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位制度的崩壞

(原刊於輔仁媒體,在此在保存之用)

段位制度源於中國,三國時期的《藝經》將棋手分為「九品」,由最高的一品「入神」至九品「守拙」。棋手的地位視皇帝的喜好而定,收入大致來自朝廷俸祿和賭彩。圍棋是作為一種宣示國力的文化手段,有不少中外棋手對局的典故,日本韓國甚至有專門來中國學習棋藝的留學生。

圍棋由中國傳至日本,可算是發揚光大,廢除開局的座子後,圍棋理論得到飛躍性成長。參照中國的九品制,日本江戶時代的本因坊道策被稱為「名人」,是唯一的九段,之後每兩段就相差一子實力。所以九段理論上能夠讓初段四子之多(開局時多放四子),差距之大是現今棋手所不能想像的。段位制度之所以森嚴,很大程度和殘酷的升降爭棋有關。升降爭棋可以視之為棋手之間的耐力賽,兩人一直對局,直至其中一方多勝四局為止。負方以後只能以下手的身份對局,對棋士來說是奇恥大辱,紛爭亦往往由此而起。及後,清朝國勢衰微,日本終於成為圍棋第一大國,以至現今不少歐美棋友仍以為日本是圍棋的發源地,圍棋的英文也以日語音譯為Go。

段位制度的崩潰,來自一連串的意外。

首先,日本棋院的成立。日本棋院成立後,因應高手之間的棋力差距逐漸縮小,將段位差距由兩段一子變為三段一子。雖然理論上手合賽是依照每差一段勝率為三七之比來設計,但因為比賽增加了,升段變得容易,逐漸就出現高段泛濫的問題。

其次,是吳清源對日本棋界的衝擊。吳清源,於福建出生,以職業棋士的身份旅居日本橫掃棋壇,在十番爭棋取得全勝。但因國藉等問題,不能參加日本棋院的手合賽,結果反而被藤澤庫之助先拿了九段。問題來了,藤澤庫之助明顯打不過吳清源,甚至輸得改名為藤澤朋齋,如果吳清源沒有九段實在說不過去。當時圍棋近乎是日本的全民運動,日本棋院的經濟來源是各大報章的報導贊助,所以在媒體的壓力下,日本只好找來一堆低段和吳清源對局,然後頒了個九段給吳清源。從來九段只應由高手爭棋產生,如此兒戲的處理,大大損害了段位制度的正當性。

結果,由唯一的九段,變成滿地的九段,九段的數量是初段的四倍之多,成為了詭異的倒三角。與其說段位反映棋力,倒不如說是年資。及後,聶衛平橫掃中日擂台,曹薰鉉成為世界冠軍,令中韓兩國得以追趕、超越日本棋界,九段量產,貶值加劇,直至李世石的出現,職業棋士的段位才重新和實力掛勾。李世石,就是去年人機大戰的韓國棋王。可說是棋界的革命家,有世界冠軍的實力但又拒絕參加升段賽,逼得韓國棋院於2003年改變段位制度,取消升段賽,改為以國內外大賽的戰績為升段準則。日本棋院和中國棋院亦緊隨其後改革升段制度,職業段位的崩壞得以緩解。

可惜,業餘段位就沒有這樣幸運。

業餘段位用的是阿拉伯數字,由8段(業餘世界冠軍)7段(全國冠軍)往下數至1段,再由1級往下數。起初最低的級數是9級,但因為幼兒和電腦圍棋的加入,現在香港一般都是以30級為底線。業餘高段一般由國家棋院頒發,所以還是站得住腳的,業餘7段的實力和大概職業初段差不多。但下面的段位級位,就因為以下的五大問題,已經處於崩壞:

第一,是職業棋手都有頒發段級位證書的權力。但有人花錢考段時,棋手一般都不好意思給的太低,本來3段的,可能隨意就給了個4段。而且段位一般都是職業棋手以自己為基準去給的相對評價,連我這種低手都分不出9級和10級的分別,職業高手不太可能分得出吧。

第二,是電腦圍棋的普及,令原來較為準確的網上棋力也起了變化,任何人只要在手機裝個圍棋軟件,都不難在網上打上高段。這現象在中國象棋國際象棋已經存在多時,去年就連圍棋也終於失守了。

第三,是坊間的段級位比賽。為了催谷報名人數,一般都會將升級準則訂得較為寬鬆。就算將一堆初學者混進比賽,都總有人會名次較佳而升級。段位制度有升無降,所以很多人都只是抱「花錢碰運氣」的心態去參加比賽。「想升段,去深圳」,你懂的。

第四,是私營機構的師資問題。做圍棋老師,不一定要懂下棋,可能已經是一個公開祕密。要找一個合格的圍棋導師並不容易,懂下棋的人不多,懂教棋就更少,又要肯去教,可算是萬中無一。想集團式經營,哪來一堆懂圍棋的?為了好看,很多大機構都會將臨時工硬推為1段2段,所以在香港的1段,隨時都有9子以上的差距。而這些「1段」所教的學生,水份就更不可估量了。學生在「試學」時打敗導師的神奇故事,有空再講。

最後,就是證書文化。作為各棋藝機構的金主,家長無不希望小朋友突飛猛進,但奈何學生努力各異,有人升,有人停,有人退,原為理所當然。但為了令家長覺得學生有進步,只好久不久就以「導師評核」為名升級。結果出現一堆根本沒教亦沒學,純粹坐等下課的「興趣班」出現。學生越升越難贏,自然就更放棄,形成惡性循環。

作為圍棋愛好者,心痛。

想想看,這些年崩壞的制度,又何止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