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当中国刚刚建造 GFW 的时候,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翻墙?于是技术人士开始推广各种能突破审查封锁的工具,并传播它们;随着越来越多的翻墙技术的普及,人们关切的问题变成了“墙外”有什么不同?于是内容提供者开始着眼于“我们要在 Twitter(etc.) 上提供墙内必定会被审查的内容”。比如墙内禁止批评政策,Twitter 中文就几乎完全变成了调侃八卦。没人考虑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一过程看起来很合理。但它暴露了一个问题,即 我们的思路是否一直在被当局的管制进度所绑架 — — 封锁、和反封锁;审查、和反审查 — — 在这场猫鼠游戏中人民一直是老鼠,以至于全部注意力被集中在“当局又有什么新动作了吗”这个狭小的范围内。
不,这不是反抗。这不是互联网的正确用法。
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并迅速增长的数据金矿,社交媒体应该是各种动员、连接、知识共享、并汇集大众智慧的绝佳场域,它们合起来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当我们有效利用它们时,我们就变成了猫,逃跑的角色应该是当权者。
iYouPort 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反映过上述思路,比如《互联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当心不要被恶意愚蠢拉低智商?》、《中国人什么都知道》等等。
而现在,我们是在实践它:关于互联网应该如何使用的实践。我们能力有限,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肯定没有广大中文读者更多,但技术是无国界的,我们有想法,这些技术曾经帮助了其他威权国家的反抗者,那么理论上它们就能帮助中国的反抗者。当所有人都处在互联网上时、当技术老大哥被全球专制政权共享时,国界的概念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被口水击败。当权者什么都不怕,除了真相。
以下是我们收到的一些读者提问,以及我们的回复。
— —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更广泛的受众群? — —
Q1:如今几乎所有媒体平台包括账户都在努力宣传自己,甚至购买机器人炒作,相比下你们的受众量很低,为什么不宣传?你们以什么为骄傲?或者说以什么为验证标准以衡量你们的知识推广的价值?
A: 一直以来我们是在有意缩窄而不是放大受众面,这与绝大多数平台相反。原因有几个:
首先,我们的定位是技术工具,专注于安全性、技术性和知识性,包括防御和攻势,而且这两部份往往高度相关。于是整体上很明显,我们的读者应该是民间的技术爱好者,加之长期以来,通过我们对反审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互联网民主化等理念的推广和解析,相信我们已经吸引到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读者。于是整体上我们是在为用知识技术追求正义这一思路的支持者提供协助。这一群体本身就不会很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专注于传播推广的意义并不高。需要这些知识的朋友完全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以找到我们。
其次,我们无法确认目标受众的分布,但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参数那就是人们对常用平台的选择,它意味着日常信息量、思考习惯、兴趣倾向等这些特征。对于中文读者来说相对自由度高一些的平台比如 Twitter,Medium 等,与微信等严格审查中文的平台,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我们将传播限制在前者,将更有希望提高读者受益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个严谨的标准,尤其是在 Twitter 中文内容一直在加速无意义化的背景下,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下图这篇文章写得不够好,但这句按语是真实的)
第三,我们没有流量指标,因为没有投资人也没有老板,于是无需追求过高的阅读量。虽然这样会艰苦一些,但这种运作形式能让我们更加自由地专注于我们的信念,即 提升民间的反抗实力。我们看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同时也看到了技术能力、知识和方法的欠缺以至于难以实现这一期待。希望 iyouport 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箱,为有志者带来切实的帮助。
于是,我们的骄傲将来自于中国的读者能从中获益,使用这些工具在正义的目标上,不论是自我保护、主动出击、挖掘真相赢得公民权、还是应对现场侦查和追踪。而不是表面优势的点击量和转发量。并且鉴于我们的主题,也不可能支持更高的转发评论,就如大家所知,如果一个账户显示出对反侦察技术的高度偏好,对于监视者来说(如果存在的话)那将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相信“隐性读者”的力量,价值将更有可能在这一范围内发挥。
至于价值验证,短时间内无法做到。iyouport 是一个匿名的无中心的小型网络,汇聚大众智慧和能力,集思广益,只要有创意并实用于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来者不拒。不论您擅长翻译、技术操作、情报分析、还是具备各方面的实战经验,都可以在此得到发挥。
我们认为如果能完成这一步就是极大的价值。因为它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现状来说,即 粉丝经济;人们对结论的过度追求,而不是获取结论的方法;对信息刺激性的过度追求,而不是真相,以及挖掘真相的方法,等等。
这一网络将由创造者、技术共享者、志愿者和读者组成,随着其不断扩大,不断接近我们的目标。
— — 我们对“影响”的认识可能与众不同 — —
Q 2、你们相信影响是价值吗?你们曾经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可以举几个例子吗,谢谢。
A:是的,影响的确有强大的力量。当目之所及的人群都在拥护谷歌时,你很难想象得到,其中的确有不少中国读者对监视资本主义的认识是透彻的。在我们发表了一系列分析之后,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反馈显示出这一影响的存在。
也许与大众的理解不同,这里的影响指的并非是致力于对认知的改变,更多是对发言的勇气的调动 — — 突破恶意愚蠢的禁锢。由于社交媒体上人们倾向于与社交范围内的主流保持一致,以获得群体内的认同感,于是很多时候只是没有机会说话,而非误解。
当我们呈现一种基于事实而非迎合任何一种普遍认知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影响就出现了。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带动。最近有一部很棒的纪录片推出,名叫‘Free Speech, Parler Sans Peur’(后半句法语的意思是‘毫无恐惧地说话’)。自由表达曾经的意思仅仅限于对集中化审查的反对,而如今它变成了一种复杂且棘手的问题 — — 群体认同被夸大了,它带来了强大的自我审查,舆论变成了“你支持还是反对”的两边倒,即便有想法的人也难以有机会就事论事。
我们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思考,从而不利于解决问题。
再比如,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表态需要贴合他们的个人形象,这些形象是长期以来固化下的,从观点到立场到论述的方式,在自营销时代这是一种品牌效应。和商业品牌的经营一样,它需要某种稳定性 — 一开始就朝着完美的状态宣传,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更容易陷入这种经营的逻辑。
这种微妙的品牌维护往往让他们被框定在一个状态下,无法进步 — 难以受到新事物或创造性思路的影响,但影响确实是存在的。我们的编辑曾经和几位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过激烈的辩论,并且没有输赢的结论,直到很久之后,发现对方开始(似乎是下意识的)使用我们强调过的概念、学科优势、甚至是立场来表达的时候,我们知道曾经那些辩论是有价值的。
— — 可信度也许不需要名气的衬托 — —
Q3: 我对你们的匿名发稿很感兴趣。一般来说所有媒体都会追求撰稿人的知名度,列出一大堆身份头衔,以证明文章中的观点的可信度。这也是很无奈的事。网络上假消息纷杂,而且绝大多数人不喜欢也没时间思考。你们不署名是如何做到保持可信度的?
A: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当初这样安排时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
由于 iyouport 的原则是让所有投稿人畅所欲言,于是从投递方式到编辑到发稿,均保持匿名,当稿件被当局瞄准时,我们将可以维护参与者的安全。
之所以没有考虑可信度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提供的内容大多属于技术型的反抗手段,只要读者感兴趣就会去“试试看”,只要试过,就能知道它们是非常有效的。当我们看到有读者留言表示“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相信信誉是靠积累的,如果想要获得短期的信誉,只要列举出名人作者、大牌渠道、甚至仅仅是重复大众熟知的东西,都能获得被信任的优越感,但我们不觉得这是价值。
您说的很对,绝大多数媒体都看重作者的身份。最近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中国国社内部下达了新的采编标准:要求来稿一律选择名人,尤其是带有显要官衔的名人。目的是让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先行审稿,刊物编辑再审,所涉及领域官方(尤其是涉外部门)再审。一直以来的审查只有后两者,新标准相当于凭空添加了另一层审查。当然,也由此推卸掉了一部分刊物的责任。至于为什么刊物想要推卸责任,您可以在这两篇文章中找到答案《六个片段勾画中国“媒体人”的侧面》、以及《北京的政治宣传模式发生改变》。
这是“看重作者身份”的另一个有趣的理由。普遍程度上,作者的身份也可能是很有用的,比如这篇文章,关于为什么在美国做决策的根本不是白宫,而是五角大楼。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问题是我们至少从两年前大选以来就声明过多次的,在美国完全不是新闻,只要您经历过几次美国大选,就能记得 Twitter 上如何被“deep state”刷屏的状况。但是,如果翻译这篇文章以中文发布,并且没有携带作者身份的注明,很多中文读者不一定就能相信这个道理。尤其是那些对华盛顿抱以“高度期待”的中文读者。
好在这篇文章注明了作者身份:自由未来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显然,颇具可信性。这种情况下作者身份的标注意味着对不了解内情、并且没有简单的渠道可以去了解内情的广大读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
而我们基本没有这种类型的稿件,如果有,属于编译稿件,我们会注明来源,以便供读者查证。
iyouport 的思路很像匿名者组织,大家各自共享自己的优势,合力完成某些任务。合作者提供的技能是真实的,于是就完全不需要署名。匿名协作模式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实现,它也是互联网的价值发挥之所在。
— — 中国逻辑 — —
Q4:你们发表过一个“终于想通了一个困扰几年的问题”(上图),说实话我没有太理解这段话的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A:是这样,曾经我们有一个误会,它来自极其简陋的调查,即 中国异议人士和维权群体大多来自底层,受教育程度和其对应的能力不如高等阶层,加之中国的信息封锁长期限制人们的思考,于是我们认为只要补充必要的知识技术就能极大程度上协助这些有需求的人,不论是对安全技术还是对反抗技术的需求。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大多数平日积极的异议人士对技术型反抗的兴趣不大,反而是其他读者,给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
这是很多西方朋友不能理解的逻辑。一般情况下大家会认为,长期处于危险之中的群体 — 比如调查记者、被打压的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异议领袖等等 — 由于人身安危的压力,他们至少会更加关注自我保护的隐私技术。然而在中国完全不是如此。我们的推送曾经遭到上述群体的多次正面的排斥和长期的无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了维护交流气氛的和谐,现在我们已经中断了在多个群体内的推送计划。
如今想起来,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像做菜,对菜谱感兴趣的人都是有一定烹调基础的人,如果完全不会做菜,一本菜谱再精致恐怕也难以产生吸引力。
我们并不是在强调技术型反抗强过其他形式,而是希望说明,还远远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没有到顺从还是入狱的二选一境地(这是如今很多中文虚无主义论调的核心观点),反抗完全可以不那么枯燥机械,可以充满乐趣和富有启发性。
当然,我们一直希望能吸引到中国积极的异议人士、调查记者和人权律师,尤其是与当局有过对抗经验的人们,他们的经验将能为我们的内容带来极大的丰富。期待相会!
— —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阴谋论? — —
Q5:你们认为为什么网上有那么多的阴谋论,人们为什么不想要真相?
A:大体上看,阴谋论的生产和消费至少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 无知
- 封闭(隧道效应)
- 羊群效应
我们先排除有意制造的阴谋论,比如隐性的政府宣传、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水军等等。我们专注于接收者,即被阴谋论误导的人们,并且他们往往会成为进一步阴谋论的来源。
1⃣️ 首先关于无知。没有人能是全知全能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无知。但无知也会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
不在技术领域内的人更倾向于对基于技术的监控和侵犯感到恐惧,把当局想象成无比的强大,而不是试图去找到能化解恐惧的办法。这样阴谋论就很容易产生了。关于 Tor 的安全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附带着还有关于暗网的阴谋论(最近中文网络上再次开始流传 Tor 的阴谋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话题在被谁牵引)。Tor 项目资金来自美国军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它现在已经独立出来,并且它的技术逻辑是不存在可被利用性的,详见我们早前的系列文章。如果不理解技术,就很容易被当局宣传的阴谋论吓住,当权者拼命想要获知一切,他们不希望民间使用能隐秘身份和访问路径的任何技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烈打击加密。
再比如最近的例子:Snowden 指出 Telegram 为什么不安全,我们在此前也基于技术本身的问题分析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详见链接)。然而对 Snowden 的转发却收到了奇怪的评论。一位中文用户表示:“一个美国的叛国嫌犯和一个俄罗斯的流亡商人里面,我相信后者”。
我们对 Snowden 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是透明度革命的英雄,但我们不会阻止其他人持有不同意见。然而,问题在于,这件事完全无关 Snowden,而是可以通过对技术和相关资讯的最简单的了解而避免这种误会。阴谋论完全不应该存在。它显然是无法进行科学分析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基于完全无关条件的推论。
即便您不懂技术,至少一条资讯就能了解为什么中国用户应该放弃 telegram:这里是我们一个月前的编译报道,俄罗斯购买中国的监视技术,其中包括检测和解码消息应用 Telegram、Skype 和 Viber 等的存档。说明中国一直拥有这样的技术。“索性”上述那位用户不是我们的读者,如果是,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意味着我们的资讯没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另外,Telegram 的隐私政策发生变动是上个月的热门消息,即便您不信任 Snowden 也能通过其他很多来源获知这种变动有多么的危险。新政策的第8.3条明确规定:电报可向安全机关披露用户的IP地址和电话号码。只要当局怀疑某人是“恐怖分子”,telegram 就需要配合交出用户信息。如你所知,当权者经常将他们不喜欢的一切异议人士和活动家称为“恐怖分子”……
我们在早前的文章中写过,很快,人类将被分为两部分:懂电脑的人、和害怕电脑的人。如果不能成为前者,将遇到很多阻碍,甚至人身危险。事实早已显示,当权者更倾向于利用技术来对付老百姓,然而老百姓如果普遍不懂技术、不重视技术,只能意味着,连自我保护都无法做到,必输无疑。唯一的关键是,究竟想不想保护自己?想不想摆脱天罗地网?因为摆脱是可行的,只有摆脱的意愿才能促成我们在这里的对话,才有变革的可能。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政府不透明的程度都在提升,公民的无知程度也正在被加大,公民无法得知政府干了什么,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决定,民主因此被破坏。这就是透明度革命的起源,也是它被严重打压的原因。
2⃣️ 集中化的社交网络就意味着封闭,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封闭是尤其明显的。既存在来自当局的封锁、审查和 GFW,也有来自中国公民的自我封闭。详见我们早前的文章《隧道生态和心理操控》以及《恶意愚蠢》、《极权社会的心理阴影》。
并且,随着突破审查封锁的技术一直在发展,上述后者 即 自我封闭 的影响已经高过前者。很多人显然还没有学会如何使用互联网,使用习惯仍在局域网下,加之自我营销的欲求显然高于知识交换、被认同的欲求高于批判性思考,于是自我封闭的社交媒体气泡效应在中国尤其突出。这种状况意味着人们非常容易被欺骗和诱导,也是假消息在 Twitter 中文圈爆炸性增长的原因(关于为什么,详见这篇文章)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抱怨“中国民主派”集中的 Twitter 中文圈混乱的生态,我们不想多说,但这些现象的存在意味着阻碍变革的因素正在膨胀。技术技能的缺乏和其引发的对安危的恐慌、对真相的漠视以及挖掘真相的方法和能力的欠缺,都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刺激的、无厘头的信息,有意制造的阴谋论就在其中。
当下全球很多国家都遭遇了社会对真相的无视,兰德专门做了一个长达三百多页的研究报告分析这一问题,详见我们中文摘要分析《真相衰变》,以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3⃣️ 羊群效应是最为普遍的,没有民主经验的社会尤其如此。人们很容易因被诱导而作出错误的选择。一直以来这就是威权国家难以变革为民主国家的最大障碍之一。令社会欠缺批判性思考教育显然是独裁者的一大杀器。
可以肯定的是,阴谋论和假消息不能也无法通过审查来解决,审查只能促进人们对假消息的兴趣。今年以来迅速高升的审查问题一直是西方网络的热门舆论,而且其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支持审查的观点,非常令人困惑,这意味着批判性思考必需被不断加强、重申,而不是离开课堂就能丢弃的。我们的详细分析在这里。
另附:为什么中国社会使用互联网的方法是错的,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详见《为什么如今的中国社会组织不起来》◾️
— —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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