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劄記〕慢科學可能嗎?

Isabelle Stengers, “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A plea for slow science (2011)

一、

「慢科學」的呼籲肇因於一宗跟農業、政治和科學都脫不了關係的事件。一位名叫Barbara Van Dyck的魯汶大學教師,因為參與反基改馬鈴薯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而被學校以暴力反對科研為由解聘。校方的解聘也引起一班學者聲援抗議。身為科學哲學家,Stengers的工作並非揭露大學與企業同謀的暗黑史,而是由此事件尋思:如果過往(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知識的可靠性所依賴的機制(比如最重要的同儕審查)已然瓦解,是否仍有一絲可能,得以再造科學(與大學)的可靠性?

二、

Stengers以李比希(Justus von Leibig)開啟的實驗室化學為例談「快科學」(fast science)。李比希的化學實驗室示範了現代科學雙重區隔的機制:一方面與傳統化學技藝(《百科全書》中的化學家是被熱情驅動的狂人)區隔,大學化學生從此不再需要鍛鍊十八般技藝,以便操作如冶煉、製藥等在現實中既複雜又危險的化學實作,他們開始密集學習如何在受控條件下操作純化的藥劑與標準化的儀器;另一方面,儘管大學實驗室化學一開始就與化學工業共同出現,李比希卻主張科學的自主性,認為科學家對知識的追求不能受工業需求左右,否則將無法真正對工業有所助益(這一點是基於科學研究的線性模型而得出)。

「快科學」與「速食」類似,唯有以分工和嚴格控制的方式生產知識,才能展現其效力。但眼下的問題是,「知識經濟」要求大學研究者(迅速)展現其知識的產值,這使得第二道區隔(科學內部之研究不受產業期待左右)再難以維持。不過,Stengers給的建議並不是重建科學與工業的區隔,而是提醒科學家思考是否仍要堅守第一道區隔,即:科學是否願意重拾探究紛亂現實的老技藝?

三、

Stengers認為懷海德(Whitehead)在1930年代界定大學之任務時,即已注意到專家(professional)對科學研究的不良影響。懷海德對專家的批評,不在於抽象處理複雜事物或學科分化(這些是不可避免並有實質功用的),而是抽象與專業化的養成令科學家「欠缺平衡」:專業化訓練未能同時培養研究者習慣,令他們警醒於評估伴隨科學事實而冒出來的各種價值(甚至將科學與非科學之別等同於事實與價值之別),這使得科學家把專注力全放在其所屬學科所抽象出來的問題,以致當他們面對生命裡餘下的問題,就變得相當膚淺(從而也才會出現基改研究者發表「有了基改食物便能拯救飢荒」的天真言論)。

Stengers形容「快科學」之所以快,乃是科學家被訓練成走鋼索的夢遊者。問題是,我們可敢喚醒鋼索上的夢遊者?因此,倡議慢科學運動並不是要鼓吹(至少在當前環境處境下並不容許)閒散慵懶的研究氛圍(這也是許多人對慢食運動或小農實作的誤解),反而提出了頗為嚴苛的要求:科學家是否願意每一步都謹慎看待其研究成果所引發的一切前所未見且尚未有答案的問題?懷海德認為大學的任務在於創造未來,但對照當今必須設想末世來到的情況下,所謂的創造未來,比較無關乎知識增長或科技進步,而更涉及到未來所具有的不確定性。

四、

Stengers說她之所以向科學家「呼籲」,是因為科學家眼下似乎仍有選擇要做「快科學」或「慢科學」的餘裕(儘管青年科學家日益發現其信念與現實的強烈落差)。相對地,哲學家只能做「慢哲學」——如果不是這樣,哲學可否還是哲學?這樣說來,被迫成為科學之一支的哲學,能否免於「快哲學」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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