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自由

Howard Chiao
11 min readJul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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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自由?自由的追求有沒有終點?(圖片來源:sahistory.org.za

自由是什麼?雖然早在東漢末年時,鄭玄註釋《禮記》就在卷二裡提及:「帷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這裡的自由指的大多為跳脫禮制的規範矣。現在所稱的自由還隱含著權利(right),在我們的語言裡是近代才由西方傳入的用法,大約於晚清開始廣泛流傳於士大夫中[1],光是定義就有千百種。教育部網路辭典定義「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受外力拘束或限制」;維基百科闡明「可以自我支配,憑藉意志而行動」;時下有些年輕人則通俗點說「只要我爽,有什麼不可以」;孔子的說法則為「從心所欲不踰矩」。

不管怎麼定義,大都涉及到兩個主體:自我與外界。例如「言論自由」不外乎是「我想說什麼,我就能說什麼」,前半段「想不想」是自我,後半段「能不能」是外界。自我越能滿足、越能快樂,也就越自由;自我越難滿足、越難快樂,也就越不自由。因此,「自由」作為名詞(為避免混淆,接下來作名詞使用時通稱『自由度』,猶如物理學上的應用,自由度越大,越能徜徉於各處)是一種衡量到達歡喜心的難易指標(metric),其之於自我有如光滑之於平面上行進間的物體;作為形容詞則表述一種容易達到歡喜心,滿足的狀態。自由最高的境界,此稱「完全自由」,就是何時何地,心情都能輕易恬淡平靜,看一切都光、明、圓、滿、善。

既然牽涉到「自我」與「外界」兩個主體,就得把兩者關係釐清才能好好探討「自由」這回事。情緒與想法終究是主觀結果,所以外界的所有訊號,都會經由我們的大腦處理後,才化作感受來影響自由度。這就好比自我是一座湖泊,大腦的思想在湖泊表面生成一層神奇的濾網,有些人的濾網屏蔽功能強大,不管濾網外再怎麼風吹雨打,湖泊的表面依然靜如止水;有些人的濾網則加劇功能強大,濾網外的綿綿細雨,處理後卻在湖泊上生成狂風暴雨,捲起驚濤駭浪。由此可見,在同樣的外界條件下,因為大腦思想的不同,有些人很自由,有些人卻很不自由。

換句話用精確點的數學語言來說,人與外界在任何時空的狀態想必可以映射(mapping)到一個有限的多維空間(R^n)中描述(n個次元可能是由時間、地點、血壓、體重、心跳、腦波、各神經狀態、信仰、價值等等多個數軸所組成),在此稱「自我狀態空間」,又為上一段的「湖泊」。人的狀態也就是這自我狀態空間中的一個點。每個外在條件,也許是別人的一句話,也許是世界正在發生的一件大事,經過代表大腦思想轉換的函數(在此稱為『思想函數』,也就是上一段的『濾網』)後,變成在自我狀態空間一條條等式所定義的子集合,相對的,內在的信仰與價值,也會形成一個個的子集合。而唯有在所有子集合交集上的自我狀態,也就是符合所有內外在條件,人才會獲得「完全自由」,才有完全平靜的湖泊。

假設有個函數f,又f(x_0)=y_0,我們每次塞給它x_0,它就一定會給我們y_0,不會有天突然變成y_1。因此所謂思想函數就是我們的「個性」,簡單點說叫作:「只要怎麼樣,就會怎麼樣。」只要外界給我們什麼條件,我們就會怎麼反應,一條條定律形成個性。一個人有越多的信仰,越多的個性,就有越多的執著,越多的是非,越多的不順眼,越少的自由度。這樣的人,對於外界就像是個「木偶」一樣,一條條棉線交互形成的思想函數綁在身上,任由外界擺佈。試想:如果自己都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怎麼可能會對這個世界滿意,又怎麼能歡喜平靜?不全然自由的來源有很多,有時是別人太「錯」,但經常是自己太「對」。因為大腦思想的不同,有些人不管什麼外在條件,通過思想函數轉換後全部成了「0=0」,任何的時空狀態都處在「完全自由」;有些人則因些微外在條件,也許是別人不經意的一句話,通過思想函數轉換後,這些等式找不到任何共同解,也就是「完全不自由」,毫無辦法快樂平靜。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找到「自由」有兩個重大關鍵。

第一,外界發生了什麼?

第二,這些發生經過大腦的思想函數轉換後,自我又怎麼去感受?

前者總圍繞在「我」當中,想要改變世界來配合「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必然的做法。後者則發現世界瞬息萬變,唯一可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思想,於是想辦法自我超越,在不同面向跳脫「我」的侷限。兩種追求都很重要,但比例的調配造成深遠的影響。有人可能自幼處在極為困苦的狀態,族人飽受歧視、三餐不繼、家破人亡等等,人生的路上不斷去衝撞體制、衝撞社會,直到有一天終於「站」起來了,擺脫外界發生的限制,卻也在一路上養成許多的怨懟與憤恨,凡事充滿負面思考,思想函數的限制範圍不斷增加。最終雖然外界物質生活已經富足,卻造成身旁的人與社會更多的痛苦,本身抑鬱寡歡,含恨而終。「當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打開另一扇窗。」有的人卻是在身上枷鎖一道道解開的同時,反而又挖了一座厚實的地牢把自己關了回去。大半輩子追求外界改變,卻囚禁自己的內在,為何人之所以還是人,盡在不言中。

也有人在大環境的困頓當中,領悟到「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既然無法掌控外界的發生,那就改變自己的想法吧!於是,認命去面對自己從前逃避的課題,轉換心境而如實地一步步走過,從恐懼中獲得自由;不再埋怨命運的不平,決定努力為家裡掙錢打拼,養家活口,苦難成了培養才幹的良藥,從貧困中獲得自由;決心和隔壁那總是欺負別人的同學用心相處,放下對抗,才發現原來他在家裡更是暴力下的受害者,處境比誰都艱難,兩人結下良緣,成為一輩子的好友,從憤怒中獲得自由。他們在每一個外界發生映射到人生狀態的枷鎖(子集合)時,都向自己立下自我超越的承諾,突破思想的窠臼。從此開始,枷鎖變成通往自由的橋樑,它讓我們從每一件事裡都修得一點智慧,減少思想函數的限制,獲得更多的自由。

講到追求自由,大概少有人能超越南非已故前總統曼德拉,他的自傳甚至就名為「漫漫自由路」(A Long Walk to Freedom)。雖然出生在自己部族的烏姆塔塔鎮,講的是科薩語(Xhosa),曾祖父還曾經是當地國王,卻在受教育的期間與赴約翰尼斯堡奮鬥開始,一步步了解到非洲的歷史以及自己種族所受到嚴重不平等的對待。他在成為律師的途中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ANC」),逐漸變作南非人對抗種族歧視的象徵,卻也在少數族裔所組成極度高壓的政府下,自一九六二年開始陸續被長期監禁二十七年之久。身為自由鬥士,面對獄卒或肢體虐待、或極盡侮辱、或惡意噴尿等等慘不忍睹的痛苦,監禁初期的憤慨不在話下,自始自終不曾放棄對體制各種形式的對抗。

當然也有不少身在ANC的人認為「曼德拉之流」太過軟弱,太優待白人、太沒有攻擊性、遠離群眾,因此一群青年團(ANC Youth League)的有志之士決定分家而成立「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打算對曼德拉領導的ANC取而代之,主張白人、印度人等少數民族根本不屬於南非,提高武裝抗爭程度,以牙還牙,而且要在五年內獨立,開始長期與ANC的對立。曼德拉當然完全同情這些想法,畢竟自己也是過來人,但他認為:「The freedom struggle required one to make compromises and accept the kind of discipline that one resisted as a younger, more impulsive man.」人在年輕時總會有許多衝動又一針見血的作法,但未必是對於終極目標最有利的道路,畢竟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往往需要不少妥協。PAC成立不久,大多數領袖即被捕入獄,在監獄裡甚至還得仰賴他們眼中,曼德拉因「妥協」於敵人所得到的信譽,來和政府溝通。在九零年代解脫於少數族裔政府的關鍵前夕,因為PAC的立場與作為,無法取得政府與多數民眾的實質信賴,亦經由曼德拉的ANC完成歷史任務。

曼德拉在長期單獨思考當中,逐漸領略到這些加害者,其實也是被歧見與偏狹綑綁的受害者。在監獄裡他試著先忍耐獄卒的言行,求和而增進互相的了解,發現他們身上同樣充斥著不滿,也藉機讓對方跳脫政府的惡意宣傳,而真正看見自己的願景與理想。對此他說出一句至理名言:「If you want to make peace with your enemy, you have to work with your enemy. Then he becomes your partner.」[2]只有把敵人變成自己的同伴,才有可能真正和解。他在自傳最終章更寫道:

「It was during those long and lonely years that my hunger for the freedom of my own people became a hunger for the freedom of all people, white and black. I knew as well as I knew anything that the oppressor must be liberated just as surely as the oppressed. A man who takes away another man’s freedom is a prisoner of hatred, he is locked behind the bars of prejudice and narrow-mindedness. I am not truly free if I am taking away someone else’s freedom, just as surely as I am not free when my freedom is taken from me.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alike are robbed of their humanity.」[3]在這漫長又孤獨的歲月當中,他對於自由的渴望逐漸蜕變成對所有人種追求自由的渴望,因為被壓迫者跟壓迫者都正在受苦,前者被外界的制度囚禁,後者則被歧見與仇恨囚禁。

他超越了自我,對於加害自己的人先是忍耐,再產生愛與包容,進而才有機會發現原來這些加害人並不自由。逐漸少了自我的限制,他的心量跟著越來越大,最後除自己的盟友外,甚至開始承擔起敵人對自由的追求,出獄後儘管飽受責難其「軟弱」、「妥協派」、乃至「黑箱作業」,仍率先帶領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充斥種族歧視的政府展開和解談判。因為他知道,如果用報復來解決仇恨,最終依然不會得到自由,只是把自己重新關到另一個地牢裡,這也是為何古人講「以德報怨」,為別人,也為自己。讓一時,得一世,最終南非不但躲過許多友邦面對長期內戰所造成的慘重傷亡,曼德拉向內修來的自由更讓他勾勒出一個世代的希望。天下之和不是「爭」出來的,是「讓」出來的;自由之恆不是「鬥」出來的,是「修」出來的。人生的道路只怕對外要求得太多,對內修煉得太少,因為外面的世界太過瞬息萬變,唯一掌握在我們手中的,只有那思想函數。思想,是我們最強大且唯一的工具了,不淬煉它,淬煉誰呢?

在臺灣講到追求自由,也鮮有人能超越施明德先生。綽號「臺灣的曼德拉」,一生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總共被監禁長達二十六年之久,其中被灌食、虐待更是家常便飯,若想要對世界、對政府憤怒與哀怨,大概也少有人能比他更有「資格」。一次友人的聚會當中,他聽到大家評論兩岸時事,沒有名嘴般地毒舌怒罵,沒有縈繞在那段苦痛的過去,卻只平靜地娓娓道來一句:「兩岸一定要和解。」他與曼德拉兩位當今代表性的自由鬥士,一輩子大半都在扮演小蝦米對抗強權,飽受摧殘,卻在地球上遙遠的兩端不約而同得到相同的結論,皆和監禁自己的獄卒們最終成為朋友,領悟到包容與和解是唯一道路。問他走過這麼多年有沒有任何座右銘,他面帶微笑,似乎隨著時間的流提筆緩緩地寫下:「寬恕是結束痛苦最美麗的句點。」

早年參與五四運動抗爭的著名學者與思想家胡適先生,也在一生的碰撞摩擦之中,從提倡自由,逐漸轉變為「容忍比自由重要」,甚至「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不論是曼德拉[4]、施明德先生[5]、胡適先生[6]或是恆河沙數般為自由付出代價的先行者,都從對外行動的抗爭,努力想隻身扭轉外界的發生,到內在的修煉,轉而認同和解、寬恕、容忍的重要。相信這不是巧合,而是從這些道路苦過來的人,都發現對外的抗爭即使有些許效果,都不如腦中那「思想函數」的關鍵,一個是現象解,一個是根本解 — 一個人從相信開始,發下超越自我的「願」,開始改變自己,改變外界發生在心中湖泊的漣漪,轉動自由的那把鑰匙,從每件事情中不斷超越,走上修正自我的道路。

最後發現,原來以為的自我只是一個幻象,看見的不再是自我,而是承擔起身邊每個人,不論是否曾喜愛或厭惡,由衷攜手共同追求真正的自由。當所有的發生「都是我」,世上不再有是非,不再有敵我,因為,「都是我」。這時候看一切,早已跳脫外界的追求,都圓融了,都上路了。

從心所欲,不踰矩。自由了。

你也在追求自由嗎?你正在什麼樣的道路上呢?

[1] 可參見嚴復之《論世變之極》(連結),其曰:「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2] 《A Long Walk to Freedom》第六百一十二頁。
[3] 《A Long Walk to Freedom》第六百二十四頁。
[4] 曼德拉維基百科頁面(連結)。
[5] 施明德維基百科頁面(連結)。
[6] 胡適維基百科頁面(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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