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交換的政治、展演的政治到倫理的政治

公投作為台灣社會倫理的重建

畢慕瑜
4 min readNov 22, 2018

「你們為我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所做的事,就是為我做了。」
馬太福音25:40。

臺灣戰後的現代化時期,國民黨為了維持自身統治的穩定,發展出侍從主義。國民黨控制了農漁會、公務體系、產銷管道。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下,實行「交換的政治」:人們用政治上的忠誠來換取地方建設、社會福利甚至生產的所需。而這種「交換的政治」,到現在仍然可以在某些地方看到。

經歷了黨外的衝撞,國民黨的控制在臺灣逐漸減弱。接著,民進黨在第一次執政的時期,以「自由化」的名義,推動金融六法的修法,以及四化的政府改造(去任務化、法人化、地方化、委外化)。更進一步弱化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此後,交通運輸、金融商品、資訊科技的全面發展下,臺灣正式進入了新自由主義的時代。

此後,既有的社會組織崩解,個人得到解放,卻也必須面對「我是誰」的存在論問題。這個趨勢走到極端,就把政治變成了「展演的政治」。政治行為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個性。對網紅跟候選人(兩個有差嗎?)來說,越「狂」的表現越能吸引注目。對選民來說,政治的表態是自我定位的基礎。因此,對各種粉來說,他們各自的偶像成了不可冒犯的神聖存在。甚至連護家盟也會說,要大家尊重他們「反同的自由」。

然而,單方面強調「尊重個人的選擇」,把「展演的政治」發展到極端,只會帶來社會的崩解。智人(homo sapien)演化的過程中,始終是社會性的動物,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存在「先驗的個人」。個人選擇始終必須要和「選擇對他人產生的後果」一起考量,這才是「倫理」真正的意涵:意識到自己與他人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也意識到彼此的選擇都會互相產生影響。

因此,比起for ourselves的東奧正名,為什麼異性戀更該支持這次的婚姻平權?為什麼不住在北海岸的人們更該反對核能公投?我們要自己「叫臺灣」,申請以台灣為名出賽東京奧運,是地緣政治底下別無選擇的出路。但我們要讓與自己不同性別的人能夠結婚,要那些不住在安全地區的人們停止承擔能源的代價,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彼此是一個社會,而享有共同的未來。而這種「有選擇的選擇」,才真的蘊含了人與人之間道德的關係。

人類學者Marcel Mauss在1925年出版了《禮物》這本影響深遠的小書。裡面討論舊社會中各種禮物交換的形式。但事實上他的關懷不只是學術的,更是政治的。他在書的最後,突兀地提到亞瑟王的圓桌:

The carpenter said to Arthur: ‘I will make you a very beautiful table, around which sixteen hundred and more can sit, and move around, and from which no-one will be excluded…No knight will be able engage in fighting, for there the highest placed will be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lowliest.’

……Peoples, social classe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will be able to grow rich, and will only be happy when they have learnt to sit down, like the knights, around the common store of wealth.

那張神奇的桌子沒有高低之分,不會排除任何人。唯有我們能夠像亞瑟王的武士一樣,在圓桌前坐下來,不把任何人看得比較高貴,或比較低賤。這才是社會團結的開始。一個團結的臺灣,難道不會更能夠去面對國際的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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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慕瑜

在泥巴裡仰望海面/in search of sinpakanasikal/”You and I have memories longer than the road that stretches out ahead.” -The 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