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 2014 年修政治系大一政治學時的作業，原本分享在臉書Note，但聽說這功能要關了，剛好前陣子柯文哲說要鼓吹內閣制，就搬過來。雖然現在藍白合破局，我猜這種投機份子是不會再提內閣制了。
年輕人畢竟還是年輕人，居然會引用彭錦鵬。台大社科院某教室的講桌前面被立可白塗鴉，寫「彭錦鵬倒著寫還是鵬錦彭」，良有以也。
題目：哪種政府體制比較好：內閣制、總統制、混合制？
（先說結論）我認為，短期內我國仍然比較適合偏向總統制的混合制，而在議會、選舉制度與文化的改革達成後，可以往準內閣制的混合制前進。
諸多學者與實證研究證明，內閣制較總統制能兼顧政府穩定、行政效率、立法品質等優點，而總統制卻有許多先天缺陷。
彭錦鵬（2001）引用Juan Linz所言：「 總統制的基本特質有兩項，一是「雙元民主正當性」（dual democratic legitimacy），二是「僵硬性」（rigidity）（Linz, 1994: 6）。雙元民主正當性指的是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和國會。而僵硬性是指總統和國會的關係，亦即當國會不喜歡總統而總統又有違憲、違法時，並無法罷免總統。這兩種憲法特性的結果是，政體非常可能碰到無法解決的僵局。」
舉總統制一例而言：理論上，總統與國會享有二元的民意基礎，在運作上也是分立運行，所以很難釐清法案從立法到執行的結果，責任應該歸咎於誰，另一方面，總統制的總統不受國會監督，形成有權而無責的狀況（盧瑞鍾，1995）。
台灣當前是混合制偏向總統制，因此也承繼許多總統制的缺點，舉例而言，陳水扁、馬英九都曾面對低至10%的支持率，但卻幾不可能要求他們依循民意下台。近來，憲政體制的缺陷在兩任總統任期內表露無遺：政治僵局、責任政治的失能、政府濫權、國會議事品質不佳、官職多所酬庸、財政持續惡化、政治的不安定等，讓憲政問題凸顯，體制的改革，逐漸成為朝野的共識。有不少人認為，台灣會比較適合內閣制，真的是如此嗎？
以林繼文（2005）的說法，他在考慮憲政體制影響的同時，涵納入配套選舉制度的後果：「多黨制在內閣制之下可能縮短政府的壽命，但在總統制之下卻能助長行政部門的優勢。」針對何種政府體制適合台灣的問題，我打算延伸他的邏輯，進一步將配套的概念延伸至國家的社經政治脈絡，依此，我認為我國目前仍然不適合直接依國外經驗，倉促轉往內閣制，原因如下：
（一）國會議員席次過少：
2004年修憲，將我國立委席次從225人，減半到113席。這次的決定是欠缺學理基礎，而有操弄民粹之虞的。不僅王業立（2001）引用著名的「議會規模立方根法則」，提出參考我國人口數，我國國會議員應為兩百八十二名左右。彭錦鵬（2001）也參考歐美經驗，以國家規模作為依據，以台灣落於中型國家（人口在1,500萬人至9,000萬人間）的範疇，約應每十萬人產生一名國會議員，並進一步推算出我國國會議員應在兩百餘名為適當。他更指出，國會議事品質不彰問題的根源，並非席次，當在選舉制度。李炳南、黃綉庭（2005）以及瞿海源（2004）指出，國會議員倉促減半，不僅會造成議員擴權，更會造成專業背景議員不足，議事品質下降，未能有效監督行政權，並且加重票票不等值等問題。
此外，假若以目前的席次，若要推行內閣或偏向內閣的混合制，我國閣員有八十一位政務官缺，既有的立委人數將不可能足以應付。
（二）地方派系把持選舉：
在過往國家統合主義的影響下，國民黨政府著心經營地方派系，建立起一套恩庇侍從主義的利益交換網絡（吳乃德，1987）。恩庇侍從主義在台灣，體現的方式是國民黨藉由扶植、施予地方有力派系經濟、政治利益，並促使派系間爭相效忠以交換利益，分而治之。在逐漸開放地方民主化的過程裡，國民黨藉由派系的效忠與動員，操作有利於己的選舉結果，並藉此強化自身的政權合法性。
即使我國隨民主的深化、經濟的發展、反對黨的形成、司法體系的改革、媒體生態的改變、情治系統的去政治化等因素（王金壽，2004），使得派系的效用大為衰減，特別是全國規模的選舉。然而，我們依然不能忽略它在地方，特別是非都市地區的影響力。這與區域立委票票不等值的因素配搭，會嚴重影響立委品質，我將於下節討論。
（三）票票不等值：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票票不等值的情形十分嚴重，在離島、偏遠地區，僅需幾千票即能當選區域立委，對照政黨不分區獲得席次所需的5%門檻所需之約為八十萬票，顯為相差數十倍的嚴重問題。配合前述的地方選舉品質不佳的情形，我們可以想見，目前的區域立委制度為國會送進了不少代表地方利益，只知選民服務，不知國家整體政策，而問政素質、專業能力亦皆闕然的劣質立法委員。此外，目前的選制，更難讓在專業議題有深入研究，或代表少數利益的小黨能進入國會殿堂，對國會議事各委員會的議事內容專業化，以及立法品質的促進，都非好事。
（四）中國因素與總統直選的國家象徵：
在國際事務上，中國屢屢利用其日益強大的政經影響力，打壓我國主權，推動統戰的意圖未曾停止。我國民主制度的持續深化與鞏固，不論對內對外，都是最重要的自保方式，甚或有輸出民主的可能。在憲法上令總統直選，有人民授權於領導人，並對外代表國家主權的神聖象徵意義。
在台灣人民的心理層面上，總統直選也已經成為我群（台灣或中華民國）與它者（中國）國家認同上劃界的重要因素，藉由以總統直選為首的各種選舉與民主參與，生活在台灣（包含離島）的人民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並在命運上緊密相依。總統直選也隨歷史教育、媒體傳播等管道不斷被強調，為台灣民眾廣泛認定是我國民主化的重要指標與象徵。若貿然廢除，只怕與民意相悖。
（五）台灣過往承受殖民與威權遺緒，缺乏議會式民主的認知：
王振寰（1996）在《誰統治台灣》中提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國民黨面臨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以及流產的被動革命危機，在此分述如下：
a. 政治危機包含：
中產階級興起帶動反對運動、蔣經國過世之後的權力真空。
b. 經濟危機包含：
政局不穩導致投資意願低落，過往計畫式經濟的公共投資帶領私人投資模式失效；大型資本影響力增加且不滿國民黨的計畫式經濟政策，期待更自由、開放的政治局面。
c. 流產的被動革命：
蔣經國在1985至1988年身體情況好轉，本來欲推動相應的政經改革，卻因其死亡而被擱置。
王振寰指出，李登輝在國民黨派系內鬥的權力真空時期，擔任黨主席以至於總統，藉由整合不滿計畫式經濟的資本財團、反對黨、民主運動勢力，打倒黨內的保守勢力，將民主化的進程與個人政治上的利益、權力、名聲、財富合而為一。
而顏厥安（2000）的討論更進一步指出，「『李登輝因勢利導』、『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這一類的思維方式，本身就強烈蘊含著以『個人』為本位的邏輯，這不但見諸於各種的政治評論與觀察，它更是過去十年民主化本土化過程裡的最大盲點。」顏厥安認為，李登輝僅止於「因勢利導」，對民主的發展「沒做錯」，卻也沒有更進一步進行勇敢的政治改革工作。我國民主化的過程，僅停留在一個相當淺碟的層次。停留在成就「民主偶像」，卻無對「民主文化」的深化。
「台灣人只知道民主是投票，是多數決，卻不知道民主更要求要辛苦地培養自身的「政治判斷力」與「政治行動力」，而這裡面最困難的不是上街遊行或丟雞蛋，而是傾聽、學習、瞭解，並形成自身的政治意見與論述。」（顏厥安，2000）
內閣制相較總統制，較為需要對議會式民主文化的支持，而過往從殖民與威權一路走來的台灣公民社會，我認為尚不足以面對如此迅速、徹底的改變。並綜合（四）、（五）的討論，我認為從現實需要以及現有文化對內閣制的適應上，仍然可以保留總統一職，但仿效混合制偏內閣制的運作，將之虛位化。總統可以依然是國家的象徵，滿足我國人民對民主的想像與心理需求，也滿足對外主權國家的象徵，但在政治運作上不握有實際的內政權力，以杜總統制之弊。
結論
綜合以上，我認為逕行推動往內閣制的改革，即使是保留混合制但往準內閣制的方向改革，都將因為忽略我國畸形而極需改革的議會生態而招致失敗。
有甚者，因內閣制中，內閣閣員是自國會議員推選出來，再自閣員中選出閣揆，當國會中有一最大黨，閣員也將會是同一政黨。這種「贏者全拿」的機制，導致有問題的國會選制之惡，將蔓延至行政部門，爛立委產出更爛且獨斷專橫的政府。舉例而言，你能想像國民黨立院黨團選出吳育昇當行政院長，蔡正元當內政部長嗎？
我認為比較適合台灣的方式，是先進行國會以及選制的改革，待到改革具一定成效，再逐步推動混合制往準內閣制發展：總統虛位化，而實際掌握內政權力的行政院長、閣員，由國會議員直接與間接選出，向國會負責，而不棣屬於總統。在我國文化與政治的實際需要下，保留總統做為國家象徵與外交儀式執行者，並藉由虛位化的元首、議會內閣的實際政治運作，讓人民在制度造就的公民參與與見學過程中，逐漸體會從殖民威權、領袖崇拜式的民主，如何往議會式、公民參與、辯論的成熟民主文化邁進。
參考文獻
Juan J. Linz（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Wu, Nai-Teh （1987），”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盧瑞鍾（1995），〈總統制與內閣制優缺點之比較〉。政治科學論叢，1995年10月。
彭錦鵬（2001），〈總統制是可取的制度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四期。
彭錦鵬（2001），〈從歐美經驗論國會議員人數及「立委席次減半」 〉。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五期。
林繼文（2005），〈憲政設計的選制基礎〉。中央研究院憲改論壇：法政對話之一「憲政回顧與憲法修改」圓桌討論會（2005）。
王業立（2001），〈立院亂象癥結 與席次多寡有關嗎？ 〉。國政研究報告（2001年10月），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瞿海源（2004），〈席次減半造成立委擴權 — 澄社監督國會專書出版〉。民眾日報（2014年8月23日）。
王金壽（2004），〈台灣的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台灣政治學刊》第十卷第一期，頁 103–162，2006 年 6 月出版。
顏厥安（2000），〈憲法文本與中央政府體制〉。《月旦法學雜誌》，第六十一期，2000年6月。
王振寰（1996），〈寧靜的革命：舊政權與新國家〉。《誰統治台灣》（第六章），台北：巨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