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性別交叉統計」：2020 至 2022 每年的兒少性侵害案件分別為 5978、4520、4809 件，皆佔性侵害案件總數約 6 成。
也就是說，近 3 年以來，平均 1 天約發生 12~16 件兒少性侵害案件。其中，女性與男性兒少被害人的比例約為 3：1。而這些還只是「有通報」的案件。
那麼，什麼是沒通報的案件呢？我就是其中一例。十年以來，我守著「兒少性侵倖存者」的身分，任由它影響我生命的每個面向。
有人可能會說「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馬上求救就好啦！在痛苦什麼？」
或是「辛苦你了，有這麼痛苦的經驗。可是，為什麼不曾嘗試求救呢？」
原因很簡單：求救的成本，非常、非常、非常地，高。
目錄
💠為什麼要講 ── 不知道什麼是「性侵」
💠講了誰會信 ── 當世界裂成兩半
💠講了沒證據 ── 舉證門檻高
💠講了被批判 ── 被冠上莫須有的責任
💠講了更痛苦 ── 每講一次，就挖深一次傷痕
💠結論：為什麼倖存者不願發聲？
為什麼要講 ── 不知道什麼是「性侵」
事件發生時，2014 年，我才七歲。我所受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僅包含老師朗讀兒童讀本、帶我們認識身體紅綠燈、看經典影片《杰哥不要》等。
但對當時的我來說，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麼是「性侵」。
例如：很多人認為的：只有性交才算性侵，包含口交、陰道交、肛交、指交、器交等。但實際上，包含持續性的撫摸、舔弄等未侵入的所謂「猥褻」，在《刑法》上也是一種「性侵害」。
而我對此全然無知。更別提其他重要觀念：「蒐證」是被性侵時的第一要務，以及後續的主動和可信任的家長、老師、社工師等人求助了。
或許你認為：強化學齡前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就好了啊！可是，退一步來說：就算我知道這很重要，我可能還是不敢講。
為什麼呢？
講了誰會信 ── 當世界裂成兩半
當我一講，世界就會裂成兩半：相信我，與不相信我的人。
尤其是當我在網路上爬夠多案例後就發現，「不相信我的人」肯定會佔多數。畢竟，加害者可能是品性聲望都不差、有生產力、對家庭、朋友與社會都有貢獻的、深受信任的「好人」。
我要承擔這個風險嗎？在最壞的情況下，只有自己願相信自己的現實。
例如：在講之前，無論如何我都愛我的家人。然而，在講之後，如果家人質疑我、檢討我、不信我，就像許多兒少性侵倖存者經歷的那樣，我怎麼辦？
或許你認為：權益受損時能為自己爭權的，本來就只有自己呀！可是，退一步來說：就算我願承擔不被信任的風險，我可能還是不敢講。
為什麼呢？
講了沒證據 ── 舉證門檻高
性侵害的發生往往只有被害人與加害人在場。而在排除數位性別暴力的情況下，僅存的實體證物（體液）在沒有主動檢驗的意識下，並不易被保存。
說白了，即使那年發生了好幾次，缺乏蒐證意識的我都沒留下任何證據。
因為，我在當下無法描述那種「感覺」。直到幾年後，我透過健教課才瞭解這是「性侵」。依據「無罪推定原則」，我知道，在缺乏有效證據的情況下，憑什麼都無法讓人相信我。
或許你認為：這絕對不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問題，而是天真的我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問題。可是，退一步來說：就算我有證據，我可能還是不敢講。
為什麼呢？
講了被批判 ── 被冠上莫須有的責任
目前的我，不曾和能實際幫助我的體系求救過。
因為，就算他們相信我，我也不想面對諸如以下讓我不舒服的質疑：
「身為男性，你為什麼不保護好自己？你確定他不是跟你玩玩而已？」
在有毒的男子氣概 (toxic masculinity) 等遺緒的影響下，這種情況尤其容易發生在我這般的男性倖存者身上。
「你要講出來！才能幫到其他人。」
我瞭解，因應職務需求，他們需以結構視野、整體視角來處理議題。而身為倖存者，我們也當然樂見藉此累積改變的力量。然而，這樣子引導，就好像倖存者有「責」要救其他倖存者。但，真的嗎？
或許你認為：不要走心啊！別人只是一句話，幹嘛就這樣往心裡去。可是，退一步來說：就算我遇到的支持者十分友善，我可能還是不敢講。
為什麼呢？
講了更痛苦 ── 每講一次，就挖深一次傷痕
對多數倖存者來說。講，只有零次和無限次。
不論我們是想在當下透過司法流程討回公道，還是透過和各界揭露以促進他們對相關議題的重視，都是如此。
例如：我們可能會找醫師驗傷、社工師引導、警察做筆錄、檢察官調查、法官審問，或是監察院、民間團體的訪談計畫等。
獲得幫助，當然是值得感恩、惜福的事。但事實上，每講一次，我們就要主動回憶、重放那好幾段歷程一次。每講一次，就挖深一次傷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