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千禧年直到現在的時間軸，算算快二十年，覺得這段時間台灣文壇普遍瀰漫著一股灰撲撲的厭世氣氛，寫作的格局小、孤獨、微觀，要不然就是作者群太鍾情於展現恐怖效果，結果往往沒嚇到讀者，徒留很多對篇章字句的問號。
坦白說，作為一個讀者，我對台灣文學這樣的走向是很不喜歡、很不滿意的。所以，這麼久以後看到快十五年前出版的《縫》，我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沒錯，它的套路跟上述的那種「文壇風氣」很像，但是，都是真的有情感／關懷／控訴的主題為基底，所以這些短篇故事就不只是單純的詭奇、怪誕。也由於它的寫法頗為個人、幾乎靠近私小說的光譜，所以通篇看完，像是看見一個本該天真的男孩子，如何在這個扭曲的現代社會長大。
小學被鄰居施暴、霸凌，試著在家庭找尋溫暖；中學被升學主義主導的校園、家庭壓迫成一個個失去生命氣息的怪物；大學對同性情感茫然無措、進而到當兵時只是為了掙一天休假而奮力的虛無；到了出社會，變成只好販賣自己情感求生存。
好作品在讀的過程中都會看出蹊蹺，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你急著想知道下一頁怎麼了。他的故事在這種迫切感的營造表現出色，故事雖短，卻也都短得恰到好處。
《縫》是格外耀眼的同名作，短小精練。起初以為就是要寫夾縫、社會的縫隙，後來發現原來是個有意思的雙關，縫也可以念成縫ㄈㄥˊ，縫合兩種物質的逼迫感，因為主人翁家裡是做西服的，主角父親拿著大剪刀發瘋的景象也很經典。張耀升自己說讀了他的小說後會「想太多」，接著會「對整個環境與自己的存在感到噁心」，後下小結說這是「無邊無際的現代主義焦慮」。
《螳螂》有真情與無奈，《敲門》是焦慮與虛無，值得玩味的是《藍色項圈》和《友達》兩篇的參照對比，同樣一則故事，卻分別揭露不同真相，藍色項圈的象徵簡單又鮮明，達到顯著的恐怖片效果，讓人感覺像在看日本恐怖漫畫。
張耀升的作品裡面常流露著一種「人類就像蟲蟻一樣」的意識，那跟我的想法很合拍，我相信膨脹自我不能幫助我們看清世界本質，也認為不是「凡事總會變好的」這樣安慰自己就是好的。像他說的，「將黑暗寫出來」本身就是一種出口──或不用這個詞，總之是個方式，是我們還表現出與世界溝通、向世界投石的方式。
最後，分享這篇我很喜歡的專訪（原來是因為《縫》出新版我才有幸知道這樣的舊作），節錄作者說的：「 面對真實事件，再把它寫成小說，寫的過程裡因為觀點受到侷限，它就一定會偏離真實，所以只要下筆，不管如何寫實，它就是假。要逼真，有時需要適度扭曲，把某個主題凸顯出來，才會比真的還要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