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草稿

閩越歷史旗幟

History Flags of Hokkienam /Fukien

絕對君主制時代:

閩越王國 BC 334年 — 111年

閩王國 909年 — 945年

東寧王國 1662–1683年

共和·自由邦·殖民地時代:

中華民國·福建自由邦 1911年-1927年

中華民國·福建殖民地 1927年-1949年

日本帝國·福建自由邦 1941年-1945年


「老K – 诸夏各民族宣言 」自秦汉以来,诸夏各民族,在中华帝国主义压迫下,为了恢复儒家理想中的周礼制度,即天然邦国秩序,从荆楚的项羽到三晋的阎锡山,从吴越的钱镠到南诏的阁逻凤,从闽越的郑成功到南粤的赵佗,至今奋斗不息。

两千多年来,在东亚大地实行大一统暴政的中华帝国在表面上以儒家秩序的维护者自居。而中华社会帝国更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为补充,使伪儒家的统治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伪儒家和共产主义邪说成为中华社会帝国奴役诸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统治工具;

现在是诸夏各民族向全世界公开揭露谎言、澄清谬误,并且以果断而直接的行动,倡导诸夏各民族独立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诸夏各民族发布宣言如下。

1、 帝国和诸夏

至今,一切东亚的历史都是帝国主义与诸夏文明斗争的历史。

下吏和君主、流官和土司、朝廷和藩镇、皇帝和豪强,一句话,中央集权和邦国林立,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好不间断的,时起时落的斗争,而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结局都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和邦国的光荣复兴。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帝国的内部,依然存在着大量诸夏各民族独立的运动和趋势。在秦帝国时代,有复兴的六国;在汉帝国时代,有诸邦国和南越王国;在唐帝国时代,有内亚部族、自由贸易城市和自治藩镇;在宋帝国时代,有夏辽金大理;在明帝国时代,有蒙古,南方土司和西南海洋邦国;在清帝国时代,有内亚邦国,南方土司,独立的台湾。

从诸夏世界体系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大一统帝国并没有消灭和融合诸夏各民族。它只是用编户齐民和郡县扼杀了诸夏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除了汲取被它吞并的诸夏文明之外,自身却产生不了任何先进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时代,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却有一个新的特点:它通过制造阶级对立,对诸夏文明的破坏更加彻底。整个社会被分裂为所谓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诸夏部族的勇武而有德性者中产生了初期的武士阶层;从这个武士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诸夏各民族的凝结核。

诸夏部族对东亚的发现,通过南亚,东南亚和内亚等通道对东亚的殖民,先进农业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引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诸夏部族之间的征战与协作,最终由周部族通过对殷商的征服,解放了受后者野蛮压迫的诸夏诸邦国,在引入来自内亚的先进技术之后,形成至今依旧存在的诸夏封建体系的最初版本,使东亚大陆空前发展,因而最终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诸夏文明。

随着周政天下体系中诸夏各邦国之间的竞争,以前那种单纯的城市国家已经不能满足随着人口、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需求。诸夏封建国家体系,即由封建君主相互兼并而形成多邦国体系代替了自发组织的邦国体系。

但是,新技术不断从内亚和南洋引入,基于贸易需求的生产得以不断增长。甚至过去邦国之间无人的荒野都变成精耕细作的农田,于是,邦国的地理边界变得清晰,征伐变成了兼并,引进先进技术的邦国不再愿意维护诸夏邦国体系,门客和客卿取代了世袭的士和大夫,一个个国王代替了尊王攘夷的封臣。

来自内亚,特别是波斯的,帝国主义推进了诸夏文明的崩坏。中华帝国主义从内亚的祖师那里学会了编户齐民体制,严苛的成文法和国营工商业体系,这种发展促进了国家政权对诸夏各民族的汲取和压榨,使其获得进一步扩张和吞并诸夏邦国的实力,同时,随着疆域、人口、财富和道路的扩展,帝国主义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国力,把周政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秩序都排挤到后面去。

中华帝国主义的这种发展,都伴随着对自发秩序和人类创造力的破坏。在农业时期,它消灭了武装的和自治的民间团体;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阻止了工商业城市共和国的诞生;最后,当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代,它不但扼杀了诸夏文明引入先进文明的最后尝试,而且以独占政治统治的方式,延续其腐朽落后的生命。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少数野心家收割诸夏各民族财富和生命的分赃委员会罢了。

中华帝国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人类的自发秩序和美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与其归属的,即以血缘、宗教、协作、合作和信念等人类社会属性所形成的各种自发共同体的联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政府法令”,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类的宗教虔诚、武士和大夫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工商业者的精益求精,这些情感的神圣积淀,淹没在吏治国家中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对权力的膜拜,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螺丝钉精神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反复的剥削代替了由人类一切在自由精神的保护下进行的伟大自主创造。

中华帝国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玩偶和游民。中华帝国主义通过编户齐民,撕下了罩在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彼此提防的互害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中华帝国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混血儿,由于输入性获得了世界性影响,使它的野蛮掠夺行为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人类的后代大为惋惜的是,中华帝国主义挖掉了人类文明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美德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权力崇拜下的利己主义排挤掉了。新的德性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民族应当捍卫的,已经不是本地的传统道德和秩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它们的敌人不仅是本地的异端,而且同时还有中华社会帝国主义。旧的、靠乡土德性来维持的自发秩序,被新的、要通过全球协作来世界秩序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各自防卫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的集体防卫所代替了。

原封不动地保持以农为本的掠夺方式,极端排斥工商业和贸易带来的开放思想,是旧式中华帝国主义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当代的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除非对人民,进而对民族,进而对诸夏各民族不断地进行创新型掠夺,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地方。他们坚定地捍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而一切体制外初露头角的关系等不到生长成型就被其巧取豪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永恒不变,而一切人类文明珍视为神圣的东西却早被亵渎。诸夏各民族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依靠剥夺农村所获得的供养,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工业,使城市比农村大大先进起来,因而逼迫大部分农民脱离凋敝的农村生活,进入城市以贱民的身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却拒绝让他们获得现代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是其掠夺诸夏各民族的根本制度安排,出于其创制目的,这种制度制造了,并时时刻刻在扩大诸夏各民族族群内部的裂痕。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使发达国家沉迷于其中而逐渐退化。

中华社会帝国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自治趋势。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枷锁的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华社会帝国在它的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破坏的文明和屠戮迫害的人口,比过去一切世代帝国主义和罪犯所造成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飞机轮船的航行,机枪和坦克的轰鸣,电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接入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政治统治方式里蕴藏有这样的破坏力呢?

中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总是戴着一副似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伪装。中华社会帝国也不例外,它的血腥历史揭示了,在大一统的压榨下,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野蛮使用,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可以不计成本地建造万里长城和京杭运河,三峡大坝和高速铁路,也可以对外发动代价惨重却又毫无意义的战争。它在实现对诸夏各民族的征服的同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安全。

中华社会帝国,由于利用了现代西方科技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落后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扩张计划中来了。通过压榨人民劳动、心智、肉体乃至生命而制造出来的的廉价商品,是它用来摧毁一切贸易壁垒、媚惑文明世界所依恃的唯一武器。它迫使一切民族 –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 —采用中华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它诱使这些民族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即变成中华社会帝国的代理人和傀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心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不断扩大权力所能控制的疆界,驱使中华社会帝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渗透,到处开发代理人,到处建立傀儡政权。

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以现代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伪装,利用从外部,先是苏联,而后是西方,输入的技术和资本,掠夺诸夏各民族,进而成功掠夺全人类的模式,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和力量的体制,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和巧取豪夺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反抗邪恶帝国、反抗以社会主义统治集团的历史。只要指出在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人类理应创造的价值无法生产出来,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司空见惯的瘟疫,即社会生产枯竭的瘟疫。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即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由于中华社会帝国自身体制内的任意部分,包括其所谓的国有企业,除了掠夺以外并不会对社会创造任何价值,而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正是诸夏各民族自发秩序产生的民营工商业。这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诸夏各民族自决力量的壮大。中华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统治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由此而产生的解构帝国的力量,它又不得不对统治机器加大投入,从而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诸夏各民族的掠夺,以至于全社会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而最终枯竭脆断。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形成,就必须一手克服诸夏各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手实现自身的扩张,二者形成的合力,就启动了其消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自毁程序,就使帝国体制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到了生命的终末期,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体制已经变得太狭隘,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内部能够创造财富的力量了。 –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放松对民间经济的掠夺,另一方面对外向文明世界佯装洗心革面,以达到充分利用文明世界创造的新技术和资本,骗取诸夏各民族创造更多的贡赋的目的。一旦目标貌似达成,它又会重新开启新一轮的对内压榨和对外扩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只能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面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而其防止危机的手段只能是越来越少。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征服奴役诸夏各民族的武器,天然地会吞噬他们自己。西方社会主义带来的一切高效的征服、屠戮、奴役和掠夺的工具,虽然有利于中华社会帝国的快速诞生,但同时也有利于它自身以更加高效而快速地毁灭。

因此,中华社会帝国自身就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其埋葬的送葬人 – —诸夏各民族。而更加讽刺的是,正由于它对诸夏文明的破坏和毁灭,中华社会帝国将不可能得到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葬礼。

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帝国赖以形成的购买力和破坏力,是通过对内压榨诸夏各民族,对外掠夺文明世界所获得的。而当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诸夏各民族不堪压榨,而文明世界普遍觉醒之际,这种手段,即瓦解社会自发秩序的编户齐民,垄断经济和金融的国有企业,消灭诸夏各民族身份的文化绞杀,高度恐怖的政治统治,就因掠夺不到足以维持其运转的资源而难以。中华社会帝国对于全人类,特别是诸夏各民族而言,是不创造任何文明和价值的肉体和思想的桎梏,它必须毁灭,而且即将毁灭。

起而代之的是恢复基于自发秩序和民族自决的诸夏邦国体系,唯有建立和保护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恢复由诸夏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人性解放,正如过去东亚三千五百年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

随着中华帝国从建立到毁灭得必然周期的间歇,东亚诸夏各民族在充分自决的情况下恢复了孔夫子所倡导的天下邦国体系,唯有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东亚的科技、文化和经济才得到发展。诸夏各民族只有当它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向内亚和海洋开放交流的时候才能获得发展。比较起来,这些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沦为奴仆,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的诸夏人民,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却能创造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的财富和文明。

诸夏邦国体系形成后,随着邦国间的协作和竞争,人民获得了天然独立的性质,因而自发秩序得到自然而充分的生长,人的组织再次恢复成为具有吸引力和自然凝聚的共同体。唯独当人成为天然共同体的一员,人与人的协作和竞争,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协作和竞争,才能创造出财富,才能产生科学和技术,才能激发文学和艺术。而在野心家的武力征服下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无论这样的寒冬能延续多久,则完全是对诸夏邦国体系盛夏期生产果实的消费而已。

现代科技已经把帝王式的中华帝国主义变成了严密监控管理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诸夏各民族就象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它们是中华社会帝国这个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受着各级政府和身边人的密切监视。它们不仅是中华社会帝国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国家机器、受官僚、首先是受各个本地官僚本人的奴役。这种帝国制度越是公开地把专政宣布为自己的本质,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诸夏各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除了卖身投靠而成为帝国的帮凶之外,实业家和商人、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 —所有这些阶层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大一统帝国的压迫之下,有的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为权贵控制;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剥夺;有的是因为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被权力的垄断弄得一文不值;有的是毕生积蓄被政府所操弄的金融骗了个干净。诸夏各民族各个阶层在中华社会帝国的盘剥和压榨之下,无一例外地加入赤贫阶级的队伍。

诸夏各民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后者诞生的第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幽燕荆轲的匕首,然后是荆楚陈涉的木棍,然后是六国遗民的共同起义,同直接奴役他们的秦帝国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推翻了秦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而且攻击灭亡流过的秦国本身;他们毁坏秦国的那些内亚技术,捣毁直道,烧毁宫室,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上古诸国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诸亚还是分散在东亚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族群。诸夏各民族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中华帝国主义野心家联合的结果,当时这些野心家为了达到建立新帝国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诸夏各民族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上一个大一统帝国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新的野心家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这些皇帝的胜利。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内亚各民族的阑入,诸夏各民族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大一统帝国使压迫的方式和程度在各邦国的差别越来越小,使人民的痛苦几乎到处都达到一样的水平,因而诸夏各民族内部的利益和社会呆滞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中华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对外掠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以流官和科举、六部和九品官职制度为代表的伪儒家统治技术日益迅速和不断的改良,使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越来越难以保证;单一民族或共同体与中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诸夏各民族追求自由独立的共同性质。诸夏各民族开始成立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甚至建立了政党性团体,以便协调各民族的反中华帝国主义斗争。

诸夏各民族从组织各自的组织,进而成为联盟性质的组织这件事,不断地由于人们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成立联盟性组织本身,并不是大一统思维的表现,而是各民族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采取的共同行动。这种组织总是会应运,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中华帝国主义天生所具有的、日益扩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分裂力量,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近的例子。

在东亚的历史上,诸夏各民族有时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所带来的夏日越来越短暂。它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诸夏各民族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协作和通信技术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诸夏各民族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帝国性的斗争,汇合成全东亚的斗争。而一切诸夏各民族的抗暴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

中华社会帝国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共产党始终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一切法律、道德和宗教,后来反对所有阻止他们获得和永久掌握权力的人和国家,又时刻反对自己的同党和拍马不力者、进而反对全人类一切文明的总和。在这一切斗争中,中华社会帝国都不得不向诸夏各民族索取更多,要求人民的参与和献身,从而使诸夏各民族卷进了他们政治运动和斗争。当他们出于对内对外斗争的目的而扩充军队的时候,中华社会帝国最终将会把自己所掌握的用于侵略和镇压的武装力量交到诸夏各民族手中。

最后,在独立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中华社会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一小部分人脱离共产党而归附于其各自来源的民族,即未来即将独立的民族。

费拉,即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人群,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会处于懒惰和贪婪的惯性迟滞历史的前进,作为恶意的庸众,与共产党统治集团构成合谋。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中华社会帝国行将崩溃,诸夏各民族即将获得解放。这样,为了维护目前的利益,同时为了争取将来的利益,他们就会拥抱胜利者的立场。

过去中华帝国的野心家在窃取诸夏各民族革命的成果而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诸夏各民族服从于他的政权统治之下,企图以此来巩固它曾经向往的的大一统帝王地位。诸夏各民族只有彻底废除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进而摧毁共产主义的邪恶理论,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诸夏各民族必须首先确保各自的自主权利,才能摧毁流毒至今的中华帝国主义。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诸夏各民族反对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首先是一个民族和邦国范围内的斗争,也可以使诸亚各民族在数个民族的独立斗争中获得共同的、各自的独立和解放。

在叙述诸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帝国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诸夏各民族有权也理应用暴力推翻大一统帝国而建立自我的统治。

中华社会帝国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从诸夏各民族掠夺财富,是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垄断,是对文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欺诈,是对人类一切文明的摧毁。诸夏各民族应当完全是建立民族自决和全面自主的基础上,实现诸邦国平等与文明世界的交流和协作,通过自由竞争以谋求各自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社会帝国赖以掠夺和榨取的基础本身就必将被它亲手扼,它自己首先就是自己的刽子手。中华社会帝国的灭亡和诸夏各民族的独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老K之诸夏各民族宣言

自秦汉以来,诸夏各民族,在中华帝国主义压迫下,为了恢复儒家理想中的周礼制度,即天然邦国秩序,从荆楚的项羽到三晋的阎锡山,从吴越的钱镠到南诏的阁逻凤,从闽越的郑成功到南粤的赵佗,至今奋斗不息。

两千多年来,在东亚大地实行大一统暴政的中华帝国在表面上以儒家秩序的维护者自居。而中华社会帝国更是以共产主义理论为补充,使伪儒家的统治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伪儒家和共产主义邪说成为中华社会帝国奴役诸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统治工具;

现在是诸夏各民族向全世界公开揭露谎言、澄清谬误,并且以果断而直接的行动,倡导诸夏各民族独立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诸夏各民族发布宣言如下。

1、 帝国和诸夏

至今,一切东亚的历史都是帝国主义与诸夏文明斗争的历史。

下吏和君主、流官和土司、朝廷和藩镇、皇帝和豪强,一句话,中央集权和邦国林立,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好不间断的,时起时落的斗争,而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结局都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和邦国的光荣复兴。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帝国的内部,依然存在着大量诸夏各民族独立的运动和趋势。在秦帝国时代,有复兴的六国;在汉帝国时代,有诸邦国和南越王国;在唐帝国时代,有内亚部族、自由贸易城市和自治藩镇;在宋帝国时代,有夏辽金大理;在明帝国时代,有蒙古,南方土司和西南海洋邦国;在清帝国时代,有内亚邦国,南方土司,独立的台湾。

从诸夏世界体系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大一统帝国并没有消灭和融合诸夏各民族。它只是用编户齐民和郡县扼杀了诸夏文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除了汲取被它吞并的诸夏文明之外,自身却产生不了任何先进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时代,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却有一个新的特点:它通过制造阶级对立,对诸夏文明的破坏更加彻底。整个社会被分裂为所谓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诸夏部族的勇武而有德性者中产生了初期的武士阶层;从这个武士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诸夏各民族的凝结核。

诸夏部族对东亚的发现,通过南亚,东南亚和内亚等通道对东亚的殖民,先进农业技术和冶金技术的引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诸夏部族之间的征战与协作,最终由周部族通过对殷商的征服,解放了受后者野蛮压迫的诸夏诸邦国,在引入来自内亚的先进技术之后,形成至今依旧存在的诸夏封建体系的最初版本,使东亚大陆空前发展,因而最终奠定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诸夏文明。

随着周政天下体系中诸夏各邦国之间的竞争,以前那种单纯的城市国家已经不能满足随着人口、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增加的需求。诸夏封建国家体系,即由封建君主相互兼并而形成多邦国体系代替了自发组织的邦国体系。

但是,新技术不断从内亚和南洋引入,基于贸易需求的生产得以不断增长。甚至过去邦国之间无人的荒野都变成精耕细作的农田,于是,邦国的地理边界变得清晰,征伐变成了兼并,引进先进技术的邦国不再愿意维护诸夏邦国体系,门客和客卿取代了世袭的士和大夫,一个个国王代替了尊王攘夷的封臣。

来自内亚,特别是波斯的,帝国主义推进了诸夏文明的崩坏。中华帝国主义从内亚的祖师那里学会了编户齐民体制,严苛的成文法和国营工商业体系,这种发展促进了国家政权对诸夏各民族的汲取和压榨,使其获得进一步扩张和吞并诸夏邦国的实力,同时,随着疆域、人口、财富和道路的扩展,帝国主义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国力,把周政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秩序都排挤到后面去。

中华帝国主义的这种发展,都伴随着对自发秩序和人类创造力的破坏。在农业时期,它消灭了武装的和自治的民间团体;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阻止了工商业城市共和国的诞生;最后,当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代,它不但扼杀了诸夏文明引入先进文明的最后尝试,而且以独占政治统治的方式,延续其腐朽落后的生命。中华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少数野心家收割诸夏各民族财富和生命的分赃委员会罢了。

中华帝国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人类的自发秩序和美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与其归属的,即以血缘、宗教、协作、合作和信念等人类社会属性所形成的各种自发共同体的联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政府法令”,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类的宗教虔诚、武士和大夫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工商业者的精益求精,这些情感的神圣积淀,淹没在吏治国家中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对权力的膜拜,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螺丝钉精神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反复的剥削代替了由人类一切在自由精神的保护下进行的伟大自主创造。

中华帝国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玩偶和游民。中华帝国主义通过编户齐民,撕下了罩在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彼此提防的互害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作为中华帝国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混血儿,由于输入性获得了世界性影响,使它的野蛮掠夺行为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人类的后代大为惋惜的是,中华帝国主义挖掉了人类文明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美德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权力崇拜下的利己主义排挤掉了。新的德性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民族应当捍卫的,已经不是本地的传统道德和秩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它们的敌人不仅是本地的异端,而且同时还有中华社会帝国主义。旧的、靠乡土德性来维持的自发秩序,被新的、要通过全球协作来世界秩序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各自防卫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的集体防卫所代替了。

原封不动地保持以农为本的掠夺方式,极端排斥工商业和贸易带来的开放思想,是旧式中华帝国主义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当代的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除非对人民,进而对民族,进而对诸夏各民族不断地进行创新型掠夺,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地方。他们坚定地捍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而一切体制外初露头角的关系等不到生长成型就被其巧取豪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永恒不变,而一切人类文明珍视为神圣的东西却早被亵渎。诸夏各民族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华社会帝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依靠剥夺农村所获得的供养,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工业,使城市比农村大大先进起来,因而逼迫大部分农民脱离凋敝的农村生活,进入城市以贱民的身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却拒绝让他们获得现代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是其掠夺诸夏各民族的根本制度安排,出于其创制目的,这种制度制造了,并时时刻刻在扩大诸夏各民族族群内部的裂痕。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使发达国家沉迷于其中而逐渐退化。

中华社会帝国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自治趋势。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枷锁的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华社会帝国在它的七十年的统治中所破坏的文明和屠戮迫害的人口,比过去一切世代帝国主义和罪犯所造成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飞机轮船的航行,机枪和坦克的轰鸣,电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接入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政治统治方式里蕴藏有这样的破坏力呢?

中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总是戴着一副似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伪装。中华社会帝国也不例外,它的血腥历史揭示了,在大一统的压榨下,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野蛮使用,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可以不计成本地建造万里长城和京杭运河,三峡大坝和高速铁路,也可以对外发动代价惨重却又毫无意义的战争。它在实现对诸夏各民族的征服的同时,却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安全。

中华社会帝国,由于利用了现代西方科技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落后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扩张计划中来了。通过压榨人民劳动、心智、肉体乃至生命而制造出来的的廉价商品,是它用来摧毁一切贸易壁垒、媚惑文明世界所依恃的唯一武器。它迫使一切民族 –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 —采用中华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它诱使这些民族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即变成中华社会帝国的代理人和傀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心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不断扩大权力所能控制的疆界,驱使中华社会帝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渗透,到处开发代理人,到处建立傀儡政权。

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以现代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伪装,利用从外部,先是苏联,而后是西方,输入的技术和资本,掠夺诸夏各民族,进而成功掠夺全人类的模式,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和力量的体制,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和巧取豪夺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反抗邪恶帝国、反抗以社会主义统治集团的历史。只要指出在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人类理应创造的价值无法生产出来,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司空见惯的瘟疫,即社会生产枯竭的瘟疫。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即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由于中华社会帝国自身体制内的任意部分,包括其所谓的国有企业,除了掠夺以外并不会对社会创造任何价值,而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正是诸夏各民族自发秩序产生的民营工商业。这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的发展,必然会推动诸夏各民族自决力量的壮大。中华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统治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民营工商业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由此而产生的解构帝国的力量,它又不得不对统治机器加大投入,从而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诸夏各民族的掠夺,以至于全社会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而最终枯竭脆断。中华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形成,就必须一手克服诸夏各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手实现自身的扩张,二者形成的合力,就启动了其消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自毁程序,就使帝国体制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到了生命的终末期,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体制已经变得太狭隘,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内部能够创造财富的力量了。 –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放松对民间经济的掠夺,另一方面对外向文明世界佯装洗心革面,以达到充分利用文明世界创造的新技术和资本,骗取诸夏各民族创造更多的贡赋的目的。一旦目标貌似达成,它又会重新开启新一轮的对内压榨和对外扩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只能使中华社会帝国主义面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而其防止危机的手段只能是越来越少。

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征服奴役诸夏各民族的武器,天然地会吞噬他们自己。西方社会主义带来的一切高效的征服、屠戮、奴役和掠夺的工具,虽然有利于中华社会帝国的快速诞生,但同时也有利于它自身以更加高效而快速地毁灭。

因此,中华社会帝国自身就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其埋葬的送葬人 – —诸夏各民族。而更加讽刺的是,正由于它对诸夏文明的破坏和毁灭,中华社会帝国将不可能得到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葬礼。

由此可见,中华社会帝国赖以形成的购买力和破坏力,是通过对内压榨诸夏各民族,对外掠夺文明世界所获得的。而当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诸夏各民族不堪压榨,而文明世界普遍觉醒之际,这种手段,即瓦解社会自发秩序的编户齐民,垄断经济和金融的国有企业,消灭诸夏各民族身份的文化绞杀,高度恐怖的政治统治,就因掠夺不到足以维持其运转的资源而难以。中华社会帝国对于全人类,特别是诸夏各民族而言,是不创造任何文明和价值的肉体和思想的桎梏,它必须毁灭,而且即将毁灭。

起而代之的是恢复基于自发秩序和民族自决的诸夏邦国体系,唯有建立和保护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恢复由诸夏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人性解放,正如过去东亚三千五百年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

随着中华帝国从建立到毁灭得必然周期的间歇,东亚诸夏各民族在充分自决的情况下恢复了孔夫子所倡导的天下邦国体系,唯有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东亚的科技、文化和经济才得到发展。诸夏各民族只有当它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向内亚和海洋开放交流的时候才能获得发展。比较起来,这些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沦为奴仆,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的诸夏人民,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却能创造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的财富和文明。

诸夏邦国体系形成后,随着邦国间的协作和竞争,人民获得了天然独立的性质,因而自发秩序得到自然而充分的生长,人的组织再次恢复成为具有吸引力和自然凝聚的共同体。唯独当人成为天然共同体的一员,人与人的协作和竞争,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协作和竞争,才能创造出财富,才能产生科学和技术,才能激发文学和艺术。而在野心家的武力征服下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无论这样的寒冬能延续多久,则完全是对诸夏邦国体系盛夏期生产果实的消费而已。

现代科技已经把帝王式的中华帝国主义变成了严密监控管理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诸夏各民族就象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它们是中华社会帝国这个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受着各级政府和身边人的密切监视。它们不仅是中华社会帝国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国家机器、受官僚、首先是受各个本地官僚本人的奴役。这种帝国制度越是公开地把专政宣布为自己的本质,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诸夏各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除了卖身投靠而成为帝国的帮凶之外,实业家和商人、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 —所有这些阶层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大一统帝国的压迫之下,有的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为权贵控制;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剥夺;有的是因为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被权力的垄断弄得一文不值;有的是毕生积蓄被政府所操弄的金融骗了个干净。诸夏各民族各个阶层在中华社会帝国的盘剥和压榨之下,无一例外地加入赤贫阶级的队伍。

诸夏各民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和后者诞生的第一天开始的。

最初是幽燕荆轲的匕首,然后是荆楚陈涉的木棍,然后是六国遗民的共同起义,同直接奴役他们的秦帝国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推翻了秦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而且攻击灭亡流过的秦国本身;他们毁坏秦国的那些内亚技术,捣毁直道,烧毁宫室,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上古诸国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诸亚还是分散在东亚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族群。诸夏各民族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中华帝国主义野心家联合的结果,当时这些野心家为了达到建立新帝国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诸夏各民族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上一个大一统帝国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新的野心家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这些皇帝的胜利。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内亚各民族的阑入,诸夏各民族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大一统帝国使压迫的方式和程度在各邦国的差别越来越小,使人民的痛苦几乎到处都达到一样的水平,因而诸夏各民族内部的利益和社会呆滞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中华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对外掠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人民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以流官和科举、六部和九品官职制度为代表的伪儒家统治技术日益迅速和不断的改良,使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越来越难以保证;单一民族或共同体与中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诸夏各民族追求自由独立的共同性质。诸夏各民族开始成立反对中华帝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甚至建立了政党性团体,以便协调各民族的反中华帝国主义斗争。

诸夏各民族从组织各自的组织,进而成为联盟性质的组织这件事,不断地由于人们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成立联盟性组织本身,并不是大一统思维的表现,而是各民族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采取的共同行动。这种组织总是会应运,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中华帝国主义天生所具有的、日益扩大的和不可逆转的分裂力量,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地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近的例子。

在东亚的历史上,诸夏各民族有时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所带来的夏日越来越短暂。它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诸夏各民族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协作和通信技术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诸夏各民族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帝国性的斗争,汇合成全东亚的斗争。而一切诸夏各民族的抗暴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

中华社会帝国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诸夏各民族的独立。共产党始终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一切法律、道德和宗教,后来反对所有阻止他们获得和永久掌握权力的人和国家,又时刻反对自己的同党和拍马不力者、进而反对全人类一切文明的总和。在这一切斗争中,中华社会帝国都不得不向诸夏各民族索取更多,要求人民的参与和献身,从而使诸夏各民族卷进了他们政治运动和斗争。当他们出于对内对外斗争的目的而扩充军队的时候,中华社会帝国最终将会把自己所掌握的用于侵略和镇压的武装力量交到诸夏各民族手中。

最后,在独立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中华社会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一小部分人脱离共产党而归附于其各自来源的民族,即未来即将独立的民族。

费拉,即不能产生自发秩序的人群,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虽然不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会处于懒惰和贪婪的惯性迟滞历史的前进,作为恶意的庸众,与共产党统治集团构成合谋。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中华社会帝国行将崩溃,诸夏各民族即将获得解放。这样,为了维护目前的利益,同时为了争取将来的利益,他们就会拥抱胜利者的立场。

过去中华帝国的野心家在窃取诸夏各民族革命的成果而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诸夏各民族服从于他的政权统治之下,企图以此来巩固它曾经向往的的大一统帝王地位。诸夏各民族只有彻底废除大一统的帝国体制,进而摧毁共产主义的邪恶理论,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诸夏各民族必须首先确保各自的自主权利,才能摧毁流毒至今的中华帝国主义。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诸夏各民族反对中华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首先是一个民族和邦国范围内的斗争,也可以使诸亚各民族在数个民族的独立斗争中获得共同的、各自的独立和解放。

在叙述诸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帝国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诸夏各民族有权也理应用暴力推翻大一统帝国而建立自我的统治。

中华社会帝国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从诸夏各民族掠夺财富,是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垄断,是对文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欺诈,是对人类一切文明的摧毁。诸夏各民族应当完全是建立民族自决和全面自主的基础上,实现诸邦国平等与文明世界的交流和协作,通过自由竞争以谋求各自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社会帝国赖以掠夺和榨取的基础本身就必将被它亲手扼,它自己首先就是自己的刽子手。中华社会帝国的灭亡和诸夏各民族的独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閩越(福建)近代大事簡明紀要

1842年8月29日,歷時兩年的第一次清英貿易戰爭結束(史稱:阿片戰爭),英清兩國代表大臣在南京下關英艦簽訂「南京條約」,大清帝國作為戰敗國向大英帝國永久割讓香港島,開放東南沿海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作為英清兩國人民正式自由貿易通商之市。


大日本帝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

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為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仆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三思。

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查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為家邦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即足雲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為,時不雲利,即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仆於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游日本。切原閣下蓄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啞恆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為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恆拔香,夫加那利一敗,城陷而身為囚虜。一朝歸國,即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勛,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於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眾。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亦或蓄留餘力,以為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為能事。仆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賚臨。於實行方法,再為詳陳。

謹布上文。

白話版:

當前政治局勢的變化,(使)我和您投身到戰場(成為對手),又是多麼不幸到極點(的事)啊!不過現在(成為敵人)的情形,(是因為)國事,不是(因為)私人仇怨,那麼我對您友誼的程度,現在仍像當初。我的這封信,難道只是為了勸降清國提督而寫的嗎?大概世界上的事情,當事人執迷不悟,旁觀的人看得清楚。現在有個人啊,在他進退選擇之間,雖然有使國家籌劃(和)個人家庭兩全的辦法,但是(他)為了目前公、私許多事情所蒙蔽,迷惑於所見到的,那麼做朋友的人怎麼能不用忠言徑直勸告他,以引發他的深思呢?我如此勸告您的原因,只是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希望您仔細考慮。

清國海、陸兩軍,接連作戰接連失敗的原因,如果用平心靜氣(的態度)來分析它,不難立刻看到那致使戰敗的原因,憑藉您的英明,本來就已經知道分析的結果。導致清國有現在失敗的原因,實在不是國君和官員某一個人的過失,是清國政府的墨守常規,不採取適合現實需要的措施的原因(才)導致失敗。(清國)選取官員一定用考試(的方法途徑),考試內容一定考核文學技藝,所以呀執政的官員,當官的名人,一定憑藉文學技藝來幫助升遷。文學技藝於是成為(官員)顯達榮耀的梯階,(但它)難道有足夠治理國家的現實功效嗎?現在的時代,(清國)仍然像古代的樣子,雖然也不是不好,然而假如清國果真想強大,不改變以前的規矩能夠適應於現在的形勢嗎?

以前三十年,我日本的國事,遭遇那樣何等的辛酸,像昏倒卻能免於垂危病人的情況,猜想被您深深了解。在這樣的時代,我國務實地用急風暴雨的作風去除以前的制度、規矩,因為現實需要制定適合的辦法,更新發布政策,以此做為國家可以存在獨立的一大重要方法。現在貴國也不可不以去除舊的制度謀求新的制度為當務之急,趕快從此更新,如果你們遵從這原則,那麼國家可以相安無事;不然的話,難道能免於敗亡的必然嗎?

(你們)與我日本相戰,那一定至於戰敗的結果,恐怕不等推算就已經確定很久了。既然處在這樣國運窮迫的時候,臣子中做為國家效忠的人,怎麼可以白白向滔滔頹敗的波浪里捨棄自己,而就說報國了呢?憑藉上下數千年史冊(上記載的文明),縱橫幾萬里的疆域,文化燦爛地大物博,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國家的條件,使它(終有一天)恢復興盛,皇家版圖永遠安寧,又有何難?

大屋子將要倒塌,一根木柱難以支撐。如果見到情勢不可能有所作為,時局說不上好,即以全軍船艦暫時投降敵人,而用國家興廢的觀點來看它,實在是一些小節,有什麼想不開的?卑微的我於是用手指指著天上的太陽發誓,斗膽請您暫時旅遊日本。深切願望您積蓄餘力,以等待他日貴國復興的時候,努力操勞做出政績,用以報答國家的恩德。希望您能接納啊。

貴國史冊所載,(像越王勾踐)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的例子很多,實在不用多說。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啞恆曾經投降敵國,以待時機;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化污辱,而且仍推選(他)為總統。土耳其的啞司末恆拔香,夫加那利一敗,城市被攻陷自身成為戰俘。等到歸國的那天,即授軍事長官的高位,成就改革軍制的偉大功勳,也沒有聽到有阻撓他大謀的人。您如果來日本,我能保證我天皇陛下(用)大度優容的態度(對待您)。我陛下對待自己臣民的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呢?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等,衡量他們的才藝,授職封官,類似的例子不少。現在,(您)非他本國的臣民,而且是傳揚威名赫赫的人,其優待的隆重,自然必定更勝(別人)數倍了。到現在您應該決定的事,就有兩件:如果貴國依然不醒悟,緊緊遵守往常的規矩,因此上升到壞的極點,而(您還要)同歸於盡嗎?還是積蓄留存餘力,用來為他日謀劃呢?

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信,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者炫耀其強大或者掩蓋其弱點,以此做為顯示能力的事。我的這封書信,確實發自於友誼的至誠,決非草率寫成,請您仔細體會。如果萬幸容納我的想法,那麼我等待您的回信賜予降臨。(到那時)我把實行方法,再為詳細陳述。


流亡美國的巴蜀愛國者劉仲敬短評閩越土豪賴昌星 & 指導閩越人如何取得波士頓傾茶黨人之地位 #高級民族發明學.

賴昌星主要還是死於民族發明學不及格,走私活動完全為了小集團利益,漠視閩越民族國家這個不可或缺的高級共同體。這其實是民族發明前所有群體的特徵,包括1960年代的香港人和1600年代的波蘭人,民族發明正是他們因此吃虧以後,痛定思痛的反應。賴昌星如果有國父的覺悟,就應該在加拿大成立閩越流亡政府

然後他的走私活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追殺活動,就變成了自由貿易的閩越民族和共產主義的中國民族之間的戰爭,他的團體自動升級為波士頓傾茶黨人,可以聲索交戰集團的國際法地位。加拿大人如果怕事而拒絕庇護他,就會引起更多的麻煩,例如他一接觸到中國侵略者就開始動手殺人和被殺,像《惡魔的選擇》

當中的烏克蘭愛國者一樣,產生西方綏靖主義者無法掩蓋的公共效應,自然就證實了閩越民族的存在。留在加拿大的閩越愛國者,就會因為他的犧牲而自動獲得波蘭流亡政府的政治資本。中國侵略者和加拿大綏靖主義者都會因為怕事而多事,像今天的德國政府一樣,因為遣返了一個維吾爾人,導致以後所有的維吾爾人

都無法遣返了,民族發明走到這一步,實際上就已經成功了,外交和政治上的波動早晚會在某一個重組當中,將閩越愛國者和維吾爾愛國者送上統治者的寶座。閩越民族的地位不如維吾爾民族,就是因為他們的菁英仍然不懂高級政治的玩法。如果你的共同體是真民族,你就不會在乎自己犧牲而讓同胞獲利,如果你

不肯讓他們獲利,那就說明你們之間像中國人與中國人、奧斯曼人與奧斯曼人、拉丁人與拉丁人、漢人與漢人的關係一樣,沒有真實的政治紐帶。最基本的江湖經驗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怕事的人一定要讓他多事,他才會不再怕事,如果你比他更怕事,他的博弈結構就會促使他犧牲你,如果他比你更怕事,他的博弈

結構就會促使他服從你。這個經驗,諸夏愛國者不久以後就會用得著。貴匪干涉美國中期選舉的拙劣手段,不可能不東窗事發,窩老人家原來預期會發生在川普第二任期的全面排華,可能提前成為2020年大選的主要話題。這是你們富貴逼人來,或者淪為中國人而萬劫不復的考驗,當然永遠不要試圖欺騙上帝,忘記統治權必須用自己的血來購買。


British Hokkienam


台灣視角的閩越反共救國軍前世今生。民國38年(1949)國共內戰末期,共軍渡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人心惶惶。為掩護60萬大軍撤退渡海,軍統局吸收江浙閩粵地方志士編組反共游擊部隊,從事敵後突擊任務。當時江浙地區有獨立第1、7、27、28、35、36等縱隊部,福建閩北地區有福州綏靖公署派王調勳於川石島成立的「福建省海上保安第一縱隊 」(東海部隊前身),閩南地區及閩粵邊境則有黃炳炎於廈門籌組的「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

民國39年(1950),政府為使閩省敵後工作指導靈活,擬整編各游擊部隊番號,特令王調勳兼組「福建人民反共突擊軍總指揮部」,下轄13個縱隊及11個獨立支隊,以白犬島為指揮基地,擴大反共游擊工作,確保馬祖列島;原閩南黃炳炎部隊經整編為「福建省游擊指揮部」,胡璉中將任指揮官,黃炳炎任副指揮官,下轄2個縱隊及3個獨立支隊,以金門為基地。

同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政府為牽制大陸沿海解放軍投入韓戰,陸續在台成立「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軍事顧問團」、「西方公司」,並派遣美軍「第7艦隊」防衛台灣海峽,支援部隊裝備訓練等,江浙閩游擊隊始兼任美國中情局(CIA)攔截中共情資特助。

民國40年(1951),參謀總長周志柔上將以加強沿海防務,配合中美協防作戰為旨,再度將各游擊部隊番號統編為「OOOO反共救國軍」。江浙地區由胡宗南上將擔任總指揮官,沈之岳任政治部主任,總指揮部設於大陳島;福建地區分為閩南、閩北兩地區司令部,各以金門、馬祖白犬島為基地。閩北地區仍由「東海部隊」王調勳任司令,林滄圃任副司令、林蔭任參謀長,負責戍守馬祖、烏坵等地;總指揮官胡璉中將兼任閩南地區(含粵東)司令,柯遠芬、曹振鐸、沈向奎分任副指揮官,固防金門,總指揮部亦設於金門。

民國43年(1954),國防部配合整軍建軍計畫,開始分期整編各游擊部隊,裁撤原有番號,兵員納入國軍體系。江浙總部及所轄部隊改編為「反共救國軍第1總隊」,夏季屏將軍任總隊長;閩南、閩北地區總部及轄下部隊改編為「反共救國軍第2總隊」,張晴光上校任總隊長,隸屬陸總部。嗣後,兩個總隊分梯移駐澎湖西嶼漁翁島整訓,再輪調東引、烏坵及馬祖東犬等各島擔任守備任務。

民國49年(1960),「反共救國軍第1、2總隊」再次奉令合編為「陸軍反共救國軍」,指揮部設於東引,張雅山少將為第一任指揮官,自此指揮權及番號定於一。

這群背景殊異,視「等待戰爭」為唯一任務的「反共救國軍」,在兩岸對峙期間,歷經大小百餘次戰役,死傷無數,包括震驚中外的古寧頭、東山島、一江山、大陳島、南日、湄洲、大西洋、南澎、楓亭,以迄金門八二三砲戰等,為冷戰時代「中華民國」苦撐青天白日旗幟,使「金、馬、台、澎」日後得以安定發展。


20世紀中期的閩越反恐衛國戰爭

據匪方宣稱,自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年底,華東區匪軍共屠滅閩越、浙江地區的反匪遊擊隊二十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陳令德反攻壯舉

1951年九月四日下午,福建反共救國軍泉州縱隊司令陳令德率二百余人在閩越惠安縣城東北的山腰登陸,永安縱隊司令陳偉彬率一百幾十人在惠安縣城以南的黴洋靠岸,他們換穿共軍軍服胸章,遵照預定計劃,立即進入晉江、惠安與仙遊三縣結合部山區及德化縣戴雲山一帶建立遊擊基地,開展敵後遊擊戰爭。泉州縱隊模仿共軍高唱「三大紀律」歌曲,但其胸章七字自右向左排列,露出了破綻。消息上報福建軍區後,匪司令員葉飛親自指揮圍剿行動,陳令德過關斬將終於抵達三縣邊界地區躲入山崖石洞與樹叢墓穴。永安縱隊打著共軍剿匪部隊旗號,順利通過三個村莊,但五日下午進至黃塘時,終於被匪兵發覺,共軍以一個營、兩個連近千人追擊,陳偉彬轉進白洋山,七日深夜不幸犧牲。九月十五日,陳令德化裝和尚持晉江專署通行證在麟山村被民兵識破。這場戰鬥歷時二十五天,從金門出發登陸惠安的三百七十人僅八人從莆田縣東沙下海撤回金門。

閩越遊擊隊擊沈共軍炮艇擊斃正副艇長

閩東北海域的西洋、浮鷹兩島,緊扼三沙澳與三都澳的出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50秋,由福建人民反共救國軍獨立第六支隊李輝部三百人進駐,設立情報機構,堵截匪方海上運輸,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一九五二年六月下旬,匪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調動一個團的兵力強行登陸兩島。島上遊擊隊依托有利地形分散隱藏,共軍以人海包圍搜索,俘遊擊隊二百十二人、擊斃十一人,歷時三日。

韓戰爆發後,臺州列島的主島上下大陳島成為吳越、閩越反匪遊擊隊的大本營。1950年六月下旬,匪華東軍區海軍出動十艘炮艇進駐浙江海門。七月九日共軍攻擊編隊從海門啟航,途遇風浪,暫撤瑯機山避風,次晨匪軍炮艇大隊三分隊隊長邵劍鳴率三號炮艇追擊遊擊隊炮艇時被殺了個回馬槍,三號炮艇中彈沈沒,匪邵劍鳴與副艇長許鎮以下十二人斃命。

接著,共軍在距大陳七海裏的一江山島與距廿七海裏的披山島之間,選擇了後者作為目標。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共軍第六十二師師長周純麟與炮艇大隊長陳雪江指揮兩個步兵營、兩個炮艇分隊以及六十多艘機帆船直攻披山島,由於眾寡懸殊,反共遊擊隊被擊沈新寶順號炮艇一艘、玉環縣長林渺以下一百二十余人陣亡,甌江指揮官林卓以下六百余人被俘。

順昌縣的起義

閩浙贛前線特擊司令部成立於1950年三月,由王調勛任司令,全璋琳與胥澄治為副司令,下編九個處、六個普通師、三個挺進師、四個特務團、十個普通團、三個聯防辦事處、八個交通聯絡點和六個前進指揮所,另轄五個縣政府。司令部設於順昌縣九龍山區,活躍於南平、建甌、古田、泰寧、邵武等十二縣以及閩吳贛三國交界地區,部眾多達萬人,僅尉官以上軍官就有一千二百二十七名,成為閩北最大的一支反恐武裝。

他們在征糧儲糧、選擇基地、對付圍剿、竊聽共方電話、聯系臺灣、宣傳群眾方面都有整套的規劃。九月,特擊司令部通知各部「盡量擴充、嚴密組織、待命反攻、殲滅匪軍」,顯見這個司令部是一個政治目的明確、組織系統龐大、行動計劃完整的反共武裝指揮中心。七月十五日特擊隊與大刀會徒二百余人沖進順昌縣洋口鄉,將下鄉征糧的共軍副大隊長陳德魁以下廿四名官兵全部消滅,奪走剛被赤匪搶走的二百擔糧食;廿七日,將樂、建寧、泰寧三縣自衛總隊三百余眾進攻順昌縣城,激戰六個小時,擊斃匪軍縣大隊副連長林財備;九月,特擊隊搶走下鄉檢查工作的順昌縣委書記隨身攜帶的卡賓槍和駁殼槍各一支;十月三日順昌縣大隊幹部饒嗣春返鄉被殺;九月廿七日全璋琳指揮將樂、南平、順昌、邵武等縣遊擊隊與大刀會兩千余人同時攻打順昌、洋口及南平縣峽陽鎮,史稱「百裏暴動」。九、十月間,全璋琳先後派人殺死為共軍帶路清鄉的洋墩鄉鄉長葉其歡夫婦、洋源鄉鄉長孫世鈞、小幹村村長謝金萬等八人;九至十二月,順昌縣第三、五區區委、區政府幹部多次下鄉途中遇伏,五區區中隊隊員王吉品被擊斃;一九五○年四、五月順昌縣大隊、第三區共幹下鄉遇伏七次;六月十二日,特擊隊與大刀會八十余人襲擊元坑區區公所,十二名共幹斃命。

為了剿滅這一支萬人遊擊隊,匪軍三野十兵團先後調動第廿八軍、第卅二軍,歷時三年。在此期間,1950年農歷正月初八,特擊司令部暫編第四師少將師長鄭長吉率眾攻打南雅區公所,打傷區隊長一名,燒死區幹部一名,一年後又成功搗毀了房村區公所。全璋琳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初被搜捕,翌年三月就義於順昌縣洋口鄉。

特擊司令部暫編第三師師長吳金榮曾擴張到六個團和一個特務營,曾打下順陽鄉公所、四次沖擊東峰區公所,計劃攻打建甌縣城。不幸於1951年農歷正月初七大雪天在建甌縣玉山鄉被圍捕。

嚴正的閩贛邊區民眾自衛軍

1946年六月,福建泰寧縣參議長兼自衛總團團長嚴正召集閩西北十縣的代表舉行應變大會,決議成立閩贛邊區民眾自衛軍指揮部,由嚴正為指揮官,朱樹棠為副指揮官,下設副官、政工、軍需、軍醫四個處以及閩西北情報總站,下設搜索連。嚴正先後組織八百多人攻打已陷共的邵武、光澤、黎川等縣。八月,共軍攻占福建大部城鎮,嚴正乃將部眾分編九個大隊,廿七個中隊,八十一個分隊,作好打遊擊的準備。到1949年底,自衛軍發展到六百多人,另有大刀會四百二十多人附從,其麾下真正有實力的乃是來自贛國廣昌的豫章山區綏靖司令廖其祥少將五百多人的三個總隊正規軍,裝備精良,都能各自為戰。嚴正采取晝伏夜出、夜集晝散的戰術,白天三五成群隱蔽於深山巖洞,夜間集中遊擊。

1950年三月中旬,嚴乘共軍調防的十多天空隙,在泰寧捕殺了一批為匪軍帶路、送情報的閩奸。韓戰爆發後,嚴與福建人民反共救國突擊軍總司令部接上關系,將所部改番號為突擊軍第七縱隊,被委為中將軍長,提出「鞏固大田,控制海口,襲擊新橋,攻打縣城」的口號,還派員往南平領取電臺。盡管匪軍出動三個團圍剿七縱,嚴正還是在九月底調動建寧、寧化兩縣遊擊隊千余人攻打寧化縣城,在官常口襲擊中共武工隊,在溫家水口制裁縣農會委員廖啟龍,在大田捕殺共軍情報人員,並組織鄉民對中共抗交公糧。

為了搜捕嚴正,共軍采取拉網戰術,在各山口、道路設防,白天搜山,夜間每隔二、三十米點一堆篝火,逐步縮小包圍圈。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淩晨他在峭崖旁被俘,三月廿三日英雄就義。

副司令廖其祥自二月十四日起與匪軍在深山密林間遊擊八晝夜,中槍後跳崖身亡,其屍骨猶被擡回泰寧縣城與四鄉遊街示眾。自衛軍副總指揮朱樹棠是建寧縣的風雲人物,他年輕時加入匪軍,做過指導員,匪軍西竄時,他棄惡從善跑回建寧,由保安中隊長做到縣民團總團副。1949年秋,他凝聚泰寧、邵武等閩西北八縣的地方團隊兩千余人,成立建寧縣城鄉治安指揮部,後又被王調勛委任為福建人民反共救國軍第六縱隊中將司令。匪軍實施重點清剿後,村村有兵,莊莊紮營,空室清野,斷遊擊隊的供應,還組織一萬五千民兵上山搜索,朱樹棠藏匿於一個尼姑庵,1951年春才被俘。

1949年七月十五日,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閩南軍區成立,劉子寬為副司令兼閩中軍分區指揮官,授中將銜,潛回戴雲山組織遊擊武裝。戴雲山海拔一千八百米,位於德化、永春、大田、龍溪等縣境內。劉子寬麾下遊擊隊有六千余人。十月廿五日,劉子寬率一百人攻陷永春縣湖洋區公所,捕殺共幹二人;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到德化縣奎鬥村殺村長徐文欣;六月,在德化縣雷亭歧伏擊共軍,擊斃共軍二五八團炮兵排排長、德化縣連山鄉鄉長等七人。八月十七日,晉江軍分區出動三千多官兵包圍了方圓卅多公裏的地區,白天搜山,晚上伏擊。十月十九日,劉子寬負傷被俘,十二月十五日被公審槍決。閩中軍分區副指揮官林青龍將部眾分成十六股,運用保甲長派糧征稅。共軍清剿劉子寬時,林青龍殺回美湖打死農會幹部、民兵等七人,1951年一月八日病死於蘇園村,其子林榮春三月十一日犧牲。

康明深的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先鋒縱隊

康明深於1948年被中共策反,官至永春縣人民遊擊大隊長、晉江軍分區參謀。1949年冬,他終於認識到了支共罪惡,召集舊部反抗,被委任為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閩南軍區先鋒縱隊副指揮,翌年一月廿六他把永春縣一區群團主席塗良愈抓捕活埋,揭竿而起,又令玉坑鄉鄉長康傳鍬提供槍支,還策反了原投共的一批地方武裝;二月廿七日將永春縣、區武裝委員鄭聯春等七人扣留活埋;三月一日將縣公安員陳土、農會幹部康明取等五人活埋。永春縣大隊發兵圍捕後,康明深潛赴金門求援。五月初,他從金門攜回武器、電臺,組織起二百多人的永安縱隊,攻陷一區區公所,殺死永春縣公安局秘書康鶴年等三人。

1951年一月十一日,康在漳平縣新橋鎮召集永安、大田、德化等八縣遊擊隊聯席會議,成立福建反共救國統一行動委員會,下設總務、經濟、政治、軍事、軍法五個部,下轄五個縱隊,每隊約一千二百人。他們揚言先攻漳平縣城,再打大田、寧洋等縣。共軍出動一個團、兩個大隊近三千官兵分三路合圍新橋鎮。四月十九日,康明深在永春縣尾嶺頭犧牲。部屬陳生存隱藏於密林達六年之久。

閩西山高林密,地形復雜,1949年底有十五支遊擊隊,人數一百至一千不等。1950年僅長汀一縣,區、村政府就被襲擊十三次,共幹與共軍被狙擊十一次,共幹、民兵等被制裁一百二十二人;連城縣縣政府、區公所接連被圍攻,連縣大隊都被策反。一九五○年九月中旬,三百五十名遊擊隊員與區中隊內線裏應外合,沖入長汀縣河田區一座天主教堂,將霸占教堂的區政府與區中隊全部消滅。那時閩越人自己的漳平、寧洋縣長仍然立署辦公,公開出布告發禁令,設卡征稅;而中共的區村政權則被迫撤退,有些縣長、區長及其部屬只能呆在碉堡裏抱著機槍延命。1950年四月,唐宗自臺灣潛入連城,七月在清風山正式成立人民自由軍閩粵贛區總司令部,在粵贛二國轄廿三個縱隊,在閩越轄十四個縱隊,總人數約十萬,他命令各縱隊先打區公所,後攻縣城,他所任命的自由軍副總司令華仰僑及自由軍十四縱隊(司令鐘勇)、卅六縱隊(司令江瑞強)都是閩西的反共勁旅。

1950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電令華東軍區與三野「必須使用四、五個主力師用全力窮追猛打,限期肅清」。共軍以精銳組成大包圍圈,采取全面封鎖、分進合擊、分片壓縮、重點反復清剿等戰術,才勉強鎮壓住閩人的反抗。自由軍參謀長羅廷徐直到1953年才被俘。


閩越人來港最早可追溯南宋,「福建人不樂臣元者,乃乘船而南,移植各島,視為海外桃源」此事有各島天后廟可證。香港天后廟之遺存頗多,足見本島以往居民多係閩人 & 蜑民 後裔。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予英人,成為對外開放的自由貿易港,吸引不少臨近地區如廣東、福建、廈門的商人來港。

由於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具有深水的天然港口,加之英人銳意經營,香港在19世紀中葉開始就扮演東亞與西方的重要角色。開埠後來港經商的閩人逐漸增多,他們多以經營家鄉土特產轉口、售賣藥材和船務,集中於港島中上環的文咸東、西街、永樂東、西街一帶又稱南北行街。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香港的閩人估計有十萬人,約佔全港人口的五分之一。

1941年大東亞戰爭爆發,閩人福建第二次由日本軍佔領,居住福州、福清、廈門、金門、長樂、連江一帶閩人相繼南下赴港躲避戰火,至香港閩人猛增至,到目前為止據不完整統計香港閩裔約為八十萬人。佔香港總人口百分之12,其中以閩南裔居多

榕盧會是閩人最早在香港開設的會館,為閩人海員提供歇息場所,會館人員由早期英人傳教士在福州開設的英文教會學校所培養的學生與英人構成,進入二十世紀香港等地閩人社團逐漸增多,較有名的有香港福建商會(1916)、旅港學校(1916)福建體育會(1925),此外還有不少旅粵會館出現在香港,隨著日中戰爭爆發,更多的閩人在三十年代末期南下香港,出現了更大規模的同鄉會組織,例如1937年成立的福州十邑同鄉會。

在以上眾多閩人社團中,以旅港福建商會和香港福建同鄉會最具代表,這不僅在於規模,並且於成立時間,領導層和所代表的去會員利益各方面,兩者都有不同之處。但都係閩人在英國所領區域內自治的典範

閩越復興會

閩越 Hokkie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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