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自由」一詞，好像總是人人會說、人人可說，但若仔細去問，卻又總說不清這詞的涵義。這種空泛而碎片化的認識無疑是危險的，因為它容易導向一種不加思索的盲目信念，而一旦落於盲目，便容易為某種形式的權力所利用及控制。因此，正是這種對概念理解的模糊不清，促使我們更需要去重新梳理並思考「自由」一詞的背後真正的涵義。
可以說在今日，「常識」給了我們一個錯覺，即覺得「人類渴望自由」似乎是一件不由分說的事實。然而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員、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大師的佛洛姆（Erich Fromm），卻早在其1941年出版的著名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對這一「常識」的深刻反思，並給予了我們一個極具前瞻性的理論提出：極權主義得以興起及被鞏固，實則源於整體社會大眾的一種渴望逃避自由的心理根基。
《逃避自由》的全書論述圍繞著佛洛姆彼時所處的社會境況，即法西斯極權主義興起的時代所展開。他尤其關注到，在以對自由的追求為中心所展開的歐美歷史進程當中，為何在以德國為首的法西斯政權社會裡，我們卻看到的是那麼多人如飢似渴的獻出他們的自由，並對某種形式的權力如此甘願的臣服？基於這一最核心的問題意識，佛洛姆拋出了他在本書中所欲探究的幾個極具辯證性的叩問：
「渴望自由是否真的是人性中某種與生俱來的東西？
自由會不會成為沉重負擔，使人無法承受，進而竭力逃避它？
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人類又是否也可能有一種天生的臣服願望？
臣服中是否隱含著滿足？其本質又如何？
使人貪得無厭地追求權力的原動力是什麼？
促成這些原動力的心理條件有哪些？
這些心理條件又建立在何種社會條件之上呢？」
圍繞著這些提問，以及對於「自由與臣服」之關係的辯證性論述中，佛洛姆尤其針對人類對於歸屬感的強烈渴求進行了論述。他認為，為了免於孤獨，人勢必需要感受到自己能與自身之外的世界有任何形式上的聯繫。這種聯繫並不完全等同於物理上的身體接觸，而更多的是一種在精神上感受到的與世界和他人的聯繫。
「感到完全孤獨與孤立會導致精神崩潰，恰如肉體飢餓會導致死亡。這種與他人發生聯繫並不等同於身體的接觸。一個在物質意義上與世隔絕多年的個人可能在觀念、價值或至少在社會模式上與外界相連，這些東西給他一種共同感和『歸屬』感。」
「宗教與民族主義，以及任何無論多麼荒唐和低賤的風俗和信條，如果僅僅使個人與他人相連，也是逃避最令人恐懼的『孤獨』的避難所。」
而細究人類又何以有如此強烈的歸屬需求，則源於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特性──具備自我意識。亦即，人是因具有了自我意識，所以才有了一份根植到了內心最為底層的歸屬需求。
「使『歸屬』需求變得那麼強烈的因素還有一個：主觀自覺意識，即人借以認識到自己是個異於自然及他人的個體的思維能力。（...）儘管這種意識的程度各異，它的存在還是使人面臨一個本質上的人為問題：由於意識到自己與自然及他人不同，意識到 — — 哪怕非常朦朧地 — — 死亡、疾病、衰老。與宇宙及其他所有非『他』的人相比，他必然備感自己的微不足道與渺小。除非他有所歸依，除非他的生命有某種意義和方向，否則，他就會感到自己像一粒塵埃，被個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壓垮。他將無法同任何能賦予其生命以意義，並指導其方向的制度相聯繫，他將疑慮重重，並最終使他行動的能力 — —生命— — 喪失殆盡。」
「人的行為不受固定的先天本能決定，他不得不在內心裡權衡可能的行為模式，他開始思考；他改變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從完全被動的消極適應變為積極的主動適應，他開始生產；他發明了工具，並在支配自然的過程中，離自然越來越遠。他開始朦朧地意識到自我或者群類與自然不同；他漸漸明白了自己的悲劇命運：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還發現，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終歸宿。」
也就是，當人不再有辦法不假思索的將自己與自然視為一個天然的整體，即當人類開始具有區分自我與他者/自然的自主意識能力時，也意味著他成了一個不再與他者有天然連結的、自由的「個人」。然而這種「天然羈絆」的解構卻違反了人類作為社會動物的天性，繼而使人類出現分離焦慮。
而弗洛姆認為，為了要緩解這種焦慮，人類會出現兩種行為反應：1.學習自發的愛的能力從而與他人主動建立連結，使自己不再孤獨。2.選擇臣服於某個以個體為媒介代表的社會權力象徵。對於後者，即便這種關係具有明確的絕對性的不平等，然而這種藉由放棄自主意識、使自身甘願淪為「從屬」的行為，也無疑是一種歸屬的形式。而這一形式，也正是《逃避自由》一書最核心的論述重點所在。
「朝個體化加深方向每邁出一步，新的不安全感對人們的威脅就更進一步。始發紐帶一旦切斷，便無法重續。樂園一旦失去，便無法返回。解決個體化的人與世界關係的唯一可能的創造性方案是：人積極地與他人發生聯繫，以及人自發地活動 — — 愛與勞動，借此而不是借始發紐帶，把作為自由獨立的個體的人重新與世界聯繫起來。然而，如果整個人類個體化進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沒能為剛才所說的意義上的個體化的實現提供基礎，人們同時又失去了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紐帶，這種滯後便使自由成為一個難以忍受的負擔。於是它便等同於懷疑，等同於一種缺乏意義與方向的生命；於是人便產生了逃避這種自由的強烈衝動，或臣服，或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關係，借此擺脫不安全感，哪怕以個人自由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當中，弗洛姆尤其針對了現代人的「自由」的狀態的兩面性展開了探討。他指出，「自由」這一概念並非只擁有單一的積極面，相反，它存在的消極面向，使這一概念帶有了極具辯證的兩面性。
佛洛姆認為，對現代人來說，自由的一方面，是使人類衝破了傳統權威的束縛而獲得了自由，並成為一個「個人」，但同時，卻也使人變得孤立、無能為力，成為自己之外的目的的工具，與自我及他人疏離；不僅如此，這種狀態傷害了人的自我，削弱並嚇壞了個人，使人欣然臣服於新型的奴役。
「一句話，資本主義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了積極意義上的自由的增長，促進了積極進取、愛批判、有責任心的自我的成長。然而，這只是資本主義對自由增大過程的一個影響，它同時使個人更孤獨、更孤立，並使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無能為力。」
正是這一 「自由」的消極面向，使人開始對自己生命的產生了微不足道感和無能為力感。而為了逃離這種足以令人瘋狂的微不足道和無能為力感，人們會試圖成為自己之外的一個更大更強的整體的一部分，融入它並分享它。也正是這一項潛藏於人類深處的心理狀態，造就了極權主義得以興起的溫床。
「消滅自我，並進而試圖克服無法忍受的無能為力感，這只是受虐衝動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面是企圖成為自己之外的一個更大更強的整體的一部分，融入它並分享它。這個權力可以是人、機構組織、上帝、國家、良心或心理強制。由於成為一個權力的一部分，他便有種無法動搖的強大、永恆及興奮感，他分享了它的力量與榮耀。他交出了自我並放棄了所有與之相連的力量與自豪，他不再是個完整的個人，他獻出了自由；但在他與之相融合的權力中，他獲得了新的安全與自豪。他也獲得了避免被懷疑所折磨的安全屏障。受虐者，無論其主人是自己之外的權威，還是內在化的良心或心理強制，都成功逃避了做決定，為自己的命運承擔最終責任，也不必再為做任何決策而困惑。他再也用不著懷疑自己生命的意義或『他』是誰，他得救了。這些問題由他與他所依附的權力的關係來回答。他的自我消失在一個更強大的整體之中，他的生命意義及自我的個性便由它決定。」
這種由無能為力感帶來的渴望融入某種權力的心理狀態，導致了人們會產生兩種逃避自由的方式：一種，即是屈服權威，形成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
「所有權威主義思想的普遍特徵就是堅信生命是由自我、興趣及願望之外的力量決定的。唯一可能的幸福即在於臣服於這些力量。人的無能為力是受虐哲學的主旋律。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父之一的默勒·範德布魯克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種感情。他寫道：『保守派寧願相信災難，相信人無力避免它，相信災難必然發生，相信被誘騙的樂觀派必然失望。』希特勒的著作裡這種精神更明目張膽。」
「權威主義哲學中並不存在平等概念。權威主義性格有時可能按傳統，或因為平等一詞合乎他的目的而使用它，但它沒有真實的含義和分量，因為它關注的是超出其情感體驗之外的某種東西。他認為世界就是由有權力者和無權力者、優等人與劣等人組成的。在他的施虐 — 受虐衝動基礎上，他只能體驗到統治或臣服，但永不會有穩定。他認為性別或種族不同必然就是優或劣的標誌，沒有這種內涵的不同是無法想象的。」
而另一種，則是使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失去自我的同時強迫性趨同，即所謂的「從眾」，但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對這一狀態，佛洛姆將其稱為所謂的「機械趨同」：
「現代人生活在幻覺中，他自以為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而實際上他想要的只不過是別人期望他要的東西。弄清楚一個人真正想要什麼並不像多數人想的那麼容易，而是人必須解決的最大的難題之一。我們往往直接避開這項工作，而把時尚追求視為自己真正的目標。現代人在力圖實現被認為是『他的』目標時是準備冒極大的風險的；但卻非常害怕為自己、替自己的目標去冒險，去承擔責任。」
「那麼，對現代人來說，自由的含義究竟是什麼？他擺脫了外在的束縛，可以隨心所欲地按自己意志行動和思想。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所欲、所想、所感是什麼的話，他是能夠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行動的，但他並不知道，他趨同於匿名權威，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越是這樣，他就越覺得無能為力，便越被迫趨同。現代人表面上是樂觀進取的，實際上卻被一種深深的無能為力感擊垮，呆呆地注視著災難一步步逼近，好像全身癱瘓了。」
至此，佛洛姆認為，當歷史走至近代社會，人類開始脫離了過往一切規定了自我與社會關係的穩定紐帶（如宗教、階級），使個體成為了「自由」的「個人」，但這種自由卻反而使個人產生焦慮和孤獨感。這是因為在這個情境之下，人們往往只是空有了選擇的空間，卻沒有習得選擇的能力。
而這種真正屬於個人以自由意志進行選擇的能力究竟為何，實際上正是弗洛姆整本書一直在反覆說到的：那是一種根基於透過自發的、成長性的行為過程去達到人格完善的能力。而若是缺乏這一能力的人，其往往會對自身生命有著強烈的無能為力感，這種無力會導致人們想要去逃避這種個人的自由，進而造成兩種結果：1.臣服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2.機械趨同。而不管是當中的哪一方，其實都是藉由放棄自我來換得歸屬安全感的方式，然而，這種並非根植於人格完善，而是一種基於對無法忍受的孤獨進行的逃避行為，其最終造成的對自我或對他人、社會的危害性，正是弗洛姆在本書中反覆強調及批判的。
因而對此，弗洛姆認為一種所謂的「創造性人格」才是我們應當去追求的。而何謂「創造性人格」，那則是一種個人通過自發活動實現自我，把自身與世界聯繫起來，去學習自發性的去「愛」的能力。因為唯有當我們自發性地去尋找到自己在世界的正確位置時，對自己及生命意義的懷疑也將不復存在。這種懷疑源於我們的分離狀態和生命受阻，而一旦我們開始真正自發的活著，而不是服從權威或機械趨同的活著時，這樣的懷疑便會消失，進而獲得真正的心理的成熟及滿足。
「自卑感與軟弱感的根源在於：無力自發活動，無法表達真感覺及思想，其結果必然是用偽自我取代他人和自我。無論我們意識到與否，最大的恥辱莫過於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最大的自豪與幸福莫過于思考、感覺和說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佛洛姆何以被譽為大師，正在於其論述深刻的剖析了人類自身以及由人類組成的社會的整體心理狀態的本質性。《逃避自由》一書以大量的篇幅為我們釐清了信奉極權主義思想以及盲目從眾的人們其渴望歸屬、逃避自由的根本心理，在距離本書出版後的八十年的現在看來，仍舊是極具當下性的社會以及人們的心理狀態。
然而，他之所以進行如此鉅細靡遺的剖析的最終目的，則是在告訴人們極權主義從來就不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結果，戰勝它從來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而那何以可能，也就如佛洛姆在書中不斷重覆到的，那就在於每個個人開始真正自發地去意識到自己是個積極有創造力的個人，認識到生命只有一種意義：生存活動本身。
唯有此，每個人也才能將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而是成為與世界有所聯繫的真正擁有了自我意志的個體。當我們積極的去思考人要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獨，如何自愛而不自私，如何以理智判斷而不找自我合理化的藉口，如何擁有信仰而不致盲信時；去明白自己作為人類的本質，去探究人類社會何以走至此，去思考我們又應當怎麼走下去，最後去實踐、去真正參與到這個社會意識的建構過程時；去學習肩負起自我，追求看向他人及社會時，也才是真正的屬於自我的自由意志的展現，才是對真正的「自由」的追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