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觀念的再考察〉
中國作為一種政治體的概念，在秦朝與唐朝之間，尤其在東漢崩潰到唐中期安史之亂這段時間中有相當巨大的改變。這個改變主要是因為胡族建國運動的影響，尤其塞北地區的政治變遷對華北的影響變大。作者以塞北胡人政團建構的「拓跋國家」與秦漢帝國所建構的「天下－中國」來討論兩地區的互相牽動與對唐朝政治體型態的影響。
秦漢帝國打造的政治體「天下－中國」，是採用戰國學者的學說宣告治理的區域為「天下」，而最高統治者為「天子」，天子居住在「中國」，而秦朝以後天子又稱皇帝。秦漢帝國透過軍事征服與設立郡縣，將華北、華南與塞北都納入統治，其中塞北地區作為農牧混合帶，是東亞與內亞的交界地區。戰國以來華北政團就在塞北進行開墾以及設郡縣統治。為了取得塞北的經濟利益，漢朝選擇地理樞紐的長安作為首都。「天下－中國」這個政治體認為人類居住的「天下」是由一個宗教的天所覆蓋的人間，「天下」由國組成，這些國分為「中國」與「四夷」，無論「中國」或「四夷」都是複數的國，各國的地位則取決於國君的品階，而「中國」君主得天命者即為天子。因為秦朝到唐朝之間有漢朝四百多年的統治，因此漢朝的政治運作模式確立了往後中國的制度。
而漢朝的政治制度雖然是延續西周以來的「天下」觀念，但是內涵也隨著儒教運動改變。為了確立漢皇帝就是得到天命治理天下的天子，漢朝學者建構出「天下－中國－四夷」的新制度。原本西周的「天下」範圍只有華北大國，到了漢朝時，連戰國各大國在華中、華南、塞北征服的地區都納入「天下」的範圍中，並且設立郡縣。這些郡縣建構的範圍被視為「中國」；郡縣之外的域外政權則成為被漢朝視為「四夷」的封國。儘管漢朝的儒教運動建立了新的政治規範，但卻不能阻止不同地域人群的流動以及流動帶來的影響。漢魏晉以來大量外來移民移入中國，在郡縣之內形成新的政治團體，這些移民集團被視為外夷，首長被授與四夷君長的頭銜。從此這些移民與政治團體擁有「隸屬中國」與「胡人身份」的二元性質。
中國的政權受到塞北政治變遷的威脅，塞北成立的新政權導致了第四世紀初的「五胡亂華」運動。但由於塞北範圍太大，為了聚焦「拓跋國家」的主題，所以只討論山西北部至內蒙古南部的代地。代地在戰國時有一個大國，受到趙國的征服而設郡，代地的雲中、雁門與代郡被納入「中國」。代地一直是中國與塞外的中間地帶，也因此這個地區的人群軍事性質強烈，並且透過結盟、通婚等方式有複雜的政治社會關係。
中國農業王權與匈奴遊牧王權從西元前三世紀後期就一直在塞北農牧混合帶激烈衝突，而代地的位置直接面對匈奴單于庭。到了第二世紀時，鮮卑的移民與建國，創造了新的重層多元的地域社會。當鮮卑的政團進入中國郡縣，東漢的回應是以「四夷封國」的制度授與爵位，將這些移民政團編入管理。166年，鮮卑檀石槐為首的部落軍事聯盟取代匈奴統治塞北，並且建立匈奴式的政治組織。從檀石槐拒絕漢朝冊封推測鮮卑自認為是匈奴王權的繼承者，因此拒絕臣屬於漢。檀石槐死後，鮮卑內部各個強大集團獨立建國導致鮮卑聯盟的崩潰。這些集團的建國過程是到各地成為統治集團並且整合當地的氏族。後來拓跋氏也循此模式從塞外進入到代地建國。拓跋政權初期也是部落聯盟，其中西部首長是拓跋猗盧，猗盧一系後來成為北魏皇室。因為猗盧時期拓跋首長稱為單于，加上拓跋政權立界碑與中國劃分的舉動，這個政權呈現出匈奴王權的性質。315年，猗盧被晉朝冊封為代王，雖然作為郡縣的代地無法成為封國，僅能是代郡王或代郡公，但是猗盧被封為代郡王的事件影響了拓跋氏政權，使其在之後改變了政治制度。
311年永嘉之亂後，整個華北因為「五胡亂華」的影響終結了漢魏晉的政體，強大的胡人政團在華北紛紛建國。從滅亡西晉的匈奴劉淵集團開始，華北胡人國家建立起「漢－匈奴」的雙聯王權，宣告自國是「中國」，君主稱天子、皇帝，同時也稱大單于、天王。「皇帝－大單于（天王）」的稱號表示君主可以同時支配境內的漢胡之人。383年淝水之戰後，胡人建國運動再次強烈，不僅華北，連塞北的政權都建立起中國式的政體。這種中國王權的推進力來自於國際關係的壓力，各國君主與中國天子的關係決定了國際地位，在這個脈絡下，拓跋氏曾被封為代王變成政權正統性的依據之一。
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位為代王，同年四月改稱魏王。雖然沒有直接證據瞭解此時改國號的依據，但是398年拓跋氏朝廷議國號事件中，可以看見有官員持儒教的天下理論，希望依拓跋氏起源地將國名定為「代」；另一派則主張拓跋氏起源雖不是中國的政權，但是拓跋氏以外夷君主之姿征服中國，也就符合儒教天下理論所說的有德君主的革命，所以應該使用「魏」作為國號來承繼天命。拓跋政權採後者的說法，將自身中國王權化。這兩派爭論體現了當時政體的轉向，前者是在「中國」的胡人在「中國」建國，同時統治中國與胡兩個政治系統的「十六國型」，後者則是以外夷君主之姿入主「中國」而支配「天下」的「北魏型」。北魏型的拓跋國家是從域外支配「中國」，性質是塞外的王權，但是北魏統一華北之後便進一步中國化，前述拓跋珪時代的政治鬥爭也延續與演變。
拓跋珪時代原本主張代者，認為自身是胡人在中國建國，主張魏者認為自身是從塞外支配中國。但是主張代者在北魏統一華北之後演變為主張「塞外＋塞北＋華北」的塞北派，以平城為中心，強調與內亞的互動；主張魏者則演變為主張「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的華北派，以洛陽為中心，主張北魏是中國。這兩派的鬥爭在北魏孝文帝時因為遷都與其他激烈的中國化政策而激化。524年爆發「六鎮之亂」，塞北派獲勝，北魏分裂。其中北周的宇文氏政權反省北魏孝文帝的缺失，決定建立新政體，但是隋朝的成立終止了這個嘗試。隋朝的建立者楊堅在政治派系上是歸屬於北魏孝武帝的武川鎮軍閥，雖然楊堅是代人，但是派系上屬於孝武帝的洛陽集團，因此隋朝成立後宣告「依漢、魏之舊」，並且南下消滅了陳朝，實現了「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帝國。雖然隋朝依照「漢天下」的原理建立了新帝國，但是北魏以來的南北政治鬥爭仍持續，因為代人軍閥仍掌控隋朝的大部份軍事力量，所以隋朝很快又陷入戰亂。之後由代人軍閥中的李淵集團勝出，唐朝成立。
李淵集團是塞北的代人軍閥，根據地在太原，是代地南端，中國與塞北的交通樞紐。唐朝雖然是宣告繼承隋成立的中國政權，但成立之後以長安為首都、洛陽為陪都，即顯示其政治核心在塞北，重點在於控制塞外的內亞。唐朝擊敗突厥之後，得到西北諸藩君長上「天可汗」尊號，顯示唐太宗與「諸藩君長」有君臣關係，這個君臣關係是內亞型的可汗體制。此後唐朝皇帝對西北諸藩都自稱「皇帝・天可汗」，表示唐朝皇帝兼具中國天子與內亞可汗的身份，面對東亞與內亞兩個世界的政治規範。
唐朝皇帝會得到「天可汗」尊號，是起源於李淵集團對突厥稱臣，因此太原李氏同時是東亞隋帝國與內亞突厥帝國的成員。太原李氏取得了中國天子的地位，又擊敗了突厥而被拱為內亞共主，所以唐皇室成為雙聯王權的君主。但唐皇室不滿足於雙聯王權，而是意圖將內亞制度併入皇帝制度的「天下」之中，所以將頭銜訂為「皇帝・天可汗」，其支配領域為「塞外＋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為了徹底實現對塞外的支配，唐朝使用武力嘗試征服「皇帝・天可汗」的領域，將內亞地區設置羈縻府州，意圖將其郡縣化。但是這個行動並未成功。
唐朝的政治發展，是繼承了拓跋氏建立的塞北王權而來。以 732 年豎立的闕特勤碑文為例，八世紀時突厥文的紀錄中，唐朝被記錄為 Tabgach，這個字被認為源自 Tagbac（拓跋）。因此可說在內亞王權的角度而言，唐朝是拓跋氏自第三世紀建國以來的塞北王權的延續。唐朝不僅是繼承漢天下的中國王權，也是歷史中國經歷漢朝與胡族國家，因應內陸亞洲國際局勢變化而生的新政治體型態。
（補充：本文以摘要形式而言篇幅略長，但為了方便讀者理解，仍保留許多事件說明。更詳盡的論證內容與史料出處，請參照原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