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至今,面對全球疫情,以及不同國家的社會運動及不滿情緒,不少社區因而幾近癱瘓,藝術事業及相關人士更面臨生死存亡威脅,以致出現大量作品轉型至線上模式,網路演出及發表,更有大量文章來討論這種網上生態,繼而是談及未來的藝術創作可能方向。面對如此藝術生態轉型,及大量的可能性討論,對應藝術的藝術書寫或評論,又有否同樣遇到危難與機遇呢?評論或其他回應有沒有提升或改變的契機?我們該如何利用報導、評論、創作,來回應未來的藝術,及至當前社會的景況?

在此計劃中希望集合約六至八位華文界的不同文化人及文字作者,分享各自的經驗,及探討現況。以上題目只為是次策劃方向,作者並不一定要直接回答問題,而可依據個人經驗及專業範圍擬定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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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反軍政府示威

策劃源起

早前因為獲荷蘭藝術節(Holland Festival)邀請,於節內的「REFLECTIONS ON SITE」中撰寫一篇有關當下藝評如何面對全球瘟疫,及至未來藝術節因事態而有所改變的文章,並認識了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評人及文化記者,而覺得他們以宏觀的角度來討論疫情、社會文化、藝術之間的關係,很有趣,故很想在華文地區也試一次集合不同背景及文化的人,來集思廣益。

然而,正如當初與台灣評論人吳思鋒分享計劃時,他指出疫情已過了大半年,已有大量人書寫過了,包括表演藝術的生死存亡與未來機遇、藝術的網上轉型、政府的補助機制、藝術工作者的焦慮及如何適應「新常態」等。故此他問了我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既然那麼多人在徵集文章書寫當下藝術界所面對的危機與現況,包括台灣的《表演藝術》(PAR)七月的「大未來!容疫挑戰解封!?」題目、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今年六月的《Artism Online》「活在「後新冠」時代:病毒教曉我的事」,澳門《劇場閱讀》將會刊出一系有關文章,及其他散落於藝文雜誌及網上的文字等,那麼這次計劃與他們有甚麼不同及意義?

當瘟疫變成了世界問題核心,不少人都集中思考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及如何解決問題,過後如何應付網上及現場演出。然而與機構、行政人員及藝術創作人等有些不同,我認為身為評論人及文化工作者,所要批判不只是問題本身,也包括反映出來的現象,及一些在平常時間難以察覺的本質,即因為社會運動及肺炎而暴露了藝術界一些原本存在的問題,以及之後需要注意及改善的事項。除了不少書寫關注的網上創作如何影響表演藝術,創作人的生計及後續外,我更會關心社會運動及疫症揭發了社會資源長久以來傾斜向權貴的假民主現象;社會貧富不均及機會不平等;執法人員權力過大而沒有任何約束;爆發肺炎令劇院要關門時,暴露了藝術工作者的生計毫無保障,既沒有工會、保險支援,一直缺乏合約精神的藝術業界也沒有應對突發問題的基制,來保護藝術工作者的創作及權益;資助制度傾向保護大型藝團,忽略自由身工作者及後台人員;藝術人員在現有結構上沒有個人發聲的權利,也沒有渠道可爭取,而只能祈禱當權者慈悲,來打救弱小而支撐住整個藝術界的勞工群體;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在只看重成效及觀眾數字的體制下,如何阻礙藝術發展?及評論應如何保持批判性,來抗衡大政府、大格局,不容許批評的單向聲音?當全球政府都借控制疫情之名,來加強公共權力及監視人民的力度,特別是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後,藝術自由如何被剝奪、審查、監視,藝術家如何免於恐懼地創作,生命如何不會因為創作而受到威脅?

近來關於疫情如何影響藝術的議題上,即使有大量的討論及書寫,大概都圍繞機構持份者及(特別是大型的)藝團行政關心網上製作可能性,及未來如何再興藝術經濟,藝術工作者關注當下生計及對未來焦慮。這些問題,坊間暫時沒有觸及太多。故此,作為一直就站在邊緣的評論人及文字創作者,或者就因著一份與核心保持的距離,可以更開闊地思考更多角度,找出因為運動與病毒而突顯的社會問題,及尋求如何令未來藝術走向更公平,更無礙創意,更保障藝術勞工生活的可能性。

正如在荷蘭藝術節的計劃中,智利文化人Ernesto Orellana G認為現時看似很美好的全球網上串流演出生態,多是大型機構才更有資源製作網上演出並全球免費發行的現象,仍然逃不開資本主義的控制及剝削,故需要關注公眾如何參與藝術討論的權利及權力;比利時文化記者Wouter Hillaert提到文化批評與藝評的分別只是人為,當下藝評需要關心的不應只是作品的美感,而更可以是背後的政治及資金支援是否公平公正,生產方式有沒有剝削勞工等。

至於香港,在港區國安法成立後,藝術界面臨史上最嚴重的創作危機,禁語及禁止談論的話題每日增生,反觀台灣面對處理疫情上,幾乎是世界罕有地獲得全面勝利,藝術創作雖受挫但仍有不同層面的協助及支援,卻因為中美貿易戰及中國越發嚴峻的侵略性行為,而面對未來失去中國市場的困境。在此,經過了全球疫情足以令業界倒下的時光,藝術已失去純粹美學討論的可能,而必然與政治、社會、文化連繫。我們如何超越單純思考藝術製作、發展、生計的話題,而走進與世界連結,一片混沌的「新常態」,正是這次計劃的開端。當然我沒有要求是次參與的作者必須就擬定題目發表意見,上述提問也沒跟其他人討論,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就結果而言,幾位作者各自關注他們關注的領域內不同現象,呈現出更多元、自由、開放的討論,這才是最寶貴的。

未來藝術異變的三個提問

至於我最關心的,還是如計劃題目所及的「未來藝術異變」。無可否認,經過全體人類共同承受的痛苦,世界的形狀多少有所改變,就連紐約、倫敦、阿姆斯特丹這些文化事業發展完善的城市,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人才流失,機構崩潰,整個藝術生態及資源將面臨大洗牌。更何況是香港,當代表藝術界別的議員竟公開說如果不是抗疫,也不知道原來業界有那麼多人,這個在政策結構及資源分配上出現嚴重問題,千瘡百孔的藝術界,又要如何面對上面所說的「新常態」?例如,以最熱門的網上創作題目為例,當疫情過後,觀眾觀賞網上演出已成為生活一部分時,觀眾何以仍願意再走進劇場?為甚麼我們覺得觀眾渴望久違的真實社交行為?

不過在對岸,自六月起台灣各場館真的出現了「報復式消費」浪潮,售票湧躍。但這是否與文化部發放藝術消費券有關?這種消費行為又能維持多久?藝術觀眾究竟是誰,來自哪個階層?回看香港,一般市民多月來除了政府的一萬港元補助,在整體收入下降甚至停頓時,又如何支付藝文消費?香港表演藝術(尤其是舞蹈)現時仍然停留在某部分依靠業界人士相濡以沫課金支持演出的階段,當業界人士均走出來說已到生死存亡之時,這批忠實觀眾又何以有餘力購票進場?這是資助單位及機構興高彩烈討論網上與現場演出如何共生之前,必須要面對的殘酷現實。

另一方面,受香港乃至全球社會運動激勵,近期泰國反軍政府運動如火如荼,有網民發起「#if politics is good 」活動(#如果政治是美好的),討論如果沒有了軍政府統治的世界,泰國人民會過得更好,例如「人可有空去看看藝術、有勇氣組織家庭、可以呼吸新鮮空氣」。可見藝術對人生來說美好的,但現實是人首先要有美好而安全的生活,才能有閒情去享受。在香港定立了港區國安法的政治情況,每天持續不段有執法人員濫用權力,利用疫情向不同人士施壓,司法機關經常被政府干擾,新聞自由被打擊等,我們如何才能回到2018年前漸趨興旺的「常態」,而不是2019年「反送中」時期,城市受盡催淚彈及水炮攻擊,幾多市民惶恐被襲,每晚看著手機資訊痛哭,失去娛樂意欲,城市進入藝術大蕭條的新時代?當藝術工作者因港區國安法而限制創作自由,在政府及警隊絕不手軟而可以將違法定義無限伸延至任何範圍時,觀眾又會否擔心觀看了一場僅僅在舞台貼有昨日的禁語,或明日突然變成禁語的演出而被捕?在香港從事、參與、評論文化活動,會否比在亞洲其他城市,包括在中國內地更危險?在香港如何令創作人及觀賞者安心進劇院,似乎比起任何事情也更迫在眉睫。

最後,近期大量評論質問一些原為現場演出而轉向於網上播放,及一些新的網上作品,其媒體轉化的意義,有否真正利用這個媒體,是否必然於網上進行,還是權宜之計的問題時,我更期待在往後的「新常態」中,當我每一次走進劇場,創作單位都更能堅定告訴觀眾,為甚麼「選擇」做現場演出?作品在現場呈現有何意義?當網上製作成為一個可能性,表演藝術評論人又會否再一次神經緊繃,去質問現場演出的價值及必然性?為甚麼要回到真實的劇場,將是對創作人、觀眾、評論,既基本,又必須面對的課題。

當然,不少人可能說劇場是真實的社交活動,是觀賞網上節目無法給予的,但我又質疑香港、台北、乃至其他亞洲城市的表演藝術活動有多少具有社交功能?比較歐美劇院作為公共場域,人民將之視為與親友團聚的場所,觀看表演或參觀展覽只是與人約會的手段,亞洲觀眾則一般比較將表演看成為高雅藝術,觀看演出成為去劇院的唯一意義。香港觀眾更大多是下課下班後直奔劇院,看完演出感動流淚買個手信就要匆匆回家,而劇院也只給予觀眾短暫停留的功能,就像藝術快餐店一樣,而不是供人閒坐,與親友耍廢的地方,看演出成為犧牲與親友歡聚時光的品味選擇。所謂社交,有可能是業界經常在場地碰到藝術朋友,而產生的錯覺而已。那麼,我們所想像的社交是怎樣的光景?當人人可以安坐家中觀賞全球演出時,反倒多了時間與親人相處,我們為甚麼還需要劇院式的藝術社交?如果劇場沒有連結社會的內容,觀眾為何要放棄家庭,乃至遠離令人痛心的社會現場,而走進與世隔絕的劇場?

一場全球大瘟疫,比起地球暖化問題更暴露了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如何破壞人類社會應有的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特別是當各國政府借勢收緊人民外出自由,加強監控,及以拯救社會為名來傾向保護權力者及大機構利益。倘若曾拜訪台灣太陽花學運,去年過身的著名社會學家艾瑞克.萊特(Erik Olin Wright),能看到當下全球大隔離,不同城市發生多少大規模示威,人民抗衡權力爭取不同人生之為人的基本訴求,他又會如何評價這片新常態景象?或者,可以從他的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看出端倪。

他書寫如何反資本主義或弱化資本主義,強調集體行動者的重要性,其中的關鍵字是「認同」與「價值」,例如人因為身份、種族、政治理念上的認同,以及基於一些普世價值的信念,如人權、自由、追求民主的價值,而聚集力量。這解釋了現在多場運動及政治轉向的形成,包括美國的BLM運動、智利反極權示威、泰國反軍政府運動、白俄羅斯反投票造假的抗議、香港反送中乃至爭取公義的抗爭,甚至如何促成黃色經濟圈,也包括歐洲各國開始抗衡中國的政治暴力,台灣因為在疫情上的功績,以及面對中國的欺負卻盡力維護人民價值,而逐漸得到其他國家認同等。那麼在病毒與政治風暴之際,亞洲藝術又如何創造認同及價值,與因疫症一度幾乎崩解的社會連線,令人因為藝術及文化更團結,而孕育追求自由、平等、彼此尊重,以及懷有尊嚴?劇場又如何凝聚人群,成為產生共同理念的真正社交場所,而不是瘋狂消費奢侈品的便利商店?如果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是最能代表2020年的詞彙,那麼社區再連繫(Social reconnection)可能成為我們最期待的未來字句。藝術機構、劇場策劃、藝術工作者、觀眾,不同崗位的人各自要怎樣去做,才能創造文化認同及價值,而成為新一股影響社會及弱化資本主義的力量,我渴望社會上有更多這樣的討論與提供策略,不論那個場域在劇院還是網上,形式是體驗還是觀賞。

更多文章︰www.felixism.com

文章已刊於 IATC ARTISM 2020 9月

About

Felixism Chan 肥力

Theatre curator, illustrator and art critic in Hong Kong, Taiwan & London. Award for Young Artist (Critic), Hong Kong Art Development Awards (2015) by HK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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