish East, 1100–11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464.
[48] 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2–203。
[49] Wikipedia, “Patriarch Heraclius of Jerusalem”.
[50] 好像專門掠奪、屠殺的雷納,就據說「拉丁人對他的生和死都極為欽佩」。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8,註39。雷蒙三世因曾跟薩拉丁結盟,便被吉朋批評為「變節分子」。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77。
[51]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2, 463.
[52]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2, 464. Wikipedia, “Patriarch Heraclius of Jerusalem”.
[53] 維基,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65–266。阿敏.馬洛夫:《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頁203–205。
[54] 貝里昂在防衛戰前說:「我們守衛城池,並非為保護這些石頭,而是為城內的萬千百姓。」
[55] Art of the Pact of Umar, 引自郭偉聯:〈教會歷史(二)〉,講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年冬)。
[56] 丹.巴哈特、沙龍.薩巴爾著,王立新、石梅芳譯:《耶路撒冷3000年:石與靈》(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125。
[57] 余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再版一刷(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2002),頁49。
[58] 這是歐德曼(Carl Erdmann)在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提出的觀點,參丁果:〈(二)十字軍東征研究的歷史經緯〉。
[59] 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六卷)》,頁3–4。
[60] 雷蒙三世跟貝里昂初次見面時問他父親對他有何囑咐,貝里昂說:「當個好騎士。」後來貝里昂因不想蓋伊及擁戴蓋伊的騎士遭到處決,而拒絕帝位時,雷蒙三世說: “Jerusalem has no need of a perfect knight.”貝里昂回答說:“No. It is a kingdom of conscience or nothing.”
[61] “I put no stock in religion.”
[62] “Holiness is in right action and courage on behalf of those who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
[63] “By what you decide to do every day, you will be a good man or not.”
[64] 基佐:《歐洲文明化的進程(第四卷)》,頁122。另參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26–235。
[65] Georges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頁30–31。
[66] G. R. 埃文斯:《中世紀的信仰》,頁101。
[67] G. R. 埃文斯:《中世紀的信仰》,頁105。
[68] 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的演說辭,轉引自威爾杜蘭:《黑暗時代與十字軍東征》,頁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