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與 2018 年的新舊之交，黃錦樹通過「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發表了〈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甚麼？〉一文。言詞銳利、語調強烈，不由得令人想起多年前，張錦忠對其參與，或挑起論戰時的側面描繪 — — 「發揮紅衛兵本色放火燒芭」[1]。這誠然是極為貼切的形容。因論戰一事，固然可以是理性的交流或細緻綿密的長談，但黃錦樹所擇取的風格，卻更像一把人為的大火，意圖將土壤上原有的花草樹木燒光殆盡。以破壞之方式，圓創造之慾望，也將鄰近的閱聽者和相關學科的從事者，盡數捲入這場情緒化的颶風之中。
正視政治之必要
不同於二十多年前，〈馬來文學「經典缺席」〉一文的寥寥千字，〈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下簡稱為〈這〉）一篇的體量更加浩大，以超過一萬五千字的篇幅，與亂針刺繡式的論點鋪陳，去批評近年來蔚為風潮的史書美及其華語語系理論。然而，黃錦樹的文章雖卷帙浩繁，卻在學術化的語彙和言說之間，夾置了許多並不那麼學術的牢騷（與忍無可忍的真心話）。諸如相信華語語系理論終有浪潮消退之日，並預言「難保這些學術剛起步的同鄉晚輩不會被曬成沙灘上的爛魚死蟹」，對此表達了「擔心」之意。又或者，覺得「Sinophone」比起「華語語系」，更應該被譯為「賽呢風」，只因為「閩南語的讀者都知道這個『賽』字一向是死北夠力」，僅此而已。其餘的，像是稱史書美為「史大嬸」和「史書書美」，抑或將其觀點形容為「別人家的孩子『英年早逝』，當然不如自家的愛犬『駕鶴西歸』令人傷懷」以及「慣於搶佔弱勢者位子，美其名為弱勢發聲，卻比較像是搶佔殘障停車位」等。一連串沒有太多邏輯與輕重，而其實也並不幽默的戲謔攻擊，錯落於文本的字裡行間。憤憤不平的強烈情感凌駕了一切，相互尊重的基本溝通前提，便也始終處於能見度的極限以外。故而，此文看似難讀，其實易解。並且，看似理性地步步為營，實則為不斷滲透的感性情緒所役使，與今年冬天溼冷無垠的氣候不謀而合，皆無聲無息地漫溢入城鎮的腹地，與人類的軀幹之中。
〈這〉文共分為三節。首先，黃錦樹以方言之為方言的學術基礎，華文之為華文的歷史依據，論述「華」、「中」、「漢」三者「本就可以互換」的共通性，將之視為約定俗成、已有共識的修辭方式，而非問題化與深入論述的對象。他強調，「方言之為方言，針對的是活著的方言社群的日常生活用語」，這是既存的事實，也有一定的前行研究之積累，不該貿然上升至政治層次。
然而，在諸多語言的選項之中，為什麼只有極少數者會雀屏中選，成為一個國家的「國語」呢？擇取的機制、推行的教育制度，乃至於後續的社會階級晉升管道，在在都與政治有關，也皆為政治操作下的產物。正因與政治有關，故其餘落選的語言們，往往不會得到與「國語」同等規格的待遇。不是成為官方論述中附屬於主流語言的「方言」，就是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少數族裔語言，更甚者，則被貶抑為凝聚國族意識的阻礙與離心力之來源。像是戰後初期的台灣，國民政府來台後雷厲風行「國語政策」，無視福佬、客家、原住民等日治時期被殖民者與島嶼原居者的各式語言，也直接導致了世代之間滅絕式的母語斷層。又像是新加坡的人口明明以華裔和馬來裔居多，但卻基於貿易的需求，而強制性地獨尊英語，無意識地內化了前任殖民者的語言。以及馬來西亞於1965年獨立建國後，在國家機器的支持下，「馬來民族主義者的種族暴力具有正當性，它構成了一切不平等法案的潛在政治基礎」[2]，於是，華文教育便只能由民間艱難地推行，學歷證書更不受官方所認可，而馬華文學，則被永遠地排除於「國家文學」的定義之外，僅可屈居於次等的「族裔文學」。
政治無所不在，端看我們願不願意去正視。於此同時，擁有學術傳統與前行積累，並不代表學科本身就沒有問題，也並不意味著不能夠進行反思。所謂「方言」，並非被無理地「『昇級』為『華語』」，而是因為本身即是一個擱置了權力關係的、充滿缺陷的修辭，故被提出與論述，並重新正名為「華語」。這在史書美的專書中，已有足夠詳盡的說明。同樣地，「華」、「中」、「漢」三者的定義轇轕，使語言文字等文化類別，常無條件地與國籍、種族及國族認同有所掛鉤，將所有使用「華文」、「華語」者，都化約為「中國」與「漢族」的主體代言人，即便情況時常並非如此。這也是《反離散》一書中反覆強調的論點之一，即「使用某種和中國有歷史同源關係的華語，並不必然需要和當代中國產生關聯」[3]。遷徙的過往、政治的處境，以及異地已成故鄉的現實，都必須被尊重與納入考量，概念的重新梳理與運用也有其必要。這也正是為何，張錦忠和黃錦樹的「華文文學」，以及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最終都捨「中」、「漢」而就「華」的原因。
華文文學 vs 華語語系
此外，雖則黃錦樹對史書美進行指控，認為她的華語語系概念，是「改頭換面的挪用」黃錦樹自己與馬華研究同行人「多年來一步一腳印建構起來的華文文學論述」。但此一嚴正指責，實則缺乏論證與可信度。這不只是因為兩者術語發想與理論建構的時期幾乎同步[4]，也不只由於所處理的個案與關懷場域大不相同（華文文學十分重視馬華文本，而華語語系最初則以「香港、台灣或美國」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更重要的是，「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在論述開展前的概念建構本身，便已大相逕庭。
簡而言之，「華文文學」以文字作爲界定範疇的標準，它將使用華文書寫的台灣文學、香港文學、馬華文學等皆包括在內，看似邊界清晰，但實則範圍並不明確。黃錦樹在〈這〉文裡提及，「從中文文學中排除掉中國文學，那就是華文文學」，但我們在鍾怡雯的《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一書裡，卻也看見不少中國作家的姓名，更甚者，近期由陳大為、鍾怡雯兩位學者所編輯出版的《華文小說百年選．臺灣卷》，更「別出心裁」地將日文作品的譯本亦收錄其中，令人滿頭霧水。對內，是從華文到日文譯本的定義矛盾，以及研究對象「排除掉中國文學」與否的含糊不清。對外，在企圖統整並納入台灣文學的同時，「華文文學」及其理論，由於「世界華文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等後起論調的蓬勃發展，因而身不由己地，逐漸陷入被自恃為「中心」與「海內」的中國文學所收編之危機。
與之大異其趣的，史書美的華語語系，同時以語言和文字作為依歸，「顯現聲音和書寫上的多語性及多文性」（P.20）。那意味著混雜與變動的性質，也預示了徹底在地化、從而完全消逝的可能。前者是學科本身終有盡時的緣由與起點，「華語語系是一個變化的群體，處在一個過渡的階段（無論它持續多久），不可避免地進一步與當地全體融合，進而成為當地的構成部分」（P.48）；後者則是在「離散」的前提下，終結外來意識、邁向在地共同體的現在進行式與其必要性，意即所謂的「反離散」。例如雜處於多族裔與多文化社會中的馬來西亞華人，所熟悉的除卻北京官話、粵語、福建話、潮州話等各種華語之外，可能還有馬來語、英文和印度文，而當他們書寫時，這些語言將交纏揉合成一系列具有在地特色的詞彙、文法及行文習慣。另外，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或寫作者，對於陳培豐於其《想像和界限 — — 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中所描繪的，日治時期多語異文相生共存的景象應當不會陌生，進而，戰後河洛話（台語）與北京話（國語）[5]的相互影響，以及客家話和各種原住民族語的若隱若顯，不但都是尋常景致，也確實催化了文字的創新與實踐。不管是台灣或是馬來西亞，語言文字的原材料，都始終處於吸收、內化及衍異的過程之中，也指向了截然不同的在地化進程，無論那是否等同於存續，抑或暗示著消亡。
此外，華語語系的涵蓋範圍，是「中國以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族群，以及中國地域之內的那些少數民族族群」（P.36）。其以書寫語言為依據，但不受族群所制約。這就意味著，一個作家不會因為身為華人，其作品就自動受到認證，被列入華語語系的研究範疇之中，例如以英文寫作的哈金，或以日文寫作的翁鬧。並且，非華人作家的華語文學作品，將不會被華語語系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例如夏曼・藍波安或瓦歷斯・諾幹等原住民作家的作品。
於此同時，華語語系與華文文學最大的區別，正在於前者並未試圖將整個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或馬來西亞文學都包括在其中。除了華語著作之外，台灣有日文及漢羅書寫系統的傳統，香港不乏以英語創作之作品，馬來西亞則亦有以馬來文、英文或印度文書寫者。因此，兩造間的從屬關係應當如此描繪：並非各地區或國家文學是華語語系的一部份，反而，華語語系是各地區或國家文學中的一部份。既是可供借鑒和調度的理論資源，也是橫向連結的基點與地緣網絡，表述為華語語系台灣文學、華語語系香港文學，以及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學。在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王德威的「華夷風」與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觀點其實並不相同。前者意圖包山包海，也將中國「包括在外」的思考方式，實則更接近馬華研究者們提出的「華文文學」理論範式，或可稱之為「華文文學2.0」。有關史王之差異，由於並非此文焦點，在此且不贅述。
繆葛的歷史，批判的理論
黃錦樹〈這〉文的第二與第三節，分別以「大陸殖民」、「定居殖民」及「反離散」等概念為中心，對華語語系所採取的立場與所批判的對象，進行不以為然的反駁。他一方面認為，中國不該被視為帝國，且境內擴張不該被視為「殖民」，因為那是「在列強虎視耽耽的晚清」產出的一種「瓜分老中華帝國的論述」，且無論是過去的清朝，抑或是當下的中國，實皆為「列強殖民活動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則反覆強調華人群體同時身為近代中國歷史的受害者與馬來民族主義的犧牲品，是苦難的象徵而非評斷的對象，也因此，梳理移民者多重身份的「定居殖民」和奠基於語言混雜現實的「反離散」，都一併被打成官方話語的共謀，前者被形容為「極其惡劣的血統論」，後者則被等同於文化的滅絕。
在此，有幾項邏輯上的基本謬誤需被提出：其一，受害者是否就不可能成為加害者？其二，與己方政治立場相異者，其言論與理論是否就可以被全盤否定？其三，前行研究甚少或幾乎沒有的論點，是否就沒有提出的必要，而累積了一定前行研究者，又是否等同於已取得學界的共識呢？上述的三個問題，只要略一思考便可想而知，其答案都是否定的。
黃錦樹其文的最大弊病，便在於邏輯層次的經不起推敲。在他的觀點中，「方言之為方言」有其研究基礎因此必然屬實，而「中國之為帝國」由於缺乏「堅實的學術論辯」故而不該信以為真。然而，這不但明顯忽略了「方言之為語言」亦不乏語言學、社會學乃至歷史學領域的論述產出與論點擁戴者，也實則無視了從《視覺與認同》到《反離散》裡，洋洋近百頁的帝國相關詮釋與資料引用。其次，黃錦樹強調新清史的論調有與「美國這種新型態的帝國殖民『共謀』之嫌」，故不足以觀之。但此一說法，顯然失去了論述的客觀距離，並將政治的功能視為本質，使之凌駕於學術的建構之上。最後，在黃錦樹的筆下，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毫無翻轉之可能 — — 遭受列強侵略的古老中國，以及在戰火肆虐下移民南洋的數百萬華人，兩者不但都是受害者，而且是永遠的受害者。但這樣的判斷，明顯是有問題的。我們除了要認知到華人難民離鄉去國的身不由已之外，也必須意識到，大批大批的南來華人，在持續不斷的歷史時空下，對於當地原生居民的根深蒂固與無遠弗屆之影響。同理可證，我們看見了列強對晚清的侵略，但於此同時，也不能忽視現今中國對境內少數民族的高壓統治與文化入侵，還有對境外鄰國的主權擴張及軍武威脅，其實已明顯複製帝國中心的殖民主義機制。
雖然有過於理想化，以及實際操作起來頗為困難的問題存在，但我認為，華語語系的立意卻是值得肯定的。它試圖將弱小族裔的文學產出、社會現實與政治處境縫合在一起，進行全景式的觀照，同時也橫向連結各少數民族與弱裔國家，對所有帝國的、殖民的、中心的思想及主義，展開深刻的反思與批判。華語語系之為歷史（Sinophone as History），以及華語語系之為理論（Sinophone as Theory）的主要區別之一，便是在於批判性之有無。簡而言之，若將「歷史」視為實然，則「理論」所代表的即為應然，實然不等同於應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屠殺與文化滅絕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少見，但是，屠殺與文化滅絕是否合理或應該存在？答案是否定的。於此同時，迷信歷史有其弊端，因所謂的歷史事實，恆常只是將記憶選擇性地刪除或留下，並且消極地接受。這正是為什麼，王德威的「華夷風」論述，不但擱置了詞彙內部的中心／邊緣之權力關係，也總是在陳列諸般史學掌故後，復使文本歸於文本、美學歸於美學，彷彿政治不值一哂。這也是為什麼，黃錦樹在批評華語語系時，時常淪於失焦與偏頗。除卻並未意識到政治與學術的多面性之外，他也常以自身熱烈關懷的馬華文學做為起點與終點，將理論建構拉回了歷史陳述的層次，在字句和記憶的細節裡往復打轉，而難以產出有效的對話。
歷史不會自動具備批判性，因此，理論的轉化便有其必要，這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拆解既有的結構，也有益於深入拓展反身性的論述與對話。例如，華人移民至馬來西亞，以及國民政府於二戰結束後來台，這些都是歷史；但馬華文學批評馬來民族中心論，以及台灣文學抗拒中國文化的入侵與收編，這樣的切入角度，便明顯意識到權力的構成與批判的能動性。更進一步地，若是套用華語語系的論述系統和框架，則「多維批評位置」（multi-directional critique）亦將成立，意即，「華語語系群體超越了國族邊界，在面對他們原初國和定居國時，都可以持一種批判立場」（P.50）。這也就意味著，華語語系馬來西亞文學批評的對象不只是馬來中心主義，至少還有操弄著「同文同種」的政治術語、試圖收割「世界華文文學」資源的中國文學。而對於華語語系台灣文學來說，漢人對原住民的定居殖民、福佬沙文主義對其餘弱小社群及新住民的發聲位置強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台灣的宰制，乃至於中美兩大強國對於台灣內政的干涉等等，各種有形與無形的權力，在島嶼上方層疊交織，在在都是需要被梳理、闡述，乃至於批判的對象。畢竟族群是多樣的，語言是混雜的，而現實，也往往比我們想像得更為繁複。
往昔同路人及其洞見
倘若有人，先行閱讀了黃錦樹的文學創作與過往論述，再去看那篇將華語語系批評得一無是處的〈這〉文的話，那麼，可以想見的是，他必然會感到非常驚訝。這種驚訝，首先是在於文字風格的顯著分裂，其次，則在於論述位置的矛盾與不連貫。從《夢與豬與黎明》對於故鄉綿密悠長的懷想、《烏暗暝》的族群歧視與戰爭暴力的血淋淋側寫，到《由島至島 — — 刻背》所描繪的族群文化之傳承與滅絕，以及戰慄荒謬的馬華文壇狂想曲，再到《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裡，於艱難環境中浴血奮戰的一系列馬共故事。在題材的擇取與關懷的視角方面，黃錦樹是個始終如一的寫作者，他雖已離鄉數十載，卻猶心心念念著故鄉的一切，甚至十分感懷地認為，「那幾乎已是寫作的理由本身」[6]。誠然，有黃錦樹的地方，就有馬華文學，小說如此、散文如此，而文學評論與學術著作，更是如此。然而，在黃錦樹出版於2015年的論文集《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一書中，除卻對馬華群體、文化及歷史的關注和引述，可以稱得上貫徹始終之外，其餘的許多論點與切入視角，卻都明顯與〈這〉文相去甚遠。
在〈這〉文裡，黃錦樹質疑史書美將中國視為帝國的合理性與判準依據，認為此一論點比起學術，更攸關政治。但在《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下簡稱為《華》）中，他一方面指出張錦忠「複系統」理論的操作危機正在於中國陰影，強調「大中華文學論述者」亦有可能「沿用複系統理論，把大馬華文文學也收納為世界華文文學的次系統」[7]。另一方面，亦表達了自己對「海外華文文學」等分類方式的不信任感，直言「部分馬華作家在長期淪為國家文學的棄子或『罔市』之後，急於尋求中國學者的擁抱撫慰」，沒有警覺到「『海外』相對於中國，後者才是中心，且是永恆的中心」（P.76），故馬華文學即便被統攝進另一民族主義行列裡，也永遠無法擺脫邊緣與次等的位階。
無獨有偶地，黃錦樹雖然大肆抨擊了史書美的「反離散」願景，認為在地性的追求，不但預設了離散是一種原罪（即便兩者的關係並非如此），也背叛了馬來西亞華人為傳承族群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可是，他在收錄於論文集內的〈華文少數文學 — — 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裡，卻以認同的態度，引用了學者Ien Ang的文字，即「『中國屬性』將成為一個開放的意符，它與不同環境裡的華人（包括台灣的中國人）都能在當地建立新的混血身份與社群」（P.107）。其後也頗為平和地，陳述了在地化的必然性，認為「尤其是遺民或移民第二代，其經驗結構、情感結構勢必以其成長之地為主導」（P.201）。此外，黃錦樹一方面將「多維批評」駁斥為語言辯術，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華》書中的〈馬華文學的國籍〉裡，卻又讀到了他以馬華群體為座標的世界格局多維分析，即「在多元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族裔，其文化之生存，不只與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鬥，還時時與國家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近身肉搏」（P.230）。這濃厚的既視感從何而來，想必已無需贅述。
平心而論，黃錦樹往昔的觀點，與史書美的呼應之處其實不少，不但皆對既有的大中國論述予以質疑、重視各弱勢華語區域或國家間的溝通與交流，也同時理解並尊重土著化的趨勢。兩者之所以會漸行漸遠，除卻因為兩造論述中「文學／政治」、「現實／現代」的比重十分懸殊之外，想必也與對學科前景的期待不同有關。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史書美選擇正視政治因素的無所不在，鼓勵各區域或國家橫向連結、自我內省與抵抗中心，從而勾勒出了全球性的華語語系之願景。但黃錦樹所追求的，卻是「把文學從民族國家中拯救出來」（P.206），落實為在地華文文學的建構，乃至於超越世俗國界限制的、「無國籍華文文學」之可能性。這樣的未來草圖看似浩大，然而終歸是一種「以自身區域為中心的研究，野心沒那麼大，因此沒有整合的問題」（P.79），也對於試圖將之整合的其他概念及理論範疇，始終懷保著警戒。
最後，黃錦樹的〈這〉文，雖然充斥著許多情緒化的字眼，卻也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像是他通過陳述自身經驗（「黃某離散在台，不是應該在台灣『終結離散』？」），揭露了父輩和子輩的雙重移民情境下，「反離散」機制潛在的運作困難。此外，藉由馬華族群的次等公民處境，以及馬華文學、教育的艱難生存，黃錦樹質疑了馬來西亞被斷定為「定居殖民地」的合理性，也的確讓我們不由得深思，人數雖為國境內第二多，但卻始終未曾握有政治實權的華人群體，是否真能擔起「定居殖民者」之名？而將馬來西亞與台灣、新加坡等地類比，又是否太過武斷呢？此外，對現行分析文本個案數不足的觀察、對「中國本土」概念出處的嚴謹考察，以及「張貴興是福克納的讀者」此一情報的提供，在在皆顯露出黃錦樹雖道史書美之書「只需略讀」、「不會有甚麼助益」，卻也為撰述此文下了不少功夫。這些文字沙群中的珍珠，故而仍應當被看見。
「對某些人而言，生命就是苦熬，即使我們的世界並非亂世，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地獄。」[8]這是黃錦樹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焚燒》的序言中，對於他們那代早衰的五年級生，所發出的感懷之語。作為一個在地理上同樣身處於華語語系的觸及地帶，舉目所及的社會現實與政治處境等面向，也同樣面臨著被大國民族主義收編及同化的研究者。在初次讀到黃錦樹的〈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一文時，最大的感受卻是錯愕，而且是物理層面的錯愕感。那彷彿像是操縱著遊戲人物進入平和的城市，卻沒由來地開啟了攻擊模式，而並未意識到，此地根本不是自己的戰場。是的，帝國主義是你的戰場、馬來中心論是你的戰場，但華語語系絕非如此。帝國主義是無孔不入的宰制，馬來中心論是無法逃避的生存現實。可是，華語語系永遠無法有效地打壓你，因為你大可拒絕它，就像遊戲中的勇者，會選擇更為稱手的武器，也擁有選擇的自由一樣。
如果說今年冬天的嚴寒，是對於一整個夏季的反撲。那麼，黃錦樹激情憤慨的文字背後所潛藏的，實為對馬華文學的關心則亂，以及對華文文學研究領域的恨鐵不成鋼。我讀到了那些夾藏在字裡行間、反覆出現的前景焦慮感，並且，也非常能夠理解，研究一個你明明深愛，卻知道無法阻止其改變的地方，會陷入多糟糕的哀鬱與多巨大的無力。然而，沒有人有義務去消化你的情緒，也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這麼做。說來雖然殘酷，但事實就是如此。能對自身之焦慮及無力感負責的，永遠都只有身處其中的自己。不只因為我們皆孤獨著來，也將孤獨地去，更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戰場，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地獄。
[1]黃錦樹：《焚燒》（台北：麥田，2007）。頁4。
[2]黃錦樹：《焚燒》。頁172。
[3]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頁40。因引用次數較多，故除特殊情況外，下文將於引文後直接標示頁碼，不另闢註解。
[4]皆為2000年前後。黃錦樹詳該文內文，史書美的部分，則見於《反離散》的訪談附錄，頁268–269。
[5]「台語」和「國語」都並非理想的用法，因為那預設了「哪種語言最能代表台灣／中華民國？」的問題，並提供了強制性的單一答案。且兩者，實皆難以避免漢人中心之思想。
[6]黃錦樹：《焚燒》。頁11。
[7]黃錦樹：《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50–1。因引用次數較多，故下文將於引文後直接標示頁碼，不另闢註解。
[8]黃錦樹：《焚燒》。頁14。
＊原文載於《秘密讀者》（2018年2月號），頁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