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9 诸夏第十大罪人:毛泽东
公布时间：2018年11月29日
整理者：三马兄
演说者: 刘仲敬
诸夏的第十大罪人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人并不重要，你随便到今天的任何一个看守所去，在看守所靠墙跟的那些地方，被派出所民警、协警或者保安之类的临时工强行喝令在墙边蹲成一排，手背着，举在脑袋上，这批人当中总有5%到10%的毛泽东同类人物。只是他们暂时还没有得到出头露面的机会，有了机会以后他们也可以大显身手的。之所以是5%到10%，就是因为他们当中只有5%到10%是属于小知识分子青年找不到工作的那种类型的。
毛泽东自己的家族是曾国藩所非常担心、但是最终还是出现了的那种湘军造成的痞子化引起的。曾国藩本来是打算运用儒家伦理来管治他的军队的，然后他发现，他的军队打进了南京城以后，南京金银如海，有很多人都抢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就担心从此以后军纪无法控制，这些兵痞轻而易举地发了战争财以后会把乡里的风气搞坏。因此他就激流勇退，坚决主动要求解散湘军，让李鸿章的淮军取而代之。当然这件事情没有完全做成，但他的担心是对的。这种兵痞当中，有一个就是毛泽东的父亲。他在外面混过了江湖、见过了一定的世面、发过了一定的财以后，他就开始瞧不起他过去必须尊重的那些老地主和老乡绅之类的。那些人的发财方式在他看来是太缓慢、太愚蠢了，跟他这种急如闪电地发战争财相比算不上什么。同时战争也使他看到，如果他敢于果断地使用武力来摧毁旧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话，反应迟缓的乡里士绅是很难阻止他的。于是他就作出了很多按照儒家长老的道德观念来看是非常不地道的事情，给少年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毛家开的酱油坊，这就是他做乡镇企业家发财的故事。当然了，他搞出来的酱油质量是很有问题的，属于欺骗消费者的那一类。如果是发生在今天的美国的话，肯定要罚得他倾家荡产，一辈子都再也别想开公司办企业了。但是在当时的湖南乡下，这些东西还属于新生事物，一般保守的乡绅，有几个钱的，不敢轻于尝试，而同样淳朴的贫下中农则没有钱也无法尝试。像他这个到南京去混过事、冒险精神很强的人开出一些胡乱的东西来，就像是所有的社会中间出现的新生事物一样，或者是像一个学校里面招揽新生一样，大家觉得他的做法好像有点不对，但是在他闹得更大以前也没有办法直接制裁他，也就像是中国在WTO里面的那种状态一样，需要过一段时间大家才会有所反应。因此他就在这个真空期，用违反儒家伦理道德、违反对乡邻义务的方式发了一笔财，变成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经常说的那种近代社会乡村士绅阶级劣质化的代表人物。
旧式的士绅是像罗泽南那种人，两袖清风，要讲究儒家的伦理。而且，乡里对他的尊重或者说是他对乡里实施的柔性权力主要不看有钱没有钱。有钱但是胆小怕事或者不明事理的人并不能像罗泽南那样，只不过是一个穷书生，家里面没有钱，只不过是会给学生上上课，刹那间就能召集起一支湘军来。只有钱但是并不急公好义的土地主和土财主，是没有这种影响力的。而有这种影响力、有这种话语权的人，倒是不需要有很多钱。而毛泽东的父亲就代表了这种传统的反面。他不守规矩，克扣穷人，富起来以后也不像是传统的地主乡绅那样要尽些修桥补路的义务，让他们的穷亲戚感到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找他帮忙，也就是说尽些社区义务。恰好相反，他即使对他自己家里面的长工和伙计都是非常刻薄的。
按说这在儒家伦理和现代企业经营当中都是极其犯忌的事情，因为他的产品质量是有赖于员工的责任心的。没有稳定的员工和爱岗敬业的雇员，他的企业的产品质量一定提高不了，他就只能赚快钱，赚easy钱。但是毛泽东他们家就是赚快钱和赚easy钱的，因此他肆无忌惮地克扣员工。而员工和普通佃农（就是曾国藩所依靠的那种佃农）本应该对自己的乡绅地主怀有一种半封建性的忠诚，在这里就变成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半封建的忠诚的话，曾国藩是不可能带领那批蛮族血统和蛮族精神还很浓厚的湘军出去打仗的。送死的事情，就算是给钱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你肯跟着他送死，那就是说，你非常信任他、尊重他才行，而不仅仅是怕他。怕他，他有多大的本领能比让你死还可怕吗？
当然，毛泽东他们家的企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反面。曾国藩他们家的佃农是愿意跟着曾国藩走的，而毛泽东家的佃农和雇工则是极度痛恨毛泽东他爸爸的。毛泽东他妈妈也觉得她丈夫这种刻薄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经常悄悄给佃农之类的送一点好吃的，缓解一下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她作为一个妇女，没有办法真正改变她面临的局势。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父亲也用同样的不合儒家伦理的方法来教育他自己的子弟。非但不能够教他书香门第、忠厚传家、和睦邻里之类的，反而身体力行地用刻薄待人的手段来对付小毛泽东。当小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或者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就用粗暴的棍棒教育去压迫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人的儿童时期对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他父亲的教育当中深刻地学到了，社会是黑暗的，有权有势的人会压迫人，包括压迫他本人，不讲道理只讲实力，世界上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等我长大了以后我要用这种道理来回敬你。
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变坏以前 — — 因为所有的坏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是很坏的。在青春期以前的时候，你就没有见过哪一个孩子长着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哪怕是成年以后众所周知的恶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副萌萌的样子。在那时，他甚至因为他父亲极不地道的行为，跟他的雇工和佃农联合起来抢劫他父亲的仓库。要知道，当时还不是兵荒马乱的时代，比较积德的乡绅的仓库是不会被佃农抢的。相反，他如果号召组织团练的话，佃农还会跟着乡绅走，一起来维持治安。就只有毛家被抢，也就说明毛家是当地公认的恶人，大家都想要收拾他。他被抢了，负责组织治安的乡绅团练之类的人也是幸灾乐祸，觉得这简直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简直是报应。当然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抢他的人当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然，后来毛泽东长大以后他父亲已经死了，他对他父亲的满腔仇恨转化为他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对他父亲的报复心理落到了整个社会上，特别是后来的地主资本家身上，包括那些其实还比较老实、只是发了财、并没有为富不仁的地主资本家身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转折点。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精通世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是基本的扭曲人格已经养成了。他父亲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因为他闯过了江湖，意识到曾国藩打算维护的儒家秩序已经不可避免地崩溃了。旧式的教育已经不能保证你出人头地，旧式的道德观念已经不能保证你平安过日子了。因此他想要把毛泽东训练成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钻空子、用各种不地道的手段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发财致富的人。然后，毛泽东就抱着这样的价值观被他父亲送到长沙去了。
他进了长沙的时候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湖南省议会在谭延闿的率领之下宣布独立，准备下山摘桃子，建立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谭延闿这个人是翰林，所以他是不缺钱的。他是新派士绅，所以读了一些洋书洋墨水，满脑子都是立宪立宪国会国会的概念。他带领一批湖南谘议局的议员跑到北京城里面去，联合其他各地的谘议局的议员向皇上请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九年不行，五年赶紧召开。这让皇上感到十二分不满意，下令把他们统统给我赶回去，命令地方官给我严加管束，再不准他们拿着什么西洋邪说来给皇上添乱。但是洪杨之乱、曾国藩以后的地方官实际上已经是乡绅阶级的自己人了，对皇上的旨意是置若罔闻，而且根本得罪不起这些理直气壮、背后又有一些西洋或者日本势力支持的新派乡绅。因此谭延闿和他的小伙伴们认为，既然革命已经发生，当然是应该我出来当都督。他们把都督府成立的布告都已经印好了，谭大都督逞威风就要上任了。
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位革命党焦达峰率领他的伙伴 — — 排长陈作新和一帮哥老会的成员冲进了城，对省议会的绅士们说，都督应该由焦达峰做，不应该由你们做。谭延闿和他的绅士们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觉得在敌对势力还非常强大的时候，革命势力如果内部闹起来以后不好不好，于是就承认哥老会组织政府，焦达峰当都督。焦达峰当了都督以后，以哥老会为基础组织了他的政府班底。同时还任命了一帮怀着阶级报复欲望的会党人士出来建立筹饷局，也就是让以谭延闿为代表的大绅士出钱，使他们苦不堪言，一天到晚抱怨。最后兵变终于发生，比较富裕和比较体面的军官觉得，陈作新不过TMD就是一个酒疯，焦达峰只不过是一个江湖上的大哥，我们这些日本军事学校出来的新军军官怎么可以听这种人指手画脚呢？于是就发动兵变，杀了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又跑去找省议会商量，省议会又把谭延闿推出来做湖南的都督。
毛泽东目睹了这个过程，更加体会到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难以建立，中间可以活动的机会很多很多。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感觉到，立宪派人物、共和派人物和诸如此类的新派人物所提倡的那种话语是多么的无力。他们提倡，国会来了，一切都好，民主来了，一切都好。然而国会来了以后，左边是会党，右边是新军，国会的绅士们在新军和会党之间左右为难，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经常受人欺负。民主来了以后，民主选举出来国会，新国会跟旧的谘议局相比也不过如此而已。然后袁世凯和湘军打了起来，袁世凯派汤芗铭去赶走了谭延闿，建立了他的政权，然后大开杀戒。毛泽东倒是觉得汤芗铭比较好样，虽然当时的新派人物 — — 包括后来的程潜这些人物都觉得，好不容易搞成的共和局面让你这个可恶的河南人袁世凯给毁了，特别是你还是河南人，来欺负我们湖南人，我们受不了你，我们要联合广西人、广东人和云南人跟你们斗一斗，率领护国军重新打回长沙，诸如此类。当时的湖南人普遍支持程潜和护国军，而毛泽东却支持汤芗铭，因为汤芗铭杀人杀得很好。
在他看来，汤芗铭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镇压了湖南的第一期独立运动，把湖南的新派士绅杀得屁滚尿流，被所有的人骂成是万恶的暴君，但是他成功地维持了治安。毛泽东是亲眼见过焦达峰和谭延闿执政时期无论你是嘴上说得多好、治安一片混乱的那种状态，而汤芗铭的恐怖统治却有效地维持了治安。程潜跟着蔡锷和陆荣廷的屁股成功地赶走了汤芗铭，而治安的混乱又恢复了。毛泽东作为一位有思想的知识青年，就开始觉得，真正的统治者难道不应该像汤芗铭这样吗？民主民主自由自由，民主能当饭吃吗？民主连治安都维持不了，你们的统治像克伦斯基一样软弱，而汤芗铭的统治至少是像高尔察克一样强大。人民宁愿服从让他们害怕的人，却不愿意服从给他们民主自由的人。民主自由除了混乱以外还剩别的吗？
当然这话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在广大爱民主爱自由的报界人士的炮轰之下，他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而他自己也不是个好学生，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那一套，尽管他恨他父亲，但是他性格上还是他父亲的那一套，就是说他不是读书种子，上学上到一半，看见革命发生，天下一片混乱，他就去参军了，参军也没有几天又退伍了。总之是在社会上混，变成一个江湖油子，什么正当职业也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然后他就如我们所知的到北京去混事，去做图书管理员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又受了知识界的白眼，同时他的一口湖南口音北京人也根本听不懂，谁也不愿意理他，尽管他其实是有一些深刻思想的。他看到了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的议会和政府只能控制社会的一个薄薄的表层，在这个表层之下，众多张献忠在涌动，基本的社会治安都维持不了，这是一个江湖好汉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但是绅士们不理他，他自己人微言轻，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他只有灰溜溜地回到湖南。
这时，谭延闿和赵恒惕率领的湘军赶走了段祺瑞派来的张敬尧，宣布我们湖南要制定自己的宪法了，于是全境上下一片欢腾。当然舆论宣传工作也要做好，谭延闿就出了几千块大洋来收买一些知识青年，就像现在诸夏网干的那样，出一笔钱收买一些写手，创造一些《夏王传》之类的文学，为我们幽燕西亚民族发声，当时他们是要为我们湖湘尼亚民族发声，于是就办了很多报刊，找了一帮文学青年当写手。毛泽东是这些写手之一，反正他当时也没有别的事情做，他跟彭璜之类的就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论证为什么中华民国必将解体，为什么中华民国应该建立二十七个不同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湖南人不赶走万恶的中国人就不能得到自由，诸如此类的。
后来有很多人说他是解体论的先驱者，但是实际上解体论在二十年代中期是个普遍的显学。云南人、广东人、四川人都在嚷嚷着解体论，当然是因为，袁世凯来了，段祺瑞来了，吴佩孚又来了，凡是想要统一中国的中国主义者都把情况弄得一团糟，相比之下还不如我们谭都督、蔡都督、唐都督，我们本乡本土的士绅和军官组织政权至少还比较照顾地方利益，于是大家都很想独立。湖南独立真正的操盘手当然是大绅士、翰林谭延闿和新军的领袖赵恒惕这两位大佬，他们想要制定宪法，选举新的议会，扩大选举权，但是苦于没有正当的名分，所以就要造舆论，于是就找了很多写手。只是其他的写手后来没有毛泽东做的官大，所以大家就把他们忘掉了。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支持的，支持汤芗铭也可以，程潜也可以，谭延闿也可以。当时他是拿了谭延闿和赵恒惕的钱，支持他们，为他们发声。所以他就变成湘独运动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写手，获得了第一次进入政坛的机会。
但是为时未久，孙文和越飞拿了苏联的钱在广州建立共产国际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把粤独分子的主要依靠 — — 陈炯明将军给赶走了，同时也派军北伐，派出万恶的蒋介石来北伐。经过北伐的必经之道湖南，把赵恒惕建立的湖南人自己的军绅政权给打垮了。当然这样一来毛泽东也就没饭吃了。赵恒惕摇摇欲坠、快要不行的时候，毛泽东的报纸也就不再给他支付金钱了。这时，他作为一个知名的政论作家，就像是段祺瑞和日本留学生派垮台以后的李大钊一样，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道，他们只会写政论文，搞政治活动，原来的主人段祺瑞和赵恒惕倒台以后他们必须寻找新的主人，于是他们两个都找到了苏联的门下。
李大钊摇身一变，从民国初年坚决镇压南方革命势力的主要反动分子，一下子变成了南方革命势力在北京的主要代理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其实这事也很简单，是因为段祺瑞和章士钊倒台了，他的金主没有了，他只有寻找新的金主，而苏联在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需要有一个熟悉情况的带路党，就像它在台湾必须找些像新党和国民党这样的人、否则它在台湾插不进去是一个道理，李大钊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李大钊是老江湖了，在北京的政坛已经混过多年，毛泽东还是新进人士，所以两者的地位不能相等。李大钊立刻就当上了共产党的两大党魁之一，而毛泽东只能当共青团的代表。他参加马林、维经斯基和苏联情报机构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主持的那个共产党一大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代表共青团的，而并不是代表党组织的，也就是说身份不仅比李大钊和陈独秀低一级，而且比其他的代表都要低一级。但是这没关系，人家至少给他付了旅费的。他到了上海，但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随即就被派到广州国民政府那里去了。
他在广州国民政府，因为自己的地位非常外围，像鲍罗廷这些内圈人是他见不到的，他从外围的角度来考虑，好像国民党人比共产党人的势力还要大一些，所以他就迅速地投靠到胡汉民和汪精卫手下，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而当时苏联是把农民运动当作外围小资产阶级，不予重视的，倒是国民党比较重视农民运动，国民党自身按苏联定义也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党。所以，他跟汪精卫和胡汉民倒是混得很好。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到湖南去参加农民运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看到农会搞阶级专政、打倒了过去士绅的壮举以后，就写了那篇我们都很熟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有很多人把这件事情归咎到他头上，那也是错误的。他在湖南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事情主要是国民党做的，他只是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一方面他看到，过去像他父亲一样欺负他的士绅阶级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感到了刘邦当年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幸福感，觉得我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他加入了共产党，对武装力量抓得不够是一个重大缺陷，他在汤芗铭时代吸取的经验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果然过不了多久，许克祥就发动军事政变，把农会的人狠狠地镇压了一批，接下来各方面的一系列政变相继发生以后，国共分流，然后斯大林同志趁机把革命失败的罪状扣到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他们头上，共产党要调整政策。这时，毛泽东就像他在广州跟国民党混的时候一样，又表现出最大的现实主义。他觉得，事情就是应该这样办才行。当初他在广州的时候就觉得陈独秀的搞法不对，什么深化革命，军权是在国民党手里面，我们跟着国民党混是最好的；现在他又觉得，苏联要求你们抓军权的做法是最对的，以前你们的做法是最不对的。于是他积极地投入了新的革命，搞起了秋收起义，企图抓一支新的军队。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暴露出自己江湖人物不大老实的一面：他给自己偷偷黑了不少钱。后来长征离开赣南的时候，他们毛家黑的那些钱还埋藏在山洞里面没有取出来，一直到五十年代还有一些共产党党内的寻宝者把这些钱偷出来运到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引起公安部的追捕，整个故事就像是大家经常读的那些寻宝故事那样。在比较老实的共产党员以及苏联训练出来的干部集团来看，毛泽东这种作风当然是很不地道的，但是他们在列宁主义的术语当中找不出该怎样描绘这种现象，所以就只有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富农路线。你之所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是因为你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而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出身，所以你也就体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但是没有办法，在革命还需要你的时候，你这种人暂时还不清洗，我们只是收拾收拾你，控制使用。
但是在控制使用的过程中，革命出了点小小的差错，就是蒋介石和斯大林搞起了第二次苏国合作。这一次是针对日本的。斯大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觉得蒋介石的兵比较多，做人肉盾牌比较称职，所以就准备把共产党送给蒋介石做牺牲品。因此，蒋介石就在苏联的默许之下占领了赣南。向西逃窜的红军在找到苏联边境的组织之前，一度连电台都没有了。在这个自己求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机会又来了。他本来已经被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挤到一边，眼看就要完。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断线风筝，谁的江湖手段最高明谁就能够求生。而没有卢布的苏联干部党就是一群废柴。所以朱德就感慨地说，现在只有靠下三滥的手段了，而这一套没有人能够比毛泽东更精通了。事实也是这样。
毛泽东如果只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手段搞一些钱粮倒也罢了，关键是他想篡党夺权。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已经把共产党扔掉不要的时候，他通过张国焘后来描述的那场政变成功地实现了篡党夺权的目的。等到他跑到瓦窑堡的时候，苏联发现，他们本来以为已经死定了、送给国民党的那些人居然回来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叫毛泽东的家伙当了未经苏联承认的头头。为了在他们跟国民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进行的关键时刻不要为了这点小事节外生枝，他们也就承认了毛泽东，还让蒋介石另外拨了几十万大洋给毛泽东重新组建八路军。于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起死回生了。
毛泽东发现，他的江湖手段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奖励，就更加相信他这一套是多么正确了。于是他就像他在江西时代背着斯大林和党组织自己私藏钱粮、私藏金元宝和银元宝一样，在延安也搞了一些未经斯大林批准的活动，主要就是用耍流氓手段扩大边区。派自己私下的八路军代理人之类的，利用八路军的驻军区域派一些地下党活动之类的，把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给国民党为数不多的专员之类的捣乱，把他们赶出去，用这种手段扩大边区，扩大华北根据地。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缴国民党的械，收编国民党的军队，一路上当然也要收编地方民团、乡绅之类的军队，这样把根据地从山西一路扩大到山东。
斯大林对这一套是默许但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地方就算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出来的钱也只是些银元宝和绸缎之类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而且斯大林还要被迫多出些钱来养这些人。而这些人的战斗力很差，打日本人和打国民党都有问题。最要命的是，毛泽东是一如既往地不忠。在斯大林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在德国人打过来、斯大林需要把主力部队调到西线去、远东前线空虚的时候，他要毛泽东派些人到绥远和察哈尔边境去减轻苏联的压力，而毛泽东竟然不肯去，所以斯大林觉得这个人已经开始有点靠不住了。于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又一次企图抛弃毛泽东，跟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只要把满洲给斯大林，然后斯大林派周保中、高岗这些人在满洲建立红色政权，关内的毛泽东用耍流氓手段搞到的华北那一百多个县全送给蒋介石。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将要像斯大林送给英国和希腊反动当局的希腊共产党人一样，要被蒋介石做掉。
但是蒋委员长出于我们都很熟悉的中国主义狂热，坚持说，我抗战就是为了满洲，绝对不让绝对不让，于是斯大林也就硬着头皮，只有把毛泽东在满洲扶起来。对于斯大林来说，华北那些地方是倒赔钱的，只有满洲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值钱，但是蒋介石既然要坚持一个中国，虽然毛泽东并不坚持一个中国，他为了打倒蒋介石，也只有让毛泽东去把满洲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占掉。而满洲和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办法，这是买一送一。就像是苏联小卖部卖伏特加的时候一定要送给你一些谁都不要的假冒伪劣商品，但是苏联人民是离不开伏特加的，为了买下伏特加，只好把那些洗不了衣服的肥皂、一穿就烂的皮鞋之类的东西也跟着伏特加一起买下来。所以，这倒不是毛泽东设计的，毛泽东只要斯大林愿意给他更好的前途是什么都愿意干的，而是蒋介石送给他的。蒋介石一定要一个中国，结果斯大林在拿下满洲和上海的时候，也不得不顺便把倒赔钱的华北以及虽然不是倒赔钱、但是除了粮食和一些经济作物以外只有钱粮而没有军火工业的江南、四川、云南、广东各地也都一起拿下来送给了毛泽东。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由于蒋介石的顽固，毛泽东得到一个大礼，当上一个斯大林很不放心的儿皇帝。当然毛泽东是知道的，他中了这样一个大奖必须有所回报，斯大林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是有能耐做掉他的，而且跟着斯大林走、从斯大林那里骗一些苏联军队淘汰下来的二战装备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在华北搞八路军搞出来的那些人是连傅作义都打不赢的，而林彪在东北搞出来的那些人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蒋介石在缅甸训练出来的远征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两种人在装备和战斗力上的差异。如果能够通过朝鲜战争让苏联用二战换下来的装备把整个解放军重新组装一遍的话，他的地位就稳了。斯大林果然这样做了，当然那是为了朝鲜的缘故。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讲，这一次又是金日成比毛泽东重要，但是为了金日成和朝鲜的缘故，他不得不把毛泽东在内地的那一大批烂摊子也跟着接管下来，不仅给人民解放军换了装，而且还要在内地搞一百五十多个大项目。
这些大项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一直吃到现在还没有吃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重工业基础和人民解放军的基本装备，包括上次到台湾去转了一波的轰-6，都还是苏联在五十年代这156个大项目修修补补、瓦房店化过几波、反复退化过的产物。以后，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这样全面的重工业建设和军备建设的机会。它在八十年代从美国那里弄到的那些东西是零零碎碎的。九十年代遭到制裁以后，军备方面全面被封锁，各种从西方的民用和商用装备中间捞回来、在国内改成军用的设备也是零零碎碎、不成体系的。成体系的还就是轰-6代表的这批斯大林送给它的礼物，这个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命根子。地主资产阶级的钱粮是小事，改革开放以后新资本家、新地主搞出来的这些钱和外汇是小事，它不能直接转化为硬实力的。能够直接产生硬实力的也就是那一批日本在满洲国留下来的基础，以及斯大林给它打下的这个基础，这两拨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命根子。其他那些白区党搞来的钱，马云、马化腾这些人给它搞来的钱，对它来说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还是远远不像周恩来和刘少奇那些人一样老老实实地跟着苏联走，当然也不像陈云那些人一样，看到苏联再怎么说也比你水平高，搞计划经济不学苏联是不行的。毛泽东才不在乎你什么计划经济，才不在乎你什么党和国家，他在乎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当上党和国家的领袖。他要试试看，能不能从苏联培养的干部党手中把权力夺到自己手里面来，因为他毕竟只是名义上的主席，实际上办事的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那些人。那些人从苏联那里学到的那一套虽然比不上西方比不上日本，但是比起毛泽东来说还是要强得多了。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把那一百多个项目运转起来，把铁路运转起来，把工业体系建立起来。
但是毛泽东搞权术是有一手的，他想了一下，我可以挑拨离间试一试，挑拨一些像高岗那样的傻瓜出来打一打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跟刘少奇是有私仇的，饶漱石在华东的时候跟陈毅和刘少奇他们那些人在干部任命问题上有一些小的摩擦，这些都是私怨性质的。高岗是个大老粗，很容易被毛泽东利用，就打了头阵。饶漱石比较阴比较险，但是他也有野心，很想利用这个机会首鼠两端一下。结果刚刚发动进攻，就从苏联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指令：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能乱。然后毛泽东立刻就缩回来了，他知道苏联还是可以做掉他的，而他的基本盘还基本没有。所以他就迅速地牺牲了高岗和饶漱石，重新跟周恩来和刘少奇好起来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的特点：毛泽东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这跟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不一样的。他不是正宗的列宁党，正宗的列宁党是坚决爱党的，而毛泽东谁也不爱，正如他既不爱汤芗铭、也不爱护国军、也不爱谭延闿和赵恒惕、也不爱汪精卫和胡汉民、也不爱斯大林和周恩来一样，所有这些人都是他向上爬的一个梯子。他的特长就是眼疾手快，看到哪一方面有机会就赶紧往哪一方面凑，看到不对以后他也不讲面子。蒋介石是很讲面子的，上了台阶就下不来，所以就被斯大林做掉了；而毛泽东是随时可以喊任何人万岁的，哪怕是前一分钟他还跟别人作过对，接下来就随时把面子扯下来继续喊万岁。因此，他就继续跟周恩来和刘少奇好了。
然后，他看到赫鲁晓夫地位不稳，在给东欧各国的党、给苏联国内的各个集团、包括给他大施恩惠。原子弹技术就是赫鲁晓夫作为恩惠的一部分施给毛泽东的，当然是希望毛泽东支持他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毛泽东作为一个天才的权术家，尽管他搞工业建设并不怎么样，但是赫鲁晓夫这种慷慨和斯大林的刻薄比起来的话，他立刻就觉得，斯大林之所以那么狠，是因为他位置很稳，赫鲁晓夫之所以那么慷慨，肯定是因为他位置不稳。
这个推断是天才的正确，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在国内释放政治犯，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给被斯大林整过的人平反，就是要收买人心。给东欧各国更多的优惠政策，把斯大林过去那种刻薄的掠夺放缓一点，让你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就是想收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欢心，当然也是因为他在党内有很多竞争者的缘故。这种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天才地预计到的那样，立刻就引起了哥穆尔卡和纳吉这一类人物的反攻倒算，结果苏联不得不反过来又派坦克去镇压，弄得自己灰头土脸。这些都是毛泽东这个天才的权术家预见到的。他预见到，镇压绝对不能松，列宁党靠的就是镇压。你一不镇压以后，搞起了党内自由化，立刻就要出事。同时他也看出，万恶的赫鲁晓夫搞起了自由化，肯定是你不稳。
于是他就迅速地活动起来了，现在我可以举着斯大林的旗帜跟你赫鲁晓夫争一下。我以前在赵恒惕和谭延闿时代顶多做一个湖南的都督，而且那个都督还是赵恒惕正做着的，能做湘军总司令已经是我最大的野心了，但是我在国民党里面一跳，我不是可以在北伐军里面做一个党代表吗？在共产党里面一跳，我不是可以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吗？有什么难的。现在我在苏联共产国际、全世界的共运、共产党的情报局里面再跳一跳，我不就能够做上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了吗？这跟我从湖南跳到北京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就开始大撒币了，拿了很多钱去收买东欧各国、拉美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准备把赫鲁晓夫搞下去。
但是赫鲁晓夫也不是吃素的，反手一巴掌，利用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固有的歧视：我们毕竟是欧洲人，虽说是讲共产主义，但是我们怎么也得像匈牙利共产党这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一样，你毛泽东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土八路，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你给我拿一点毛泽东著作出来。哦，原来你的毛泽东思想这几本著作还是我们苏联专家帮你编写的，你本来是个只会读三国水浒、连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文都读不懂的人，你这种人够资格做列宁同志的继承者吗？再说，我们俄罗斯人自古以来都是歧视东方人的。我们要捧一捧波兰和匈牙利的理论家，这还可以。波兰人、匈牙利人、东德人都是欧洲人，我们俄罗斯人见到欧洲人就腿发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东德，把捷克人的家当都抢空了，把德国人的家当都抢空了，但是我们见到高贵的日耳曼人、高贵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我们莫斯科人还是忍不住自卑感发作。但是对付你们东方人，什么鞑靼人、蒙古人，还有那个讲着谁也听不懂的“湖南俄语”的可笑的毛泽东这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我们从来都是瞧不起你的。赫鲁晓夫很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个心理，把毛泽东打了下去。
而且毛泽东的内部也不稳，他内部的干部都是苏联培养起来的。胆大妄为的彭德怀公开就跑到苏联和东欧去转了一圈，要求苏联和东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帮助他推翻毛泽东。当然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干脆地宣布，赫鲁晓夫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只有我才是斯大林元帅真正的继承者，凡是斯大林元帅培养起来的人，如果不跟着我走而跟着赫鲁晓夫走，你就是背叛斯大林。用这种方法，他稳住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因为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斯大林的人，搞死了彭德怀。后来那些两头真老干部、启蒙知识分子和其他胡说八道的人一定要说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才死的，其实根本不是，毛泽东才不在乎你请命不请命。弄死你的根本原因就是，你掌握了兵权，而且要把人民解放军带到赫鲁晓夫那一边去，这才是最要命的事情，你想发动军事政变呀……不搞死你能行么……
当然，刘少奇和彭德怀做出了这个致命的决定以后，他们也就要完了。干部党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就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失去了苏联的硬援助，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拿过的卢布、军事物资和苏联专家全没有了，你以后就要靠吃老本过日子了。毛泽东虽然没有什么班底，但是你能够对付这个没有班底的毛泽东靠的不就是苏联的班底吗？现在干部虽然还有，但是钱没有了，武器没有了，你就陷入被动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权术家怎么能够放过你呢？果然，下一步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真实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打倒老干部，也就是苏联培养起来的那些老干部，刘少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优秀的权术家，他知道，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苏联培养起来的人，但是他自己手下的人不硬，江青手里面凑起来的那些左派知识分子顶个屁用，知识分子就只会讲理论。许世友那帮梁山系的人，虽然苏联系现在已经解除了武装，但是梁山系的战斗力还是远不如苏联。毛泽东作为一个优秀的权术家，他懂得精算谁的实力更大一些，因此他必须把周恩来和康生分化出来打刘少奇。正好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是有所不和的，周恩来管着匪谍系，刘少奇管着工运系的干部党，他们就像是高岗、饶漱石跟刘少奇一样也是长期不和的，因此他可以把周恩来和康生拉过来，跟他自己的左派文人和王洪文、陈永贵这些真正的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刘少奇。
当然，打倒刘少奇以后，下一步就该打倒周恩来了。但是周恩来没有刘少奇那么好打，匪谍系是在暗处的，干部党是在明处的，明处好打，暗处难打。所以周恩来滑来滑去，毛泽东始终想要最后一击把周恩来搞倒，但是最后还是没能找到机会。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谨慎的阴谋家，跟鲁莽的江青和张春桥他们不一样，不到计出万全的时候他不敢下手，周恩来已经快死了，而万全的把握还没有出现，所以他就只有用给周恩来吃中药的方法熬死周恩来。但是熬死周恩来就有一个坏处就是，周恩来虽死，邓小平还活着，苏联系的班底没有被连根铲除。而毛泽东是一个江湖人物，不是像曾国藩那种肯努力培养干部党的人，所以直到他死、他的年龄不饶人了，江青和张春桥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结果让邓小平搞了一个干部党复辟，造成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中国。
毛泽东当然是湖南爱国者赵恒惕他们的叛国者，他坑死了湖南人。湖南饿死那么多人，整死那么多人，都是因为他的缘故。当然，他也坑坏了蒋介石，也坑坏了斯大林，坑了所有的人，也坑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干部党，害得他们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经过他这么一整以后，干部党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到苏联路线了。如果他没有请尼克松来的话，他一死，干部党就自然而然回到苏联路线。然后像波兰、匈牙利的干部党一样，我们的革命在初期走了一些弯路，像贝鲁特这样的极左分子走了一些错误路线，现在我们在哥穆尔卡同志的领导之下拨乱反正，于是大家都只记得列宁同志是我们的祖师爷、哥穆尔卡是我们波兰党的领袖，早已忘掉哥穆尔卡以前还有一个叫做贝鲁特的家伙。如果毛泽东没有把尼克松拉进来的话，他一死，邓小平、陈云他们顺理成章地回归苏联，重新把历史编写一下，毛泽东就落到贝鲁特的下场了。我们在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之下赶走了蒋介石，顺利地实现了革命，中间有一个小资产阶级野心家叫做毛泽东的，一度把革命引入歧途，现在我们拨乱反正，列宁、斯大林、周恩来、邓小平一脉相传，根本没有毛泽东这个异己分子、万恶的小资产阶级富农、冒险家、投机家的份。
但是毛泽东用中国主义（那是蒋介石的话术）引来了尼克松以后，大家就走上了不归路。在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联合反苏的局面已经成立。而且在文革后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的化肥已经进来了。靠这些化肥而不是靠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承包责任制，才养活了眼看就要饿死的八亿中国人民。后来知识分子和改革派诸如此类的人捏造的神话说是，都是赵紫阳和胡耀邦搞了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民，把土地还给农民，才养活了中国人民。这当然是谎言，中国人民早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上台以前就已经被美国和德国的化肥厂造成的粮食产量提高、造成的绿色革命养活了，那时候广大农民还是社员。广大农民是小农单干也好还是人民公社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都没有美国的化肥厂来得重要，而美国的化肥厂是毛泽东和尼克松制造的反苏联合阵线的结果。而邓小平和陈云虽然很想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离不开美国的输液管、离不开美国的粮食和技术（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化肥了）的基本事实，迫使他们按照毛泽东规划的路线走下去。
毛泽东通过这么一击，等于是第二次把中国共产党带上了蒋介石的路线。第一次是他利用蒋介石必争满洲，取得了斯大林的支持，拿下了满洲和上海。这不是他自己原有的政策，他没有政策，他只是投机。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原先是分裂主义者，而蒋介石才是统一主义者。他这样一拉，林彪的满洲经营使他把中国共产党拉进了蒋介石的话术当中，尼克松和联美反苏路线第二次把中国共产党拉进了中国主义的话术当中，而且还迫使周恩来必须跟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争取中国主义的正统。这一点，他原先是不在乎的，现在只是出于机会主义而赞同。而原先大多数共产党人，列宁和斯大林的门徒，都是反对的。但是既然中美联合反苏的格局已经形成，大家都要靠这个吃饭，所以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咽下去的结果就是，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把毛泽东从这个祖师爷的地位上踢出去。本来毛泽东在列宁党内一直是一个异己分子，但是既然中美要联合反苏、苏联要被说成是坏人的话，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修改党史，只能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早年还是好的。就再也没有办法像是对付贝鲁特那样，我们本来是在斯大林和周恩来的领导之下搞成了革命，然后把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同时也因为中美联合的结果，他们必须把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正统地位争过来，所以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因此附带的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南海划的那道十一段线 — — 非要争本来是属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南海诸岛这个可怕的负担也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头上。这个负担，要使得未来的中国主义者注定要跟海洋霸权和海洋自由的维护者英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的。这个冲突本来是要由国民党来做的，但是国民党被打垮、跑到台湾以后丧失了自己的实力，居然接受了美国的保护。而共产党却被迫接受了国民党的衣钵，背起了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想要背而终于被压垮的这个中国主义的衣钵。
但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他已经凭他巧妙的权术，首先保持了他终身的地位，其次保持了在他身后，他的死对头刘少奇的徒子徒孙、被他整得死去活来的邓小平和陈云这种人不敢刨他的祖庙。共产党有一天的天下，他就可以在祖庙里分一杯血食。他成功地绑架了共产党本身，只有在共产党不复存在以后他才会倒下。对于他这个梁山好汉来说，这已经是他所能指望的最伟大成就。当然，他这样做也在害死湖南人、害死蒋介石、害死国民党、又狠狠地坑了苏联以后把中国共产党给坑死了，把中国共产党拖进了一个它无法承受、注定要死得很惨的负担。而他本人在井冈山曾经利用过的那些江湖好汉，必然要因此重新大显身手。当然，这是他刚刚入道的时候他本来打算扮演过的角色。阴差阳错，西方人、苏联人和日本人输出秩序或者说是把东亚殖民化的各种努力相互冲突和相互抵消的过程当中，把他这个本来最没有资格、最没有希望的小人物，依靠他判断权术和格局惊人的精明，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但是也因为他制造出来的那些神话，包括小米加步枪的神话、中国主义的神话、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神话诸如此类的传说，将要害死他的继承人，比如说害死习近平这样的人。
习近平这样的人没有经过他那样的江湖训练，不懂得张献忠，也不懂得产生张献忠这个社会的实质。而跟毛泽东一样受了一点点教育、还不够资格在学校里面教书、找不到稳定工作、只能混江湖的人，跟那种完全一点学问也没有、又不懂得洞察人心、不懂得掌握各种话术的纯粹的白宝山那种张献忠人物相比就有着巨大的优势，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普通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张献忠不懂话术、不懂权术的这个劣势，把张献忠组装起来，在将来的大动乱当中趁机出人头地。现在你们在派出所的墙角落里面见到的那些人，在将来有很多会像是二、三十年代的毛泽东那样，像是毛泽东他爸爸开的酱油坊里面的那些蛆一样，成群结队地挤出水面，冒出头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有可能拿到被毛泽东和习近平忽悠惨了的人民解放军留下的原子弹，利用这些原子弹相互讹诈或者是讹诈西方、讹诈俄罗斯、讹诈邻国，相互核平，把未来的东亚大陆变成人间地狱。
毛泽东留下的秘传心法对他的继承人习近平没有好处，留下的负担会压垮习近平。而他创立的榜样将会鼓励千千万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张献忠，踏着他的脚印去争取天下。他们相互努力相互破坏的结果，注定要灭绝未来东亚的大量人口，把东亚变成一个人间地狱。但是在他已经获得成功、通过成功这个事实范例教育了千千万万人以后，这件事情已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即使今天的诸夏爱国者能够扭转局势，也是在他把局势搞烂了、把该杀的人和该弄死的人都弄死以后，在留下来的残山剩水当中重整河山，才能够勉强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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