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草稿

閩越歷史旗幟

History Flags of Hokkienam /Fukien

絕對君主制時代:

閩越王國 BC 334年 — 111年

閩王國 909年 — 945年

東寧王國 1662–1683年

共和·自由邦·殖民地時代:

中華民國·福建自由邦 1911年-1927年

中華民國·福建殖民地 1927年-1949年

日本帝國·福建自由邦 1941年-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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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K – 诸夏各民族宣言 」自秦汉以来,诸夏各民族,在中华帝国主义压迫下,为了恢复儒家理想中的周礼制度,即天然邦国秩序,从荆楚的项羽到三晋的阎锡山,从吴越的钱镠到南诏的阁逻凤,从闽越的郑成功到南粤的赵佗,至今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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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在东亚大地实行大一统暴政的中华帝国在表面上以儒家秩序的维护者自居。而中华社会帝国更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为补充,使伪儒家的统治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伪儒家和共产主义邪说成为中华社会帝国奴役诸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统治工具;

现在是诸夏各民族向全世界公开揭露谎言、澄清谬误,并且以果断而直接的行动,倡导诸夏各民族独立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诸夏各民族发布宣言如下。

1、 帝国和诸夏

至今,一切东亚的历史都是帝国主义与诸夏文明斗争的历史。

下吏和君主、流官和土司、朝廷和藩镇、皇帝和豪强,一句话,中央集权和邦国林立,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好不间断的,时起时落的斗争,而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结局都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和邦国的光荣复兴。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帝国的内部,依然存在着大量诸夏各民族独立的运动和趋势。在秦帝国时代,有复兴的六国;在汉帝国时代,有诸邦国和南越王国;在唐帝国时代,有内亚部族、自由贸易城市和自治藩镇;在宋帝国时代,有夏辽金大理;在明帝国时代,有蒙古,南方土司和西南海洋邦国;在清帝国时代,有内亚邦国,南方土司,独立的台湾。

从诸夏世界体系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大一统帝国并没有消灭和融合诸夏各民族。它只是用编户齐民和郡县扼杀了诸夏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除了汲取被它吞并的诸夏文明之外,自身却产生不了任何先进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时代,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却有一个新的特点:它通过制造阶级对立,对诸夏文明的破坏更加彻底。整个社会被分裂为所谓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诸夏部族的勇武而有德性者中产生了初期的武士阶层;从这个武士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诸夏各民族的凝结核。

诸夏部族对东亚的发现,通过南亚,东南亚和内亚等通道对东亚的殖民,先进农业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引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诸夏部族之间的征战与协作,最终由周部族通过对殷商的征服,解放了受后者野蛮压迫的诸夏诸邦国,在引入来自内亚的先进技术之后,形成至今依旧存在的诸夏封建体系的最初版本,使东亚大陆空前发展,因而最终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诸夏文明。

随着周政天下体系中诸夏各邦国之间的竞争,以前那种单纯的城市国家已经不能满足随着人口、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需求。诸夏封建国家体系,即由封建君主相互兼并而形成多邦国体系代替了自发组织的邦国体系。

但是,新技术不断从内亚和南洋引入,基于贸易需求的生产得以不断增长。甚至过去邦国之间无人的荒野都变成精耕细作的农田,于是,邦国的地理边界变得清晰,征伐变成了兼并,引进先进技术的邦国不再愿意维护诸夏邦国体系,门客和客卿取代了世袭的士和大夫,一个个国王代替了尊王攘夷的封臣。

来自内亚,特别是波斯的,帝国主义推进了诸夏文明的崩坏。中华帝国主义从内亚的祖师那里学会了编户齐民体制,严苛的成文法和国营工商业体系,这种发展促进了国家政权对诸夏各民族的汲取和压榨,使其获得进一步扩张和吞并诸夏邦国的实力,同时,随着疆域、人口、财富和道路的扩展,帝国主义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国力,把周政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秩序都排挤到后面去。

中华帝国主义的这种发展,都伴随着对自发秩序和人类创造力的破坏。在农业时期,它消灭了武装的和自治的民间团体;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阻止了工商业城市共和国的诞生;最后,当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代,它不但扼杀了诸夏文明引入先进文明的最后尝试,而且以独占政治统治的方式,延续其腐朽落后的生命。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少数野心家收割诸夏各民族财富和生命的分赃委员会罢了。

中华帝国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人类的自发秩序和美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与其归属的,即以血缘、宗教、协作、合作和信念等人类社会属性所形成的各种自发共同体的联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政府法令”,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类的宗教虔诚、武士和大夫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工商业者的精益求精,这些情感的神圣积淀,淹没在吏治国家中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对权力的膜拜,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螺丝钉精神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反复的剥削代替了由人类一切在自由精神的保护下进行的伟大自主创造。

中华帝国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玩偶和游民。中华帝国主义通过编户齐民,撕下了罩在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彼此提防的互害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中华帝国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混血儿,由于输入性获得了世界性影响,使它的野蛮掠夺行为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人类的后代大为惋惜的是,中华帝国主义挖掉了人类文明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美德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权力崇拜下的利己主义排挤掉了。新的德性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民族应当捍卫的,已经不是本地的传统道德和秩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它们的敌人不仅是本地的异端,而且同时还有中华社会帝国主义。旧的、靠乡土德性来维持的自发秩序,被新的、要通过全球协作来世界秩序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各自防卫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的集体防卫所代替了。

原封不动地保持以农为本的掠夺方式,极端排斥工商业和贸易带来的开放思想,是旧式中华帝国主义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当代的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除非对人民,进而对民族,进而对诸夏各民族不断地进行创新型掠夺,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地方。他们坚定地捍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而一切体制外初露头角的关系等不到生长成型就被其巧取豪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永恒不变,而一切人类文明珍视为神圣的东西却早被亵渎。诸夏各民族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依靠剥夺农村所获得的供养,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工业,使城市比农村大大先进起来,因而逼迫大部分农民脱离凋敝的农村生活,进入城市以贱民的身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却拒绝让他们获得现代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是其掠夺诸夏各民族的根本制度安排,出于其创制目的,这种制度制造了,并时时刻刻在扩大诸夏各民族族群内部的裂痕。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使发达国家沉迷于其中而逐渐退化。

中华社会帝国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自治趋势。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枷锁的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华社会帝国在它的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破坏的文明和屠戮迫害的人口,比过去一切世代帝国主义和罪犯所造成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飞机轮船的航行,机枪和坦克的轰鸣,电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接入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政治统治方式里蕴藏有这样的破坏力呢?

中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总是戴着一副似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伪装。中华社会帝国也不例外,它的血腥历史揭示了,在大一统的压榨下,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野蛮使用,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可以不计成本地建造万里长城和京杭运河,三峡大坝和高速铁路,也可以对外发动代价惨重却又毫无意义的战争。它在实现对诸夏各民族的征服的同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安全。

中华社会帝国,由于利用了现代西方科技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落后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扩张计划中来了。通过压榨人民劳动、心智、肉体乃至生命而制造出来的的廉价商品,是它用来摧毁一切贸易壁垒、媚惑文明世界所依恃的唯一武器。它迫使一切民族 –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 —采用中华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它诱使这些民族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即变成中华社会帝国的代理人和傀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心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不断扩大权力所能控制的疆界,驱使中华社会帝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渗透,到处开发代理人,到处建立傀儡政权。

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以现代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伪装,利用从外部,先是苏联,而后是西方,输入的技术和资本,掠夺诸夏各民族,进而成功掠夺全人类的模式,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和力量的体制,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和巧取豪夺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反抗邪恶帝国、反抗以社会主义统治集团的历史。只要指出在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人类理应创造的价值无法生产出来,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司空见惯的瘟疫,即社会生产枯竭的瘟疫。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即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由于中华社会帝国自身体制内的任意部分,包括其所谓的国有企业,除了掠夺以外并不会对社会创造任何价值,而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正是诸夏各民族自发秩序产生的民营工商业。这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诸夏各民族自决力量的壮大。中华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统治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由此而产生的解构帝国的力量,它又不得不对统治机器加大投入,从而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诸夏各民族的掠夺,以至于全社会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而最终枯竭脆断。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形成,就必须一手克服诸夏各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手实现自身的扩张,二者形成的合力,就启动了其消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自毁程序,就使帝国体制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到了生命的终末期,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体制已经变得太狭隘,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内部能够创造财富的力量了。 –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放松对民间经济的掠夺,另一方面对外向文明世界佯装洗心革面,以达到充分利用文明世界创造的新技术和资本,骗取诸夏各民族创造更多的贡赋的目的。一旦目标貌似达成,它又会重新开启新一轮的对内压榨和对外扩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只能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面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而其防止危机的手段只能是越来越少。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征服奴役诸夏各民族的武器,天然地会吞噬他们自己。西方社会主义带来的一切高效的征服、屠戮、奴役和掠夺的工具,虽然有利于中华社会帝国的快速诞生,但同时也有利于它自身以更加高效而快速地毁灭。

因此,中华社会帝国自身就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其埋葬的送葬人 – —诸夏各民族。而更加讽刺的是,正由于它对诸夏文明的破坏和毁灭,中华社会帝国将不可能得到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葬礼。

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帝国赖以形成的购买力和破坏力,是通过对内压榨诸夏各民族,对外掠夺文明世界所获得的。而当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诸夏各民族不堪压榨,而文明世界普遍觉醒之际,这种手段,即瓦解社会自发秩序的编户齐民,垄断经济和金融的国有企业,消灭诸夏各民族身份的文化绞杀,高度恐怖的政治统治,就因掠夺不到足以维持其运转的资源而难以。中华社会帝国对于全人类,特别是诸夏各民族而言,是不创造任何文明和价值的肉体和思想的桎梏,它必须毁灭,而且即将毁灭。

起而代之的是恢复基于自发秩序和民族自决的诸夏邦国体系,唯有建立和保护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恢复由诸夏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人性解放,正如过去东亚三千五百年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

随着中华帝国从建立到毁灭得必然周期的间歇,东亚诸夏各民族在充分自决的情况下恢复了孔夫子所倡导的天下邦国体系,唯有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东亚的科技、文化和经济才得到发展。诸夏各民族只有当它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向内亚和海洋开放交流的时候才能获得发展。比较起来,这些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沦为奴仆,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的诸夏人民,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却能创造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的财富和文明。

诸夏邦国体系形成后,随着邦国间的协作和竞争,人民获得了天然独立的性质,因而自发秩序得到自然而充分的生长,人的组织再次恢复成为具有吸引力和自然凝聚的共同体。唯独当人成为天然共同体的一员,人与人的协作和竞争,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协作和竞争,才能创造出财富,才能产生科学和技术,才能激发文学和艺术。而在野心家的武力征服下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无论这样的寒冬能延续多久,则完全是对诸夏邦国体系盛夏期生产果实的消费而已。

现代科技已经把帝王式的中华帝国主义变成了严密监控管理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诸夏各民族就象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它们是中华社会帝国这个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受着各级政府和身边人的密切监视。它们不仅是中华社会帝国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国家机器、受官僚、首先是受各个本地官僚本人的奴役。这种帝国制度越是公开地把专政宣布为自己的本质,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诸夏各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除了卖身投靠而成为帝国的帮凶之外,实业家和商人、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 —所有这些阶层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大一统帝国的压迫之下,有的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为权贵控制;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剥夺;有的是因为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被权力的垄断弄得一文不值;有的是毕生积蓄被政府所操弄的金融骗了个干净。诸夏各民族各个阶层在中华社会帝国的盘剥和压榨之下,无一例外地加入赤贫阶级的队伍。

诸夏各民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后者诞生的第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幽燕荆轲的匕首,然后是荆楚陈涉的木棍,然后是六国遗民的共同起义,同直接奴役他们的秦帝国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推翻了秦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而且攻击灭亡流过的秦国本身;他们毁坏秦国的那些内亚技术,捣毁直道,烧毁宫室,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上古诸国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诸亚还是分散在东亚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族群。诸夏各民族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中华帝国主义野心家联合的结果,当时这些野心家为了达到建立新帝国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诸夏各民族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上一个大一统帝国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新的野心家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这些皇帝的胜利。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内亚各民族的阑入,诸夏各民族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大一统帝国使压迫的方式和程度在各邦国的差别越来越小,使人民的痛苦几乎到处都达到一样的水平,因而诸夏各民族内部的利益和社会呆滞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中华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对外掠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以流官和科举、六部和九品官职制度为代表的伪儒家统治技术日益迅速和不断的改良,使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越来越难以保证;单一民族或共同体与中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诸夏各民族追求自由独立的共同性质。诸夏各民族开始成立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甚至建立了政党性团体,以便协调各民族的反中华帝国主义斗争。

诸夏各民族从组织各自的组织,进而成为联盟性质的组织这件事,不断地由于人们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成立联盟性组织本身,并不是大一统思维的表现,而是各民族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采取的共同行动。这种组织总是会应运,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中华帝国主义天生所具有的、日益扩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分裂力量,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近的例子。

在东亚的历史上,诸夏各民族有时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所带来的夏日越来越短暂。它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诸夏各民族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协作和通信技术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诸夏各民族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帝国性的斗争,汇合成全东亚的斗争。而一切诸夏各民族的抗暴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

中华社会帝国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共产党始终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一切法律、道德和宗教,后来反对所有阻止他们获得和永久掌握权力的人和国家,又时刻反对自己的同党和拍马不力者、进而反对全人类一切文明的总和。在这一切斗争中,中华社会帝国都不得不向诸夏各民族索取更多,要求人民的参与和献身,从而使诸夏各民族卷进了他们政治运动和斗争。当他们出于对内对外斗争的目的而扩充军队的时候,中华社会帝国最终将会把自己所掌握的用于侵略和镇压的武装力量交到诸夏各民族手中。

最后,在独立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中华社会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一小部分人脱离共产党而归附于其各自来源的民族,即未来即将独立的民族。

费拉,即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人群,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会处于懒惰和贪婪的惯性迟滞历史的前进,作为恶意的庸众,与共产党统治集团构成合谋。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中华社会帝国行将崩溃,诸夏各民族即将获得解放。这样,为了维护目前的利益,同时为了争取将来的利益,他们就会拥抱胜利者的立场。

过去中华帝国的野心家在窃取诸夏各民族革命的成果而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诸夏各民族服从于他的政权统治之下,企图以此来巩固它曾经向往的的大一统帝王地位。诸夏各民族只有彻底废除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进而摧毁共产主义的邪恶理论,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诸夏各民族必须首先确保各自的自主权利,才能摧毁流毒至今的中华帝国主义。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诸夏各民族反对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首先是一个民族和邦国范围内的斗争,也可以使诸亚各民族在数个民族的独立斗争中获得共同的、各自的独立和解放。

在叙述诸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帝国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诸夏各民族有权也理应用暴力推翻大一统帝国而建立自我的统治。

中华社会帝国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从诸夏各民族掠夺财富,是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垄断,是对文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欺诈,是对人类一切文明的摧毁。诸夏各民族应当完全是建立民族自决和全面自主的基础上,实现诸邦国平等与文明世界的交流和协作,通过自由竞争以谋求各自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社会帝国赖以掠夺和榨取的基础本身就必将被它亲手扼,它自己首先就是自己的刽子手。中华社会帝国的灭亡和诸夏各民族的独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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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K之诸夏各民族宣言

自秦汉以来,诸夏各民族,在中华帝国主义压迫下,为了恢复儒家理想中的周礼制度,即天然邦国秩序,从荆楚的项羽到三晋的阎锡山,从吴越的钱镠到南诏的阁逻凤,从闽越的郑成功到南粤的赵佗,至今奋斗不息。

两千多年来,在东亚大地实行大一统暴政的中华帝国在表面上以儒家秩序的维护者自居。而中华社会帝国更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为补充,使伪儒家的统治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伪儒家和共产主义邪说成为中华社会帝国奴役诸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统治工具;

现在是诸夏各民族向全世界公开揭露谎言、澄清谬误,并且以果断而直接的行动,倡导诸夏各民族独立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诸夏各民族发布宣言如下。

1、 帝国和诸夏

至今,一切东亚的历史都是帝国主义与诸夏文明斗争的历史。

下吏和君主、流官和土司、朝廷和藩镇、皇帝和豪强,一句话,中央集权和邦国林立,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好不间断的,时起时落的斗争,而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结局都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和邦国的光荣复兴。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帝国的内部,依然存在着大量诸夏各民族独立的运动和趋势。在秦帝国时代,有复兴的六国;在汉帝国时代,有诸邦国和南越王国;在唐帝国时代,有内亚部族、自由贸易城市和自治藩镇;在宋帝国时代,有夏辽金大理;在明帝国时代,有蒙古,南方土司和西南海洋邦国;在清帝国时代,有内亚邦国,南方土司,独立的台湾。

从诸夏世界体系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大一统帝国并没有消灭和融合诸夏各民族。它只是用编户齐民和郡县扼杀了诸夏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除了汲取被它吞并的诸夏文明之外,自身却产生不了任何先进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时代,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却有一个新的特点:它通过制造阶级对立,对诸夏文明的破坏更加彻底。整个社会被分裂为所谓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诸夏部族的勇武而有德性者中产生了初期的武士阶层;从这个武士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诸夏各民族的凝结核。

诸夏部族对东亚的发现,通过南亚,东南亚和内亚等通道对东亚的殖民,先进农业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引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诸夏部族之间的征战与协作,最终由周部族通过对殷商的征服,解放了受后者野蛮压迫的诸夏诸邦国,在引入来自内亚的先进技术之后,形成至今依旧存在的诸夏封建体系的最初版本,使东亚大陆空前发展,因而最终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诸夏文明。

随着周政天下体系中诸夏各邦国之间的竞争,以前那种单纯的城市国家已经不能满足随着人口、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需求。诸夏封建国家体系,即由封建君主相互兼并而形成多邦国体系代替了自发组织的邦国体系。

但是,新技术不断从内亚和南洋引入,基于贸易需求的生产得以不断增长。甚至过去邦国之间无人的荒野都变成精耕细作的农田,于是,邦国的地理边界变得清晰,征伐变成了兼并,引进先进技术的邦国不再愿意维护诸夏邦国体系,门客和客卿取代了世袭的士和大夫,一个个国王代替了尊王攘夷的封臣。

来自内亚,特别是波斯的,帝国主义推进了诸夏文明的崩坏。中华帝国主义从内亚的祖师那里学会了编户齐民体制,严苛的成文法和国营工商业体系,这种发展促进了国家政权对诸夏各民族的汲取和压榨,使其获得进一步扩张和吞并诸夏邦国的实力,同时,随着疆域、人口、财富和道路的扩展,帝国主义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国力,把周政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秩序都排挤到后面去。

中华帝国主义的这种发展,都伴随着对自发秩序和人类创造力的破坏。在农业时期,它消灭了武装的和自治的民间团体;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阻止了工商业城市共和国的诞生;最后,当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代,它不但扼杀了诸夏文明引入先进文明的最后尝试,而且以独占政治统治的方式,延续其腐朽落后的生命。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少数野心家收割诸夏各民族财富和生命的分赃委员会罢了。

中华帝国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人类的自发秩序和美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与其归属的,即以血缘、宗教、协作、合作和信念等人类社会属性所形成的各种自发共同体的联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政府法令”,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类的宗教虔诚、武士和大夫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工商业者的精益求精,这些情感的神圣积淀,淹没在吏治国家中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对权力的膜拜,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螺丝钉精神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反复的剥削代替了由人类一切在自由精神的保护下进行的伟大自主创造。

中华帝国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玩偶和游民。中华帝国主义通过编户齐民,撕下了罩在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彼此提防的互害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中华帝国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混血儿,由于输入性获得了世界性影响,使它的野蛮掠夺行为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人类的后代大为惋惜的是,中华帝国主义挖掉了人类文明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美德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权力崇拜下的利己主义排挤掉了。新的德性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民族应当捍卫的,已经不是本地的传统道德和秩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它们的敌人不仅是本地的异端,而且同时还有中华社会帝国主义。旧的、靠乡土德性来维持的自发秩序,被新的、要通过全球协作来世界秩序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各自防卫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的集体防卫所代替了。

原封不动地保持以农为本的掠夺方式,极端排斥工商业和贸易带来的开放思想,是旧式中华帝国主义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当代的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除非对人民,进而对民族,进而对诸夏各民族不断地进行创新型掠夺,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地方。他们坚定地捍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而一切体制外初露头角的关系等不到生长成型就被其巧取豪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永恒不变,而一切人类文明珍视为神圣的东西却早被亵渎。诸夏各民族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依靠剥夺农村所获得的供养,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工业,使城市比农村大大先进起来,因而逼迫大部分农民脱离凋敝的农村生活,进入城市以贱民的身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却拒绝让他们获得现代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是其掠夺诸夏各民族的根本制度安排,出于其创制目的,这种制度制造了,并时时刻刻在扩大诸夏各民族族群内部的裂痕。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使发达国家沉迷于其中而逐渐退化。

中华社会帝国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自治趋势。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枷锁的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华社会帝国在它的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破坏的文明和屠戮迫害的人口,比过去一切世代帝国主义和罪犯所造成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飞机轮船的航行,机枪和坦克的轰鸣,电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接入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政治统治方式里蕴藏有这样的破坏力呢?

中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总是戴着一副似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伪装。中华社会帝国也不例外,它的血腥历史揭示了,在大一统的压榨下,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野蛮使用,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可以不计成本地建造万里长城和京杭运河,三峡大坝和高速铁路,也可以对外发动代价惨重却又毫无意义的战争。它在实现对诸夏各民族的征服的同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安全。

中华社会帝国,由于利用了现代西方科技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落后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扩张计划中来了。通过压榨人民劳动、心智、肉体乃至生命而制造出来的的廉价商品,是它用来摧毁一切贸易壁垒、媚惑文明世界所依恃的唯一武器。它迫使一切民族 –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 —采用中华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它诱使这些民族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即变成中华社会帝国的代理人和傀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心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不断扩大权力所能控制的疆界,驱使中华社会帝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渗透,到处开发代理人,到处建立傀儡政权。

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以现代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伪装,利用从外部,先是苏联,而后是西方,输入的技术和资本,掠夺诸夏各民族,进而成功掠夺全人类的模式,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和力量的体制,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和巧取豪夺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反抗邪恶帝国、反抗以社会主义统治集团的历史。只要指出在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人类理应创造的价值无法生产出来,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司空见惯的瘟疫,即社会生产枯竭的瘟疫。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即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由于中华社会帝国自身体制内的任意部分,包括其所谓的国有企业,除了掠夺以外并不会对社会创造任何价值,而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正是诸夏各民族自发秩序产生的民营工商业。这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诸夏各民族自决力量的壮大。中华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统治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由此而产生的解构帝国的力量,它又不得不对统治机器加大投入,从而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诸夏各民族的掠夺,以至于全社会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而最终枯竭脆断。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形成,就必须一手克服诸夏各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手实现自身的扩张,二者形成的合力,就启动了其消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自毁程序,就使帝国体制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到了生命的终末期,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体制已经变得太狭隘,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内部能够创造财富的力量了。 –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放松对民间经济的掠夺,另一方面对外向文明世界佯装洗心革面,以达到充分利用文明世界创造的新技术和资本,骗取诸夏各民族创造更多的贡赋的目的。一旦目标貌似达成,它又会重新开启新一轮的对内压榨和对外扩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只能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面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而其防止危机的手段只能是越来越少。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征服奴役诸夏各民族的武器,天然地会吞噬他们自己。西方社会主义带来的一切高效的征服、屠戮、奴役和掠夺的工具,虽然有利于中华社会帝国的快速诞生,但同时也有利于它自身以更加高效而快速地毁灭。

因此,中华社会帝国自身就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其埋葬的送葬人 – —诸夏各民族。而更加讽刺的是,正由于它对诸夏文明的破坏和毁灭,中华社会帝国将不可能得到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葬礼。

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帝国赖以形成的购买力和破坏力,是通过对内压榨诸夏各民族,对外掠夺文明世界所获得的。而当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诸夏各民族不堪压榨,而文明世界普遍觉醒之际,这种手段,即瓦解社会自发秩序的编户齐民,垄断经济和金融的国有企业,消灭诸夏各民族身份的文化绞杀,高度恐怖的政治统治,就因掠夺不到足以维持其运转的资源而难以。中华社会帝国对于全人类,特别是诸夏各民族而言,是不创造任何文明和价值的肉体和思想的桎梏,它必须毁灭,而且即将毁灭。

起而代之的是恢复基于自发秩序和民族自决的诸夏邦国体系,唯有建立和保护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恢复由诸夏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人性解放,正如过去东亚三千五百年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

随着中华帝国从建立到毁灭得必然周期的间歇,东亚诸夏各民族在充分自决的情况下恢复了孔夫子所倡导的天下邦国体系,唯有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东亚的科技、文化和经济才得到发展。诸夏各民族只有当它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向内亚和海洋开放交流的时候才能获得发展。比较起来,这些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沦为奴仆,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的诸夏人民,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却能创造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的财富和文明。

诸夏邦国体系形成后,随着邦国间的协作和竞争,人民获得了天然独立的性质,因而自发秩序得到自然而充分的生长,人的组织再次恢复成为具有吸引力和自然凝聚的共同体。唯独当人成为天然共同体的一员,人与人的协作和竞争,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协作和竞争,才能创造出财富,才能产生科学和技术,才能激发文学和艺术。而在野心家的武力征服下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无论这样的寒冬能延续多久,则完全是对诸夏邦国体系盛夏期生产果实的消费而已。

现代科技已经把帝王式的中华帝国主义变成了严密监控管理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诸夏各民族就象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它们是中华社会帝国这个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受着各级政府和身边人的密切监视。它们不仅是中华社会帝国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国家机器、受官僚、首先是受各个本地官僚本人的奴役。这种帝国制度越是公开地把专政宣布为自己的本质,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诸夏各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除了卖身投靠而成为帝国的帮凶之外,实业家和商人、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 —所有这些阶层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大一统帝国的压迫之下,有的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为权贵控制;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剥夺;有的是因为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被权力的垄断弄得一文不值;有的是毕生积蓄被政府所操弄的金融骗了个干净。诸夏各民族各个阶层在中华社会帝国的盘剥和压榨之下,无一例外地加入赤贫阶级的队伍。

诸夏各民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后者诞生的第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幽燕荆轲的匕首,然后是荆楚陈涉的木棍,然后是六国遗民的共同起义,同直接奴役他们的秦帝国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推翻了秦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而且攻击灭亡流过的秦国本身;他们毁坏秦国的那些内亚技术,捣毁直道,烧毁宫室,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上古诸国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诸亚还是分散在东亚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族群。诸夏各民族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中华帝国主义野心家联合的结果,当时这些野心家为了达到建立新帝国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诸夏各民族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上一个大一统帝国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新的野心家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这些皇帝的胜利。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内亚各民族的阑入,诸夏各民族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大一统帝国使压迫的方式和程度在各邦国的差别越来越小,使人民的痛苦几乎到处都达到一样的水平,因而诸夏各民族内部的利益和社会呆滞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中华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对外掠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以流官和科举、六部和九品官职制度为代表的伪儒家统治技术日益迅速和不断的改良,使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越来越难以保证;单一民族或共同体与中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诸夏各民族追求自由独立的共同性质。诸夏各民族开始成立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甚至建立了政党性团体,以便协调各民族的反中华帝国主义斗争。

诸夏各民族从组织各自的组织,进而成为联盟性质的组织这件事,不断地由于人们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成立联盟性组织本身,并不是大一统思维的表现,而是各民族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采取的共同行动。这种组织总是会应运,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中华帝国主义天生所具有的、日益扩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分裂力量,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近的例子。

在东亚的历史上,诸夏各民族有时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所带来的夏日越来越短暂。它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诸夏各民族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协作和通信技术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诸夏各民族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帝国性的斗争,汇合成全东亚的斗争。而一切诸夏各民族的抗暴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

中华社会帝国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共产党始终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一切法律、道德和宗教,后来反对所有阻止他们获得和永久掌握权力的人和国家,又时刻反对自己的同党和拍马不力者、进而反对全人类一切文明的总和。在这一切斗争中,中华社会帝国都不得不向诸夏各民族索取更多,要求人民的参与和献身,从而使诸夏各民族卷进了他们政治运动和斗争。当他们出于对内对外斗争的目的而扩充军队的时候,中华社会帝国最终将会把自己所掌握的用于侵略和镇压的武装力量交到诸夏各民族手中。

最后,在独立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中华社会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一小部分人脱离共产党而归附于其各自来源的民族,即未来即将独立的民族。

费拉,即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人群,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会处于懒惰和贪婪的惯性迟滞历史的前进,作为恶意的庸众,与共产党统治集团构成合谋。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中华社会帝国行将崩溃,诸夏各民族即将获得解放。这样,为了维护目前的利益,同时为了争取将来的利益,他们就会拥抱胜利者的立场。

过去中华帝国的野心家在窃取诸夏各民族革命的成果而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诸夏各民族服从于他的政权统治之下,企图以此来巩固它曾经向往的的大一统帝王地位。诸夏各民族只有彻底废除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进而摧毁共产主义的邪恶理论,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诸夏各民族必须首先确保各自的自主权利,才能摧毁流毒至今的中华帝国主义。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诸夏各民族反对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首先是一个民族和邦国范围内的斗争,也可以使诸亚各民族在数个民族的独立斗争中获得共同的、各自的独立和解放。

在叙述诸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帝国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诸夏各民族有权也理应用暴力推翻大一统帝国而建立自我的统治。

中华社会帝国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从诸夏各民族掠夺财富,是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垄断,是对文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欺诈,是对人类一切文明的摧毁。诸夏各民族应当完全是建立民族自决和全面自主的基础上,实现诸邦国平等与文明世界的交流和协作,通过自由竞争以谋求各自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社会帝国赖以掠夺和榨取的基础本身就必将被它亲手扼,它自己首先就是自己的刽子手。中华社会帝国的灭亡和诸夏各民族的独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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