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达坂城新建集中营狱警的信

我叫Berik,我是达坂城新建集中营的狱警,我以前的工作是摄像师,就是拍婚礼的那种,之后2016年开始生意就不如从前了,2017年开始“盛行”当“协警”,我妈也劝我当协警,因为当时宣传时收入还可以,后来当了协警之后后悔了选这一职业,没有节假日工资也被经常扣,有些时候拖延几个月才发,每天24小时处在高度精神紧张状态当中,导致患上了失眠症。

2018年下旬我被派到达坂城新建集中营工作,因为我以前有拍摄经验,把我安排在了摄像头监控室,我负责夜班,说到我们监控室,其实我们背后也有摄像头对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能离岗、工作期间不能睡觉、不能乱走动”,双眼必须盯着摄像头的状况,如果有什么差错我们被忽略了,那我们也被受到处罚、轻的扣一个月工资,重的就一块儿“学习”。所以我们自己都觉得被关在囚室,而不是监控室。

囚犯们的每天日程是:
05:00 起床、在操场晨跑;
07:00 吃早饭;
08:00~12:00 上汉语教学课、政治课、法律课;
12:00~14:00 午饭、午休;
14:00~18:00 继续上课;
19:00 晚饭;
20:00~22:00 上自习;
23:00 整理宿舍、睡觉。

摄像头并不能全部区域都能照到,还是会有“盲点”,我们给囚犯们说过哪几个点是盲点,他们就在那里偷偷吸烟,烟也是偷偷弄进来的,一旦发现也会被受重罚,刚开始集中营管理有点严格,后来大家也慢慢适应了。

我们有个“夫妻室”,就是囚犯们的爱人们定期可以单独见面“办事儿”,有一次冬天有个囚犯跟他老婆见面之后被关进了禁闭室24小时,也取消了见面机会,原来是从暗藏在夫妻室的摄像头拍到他老婆把穿的两层毛裤,一件脱给她丈夫穿,他穿完以后觉得不会被发现,不料在监控室看的一清二楚,后来我白班同事也因此加了奖金。

达坂城集中营扩建完之后,有一天带来了3000多年轻高中女孩儿,大概18岁左右,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女孩儿对我悄悄说:“哥,您对于我身体做什么都愿意,只要能把我从这儿救出去就可以”,当时我无法直视她的眼睛,几乎每天都在我耳边回响着她的这番话。

有些时候官长们会进到我们监控室“查看”工作,其实就是在选“女孩儿”,他们会要求我们把摄像头倍数增加靠近她们的脸部,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让我替他选个漂亮的,我当时委婉拒绝了,然后选好女孩儿之后通知让小弟们过去把该女孩儿带到“办公室”“谈话”,“办公室”其实就是员工厨房,因为那里没有摄像头,而且“谈话”一般在白天,而不是晚上,明白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放2个桌子,1个桌子放小吃跟酒,另一个桌子就是办事儿的,大多数情况是官长们单独发生关系,有些时候喝酒高兴了可以让手下轮奸其女孩儿。办完事儿之后把女孩儿关回囚室,她不会说什么,但我从摄像头可以看到她眼泪,在里面不能哭、不能表达情绪、不能谈话,因为她情绪无法发泄,所以她当时的心情会无比地糟糕。

我们食堂餐具都是塑料的,防止自残,但有一次有个囚犯情绪激动,把餐具砸碎,用一棱角试图破开自己的肚子没能成功,后来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有一次两个小伙儿在里面打架,他们知道有盲点,但他们手臂被摄像头捕捉到了,后来他们俩被老虎凳罚坐禁食了48小时,方便也在凳子上面。

他们当中年轻人每个月要打针,而老年人进集中营时只打一次针,说是为了预防感冒。

我们也会被要求背法律、政治,还有定期考核,如果成绩不合格也有危险。

有一次我们家里来了客人,可能我们的声音有点大了,下面的汉族老头邻居叫来了警察,并威胁把我们都送进“学习”,还好我也是“警察”,而且进来的警察也认识我,所以好说歹说我们说服了老人,并给老人签了保证书,如果当时我是普通人的话肯定会进集中营的,就因为“吵闹”。

Erkin Azat

13.0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