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被推向極端──《極端政治的誕生》書摘

Henry Lee
亨利的閱讀世界
5 min readFeb 8, 2020
Marc Hetherington,&Jonathan Weiler,《極端政治的誕生》(新北:有坊文化,2019)。

你做什麼工作?在哪裡生活?吃什麼食物?開什麼車?聽什麼音樂?看什麼電視節目?幫小孩取什麼名子?

很有趣的是,這些日常生活的小問題,竟可以間接透露出你的政治傾向!政治學者Marc Hetherington與Jonathan Weiler在《極端政治的誕生》一書中指出,「世界觀」乃是影響了美國民眾的生活選擇與政治傾向之核心要素(有興趣者可以參閱第三、四章,在此就不贅述)。而「你認為這個世界多危險」即世界觀的基本標準,會透露出我們對生活本身與政治的思考。

世界觀作為框架的解釋

若你認為這個世界很危險,就會對文化變遷比較謹慎、對外來者比較懷疑、喜歡熟悉的事物;若你覺得世界沒有那麼糟,就會叫欣然接受不斷變遷的文化、嘗試新鮮的事物、對不同族群的人保持開放。作者將前者稱為「固定派」(fixed),後者成為「流動派」(fluid),而界於這兩者之間的即為「混合派」(mixed)。近年來「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研究指出,固定派與流動派面對威脅時的生理反應不同,因此我們在政治信念上的差異,很可能是跟我們先天的生理構成有關(當然也會與後天的環境因素結合)。

作者進一步指出,正是兩大黨抓住了世界觀的歧異,創造出兩極化,形成「我們」對「他們」黨同伐異的心態。政治不再是討論治理公眾的統治哲學,而是證明自己所認同的政黨就是對的,淪於情緒上的宣洩與叫囂。另外,也因著世界觀的歧異,造成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民眾在生活中較少接觸、分享興趣,進而讓群體越來越同質化,自成媒體與文化上的同溫層。

恐懼反而消弭了世界觀的界線

另一個值得探討之處,乃是作者論道,對於種族、移民或伊斯蘭教議題,混合派會更像固定派;遇到恐怖攻擊或恐懼瀰漫時,所有人都會往固定派靠攏。換言之,當國家遭到壓力時,過去涇渭分明的差異會縮小,混合派或流動派會採取更加小心的態度而趨於保守。這也是為何川普訴諸排外、恐懼、狂熱,不僅沒有失去民心,反而才是抓住真正的民心,因為堅守「政治正確」的流動派似乎已成為社會上的異類。

混亂工程師大放異彩

隨著右派民粹主義的操弄,兩極化的現象也在歐洲各國蔓延開來,移民議題不斷成為政客煽動仇恨的燃料。義大利知名作家Giuliano da Empoli在《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席捲全球》一書頗析歐洲各國民粹主義的現象,並挖掘政客背後的物理學家操盤手(又稱「混亂工程師」)如何透過精密、大量的演算法,把每個同溫層愛看的東西送到他們面前,並在當中點燃情緒。在社群媒體的新世界中,政黨遠離中間路線,要的再也不是以最小公約數集結中間選民;反之,是要點燃大量不同的小團體之熱情,再全部加起來。就算傳送互相矛盾的訊息也沒關係,畢竟不同同溫層也看不到對方收到的訊息。

Giuliano da Empoli,《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襲捲全球》(台北:時報,2019)。

「往昔,政治競爭是精心修整一套將人聯合起來的訊息;如今,政治競爭是用最徹底、最響亮的方式將人打散。要攻克多數,就不該再往中間靠攏,而是要把各個極端加總起來。」(頁218)

《極端政治的誕生》在結尾處並沒有給出要怎麼化解對立的實際行動或建議,讀起來不免感到有點厭世與悲觀。

小結:深度的思考、細緻的分辨

或許從德國作家Carolin Emcke所著的《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可以給我們一些方向。她提到,

「面對仇恨的不二法門,就是拒絕以仇恨為榜樣……面對仇恨,唯有利用仇恨者欠缺的三件事情:詳細的考察、一絲不苟的鑑別力、以及自我的懷疑。」(頁23)

Carolin Emcke,《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台北:麥田,2019)。

政治極端化,把我們拉往不同的方向,沒有人是局外人。在民主社會中,我們需要一種認錯的文化、一種公開討論的文化。我們需要深度的思考、細緻的分辨,拒絕自己淪為恐懼與仇恨的奴隸。從自己做起,你我都無法置身事外。

【延伸閱讀】

持續對話、彼此同理、共同找到解方的優良讀物

  1. Jonathan Haidt,《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台北:大塊文化,2015)。
  2. Joshua Greene,《道德部落》(台北:商周,2015)。
  3. Parker J. Palmer,《民主,心碎的政治?》(香港:印象文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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