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kin Azat
13 min readAug 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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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in Azat 集中营调查报告2019(续)

吃药

1) 不能从外地带进药,只准用集中营内部的药物,如果头疼需要问药,他们会说你还没死,如果快死了我们会给你们发药,之后我们也不准问药;

2) 如果病了才准许发药;

3) 定期发药,但我们不吃,有时会检查我们口腔,是否真吞下去。我现已健忘了,之后发药我开始不吃了,偷偷扔到垃圾桶,他们就说要吃药,但是什么药他们不说。



禁闭室

1)2018年6月8号,因为在电视上播放了习近平与纳扎尔巴耶夫会面的画面,当时我激动的哭了,他们从监控看到我眼泪,说“我思想还没改正”、“民族主义分子”,双手后铐,在禁闭室站立受罚了4个小时;

2)在党校有禁闭室,里面空间很小,只能直立站着,坐不了,要站立24小时,有3个女孩因为在上课时往着窗外做了跳舞的姿势,被关进了禁闭室24小时。



惩罚手段

违抗纪律的,打架的就在囚室门对面有铁笼子,让犯人后铐,头戴黑套受罚示众,以示警戒。



老虎凳



1) 我们会听到惨叫声,我听到有人被关进2天,怕的只能遵循规矩,不敢违抗,如果有人违抗就会被罚坐老虎凳,大小便就在凳子上进行;

2) 有一次晚上我执勤时有位65岁的奶奶方便时,不小心液体沾到鞋子上,奶奶用水清洗过程被监控看作是在作宗教仪式,就怪我执勤不利把我关进禁闭室罚坐了老虎凳24小时。



殴打:



1)2018年3月26日狱警把我带到没有摄像头的执勤房间殴打我,还给我看了她的警务证号,说:“你有本事可以告我”,她们时常会让我们裸体站在摄像头下面;

2)踢打经过:狱警用军靴踢了我腹部7~8次,打我脸,导致我脸都肿了,还用透明胶布封住了我的嘴。有一次有个女孩儿用透明胶布封住了嘴,她因窒息晕过去了,叫了医生,医生看到情况之后向狱警们大怒:“你们这是虐待,如果她要是死掉的话,谁负责!?”



电棍

1) 我们在上课休息期间上洗手间时间不能超过2分钟,如果超过2分钟,狱警们会在教室门口拿着电棍挨个电我们的头,所以我们不敢上厕所,导致我们的尿液被扩散到身体,满身有一股臭味儿,嘴上也出来;

2) 如果哭泣的话会用电棒电打我们的头2~3次,说女囚犯有头发,不会留伤疤,因为如此我的头至今都疼,时常会流鼻血。



铁盔甲:

他们让我穿铁盔甲,直立站着好几个小时,不能蹲着。



剥夺睡眠、禁食

他们时常会剥夺我们的睡眠,禁食来惩罚我们。



鞭打

鞭打是常有的事儿。



悬挂在操场上

有位男孩儿,他被打晕,悬挂在了操场上,意识不清,看到他之后我们就不敢违抗纪律了,怕受到惩罚。



受刑室:



1)那里面有受刑室,那里面有屠宰场用的专门挂肉的一排铁钩子,我们戴着手铐,他们让我们上小凳子,之后铁钩子放在手铐中间,小凳子挪开,我们就像鲜肉那样挂在上面了,他们把我们这一排“鲜肉”用木棍抽打,像是打扫挂着的毛毯似的。我当时被抽打的晕过去了,一醒来发现被押回了囚室。

2)我们是里面处境“最好的”,我们的是“轻罪”,在我们下一层关着阿訇跟宗教有关人士,那里面人不多,每间囚室20~30人左右。那一层有阿訇受刑室,那里面中间有个小板凳坐阿訇,四角坐4个汉族囚犯,阿訇双手放在膝盖上,头要往屋顶看,坐姿要立直,4个囚犯监视着阿訇。如果阿訇脖子累了、身体稍微倾斜、嘴巴微动(以为在默念经)他们会训囚犯,如果汉族囚犯哪一个表现优秀,他就可以减轻刑期,所以里面的人很积极的训宗教人士。



夜间女孩儿被带走:

1) 每间囚室大概有33人,期间男狱警们晚上经常把年轻维吾尔女孩儿带出房间,说要谈话,我记得有个叫Rozigul Nurakin 的女孩儿说要谈话被带出,之后没有回来,狱警们问我们知道Rozigul在哪儿吗?我们会答她在拘留所,但她一直没消息;

2) 晚上经常把年轻维吾尔女孩儿带出房间,之后带回来,她们不会说什么,狱警们都是男的,她们不想透露秘密,她们都停止月经了;

3) 晚上会把女孩儿们带走,之后过2~3小时带回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有些时候官长们会进到我们监控室“查看”工作,其实就是在选“女孩儿”,他们会要求我们把摄像头倍数增加靠近她们的脸部,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让我替他选个漂亮的,我当时委婉拒绝了,然后选好女孩儿之后通知让小弟们过去把该女孩儿带到“办公室”“谈话”,“办公室”其实就是员工厨房,因为那里没有摄像头,而且“谈话”一般在白天,而不是晚上,明白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放2个桌子,1个桌子放小吃跟酒,另一个桌子就是办事儿的,大多数情况是官长们单独发生关系,有些时候喝酒高兴了可以让手下轮奸其女孩儿。办完事儿之后把女孩儿关回囚室,她不会说什么,但我从摄像头可以看到她眼神,在里面不能哭、不能表达情绪、不能谈话,因为她情绪无法发泄,所以她当时的心情会无比地糟糕。



羁押者健康状况

1) 病人非常多,肺结核、高血压、无法行走的,他们不愿意到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医院的伙食更糟糕;

2) 多数是浮肿的病人;

3) 我们到党校时因脚肿无法行走,用手指头按下去就可以留下手印,囚室跟教室都很冷,冷的每次都冻住脚。



集中营里被羁押的残疾人:

1) 有一位没有腿脚的维吾尔中年妇女,大概40多岁;

2) 有位叫Bubaisha的女士,她有2个小孩儿,她有残疾证,耳聋不会说话;

3) 有位30多岁的维吾尔妇女没有右臂;

4) 有癫痫病的女孩儿,也有心脏病的奶奶,年纪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17岁,伊宁县Arasos村有个未婚的叫Sa-Adua的女孩儿也看到她了;

5) 准备去谈话时,看到男性被羁押人员楼前面看到坐着轮椅的两位残疾人士;

6) 有盲人、也有残疾人,没有手臂的、没有腿脚的,也有哑巴。



1) 经跟被释放人员谈话得知,男的生殖器无法勃起或勃起障碍,女的已停止月经;

2) 集中营里面的妇女们都已停止月经,是因为打了针才停止的,叫Manigul的妇女9个月已停经,当来经时她们会给我们小纸条。



如果跟狱警管教关系好,可以送去治疗,如果关系不好,就会禁止送去医院治疗。



虽然我们是普管,相对宽松,但没有人权,她们说什么我们必须服从,要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就像畜生,我在第6个月已停止月经,腹部都肿了,给医生说了,但她说没事儿,只要调节情绪就会好起来,之后就没给过我药,监狱里500多女性月经都已停止。我有脑膜炎,不吃药的话会晕过去,因为我没有药,我的手开始颤抖,她们没给我开药,也不允许送我去医院治疗。家人为了让我看病,给了监狱5000人民币,但还是没有允许我送医院治疗。有个艾滋病女孩儿的下体浮肿了,那个女孩儿被送去医院治疗了。



经过与集中营被释放人员交流时发现,他们有记忆力衰退,痴呆,脾气暴躁等症状,也有抑郁症患者。有风湿、受寒导致的肺、肾、肝功能衰竭的,痔疮的也有。腰间盘突出的也有



精神科:有病人送到医院、又从医院送回来,也有疯掉的,他们会大喊大叫,我们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艾滋病、性病、传染病:

1) 我们跟艾滋病患者一块儿睡,跟6位维吾尔病人一块儿睡了,从她们身上抽了4~5次血,从我们这儿抽了2次血。有天我病的很重,发高烧39度,第二天又发高烧了,烧了一周左右,狱警管教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为什么经常生病?”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生病?”狱长也过来了,他们每天给我6颗阿司匹林,高烧也没退,之后就慢慢恢复了;

2) 我们跟艾滋病患者一块儿睡,狱警们会说:“她们跟你们一样是人,你们不要歧视她们”,但我们如果一旦染病了谁负责?他们也会骂艾滋病患者。无论病情如何,只要生病了他们会骂你:“为什么生病!?”



患者情况: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就穿黄色马甲,会定期询问他们的状况,如果恶化就跟她们的亲戚联系要让他们买药,如果晕倒就会送到小门诊治疗,有个人晕倒了,全身颤抖,他们把她送到了私人小门诊(不是政府的正规医院)。 有规定孕妇生完孩子之后可以被带进集中营。说是不抓精神病患者,但在面有精神病患者,就算大喊大叫也没释放他们,晚上会吼他们:“我们没让你去医院吗?你什么病都没有!”还有他们家人想给亲人送药也不让送,那里面正常人也会发疯的。



羁押者探亲状况:破坏规矩者禁止探亲,一般一个月见一次面,6个月跟伴儿见一次面可以发生关系,但需吃避孕药。



羁押者死亡状况

1) 没有看到死人,但我听说了有个人死了,但他们不让你见死人,会非常保守秘密;

2) 我听说特克斯县两位人士(一位老人,另一位不知道)无法回哈萨克斯坦饿死街头了;

3)Erbolat Aben 1989, 因其母亲Kalsham Amet(1953)2018年4月2日被关进集中营,2018年8月13日受不了打击在家上吊自尽,葬礼时母亲只允许参加6小时,之后又押回了集中营。其母亲9个月之后无法行走住进医院,过15天又押回集中营,2018年12月释放却遭软禁,至今依然有2~3政府人员轮流监督其母亲。



快速出来的死亡证明

65 岁的哈萨克老人打死不到30分钟就出来了“因高血压致死”的“验尸”报告,说明类似这一情况属于“常规性”例行程序运作。然后把他的尸体归还给了家属,身上有被击打时留下来的淤青,胸骨凹陷。家人看到他的尸体后默默的领走了,他们也慎怕万一控告他们的话也会被关进监狱。

伊宁县新建集中营旁边的新建火化场(43°58’56.76" 81°32’05.61")



出狱后的状态



1) 最后我要被释放时,监狱里两次来人了,他们对我说:“您现在可以回去了,但不要给家里人说‘释放了’,‘释放’是从监狱释放时说的话,您没有罪行,所以得说可以回去了”,第二天给我们说了要释放我们,那一晚我们6位奶奶激动地没能入睡,第二天我们6位奶奶被释放了,之后警车过来归还了我们进监狱之前的衣服,在里面不能穿普通衣服,要穿校服,校裤,不能戴头巾围巾,之后下午把我们送到家了。

2) 我被释放时签了好多张文件,我待了1年2个月,我说:“我这次回哈国,怎么给亲人们解释?”他们说:“还想进学习吗?你就说签证过期了,之后重新办签证了”,其实办一张户口注销证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何必待一年;

3) 出狱之后也软禁我,不让我外出,不能碰手机,每天来警察,去了哪儿都得跟踪监控,每天签字,去一趟村里还需要批准,如果不批就去不了,Aksu村的4000多居民中关了300多,将近7.5%被关进去了;

4) 回到村里时岳父接待我的,需要到别的村得有大队的批准,如果他们不批准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每天晚上参加2小时夜校,那儿也叫汉语课程,如何用汉语书写自己的名字,身份证上的信息用汉语背,而且要求我们保守秘密,当时我把他们强制要求我学习汉语的文本带过来了,里面要检查身体,我是偷偷带出来的;

5) 我现在在霍尔果斯,其他哪儿也出不去。这边边境地带有大疆飞行器会巡逻飞行,如果4~5个人聚集在一起它会飞到他们上部偷听他们的谈话内容。我熟人看到我之后都吓得跑开了,他们担心因为跟我谈话而被关进去。大众都很后怕,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被抓,但他们知道他们迟早会被抓进去。



出狱后的健康状态:

因为里面阴暗潮湿,除了以前的病,还患上了风湿关节炎。



出狱后的心理状态:

1) 当我回到家之后,看到人就害怕了,家里来客人就躲起来。身体状况变得很差,6个月之后无法行走,走路都吃力,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只希望把自己锁进小黑屋;

2) 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打击,出狱之后我全身肿了,手脚很疼,月经不正常;

3) 严重失眠,晚上睡不着,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社会状况:

1) 软禁期间签了保证书,是有关保密协议,不把集中营消息传给其他人,我的身份证会鸣响;

2) 每周一我们会参加升国旗仪式,95%是当地民族,升完国旗就参加1个多小时政治演讲,之后参加汉语课程;

3) 每隔200米都有哨,每条街都有,都有监控摄像头,进商店都要扫面身份证,电话都在监控中,如果一个地方不经过批准就去了,那会被训为什么没有经过批准就去了,如果三次不经过批准去其他地方那就送进集中营;

4) 在会上警告如果邻居家出问题,那我们也被问责,家里的民族、宗教特色的装饰都强行去掉了,食堂里禁止有伊斯兰、民族特色的文字、标记,当地民族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汇款给国外;

5) 不准买国外的货,称买卖国外货是违法行为,不准上外网、不准买卖外国货、不准给国外汇款、不准给国外打电话;

6) 每条街上都有警务站,进哪一个部门都需要刷身份证,就凭刷一次卡就会知道,你今天去过哪儿,你亲戚的信息,银行账号,汽车,房产,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都可以查出来;

7) 随时随地都会跟你联系,把你押走,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也要提供他的信息;

8) 结婚需要批准,如果不批准就结不了婚,宴会只限5张桌,不能超过5张,没有社区的批准无法邀请客人到你家作客,清真寺都已封锁了;

9) 每个当地民族配一个汉族人,必须结为亲戚,家里的情况他们必须知道,而且必须定期汇报给上级,多数不会住进你家(干部自己不愿意,但政府要求住),家里邀请客人必须配有汉族亲戚;

10) 看似说是增进民族团结,但每次车辆检查时不检查汉族人的车辆,只检查当地民族的车辆、身份证、手机;

11) 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需要层层关卡检查,警察工资一般在3000~4000人民币。新疆的当地民族到内地住宾馆是禁止入住的;

12) 所有领导干部感觉都是木偶,只听上级指令,不能擅自解决一件事儿,怕得罪上级,只等陈全国跟习近平的命令;

13) 清真寺宗教人士都被抓了,我爷爷以前有做礼拜证,家里的所有有关宗教的书籍都收走了,而且禁止我爷爷做礼拜。不能在清真寺外面作礼拜,不能在清真寺出丧,只限在家里出丧,在宴会、家里不能提宗教,也不能相互交流,他们会说修电视、修空调等借口装窃听器。

Erkin Azat

03.08.2019

(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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