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中，一种新的压制方式已经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巩固。它影响世界所有地区，尽管规模不同，但已经显然没有自由民主国家、专制政权和半专制政权之间的区别。
对社会运动和异议的控制与镇压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监视抗议活动快速加剧为特征的新时代；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当权者在现实中的社会运动、和互联网的虚拟动员中一直在发展各种监视和渗透方法；他们通过警察国家式的执法和各种解释模糊的法规，对活动家进行刑事定罪。
一种新的镇压方式
最近发生的当权者对抗议者的严厉反应、以及抗议者和警察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国际首脑会议上的暴力冲突，与 2010 年初影响民主运动的暴力和镇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发生在叙利亚、埃及或土耳其的独裁/半专制政权中的镇压如今在民主国家以同样的方式上演着。
叙利亚当然是最极端的。和平的民主革命被政权压垮，造成数千人死亡和流离失所，最终使该国陷入了永无止境的代理人战争之中。在埃及， El-Sisi 军事政权掌权，在政变发生几周后，安全部队就杀害了 1000 多名占领开罗市中心拉巴广场的公民。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大屠杀的报告，题为：“ 一切按计划进行 ”。 五年之后，没有人因大屠杀而受到审判，这正是一项既定计划的结果，而且 El-Sisi 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而没有面临任何国际禁令。
土耳其人和平集会的权利在 2013 年的格兹公园示威活动中被残酷地剥夺了。大赦国际称，大约一个月内就有 8000 多人受伤，数千名示威者最终被拘留，对警察暴力行为的调查很少。
此外，新的镇压方式见证了各国将其控制机制与对二十一世纪初的抗议和镇压的创新形式相结合的惊人现状，特别是通过对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大规模投资。特朗普的选举和最近发生在巴西大选期间的利用主流和社交媒体摧毁活动家及其事业之声誉的行为，为互联网和新社交媒体如何变成了当权者采取镇压措施的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例。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不再是可以讨论想法、要求和策略的激进主义的自由空间：它们已经变成了当权者的监视和渗透的空间。
在对中国的分析中，已经展示了当局对人民和活动家的在线控制和监视如何成为了核心要素，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行业。然而，这种监视机制现在是全球性的，并且在几个不同的层次和规模上表现。
通过法律和规章将活动家定为刑事犯罪是这种新镇压制度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将异议定为犯罪并受到法律惩罚的案例数量正在明显增加，这是英国的表现。
今年早些时候，Graeme Hayes，Steven Cammiss 和 Brian Doherty 发表了一篇文章 ，内容涉及在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进行非暴力反抗以阻止当局驱逐移民的活动家们被法律处罚、威胁和审判的事件。
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广泛抗议活动中，已经提出了 50 多项此类法案，由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用来限制抗议和示威的可能性。这些镇压措施的实施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权的基本方面，例如被限制的少数群体投票权，至今仍未得到解决。Meghan Tinsley 的作品展示了多年来对选民进行的系统镇压的悲剧，以及这种情况是如何持续下去的。
这一轮新的镇压影响的并不仅限于活动家，还包括记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因为对日益压抑的世界保持反抗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逮捕，因写作和研究而被解雇，甚至被暗杀和谋杀。对学术界进行镇压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剑桥大学的博士生 Giulio Regeni，他在对该国的自治联盟进行研究时遭到了埃及警方的折磨和谋杀。
2018 年3月，另一位社会学家 Marielle Franco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条主要街道被暗杀。她是一名市议员，也是活动家和社会学家，她被指控撰写关于贫民窟遭遇的军警行动的报告。然而对她的谋杀只是社科学家和巴西进步政治的支持者面对的黑暗时期的一个开始，因为新当选的总统博尔萨纳罗已经要求左派活动家“离开该国否则入狱”。
Ian Lamond 的文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启示性的联系，提醒我们在为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Helena Roux 和 José Luis Rocha 提供了一份准确的报告，分析了尼加拉瓜如何堕落的情况。尼加拉瓜是一个拉美国家，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是替代左派和革命的全球参照。Jannis Grimm 突出了后阿拉伯之春中东及其后的研究人员日益增长的困难，呼吁我们认真关注研究和研究人员面临压制的后果。在 2018 年，尼加拉瓜已经成为最具戏剧性的镇压地点之一，来自一个声称“站在人民一边”的政权。
活动家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创造性的抵抗和异议形式。Nadim Mirshak 在他的文章中解释了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如何通过发展“隐藏的”抵抗方法，在埃及讨论他称之为“弹性威权主义”的领域。Susann Pham Thi 的文章则以类似的方式展示了活动家如何通过使用隐藏、逃离、创造和融合的四种策略来规避越南的镇压。
印度民族主义政权纳雷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日益压抑的斗争故事强调了国家政体层面的反霸权力量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正在进行抵抗
近年来出现的创造性和不断演变的斗争和抵抗形式表明，无论政府的敌对行动和风险如何日益增长，人民仍然会抵制，而且被噤声的人们会继续为发声而奋斗。这些斗争可能看似支离破碎，专注于本地问题、并相互脱节。但是，仔细观察这些新形式可以发现，它们在许多不同层面上明显互连，尽管是以渐进和微妙的方式。
一种全新的抵抗力量正在形成。它涉及各种社会群体，战略和联盟，这些群体、战略和联盟在当地、乃至全球范围内同时具有普遍性。反镇压举措和团结网络的存在只是这种日益增长的连通性的例子。例如，Scholars at Risk 是一个国际网络，保护受威胁的学者并促进全世界的学术自由。2016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社会阶层和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RC 47）发起了反对镇压学术界的倡议，特别是关注社会运动学者。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一直在维护人权方面活跃，并且已成为专制政权和民族主义武装分子的目标。
强调社会科学家在发展抵抗力量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除了一些社会科学家本身就是活跃者这一事实之外，社会科学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的镇压和抵抗力量，以及新兴的专制政权替代方案在世界各地的压制性趋势，同时分析地方、国家和国际力量、支持和机制，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镇压模式之间的关系。
新的镇压和新的抵抗形式的兴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运动和民主的关键问题。
以下概述各国实施的新压制方式以及人们如何抵制它。旨在为来自不同大陆的公民、活动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一个广阔的平台，并鼓励就这些紧迫的主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 列表如下 ——
1* 在莫迪的印度，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民众的斗争
特立独行的分散式抵抗 ——
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创造了“威权民粹主义”一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保守政治。他认为，威权民粹主义的特点是建立了普通民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然后用来证明国家强制实施的镇压措施。
根据 Hall 的说法，这种矛盾的部分原因是将特定群体描绘成一个“不祥的敌人” — — 即作为一种假想敌的存在。这个“敌人” — — 通常是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群体 — — 反过来成为了镇压和惩罚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共同国家利益”为名的。在这个过程中，保守势力加强了对社会和政体的控制，显然损害了民主生活。
莫迪和人民党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运动由广泛的组织组成，其目的是使印度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直到最近，其支持者主要由印度的上层种姓和中产阶级组成，他们试图捍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达利特人和较低种姓群体的政治主张。然而，这些群体在印度社会中的数量上并不足以支撑选举领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莫迪和人民党选择在 2014 年大选中以国家跨阶级和跨种姓“共识”为基础，取消国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PA）。
这一共识是在一场运动的背后构建的，该运动将莫迪描绘成了一个将发展带给普通民众的行动者。在兜售这一信息时，莫迪和人民党正在利用许多普通印度人的沮丧，他们未能在 UPA 政权下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也是一种充满了某种特定反精英主义的信息：作为一个从谦逊的起点上升起来的人，莫迪被描述为与尼赫鲁 — 甘地家族和王朝的后裔有着典型的不同，他被描述为“能脚踏实地”，因此可以给普通的印度男女带来“好日子”。
然而，莫迪的叙述从来都不仅仅是关于 achhe din aane waale hain（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 — — 也同时是关于在真正的 Indians 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划清界线，并集结民众以打击那些“敌人”。特别是，人民党制度在其需要的范围内创造了敌人，以便使印度教徒的化身茁壮成长。
当然，那个‘敌人’是持不同政见者 — — 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学生、律师和敢于质疑并挑战政府的记者。内部的‘敌人’被指控为“反国民”并受到骚扰、噤声、甚至杀害 — — 最近学生活动家奥马尔哈立德就遭遇了这样的事，以及在此之前学者活动家 MM Kalburgi，Govind Pansare， Narendra Dabholkar 和记者 Gauri Lankesh，都被暴力谋杀。
事实上自莫迪上位以来，过去八年内对穆斯林和达利特人的攻击占据了所有攻击事件的96%；换句话说，政治胁迫和文化民族主义在 BJP 的专制民粹主义中与时俱进了。
反霸权不仅仅是捍卫宪政民主的反叛。拒绝与多数主义强制保持一致必须与可以推动民主深化进程的议程相结合。而这样的议程必须努力扩大莫迪试图建立印度民族主义霸权的裂缝。这些裂缝在选举舞台上的一系列挫折中已经很明显。此外，在议会领域之外也出现了多种挑战，其形式是新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挑战莫迪政权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古吉拉特邦和印地语中心地区爆发的新型达利特激进主义运动，以及最近由于印度农村危机深化导致的小农和边缘农民、无地劳动者和 Adivasis 的激烈抵抗运动。
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巩固分散形式的抵抗。对莫迪和人民党的反对不仅仅是围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防御性集会；必须能塑造出能够加深民主的真正的反霸权攻势。
❤️注：假想敌 — 以国家利益为名压制公民利益，这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比如中国；阶层斗争方面中国似乎没有印度那么明显，但是中国的底层的确不如印度的底层更具联合能力，这里指的是跨界和跨国的联合（如果您还记得 IYP 参加的印度联合全球的反歧视动员的话）；并且，“拒绝与多数主义强制保持一致必须与可以推动民主深化进程的议程相结合”，这点非常重要，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后者的论述不够清晰，是令人遗憾的。
2* 埃及：后起义的抵抗
隐形的不合作和规避打压的技巧 ——
威权主义与抵抗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威权主义从来就不是绝对主义，而是始终通过多种方式来挑战，这种方式并非仅仅围绕着有争议的政治。
al-Sisi 最近在压力下获得了第二次总统任期，整个社会被描述为几乎没有自由，候选人被迫放弃，其他人被安全部队拘留。
不出所料，由于这种富有弹性的专制主义，曾经定义埃及起义的乐观情绪已经破灭。尽管如此，如果只关注埃及后起义中的威权主义复原力，特别是在 al-Sisi 的统治下，就会阻碍我们应对民间社会组织（CSOs）和社会运动的能力，这些组织通过寻找替代方式，不断试图通过谈判来抵制威权主义。这些抵抗方法有时是“隐形的”，并不遵守传统的抵抗方法，例如直接政治行动（抗议、罢工、静坐等）。
因为，在争议性政治下发现的这种明显和公开的抵抗形式更容易引起国家的注意和随后的镇压，因此至少在现有条件下煽动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埃及国家制服公民社会组织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来改变对起义后埃及的独裁主义和抵抗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组织采取的抵制这种限制的替代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关注威权主义风险就会使片面的观点长期存在，并暗示一种无可争议的专制统治。它无法扩大我们对“抵抗”的理解。
将“软”和“硬”压抑区分开来，以表示埃及公民社会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国家采用的这些镇压方法应被视为存在连续性，从软（例如法律和官僚限制）到硬（例如逮捕和暴力镇压）。尽管如此，这种区分只是出于解释目的，因为它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这些压制方法是相互排斥的。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用法并不明确，哪种方法优先于另一种方法取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以及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对公民社会组织日常活动的压制。
如果埃及反对派继续仅仅利用有争议的政治作为抵抗手段，已经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寻求其他抵抗途径，即使在专制背景下也可以获得的方式。这些包括通过组建公民社会组织、抵制金融霸权（反对无现金社会）和建立联盟而产生的力量。
这些方法不一定遵循与直接政治行动相关的传统抵抗方法。但是，它们使公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克服国家在与其建立、资金和日常活动相关的多个方面的限制。这些做法是更广泛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能够挑战严格的对公民社会组织的阻碍力量，因此努力克服这一点（甚至通过法律手段）本身就成为可行的抵抗行为。
注册 — — 注册并作为非营利组织或律师事务所运作，具有两个优势。首先，注册为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无需向社会团结部（MoSS）注册，因此不必面对法律 84/2002（现在叫法律 70/2017）所施加的许多限制。他们有更多机会从事政治活动，否则根据上述法律就会禁止这些活动。其次，注册为律师事务所使组织能够提供法律服务，并参与研究、出版和媒体工作等活动。此外，它为参与宣传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尽管如此，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非营利组织和律师事务所可以完全摆脱国家干预。注册为律师事务所的基于公民权利的组织仍然可能面临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的打击。此外，根据法律 70/2017，组织被要求“正确”注册 MoSS，于是很可能被进一步受到限制。
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四下活动可以提供在当前压制背景下运作和生存的机会。不注册能够令国家及其安全机构的监视更具挑战性，正如其中一项倡议的成员所说，“政府并不觉得所有这些举措和所有这些运动现在都在发生。它们是看不见的…当然这是抵抗’。当然可以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一个空间，而不会引起当局的注意。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不可见性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必须与其他组织和运动合作以发起重大改变的话。这最终意味着他们的‘隐形’将变得不那么稳固，如果它以某种方式得到维持但没有加入更广泛的运动，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会受到限制。总而言之，此处列出的示例为 CSO 提供了另一种建立的途径，即使它们不一定完全不受国家干扰。
资金 — — 当局实施的严格财政限制阻碍了组织的活动和外展，当局还通过鼓励资助竞争来推动公民社会的分裂。为了应对这些限制，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利用众筹作为潜在的解决方案。众筹应被视为可以使公民社会组织绕过国家限制的替代筹资方法。它还涉及广大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并帮助公民社会组织获得当地的独立资金。
重要的是，众筹使得不太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也能够获得资金并接触更广泛的社区，并且可以说减少了被资助机构干预以决定如何花钱的机会。对于众筹促进者的高级成员而言，众筹可以通过赋予组织依赖其集体权力的能力来削弱国家对资金的牢固控制。
尽管如此，众筹也确实包含许多限制，主要围绕其依赖互联网来宣传和收集捐款。过度依赖在线沟通意味着没有互联网接入的社区就很难找到资助。一个教育组织提供了一种克服这一困难的潜在方法，通过使用更多的“离线”方式获取资金，例如分发捐款箱解释他们的活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的传单，在开罗周围的书店和咖啡馆里。
此外，国家可以限制众筹，因为法律仍然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公开收钱。简而言之，尽管存在上述限制，众筹还是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一种获取资源的替代和创新方式，并确保社区参与其活动。
联盟 — — 建立联盟有助于使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更加强大，更具可持续性，并有助于克服财务和组织方面的限制。然而，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历来发现由于围绕利己主义，竞争以及国安线人的存在而难以合作和建立联盟，这可能导致组织之间的信任崩溃（特别是在政党和基于权利的组织之间）。另一个问题涉及他们对彼此工作的干涉和复制。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自 2011 年起义以来，越来越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活动家一直致力于通过网络建立联盟。网络使公民社会组织能够进行协作和交换意见，以避免干扰彼此的工作。网络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项旨在将来自不同政治、社会和教育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计划，以建立包括教育者、活动家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网络。这样可以更多保证组织不复制彼此工作或“踩到彼此的脚趾”的可能性。他们还可以鼓励组织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活动、目标和他们所针对的社区，从而使他们能够交流知识，和动员资源。
发展网络、分享知识和资源可以使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家建立一个连贯、集中和与社会变革相关的运动。它还可以通过培养集体理解感来增强这种运动，这种集体理解有助于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最终可能在埃及产生许多政治和社会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联盟也发生在政党和基于权利的组织之间。这些合作使政党能够利用基于权利的组织的研究和知识资源以及他们的法律服务（特别是如果该组织注册为律师事务所）。
最后，为了真正帮助促进社会变革，公民社会组织和运动首先应该了解他们所声称的社区，并且至关重要的是，与他们建立基于相互尊重的基层关系。这里概述的努力必然取决于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将其转化为与更广泛的社会建立基层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努力需要转化为更广泛的合作运动，能够通过包含受影响人群的多个方面以进一步挑战埃及国家的限制和威权主义。
❤️注：埃及的新型抵抗方式引人注目，如果您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应该可以想象这种隐形的不合作方式比较适合中国效仿 — 虽然有难度，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调转微信图片继续发布、以及迅速诞生的编码敏感词以规避审查等不合作形式的普遍性，可见，它是值得期待的。
并且，软硬结合的镇压手段在中国也很突出，包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制，您应该能注意到埃及的反抗者是如何做到。研究、结合并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非常重要。
关于利己主义、和被当局的线人渗透而导致的联合困难，想必中国的活动家们应该很熟悉这种窘迫，而埃及活动家通过充分发挥网络能力以实现的联盟，非常值得参考（详见我们分析过的《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3 * 英国：间谍、扼杀和镇压
反抗的智慧如何被激发 ——
最近几年来，英国当局一直在采取更严厉的立法、模棱两可的术语、更低的门槛和审查，以允许警察获得更大的权力，军事主义警务形式正在升级。
英国以及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的异议和抗议活动正在崛起。抗议的组织者，抗议的原因和抗议的性质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的崩溃和紧缩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游行和示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民众抗议活动。然而，创造性的、直接行动方式的抗议网络也有所增加，包括借助数字媒体的紧急动员、以及 ‘Do-it-Ourselves’ 的抗议政治的增长，这些行动主要是由年轻人主导的。
与此同时，国家对抗议活动的镇压也有显著增长，其特点是惩罚明显的转变。在英国，这里有两种主要惩罚形式，它们共同创造了一种更加专制的环境，与 2000 年生效的“ 人权法”所载的言论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相悖。首先，对旧的立法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其次，对警务方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 — 异议被定位刑事犯罪。
通过此类手段收集的大量信息和其他信息被存放在各种可搜索的警方数据库中，包括警察国家计算机（PNC）和警察国家数据库（PND），这些数据库将被国家执法数据库取代，该计划将“ 向 LEDS 中引入了新的和增强性的数据集，例如生物识别技术，DVLA，ANPR 和分析工具 等”。其他数据库包括 IDENT1，国家 DNA 数据库（NDNAD）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Met）使用的 Crimint（犯罪情报）数据库。
必须注意的是，这些信息收集不仅仅针对被定罪的犯罪分子，更多针对政治活动家和抗议者。
简而言之，已经采取更严厉的立法、模糊的术语、更低的门槛和规定，允许警方拥有更大的权力以限制游行日期、游行路线、允许游行的人数、驱散人群的权力，逮捕、阻挠和搜查，收集生物识别数据，以及存储有关可搜索数据库的一切信息。此外，在这一背景下，其他警务方法也受到了明确的质疑。
英国警察，尤其是大都会警察，他们的工具和策略已经非常多样化，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policing by consent”相去甚远的警务手段，这一原则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首先，出现了更多隐蔽和公开的监视，信息库存在大型数据库中；第二，向警察提供的镇压工具有所增加，包括遏制政策、催泪瓦斯、泰瑟枪（就是电击枪）和水炮，以对旁观者和和平抗议者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和暴力。第三，警方正在使用各种做法来阻止人们抗议，例如大规模逮捕，先发制人的逮捕，拘留，和有条件的保释。
FIT 采用的一种手段是寻找可能参与街头运动的人，并跟踪他们，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这样一来更多地剥夺了人们参与集会的能力。一些抗议团体批评这种策略是压迫性的，并构成对和平抗议者的骚扰“。 Netpol 和其他批评者也表示，在示威和游行期间部署的警察联络官发挥了情报收集的作用，正如 Val Swain 在开放民主中所解释的那样。
警察的另一个军国主义发展是授权伦敦的警察枪械队部署橡皮子弹。重要的是，这种许可是在学生示威之前就颁发了的，示威是反对过高的大学学费。
反监视、反追踪，顺利地通过互联网形成动员和集结的能力变成了至关重要的反抗手段。
❤️注：英国不愧为间谍起家的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监控和情报收集可以说全球一流。然而这些压制手段已经在技术便利性的推动下全球普遍化了，尤其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高堡奇人式竞争应当首先引起活动家们的警惕 — — 这可不是限于地缘政治游戏的脚本。请注意上述最后一句话：反监视、反追踪，顺利地通过互联网形成动员和集结的能力，这就是 IYP 一直强调的。公民社会的行动策略是否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将决定21世纪民主的命运。
4* 美国：是的，你有权和政府对话，但这可能导致你被逮捕
“个人口头上反对或挑战警察的行动而不会因此冒着被捕的风险，是我们将自由国家与警察国家区分开来的主要特征之一。” — — William J. Brennan 大法官
警察国家的建筑师想要的是顺从、服从、温顺的公民，他们不反驳、不挑战政府的权威，不会反对政府的不端行为，不要走出界限。
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 — 以及一个健康的宪政共和国所要求的 — 是那些经常行使权利说实话的公民。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行为不检”论被警察、检察官、法院和立法机关武器化了，指控已成为惩罚那些拒绝被管束的人的便利手段。
- 路易斯安那州语言艺术老师 Deyshia Hargrave 因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公众意见征询期间发表讲话，而被推到在地、戴上手铐并被捕；
- Fane Lozman 因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举行的市议会会议上公开评论时间暗示政府腐败而被捕；
- 公共新闻服务的记者 Dan Heyman 因在西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遇到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秘书 Tom Price 时“积极”提问，而被捕；
- 大学教授 Ersula Ore 被抨击并被逮捕，是因为她反对校园警察所显示的“不尊重的态度”，警察在街道中间拦住她并要求她出示身份证；
- 费城律师 Rebecca Musarra 因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捕。尽管她已经通过提供许可证和注册等方式进行了合作；
- Robert Bartlett 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北极人节期间被捕，据称是拒绝接受警方询问。他的案子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 还有很多
像这样的案件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最典型的是今天在警察国家生活的两极性：你可能在纸面上拥有截然不同的受保护的权利，但如果你敢于行使这些权利，你自己也会面临罚款、被逮捕的风险，受伤，甚至死亡。
这是自由的不幸代价。
然而，这些并非最新的突发。
事实上，大约50年前，Lewis Colten 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外被捕，只因为在交通阻塞期间对警察提出质疑并向他的朋友提供建议。
Colten 是20名左右的大学生之一，他们当时前往蓝草机场向时任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示威。在离开机场后，警察拦截了 Colten 车队中的一辆车，因为它装有一个过期的非本州车牌。同时 Colten 和其他车手也被拉到了路边。
由于担心发生警察暴力事件，Colten 离开了他的车并站在附近，警察给了他的朋友 Mendez 一张罚单，并安排将他的车拖走。警方多次要求 Colten 离开。一名州警官宣称：“这不关你的事 ……回到你的车里，继续前进并清理道路。“
Colten 坚持要为他的朋友和他朋友车里的乘客做出交通安排，但没有用，他自己反而因“违反肯塔基州的行为不检”法而被捕。Colten 随后质疑他的被捕是违反了他的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权利，并将案件一直提交给了站在警察一边的最高法院。
尽管法院承认 Colten 本身没有擅自侵犯或违反任何交通规则，但更多表示 Colten “ 没有宪法权利来观察交通罚单的开具、没资格与当时发罚单的警察交谈。”
最高法院的底线是：保护警察免受阻碍比保护言论更为重要，而政府认为，言论“没有社会价值”。虽然对于一个倾向于与警察齐头并进的司法机构而言，这一裁决本身并不令人惊讶，但是 William O. Douglas 大法官的异议强烈提醒政府存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相反的方式。
Douglas 大法官强调 Colten 的发言是安静的，不是喧闹，也没有“语言暴力”，并且没有涉及正常含义中的愚蠢或不检行为，Douglas 大法官只是通过与政府代表交谈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认为 Colten 是“令人不安的并且使警察烦恼”。
在为言论自由的辩护中，Douglas 大法官指出：我们美国人何时被期望屈服于权威，并对那些代表我们的人敬畏地说话？宪法理论写的是我们人民才是主人，国家和联邦官员只是我们的代理人。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民可以轻声或愤怒地说话，我们可以寻求挑战和滋扰，因为我们不需要保持温顺和安静。Colten 的情况也许认为是不合适的，但在宪法层面，言论不一定是镇静的; 它可以是破坏性的。
从理论上讲，“我们人民”享有宪法权利，可以与政府对话。
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在休斯敦市诉希尔案时就达成了同样的结论，当时它取消了一项禁止辱骂警察的城市法令，以及惩罚言论的刑事定罪。
然而，在实践中，如果你反驳 — 特别是当涉及警察时 — 甚至会让你被杀。
危险是真实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人民”受军事化、武器化、和警察摆布的时代，他们绝对有权决定谁是威胁、什么构成抵抗，以及他们如何严厉地对待他们被任命为“服务和保护”对象的公民。
虽然暴力犯罪率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由于警方支持的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事实上，美国每年有超过 1000 人被警察杀害，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参见这篇近期的报道）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法院批准的警察暴力流行病，这些暴力行为针对的人只构成极少极少或完全没有真正的威胁。
我不是在谈论受害者的数量 — 尤其是年轻人 — 他们因为拥有类似枪支的东西而被警察开枪打死，例如 BB 枪。我甚至不是在谈论那些因在警察身上挥舞武器而被枪杀的人，比如剪刀。
我说的是越来越多的手无寸铁的人仅仅因为以某种方式站立、或以某种方式行事、或以某种方式移动、或者没有足够快地移动、或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没有回答问题，而被警察枪杀，或者只是拿着东西 — 任何东西 — 警察可能会误以为那是枪，或者不知以什么方式点燃了警察心中的某种恐惧，这些都与实际威胁毫无关系。
这绝不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国家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
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已经恶化，以至于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 包括警方认为不尊重或“对其权力不够恭敬”、或有抵抗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你被捕，入狱，甚至被杀。
正如一位记者正确地总结的那样，问题在于“并非生活变得更加危险，而是当局选择对无辜的情况作出危险的回应，就好像他们时刻处于战区一样。”
我们今天所处理的是一种扭曲的射击杀戮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警察在战争中被视为“战士或英雄”，无论是反毒品、反恐怖还是缉拿犯罪 — 也就是说，任何潜在目标的人都要被视为了明确的威胁 — 为了所谓的“先发制人”。
每一次警察开枪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公民，都会威胁到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如果你不想死，那就不要说话、不要做甚至暗示任何不合规的事。
每个年龄和肤色的美国人都接受了这种痛苦的教训，即 警察国家中唯一真正顺从、服从、合规的公民是死人。
结果，这个社会被洗脑了，相信自己面对任何穿着政府制服的、看起来是警察、监狱看守的人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服从。
如果我们只是在政府特工面前胆战心惊并温顺地服从，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跟随那些最终陷入暴政的国家的脚步。
替代方案包括站起来，向权力讲真理。
耶稣基督走了那条路。圣雄甘地、小马丁路德金以及无数其他自由战士的行动改变了历史进程。美国梦的基础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的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不能被剥夺的，我们的政府及其指定的代理人要为我们服务。
作者是非营利组织 Rutherford Institute 的主席 John W. Whitehead，也是《美国人民的战争》一书的作者。
❤️注：这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但近年来发生了迅速增长。Manning 出狱后曾面对街头全副武装的警察感叹道：“我没有出狱，我还在另一个巨大的监狱里！” 但美国人民的反抗精神真的非常令人羡慕，尤其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如 democracynow、ACLU 等，他们为捍卫人权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非常专业的独立媒体，勇敢地揭露当权者的谎言，还公民以知情权。IYP 曾经多次翻译他们的优秀报道，非常希望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活动家们能从中学习到民主的经验。
5* 墨西哥：抵抗运动的火山
结构性变革需要超越地方 ——
对于那些对社会运动感兴趣的人来说，21世纪是始于墨西哥的，于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州发起了土著萨帕塔人的反抗。他们的斗争一直是世界各地运动的灵感源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墨西哥民间社会在所谓的“民主过渡”中获得了一定的突出地位。当时看起来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革新和民主化进程。对变革的期望是巨大的。
然而，二十年后，这种希望正在逐渐消失。PRI 在 2012 年恢复了总统职位。贫困已达到可怕的水平，腐败越来越无耻，大部分人口难以获得医疗保健。结构性暴力、谋杀和强迫失踪现象正在增加，原因是贩毒集团、侵犯人权以及军队的法外处决。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削减公共支出的预算，特别是在教育、科学和技术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国家选举研究所（INE）宣布了超过 10.5 亿欧元的史上最大预算，用于资助政党和组织今年7月的选举。
“向民主过渡”的现实及其应该产生的深刻变革在每个方面都受到了质疑。
匆匆一瞥，当事情崩溃时，似乎有一种严重的一致性在整个国家出现。媒体节目侧重于全天候的政治运动，不断上升的暴力和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担忧。对于一个追求更好、更公平、更少暴力的墨西哥社会来说，公民似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
然而，实际情况看起来却截然不同，正如“México en Movimientos（墨西哥在运动中）”一书所示的那样，它收集了15篇文章，分析了墨西哥14个州的抵抗运动和替代方案。
John Holloway，该书序言的作者，以隐喻的形式描述了它：这个国家是一座火山，雪的美丽和脆弱使得它的山峰隐藏着一种拒绝、愤怒、和寻找替代品的意味，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可能爆发的不稳定性。
然而，在“向民主过渡”时期出现的形式中寻找运动和动员是错误的。今天抵抗出现的背景是非常不同的，运动也是如此。这些差异使得有必要在新的空间中探索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本书指出了过去十年来墨西哥社会运动的六个根本转变：
1.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爆炸性增长改变了社会运动的文化和组织。社交媒体可以快速有效地动员个人和集体组织。新的信息和通信渠道正在公民中间开放。然而，社交媒体上的流量经济，错误信息，媒体操纵和虚假新闻的问题都尚未停止。并且，当局非常擅长利用社交媒体大众普遍未能有效匿名的便利机会，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监控。
占主导地位的电视联盟仍然对公众舆论产生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世界上政府和政治宣传最多的国家之一。当警告称“信息战”已经成为一场全面战争时，该领域的相关性很明显，自2016年1月以来，已有35名墨西哥记者被杀害。
2. 在过去十年中，墨西哥的暴力事件已经爆发，并已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其根深蒂固在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各个部门中，包括国家机构。新闻业、捍卫人权和行动主义已在全国各地成为极其危险的活动。格雷罗州 Ayotzinapa 农村学校的 43 名学生被强迫失踪，这说明了正在进行的将社会运动和青年定为犯罪的过程。
无论如何，所有社会运动都面临暴力问题，包括毒品cartels的威胁，社区的破坏，国家的镇压或活动家的神秘失踪。除了“有正义和尊严的和平运动”以及 Ayotzinapa 的43名学生失踪后的抗议活动之外，大多数对暴力的抵抗在地方层面产生，并表达了对国家的强烈不信任，社区建立了自己的“自卫团体”反对贩毒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国家和军队的强烈镇压。
3. 正如拉丁美洲的普遍情况一样，过去几年，提取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项目”几乎都在加剧。通过采矿项目，新机场的建设以及合法公司和贩毒集团的合伙土地掠夺，土著和农村社区被剥夺了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最近出现了将水等资源私有化的尝试。村庄和社区抵制这种提取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正在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焦点。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区经历的组织模式不仅面向抵抗，而且面向资本主义和提取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的日常建构。
4. 影响墨西哥公民和社会运动的一个更深层次的转换是民主化进程中失去了希望，并对解放前景提出了质疑。20 年前，“向民主转型过渡”产生了很多希望，即政治交替会开辟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视野，它将结束腐败并强加法治和人权。但是18年后，几乎没有任何期望。媒体系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展示选举活动，但大多数墨西哥人都知道，一个努力打击腐败的诚实政治家可能会改善局势，但它不会解决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不能阻止毒品cartels。
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现在明确地认识到国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本书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公民和社区超越了抵抗。他们开发具体和自主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期望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决定使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发展自己的命运，制定具体的地方自治项目，并且，尽管存在高度暴力和镇压，但反抗依旧进行。
因此，抵抗和替代方案主要集中于当地规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设法减少暴力，捍卫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的人民提供尊严，更安全和更好的生活。然而 — — 并不是否认这些地方替代方案的重要性 — — 但必须承认，他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只能在地方层面解决。
尽管 Zaptista 运动取得了成功，自治社区也在增加，但墨西哥的暴力和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基于地方自治的解放模式已经推动了如此多的替代方案，现在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在当地范围内抵制毒品暴力、采矿项目和镇压的危险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规模强迫失踪、女性自杀、掠夺土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 — 也需要在州和国家范围内进行深刻变革。促进超越地方举措的结构性变革已成为其主要的和紧迫的挑战。
6. 过去十年中出现的运动并没有考虑到制度和政治议程，而是基于个人经历、当地生计和日常问题引起的愤慨 — — 这和中国很相似：女性自杀（大规模谋杀妇女）、寻找失踪的家庭成员、没有国家的支持（而且经常反对）、Cherán 市的森林遭到破坏、矿业公司造成的环境污染、汽油价格上涨、学校和教育系统缺乏资源 ……但是期待逐一解决问题最终则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当43名失踪的 Ayotzinapa 学生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要求真相和正义时，他们正在与一个系统作斗争。当一片森林受到保护或一个共同的农场受到保护时，整个经济模式正在被抵制，表明替代方案是可能的。不论如何，另一个墨西哥依旧坚挺。
❤️注：国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 — 所有论述都将包含在这句话中。然而，忽略制度性和政治性问题而发起的运动，最终被认为是失败的和局限性的，这是中国目前必须警惕的前车之鉴。
6* 伊朗：被剥夺的反抗
无中心的利与弊 ——
伊朗就是这个悖论的例证：一半的幻想破灭，一半的惊讶，一半是其外交政策的成功（在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伊拉克……），一半是国内的抗议已爆发。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动荡的时期，然而其性质与过去非常不同。
2009年6月的总统选举（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胜利，具有高度争议，并被大部分人视为欺诈），1999 年的学生示威（被政权压制）和近年来的工人抗议活动（德黑兰运输管理局、糖厂或汽车工业）都是部门性的，并没有能动员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对政权本身提出异议。
过去二十年的大多数抗议活动都是由新中产阶级领导的，特别是学生，为开放政治制度而领导的抗议。这些运动指向的政治问题远远超过经济问题。
目前的麻烦有几个新特点。首先，它是为了“面包的反抗”（实际上是鸡蛋，其价格在解除补贴后翻了一番），经济层面非常重要，政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社会正义主张。他们要求当前政权的终结，而不是更多的民主，是对神权政体满足人们脆弱期望的能力感到绝望。
其次，这是一场几乎同时影响大城市（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哈德，德黑兰，伊斯法罕）和中小城市（阿卜哈勒，多鲁德，霍拉马巴德，阿拉克） …）的反抗。过去二十年的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德黑兰和一些主要城市; 而今天的抗议则触及一大片城镇，人们抗议生活开支暴增、反对腐败的政府。
尤其是，今天的反叛者更多的是穷人和贫困阶层而不是中产阶级：它证明了苦难、石油租金不成比例地丰富了精英而导致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政治的腐败。而且，这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运动 — — 无中心的，更难以被当局控制和压制; 与 2009 年不同的是，当领导人是穆萨维和卡鲁比时，没有人会成为可能蔓延到整个国家的抗议浪潮的领导人。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由最高领导人和非正式压力集团 Ammariyoun 的负责人任命的伊玛目阿亚图拉·阿拉莫尔达（Ayatollah Alamolhoda）的领导下，该政权的强硬派煽动可能已经来去匆匆。
很快，人们开始加入两百名女性发起的抗议。他们正在呼喊反对总统鲁哈尼的口号; 人群开始高呼反对政权、最高领袖和国外援助（叙利亚，黎巴嫩和哈马斯）的口号，强调伊朗人处于苦难之中，国家预算有利于外国人，而不是首先帮助国内最脆弱的群体。
该运动迅速扩张的一个因素是当局因其腐败和随意性的严重程度以及在网络上的表现而被确认为非法。明面上是领导人的逍遥法外和贪污行为，背后是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和未实现经济发展的承诺 — — 所有这些都是推动抗议运动蔓延的主要促进力。
该政权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使是穷人也这么认为，穷人可是2009年反对中产阶级抗议的主要支持来源（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主义承诺激励了他们），然而后者被证实未能推动政权改革。这种情况发生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伊朗的主流文化是开放政治制度和质疑“伊斯兰”原则的，例如排斥妇女和机构的清教主义外观。但神权政权并不关心。
目前的权力结构中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参与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不可信的。首先，pasdarans 的军队。这不再是一支简单的军队：它是一个经济巨头，已经占据了伊朗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可能是30％～40％）。遭受重创的私营部门无法与之竞争，因为它们依赖于其私人港口，免于税收制度，地方一级的权力杠杆以及对其渎职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矛盾的是，Pasdaran军队是神权国家中声名狼籍的机构：它确保了伊朗的领土完整，并赋予了伊朗区域霸权的感觉。人们主动谴责其过高的特权，但并不认为它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它的不正当特权令人遗憾，但由于其在困难区域环境中保卫国家的能力，它并未完全被剥夺合法性。
与此同时，司法机构的确脱离了政府的制约，但是它的自治并不是民主的保障，而是寡头制度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且通过腐败彻底诋毁正义并阻碍改革的实施。
目前的危机，如果蔓延可能会夺取权力，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如果它被击败，该政权将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毫发无损，时间有限是因为起义的理由仍然存在：一个被国家锁定的经济体系，腐败严重，越来越不平等。
目前的运动，无论是成功还是最终未能推翻政权，都是对一切照旧的警示。在后者要求经济正义的情况下，政权维持任人唯亲，这使得不平等更加无法容忍。在新一代的女性和男性寻求性别平等的层面，该政权继续以父权制的方式行事。在民间社会打算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和解的层面，政府奉行的政策会引起西方国家的不信任。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打破这些痼疾。
❤️注：与墨西哥近似（也是中国目前的问题）动员没能扩展到整个社会，对政权本身的触动力度不足。我们一直认为无中心的反抗覆盖面更大、更容易动员全社会，但是它也有一定弊端，比如在共同目标的强调上，如何才能更好地团结所有群体和社区，是一门学问。
7* 西非：年轻人领导的运动 — “探戈需要更多”
跨界联盟的惊人力量 ——
自2010年以来，正如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集（ACLED）数据库所揭示的那样，抗议运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非洲国家内战的速度。大规模起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拼命追求权力的总统。
由于宪法细节通常在在公民中并不为人所熟知（类似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社会运动能够动员群众抗议那些民主后退现象、并经常能与更好治理的要求相结合，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西非的两个青年运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 尤其是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的 Balai Citoyen。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由青年领导的运动暂时与其他抵抗势力发生争执，长期无法将它们联合起来。尽管有共同的目标，但单一团体甚至拒绝参加他们的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批评这些运动缺乏未来愿景。然而，这些新运动已经被证明能够成功地动员年轻人 — 以及促进媒体去报道他们的抗议活动。
在塞内加尔
2011年，Keur Gui（塞内加尔著名的嘻哈团体），Fadel Barro（记者）和来自达喀尔郊区的其他说唱歌手在塞内加尔发出呼声，他们“厌倦”了治理不善的总统，因此发起了运动 Y’en a marre 运动（意为“我们忍无可忍”）。尽管财政手段非常有限，政治领域经验不足，但这些领导人依旧成功地动员了年轻人 — — 这一代通常远离政治。
起初，Y’en 是一个独立呼吁抗议以谴责不良治理做法的运动。通过使用私人汽车和租用音响系统，领导者将他们的行动呼吁建立在达喀尔的朋友、同事和支持者密集的个人网络上，这是有限的。但是在6月份，从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宣布修宪以对他有利开始，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大学生、人权组织和反对党领导人纷纷走上了街头。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起义，并形成了一个名为 Mouvement du 23 Juin（M23）的相当松散的联盟，其后是 Y’en a marre 的加入。他们有三个主要的共同批评目标 — 宪法修正案、不良治理和韦德统治下的寡头统治。
老派的反对派领导人起初持怀疑态度，因为说唱歌手在该国被视为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而且是被污名化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说唱歌手几乎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来引导这种公民起义。但是，在他们最初的抗议活动之后 — 他们通过在抗议活动后清理公共场所来表现非暴力和负责任的态度，足够说服老派人士，以建立信任，并为成功的 M23 做好准备。
由于他们的新颖性，沟通技巧以及韦德政权下媒体老板们的普遍不满，Y’en a marre 主导了全国媒体话语，所以有些人甚至以不专业和纯支持的方式进行了报道（媒体原则是不允许偏见立场的。这是一个突破）。他们在抗议歌曲中使用了创新的策略，如城市游击诗，他们直接向韦德致电，呼吁他不要再连任了 — “Faux! PasForcé“。
当广播频道拒绝播放他们的歌曲时，他们通过手机分发歌曲，甚至设置为铃声。
在布基纳法索
仅仅两年之后，布基纳法索的现任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Compaoré）的目标直接变成了修宪，使宪法有利于他重新执政。有趣的是，流行音乐家 Smockey 和著名的电台主持人 Sams’K Le Jah 成为了一个旨在通过扮演公民清洗机来清理腐败体系的新运动的前线，此后称自己为 Balai Citoyen （’公民’扫帚’）。在幕后，有来自反对派报纸的记者支持这一运动。一开始，Balai Citoyen 将其沟通重点放在新闻界，他们通过收音机、报纸和社交媒体渠道分发他们的框架和集体行动 — 并获得了高度的媒体回声，反过来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们，创造了巨大的拉动效应。
这些音乐家是领导者，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新的斗争所依据的是他们的斗争。一个例子是 Collectif desorganizationsdémocratiquesdemasse et de partis politiques（CODMPP）人权组织、工会和政党，是在1998年诺伯特·宗戈（Norbert Zongo）政治暗杀事件之后发起的，这是一名因批评政府而陷入困境的重要调查记者 …… 还有老牌人权组织，MouvementBurkinabépour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es Peuples（MBDHP）。这些组织为一种政治选择而努力，而不仅仅是另一种更迭 — 权力的更迭。
当国民议会对宪法改革进行表决时，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的中心情节：各种组织呼吁其成员积极参与，但没有使用他们的横幅、名称，或口号。工会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总罢工，民间社会联盟要求占领街道，Balai Citoyen 有组织的静坐抵抗。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正式层面阻止了联盟，但这些暂时的和空间相关的集体行动已经成为了强大的抗议力量。这些集体行动主要与他们构成的“反 Compaoré 阵线”有关，最终导致 Compaoré 辞职。这是一个共同政治欲求高于事实层面的联盟的案例。
新领导人，新粉丝，新媒体关注
在这两个国家，来自首都音乐和媒体界的新领导人都是年轻人、城市人和男性活动家的动员者。这些新领导人提供了一种方法，不仅可以区别于早期的斗争，而且可以更广泛地区别于前几代人。厌倦了常规化的抗议策略，如布基纳法索的纪念日，或者向塞内加尔外国使馆投诉的信件（类似于中国的上访），他们将街头斗争置于他们努力的最前沿。
与此相反，建立公民社会领袖。因此，参与者更容易认同他们的主张。此外，两者都使用了商业化符号和引人注目的口号，这些口号迅速创造了一个与流行歌星粉丝运动相媲美的集体身份。
降低门槛，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 — 年轻人能够轻松参与这些运动，而无需支付高额会员费，无需克服机构障碍，也无需与知识界有预先存在的联系。声称自己是 Y’en a marrist 或者 Cibal / Cibelle，你就能自动成为斗争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这些领导者并非全新的登场，他们都拥有长期以来的粉丝群。塞内加尔说唱团体 Keur Gui 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尤其是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并因其在 Ouaga FM 上的自己的电台节目而闻名。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先前的宣传、和他们在群众面前讲话的能力、以及他们与媒体的密切关系，促进了最初的动员 — 以及有利的媒体报道。
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社交媒体渠道作为分享抗议活动和散发标志形象的工具，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运动。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渠道进行交流，两种运动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而欧洲和美国的报道偏见曾经阻碍了前期的抗议运动。同时，这种跨国传播有助于对当地媒体报道施加压力，迫使精英们做出回应，并鼓励更多希望成为其中一员的年轻人。
存在的问题
在塞内加尔，参与者的活力主要是竞争被理解为对成功动员的奖励。在这里，城市的可见度和网络导致了有偏见的媒体报道，通过突出新领导者的作用并使这些领导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更促进了竞争关系。除了对话语主权的竞争之外，个人功利心也是关键的竞争部分，特别是在塞内加尔的情况下。在某个时间点，许多民间社会领导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群众动员的回报分配不均。
相比之下，在布基纳法索，参与者的动态特征是两极分化的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差距的扩大。由于缺乏组织力量，反对力量不信任那些新的领导人。直到今天，他们仍在怀疑这些运动能否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在他们看来，专注于 BlaiseCompaoré 辞职的 Balai Citoyen 运动的广泛框架缺乏具体的未来愿景。他们不相信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与另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更迭能解决布基纳法索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些运动具有在交叉运动动员方面的关键优势 — 简单性和实用性 — 同时，也存在稳定的交叉运动联盟的缺点。他们参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布基纳法索）是反对党，反对派领导人的动机很容易推断，因为另一个任期将推迟他们进入行政职位的机会。他们的团结是建立在“反政府框架”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理由。这可能足以动员青年人，但从长远来看，建立信任是足够的，联盟基础是不够的。
在经历了许多有力的抗议事件后，新运动必须在透明度方面反思自己的组织，这是建立信任的关键因素，并与民间社会和知识分层的其他反对力量批判性地讨论未来的选择和愿景。媒体语话应该被新老领导者视为一个需要被征服的场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空间，并且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声音参与其中。
❤️ 注：西非的案例对中国社会应该有很多启示 — — 请注意文中黑体字。青年人领导的运动也是中国的希望，并且尤其需要重视的就是老一代运动参与者和其他阶层对年轻人的排斥和隔离，这是非常不利于联盟的。
缺乏未来愿景是一个关键的可能性失败因素，就如 IYP 在社交工程学技巧解析中所强调的，人们需要一个“接下来怎么办”的明确且可预见的方案，而不是如当前的民运人士所倡导的简单的变革。
此外，跨界联盟非常值得推崇，就如我们在《Metahaven：政治现实的低吟之语》中透露的那样，文艺具有强大的社会渗透力，非常值得动员者使用 — — 你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专制政府要强调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把控：
媒体的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请暂时搁置对媒体的不同意见，就如塞内加尔所做的那样，利用媒体对共同欲求的渴望，团结他们。尤其是：为一种政治选择而努力，而不仅仅是另一种政权更迭。这尤其重要，如你所知。最后，共同的意识形态理由必须能超越反政府理由，这直接决定了未来是否可期。
8* 中国：互联网维稳产业，谁将成为唯一的失败者？
你是失败者吗？——
在过去十年中，互联网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迅速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8亿（占中国人口的 60％），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
该报告强调，超过 70％ 的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进行购物和娱乐。然而，另一个数字也值得关注：超过 50％ 的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获取政府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也影响了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是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美国学者 Larry Dimond 很久以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解放技术，因为它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动员抗议，扩大自由的视野”。在过去十年中，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等著名的抗议活动表明，互联网平台（如 Twitter 或 Facebook）在传播信息和激发公众情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两者对于成功动员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社会学家 Yang Guobing 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民众的表达方式，使中国网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抗议和影响舆论。例如，今天的中国工人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罢工经历，普通公民现在依靠微博来揭露地方官员的不端行为。虽然中国的网络空间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表达异议。
国家复原力
不过要知道，尽管互联网的扩张赋予了中国公民更多的公共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并没有互联网驱动的抗议活动能做到明显破坏该国政权的稳定。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仍然是数字时代最具弹性的专制政权之一。中国的党国如何保持稳定，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学术界通过强调中国日益复杂的镇压能力来解释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建立了防火墙以审查在线信息；党国不仅设立官方机构来监控在线信息，还使用法律手段要求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建立自己的自我审查机制。此外，最近的研究还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制作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交媒体帖子，以进行积极的宣传和舆论操纵。
很明显，面对互联网挑战的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被动的防卫者，因为它正在积极地将新技术纳入其镇压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了如此多悲观的看法，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跨越全球的老大哥，是技术压制，而不是什么解放。
但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新技术如何成为了独裁者的武器？ — — 国家通过市场将大数据和新媒体等新数字技术整合到互联网压制的基本配置中。
通过采访中国的前线官员和访问监控机构，你能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活跃的市场，营利性组织正在销售各种数据产品和相关服务，以帮助政府监控在线信息并操纵互联网讨论。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平台发布的历史记录，有400多条招标信息和合同简报涉及互联网控制业务；中国企业信用体系数据显示，900多家公司提供互联网监控服务或拥有互联网监控软件的版权。控制互联网的服务提供商的实际数量可能更大：据产品经理说，有超过 2000 家公司向政府提供各种服务。
简而言之，中国的互联网控制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监测互联网为社会维稳
是什么推动了如此大的市场？应考虑客户，特别是政府客户的需求。在2018年的网络安全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和煽动谣言”的平台。习的声明表明，中国党国正在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事实上，对互联网控制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2006 年，当中国仍在胡锦涛领导下的时候，中央政府就开始强调收集和分析互联网信息以防止潜在社会抗议的重要性。2014 年，中央网络空间事务委员会获得资助，协调不同的政府机构处理管理互联网相关问题的工作。此前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宣传部门是负责监控互联网信息的主要机构。
宣传部门存在于中央、省、市和地区。每个级别都负责监视其地理辖区内的公众讨论，并且如果未能解决在网络空间被引起重大关注的公共议题危机的话就会受到处罚。
一些活动人士抱怨说，当地的宣传官员通常审查请愿帖，以防止信息的传播，这种情况阻止了更多网民的参与。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地方活动家就很难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并进行未来的动员。
然而，对于前线官员来说，一个实际问题是传统的人工监视无法让官员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互联网信息的快速传播问题。政府对快速收集互联网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为拥有技术能力的商业公司的参与奠定了基础，这些商业公司可以同时处理大量信息来源。2009 年，当国家发布明确鼓励政府机构将其信息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的政策时，互联网监控的产业化获得了当前的行政合法性。
- 关联我们三年前的报告：《“互联网+”维稳：舆情监控公司去年收入大幅增长》
使用营利机构控制互联网
哪些公司向中国政府机构提供相关服务？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组织参与互联网维稳业务？
我将这些代理商称为互联网意见控制公司，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监控、分析和操纵互联网意见的提供。有两种类型的代理商拥有业内最大的市场份额。第一类由技术公司组成。大多数这些公司更愿意称自己为“数据公司”，因为他们认为互联网意见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文本数据。政府需要对网民对政府的看法进行实时控制，这显然不可能进行人为的监控，工作量太大。于是技术公司依靠其数据处理技术（例如网络爬行和情绪分析）为政府提供面向客户的监控软件。
数据驱动的软件可以帮助政府客户从各种互联网平台（如论坛、博客和其他社交网站）收集新闻、评论和在线讨论。因此，政府官员只需在他们的个人电脑或手机上安装这些软件并设置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很快知道大众的情绪转变、变化趋势和传播舆论轨迹的趋势，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轻松识别：该软件的内置算法。
第二类控制服务提供商是媒体组织。中国媒体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尽管“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仍处于国家监督之下，但他们需要通过寻找新的盈利模式来应对市场竞争。互联网的扩张带来了新的商机。
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机构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在线意见监管机构，为政府客户提供互联网控制服务。其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最为知名; 它依赖于人民日报和在线的资源。截至2012年，该业务的收入就已经达到 2900 万美元，是 People Daily Online 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早期，由于媒体公司缺乏足够的技术能力来开发自己的监控软件，他们不得不将数据分析外包给技术公司或大学。然而，现在，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媒体资源和丰富的解释中央政府政策的经验来制作分析报告。此外，媒体机构可以利用其媒体渠道帮助政府客户直接处理掉负面信息并促进积极的政治宣传。
互联网控制的商品化
在这个市场上流行哪些产品或服务？如前所述，监控软件和分析报告是最受欢迎的产品。最近，互联网意见控制公司们又开发了新的数据服务，以使其产品线多样化; 例如，技术公司正在推广“数字评论者”的服务 — — 即水军。该产品依靠云计算的能力，帮助政府自动发布伪造普通人的评论，以提升亲政府信息。销售总监说，这种产品的需求主要来自政治宣传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中央政府对亲政府评论的量化要求是这项业务最直接的推动力。
- 关联：《巨魔崛起：政府资助的网络水军正遍布全球》
此外，媒体机构还为前线监视官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计划，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使用数据产品有效地监控互联网信息，并为他们提供平台，分享成功消除在线异议的最佳做法。
在中国，删除互联网用户的帖子是政府防止反政府信息传播的常用方法。但是，地方政府只对其管理的网站拥有审查权限。这意味着，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无权直接删除由中国互联网巨头（如新浪、百度和腾讯）运营的最受欢迎网站上发布的信息。
一位受访者说，大多数技术公司与为这些热门网站工作的内容编辑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通过向技术公司付钱，当地官员就可以要求编辑帮助他们删除对政府不利的内容。然而，在 2015 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使付费删除帖子的服务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非法行为。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市场上的另一种受欢迎的产品。在 DDoS 模型中，攻击者（例如，地方政府）使用数字方法淹没目标网站（例如，反政府活动家）。此方法能够有效地关闭目标站点一段时间，并拒绝合法用户的访问。这种攻击在中国并不违法，还能有效地审查内容并起到寒蝉效应。考虑到使用这种方法攻击目标网站并非道德，技术公司不倾向于公开销售此服务，也不会在合同或官方网站上写入这项服务。
市场机制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不仅通过促进在线购物和网上支付，而且通过将数字镇压转变为商人可以赚钱的特殊行业来推动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营利性组织融入了国家镇压的配置。尽管互联网具有赋予公民自由表达分歧意见的潜力，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家维稳也一直在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中受益。
市场化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使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点。市场机制是将商业公司的利润动机与政府机构的压制需求联系起来的桥梁。技术公司和媒体组织等营利性组织为政府行为者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先进数据工具，以限制网络空间的公共讨论。当国家市场合作成为中国互联网控制的新特征时，公民社会在互联网上的空间注定会岌岌可危。
中国和西方：镜像关系
事实上，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中国治理的主要特征，也同时是西方政治的主要特征。在过去几个月中，围绕着剑桥 Analytica 等数据分析公司收集 Facebook 用户数据的指控已经出现。这场备受争议的合作恐怕并不是唯一一次肮脏的交易。这个西方的例子表明，营利性组织，特别是数据服务提供者的参与正在成为当前民主选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对选民的操纵。
在某些方面，数据公司的政治参与可以被理解为长期以来在西方民主中蓬勃发展的政治咨询公司的新变种。然而，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的国家市场合作仍然是一种新现象。与互联网控制行业一样，私有化的强制也成为当代威权主义国家的压制性的一部分; 中国、菲律宾和约旦的政府官员有时雇用暴徒、歹徒和其他私人暴力提供者来压制公民并影响国内选举。
日益普遍的国家压制分包的直接后果是，威权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直接转化为他们的镇压能力。
活动家反应：反监视策略
虽然技术市场的参与者加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但活动家们也试图通过开发新的在线动员交流技巧来应对挑战。
人们知道大多数基于数据的监控系统依赖于监控在线帖子或评论中与政府有关的关键词，经验丰富的活动家通常会避免在帖子中直接包含“敏感词”。例如，在大多数在线论坛中，中国领导人的名字通常被认为是敏感词; 包括领导人姓名在内的讨论更容易受到审查。在提到一位特定的政治领导人时，大多数活动家选择在他们的在线讨论中使用缩写或昵称。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中国的#MeToo活动。在意识到 MeTooInChina 的标签在微博的在线平台被封锁并且大多数帖子包括诸如“MeToo”之类的敏感词被删除后，活动家开始采用昵称和表情符号作为新的标签来揭露更多的性骚扰。
根据苏黎世大学高级研究员 Meg Jing Zeng 的介绍，因为“米兔”的中文发音听起来像“MeToo”，中国活动家将其用作#MeToo活动的昵称。类似的使用同音字和图像的做法在中国被广泛用作编码语言的一种形式，以避免在网络空间中被审查和监视。
数字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专制？
回到中国互联网管制的问题，政府部门和营利性数据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合作意味着中国压制的结构性转变。
正在形成新的国家与非国家机构关系的星图，以建立一种更加网络化和多层次的社会控制模式。这种新模式既增强了当局处理大量在线表达数据的能力，也增加了通过互联网表达不同意见的抗议者的脆弱性。
互联网控制的产业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国异议人士的崭露头角表现已经过早地转变成了可被当局控制的信息流。当互联网控制成为一门生意有利于权力和资本时，我们需要明确谁将成为唯一的失败者。
❤️注：加密是你唯一能做的事。如果你不想成为最终的失败者，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9* 俄罗斯：从保卫城市到政治斗争
意识形态背后的竞争——
俄罗斯2011–2012年的“公平选举”抗议活动，公众关注城市方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议活动的口号之一口是“城市属于我们！”，其领导者之一、反腐败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呼吁抗议者竞选城镇和市议员。事实上，抗议浪潮是莫斯科许多地区独立议员的催化剂，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民间社会行动者 — — 城市活动家。
一大堆现象开始出现，但尚未被充分考虑 — 与之相关的通用“时髦”标签无助于理解过程。公众演讲者、报纸文章和讲座的前奏，开始被定义为“都市主义者”。每个人都突然开始讨论城市环境的质量以及他们对自行车道规划的要求、需求和专家意见，比如街道一般需要多少个长椅，以及我们的城市如何变成“欧洲”。
很少有人看到了意识形态背后的竞争对于一个愉快的城市环境的影响 — — 很少有关于意识形态这样的事情的讨论。提升这一戏剧性方面的次要尝试注定要被视为与旨在引发舒适城市光辉未来的积极措施无关。似乎专家和活动家的信仰和知识，加上城市当局对公共福利的关注，将导致拒绝所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并引导走向城市生活的新原则。
当然，这没有发生。
Terry Pratchett 的 Discworld 系列中的一个角色是死神。死亡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但却很有兴趣观察生的世界，甚至偶尔试图重新创造它。因此，举例来说，死神有一间浴室，里面有漂亮的毛巾架和管道，由坚固的金属制成，但它是实芯的水无法通过。死神的浴室是莫斯科市政府为居民建造的城市的完美比喻。
流行博主伊利亚·瓦拉莫夫（Ilya Varlamov）在欧洲和美国城市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城市环境的特征和元素不仅是先进的城市设计的产品，而且是民主过程的产物，制衡系统，科学分析，公众讨论和长期规划。
当然，民主进程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建筑和规划方面的错误，但民主可以让错误得到承认。在莫斯科，即使是以前存在的最小民主进程也在过去几年中停滞不前，取而代之的是伪参与者的技术。
城市规划冲突几乎影响了莫斯科的每个地区。在集会上，人们大声呼吁地方议会选举，因此每个地区至少应该有一名真正的议员，可能还有一个完整的委员会。
集会上的发言人还强调，这些不是孤立的城市冲突问题，这些都是莫斯科规划法和相关立法中系统性功能失调的症状，赋予了Marat Khusnullin’s Urban 的规划和土地委员会以无限的权力。
但是在去年夏天，“城市主义者”一词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缺乏专业性、品味差、对现实完全不敏感。恢复这个词的唯一方法是让其专业团体接受并提高公民责任感。但是，规划者还没有成功地成为一个专业社区，而他们“保证忠于当权者”只会妨碍他们接受民事责任。
这里有两个趋势，一方面是要求民主的城市规划过程，另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政府、商业和忠诚的创意阶层的暗箱操作决心。要预见这一过程将如何展开并不容易。但可以想象自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专业人士参与激进项目，为当地地区制定反抗计划，并为规划者创建工会；地方倡议组织联盟成为莫斯科范围内的联盟，可以创建一个互动平台，让活动家与专业人员之间分享技能的平台；在城市规划、地方以及城市环境方面发展公共教育。
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可以为这样一个联盟提供一个真正的机会，让大量的独立成员进入区议会，在那里他们可以从下往上开始建立民主。让民主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的需求。
其中许多过程已经在展开，尽管形式仍然不确定，或者只是在讨论、意图或愿望的层面。但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你听说 Henri Lefebvre 的书中描述的“城市权利”时，时髦规划和非政治幸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思想政治斗争中争取城市权利，现在正是时候。
❤️注：社会运动可以从几乎任何一种公众注意力引发出来，其前提是：公众注意力的调动和持久性维护、论述和组织动员的结合、替代性方案的完善化，很明显，这其中社科学界和社会基层队伍的联盟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俄罗斯这样的社会表现出政治麻木时，这一联盟更加重要。这需要知识分子能发挥真正的职能，需要活动家的知识储备和经验，还需要技术人员的专业性和行动力。反抗不同于异议，它需要充满智慧。
苏联解体已经28年，后苏联社会中的抗议活动一般都未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直到21世纪初，一波大规模抗议活动出现都是所谓的“颜色革命”。这些非暴力抗议活动的特点是有组织的青年人和有争议的选举结果，最终导致该国最高层的人员变动。当然，还涉及跨国影响的关键因素。
并且，后苏联“革命”始终见证了青年人的具体活动和贡献。这并不令人惊讶 — 变革的愿望和行动的能量是年轻一代中更常见的事。尽管如此，尽管青年激进主义可以引领一场革命，但如果抗议运动能够达到一定数量的积极参与者，它就会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因此，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应该被鼓励参加集体行动，以便有机会取得成功。
苏联时代晚期的抗议活动部分受到跨国交流的影响，就像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一样。这种抗议剧目和激进主义专业知识的传播得益于地理上的接近，有限的时间距离以及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条件中的普遍相似性。在“全球抗议”时代，由于当地的触发因素和具体的国情，抗议活动往往是渐进式的。
此外必须说，社交媒体不是专门为社会动员服务的技术创新，它只是一种新形式的信息传播媒介。事实上，它的功能应该与苏联时代晚期的 samizdat 不同。信息很重要，但组织对成功抗议运动所需的社会动员更至关重要。专制政府可以轻易地使用相同的信息渠道和技术来对抗抗议者这一事实只会加剧这个问题。
最后，精英是政治变革的关键，抗议和革命只有在能够改变精英阶层时才能取得长期成功。
10* 越南：如何规避国家镇压
社会运动的四个主要任务——
根据刑法第79条和第88条的规定，越南学者、活动家和律师越来越多地被指控为“颠覆”或“反国家宣传”和“危害国家政权 ” 。2015年，越南国民议会修订了刑法，对于上述定性，现在包括最长20年的刑罚，甚至死刑。根据大赦国际提供的数字，几乎100名良心犯、博主和活动家都面临着监狱内外的持续骚扰、人身攻击、审讯和监视。
为了找到表达不满情绪的方法，积极人士有义务找到替代的，或者说是隐蔽的抵抗形式。以下解释了他们采取的其中一些战略和策略。
社会运动通常涉及四个主要任务：第一，加强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人士的声音。其次，要学习其他运动的知识、战略和策略。第三，建立国际团结网络。第四，努力实现一个解放政治纲领，为这些强大的国际关系奠定基础。
然而，不同的背景需要不同的行动。在像越南这样的专制国家，活动家（和非活动家）必须接受有助于规避紧急国家镇压的策略，包括隐藏、逃离、创造和融合。
隐藏 — — James Scott（1987）广泛讨论了一种主要由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抵制的主体如何抵抗的策略。以马来西亚农民为例，他证明了日常抵抗正在被用来对抗一个更具正统权力的政党。在仆人对主人的浅薄服从之下是“隐藏的副本” — 一个安静的、零碎的过程。在没有监督者的情况下，出租车上的激烈讨论或工人之间的讨论，在广播国家和国际政治时评论新闻，这些都是通过密切关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日常生活时可以很容易看到的那种“隐藏的副本”。
然而，隐藏也可以以更明确的形式存在。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加密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具有两个特征：匿名和“隐藏”水平的动员工具。该国共产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关键内容并将用户数据移交给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不仅活跃人士迅速注册了10万个账户，而且使用的是一个加密的社交网络 minds. com。
目前， Minds 为越南用户提供超过100万个帐户占总用户群的10％。由于这些平台提供了安全的通信，活动家和评论家都通过电子隐藏策略进行交流，政府的手无法触及。
逃离 — — 逃离和移民一直是日常抵抗的一部分，是一种规避国家镇压的方式。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而言，逃离可能是避免被监禁或获得早期解放的唯一途径。例如，人权律师 NguyễnVănĐài 受到第79条的指控，这是一项模糊的条款，可判处终身监禁，并可判处死刑。但是，如果他们同意流亡，就可以提前被释放。在服刑两年后，NguyễnVănĐài 获得了德国2017年人权奖，并因此获准在德国获得庇护。
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也遭到国家镇压。例如，参与社会活动、社区组织和博客的天主教会 ĐặngXuânDiệu 著名成员于2011年被捕。在服刑6年后最终获得了法国的庇护。另一名成员 NguyễnCôngChính 牧师在经过5年服刑后获释，并于2017年逃亡美国。
然而，这些活动家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流亡生活而告终。相反，新的政治机会，即出版和组织的新资源，加入了活动家的计划，并且留在国内的人还有更直接的集体行动。
创建 — — 随着活动人士（和前政治难民）的流亡，国际社会组织得到了支持团体的补充。地方积极人士越来越强化自组织网络，包括 ViệtTân 党（一个1982年成立的国际地下运动，最初旨在通过民众起义推翻共产党政权，而今天它的目标是改革）、海外新闻机构、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团体和运动，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
除了创建更安全的在线空间外，受保护的离线空间也汇集了大量活动家。No-U FC 足球协会是活动家利用漏洞创造空间的一个例子。呼吁越南宪法，每个自然人都有权进行锻炼和体育活动，No-U FC 选择在一党政权的规定范围内进行鼓动。为了基层政治的目的，他们重新适应体育空间。足球协会的成员和支持者发现自己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一部分。
No-U FC 中的“U”象征着中国在地图上绘制的U形“九条线”，简而言之，No-U FC 批评越南政府对中国侵略的妥协态度，以及对中国的无限经济依赖，并且，也提出民主、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环境问题和政治犯的社会正义等问题。
他们像其他普通足球俱乐部一样定期参加足球比赛，但他们实际上也谈政治，交换新闻，计划运动，示威和请愿等。与农民进行的日常抵抗形式相比， No-U FC 的成员似乎不受日常生活结构的限制，相反，他们试图将这些结构转变为政治策略。
融合 — — 最后，从越南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的优势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他们习惯于提出解决环境、劳工、外国直接投资、社会权利和政治问责等问题的横向需求。然而，几年前开始战术联盟还几乎不是标准做法。但随着2009年一些喧嚣的环保活动的出现（针对中部高地地区的中国铝土矿），各种政治目标和关注的团体开始加强联系。将以前不同的主体和群体联系在一起，开始为工会会员、宗教领袖、人权和民主运动者以及农民和工人提供共同追求。
这种战术联盟的另一个例子在全国范围的2018年6月抗议活动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活动家和首次示威者、律师、农民和医生共同批评政府的法律草案。他们要求政府撤销新经济特区（SEZ）的提案，保障言论自由和个人数据安全。
然而，一些越南活动人士也认为环境保护和对经济特区的批评等问题被右翼意识形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误导，他们的实际战略包含了一个民族主义议程，无法在分析上区分中国帝国主义和恐怖主义。说到这一点，融合的策略是否为创造进步运动带来了宝贵的机会，或者“联盟政治”是否最终成为致命的失常，还有待观察。
超越给定的权力结构 — — 活动家们对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纠缠性的认识，是超越个人或基于身份收益的斗争的关键条件。此外，这使他们能够解决越南社会的大部分问题，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有机地发展。
各种运动、抗议活动和集体行动者是社会转型的起点。当然，对越南活动家的策略的见解可能不会明确地促成非越南人的直接学习的效果，因为规避镇压的内部和外部策略必须有所不同。但是，它确实有助于确定多样性和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可能的国际团结和支持结构的基础上向世界迈进一步。
此外，了解其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可以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为另一个未来创造工具。然而，仅仅承认存在替代战术和可能的替代政治战略是不够的。基于进步议程的国际团结，将我们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中解放出来，超越既定的权力结构 — — 仍然是基本的。
❤️ 注：越南的状况在90%程度上，与中国一模一样。但另外10%才是关键部分。您一定理解我在说什么。
11* 从民权到占领运动：独立媒体作为抗议资源
希望能给中国的独立媒体以参考 ——
社会运动有时会被认为是需要分别考虑的、被认为是专注于对不同类别的人群具有不同重要意义的特定问题。就像如果我们有兴趣组织起来以提高工资，我们可能会关注劳工运动，而不是其他运动。通常，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反映了这种解释，它们侧重于与比如女性运动或环境运动等特定问题的社会运动相关的动态。
然而，必须承认，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交叉运动组织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对协作动力、联盟建立、协调和联网的兴趣，均指向了运动一直面临的参与者、问题和战术的交叉性。
单一运动模型的缺陷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例如，“和平主义的天主教工人运动”要求我们想象将和平主义者（反战，和平，反核）、天主教（宗教）、和工人运动（工会，劳动）整合起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标签是一种限制策略，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伴随特定的历史发展叙事），是这样，但标签也通过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纳入叙事来扩大其影响范围 — 确实让人们有机会看到运动本身与自己和他人的联系。
这个例子突出了我们如何标记和重视社会运动的符号学特征。虽然运动肯定表现出其物理特征（即人们在街头行进），但作为实体的运动通常难以确定或定义，因为它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特征，或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多年来，社会学家一直在对此烦恼，关于如何围绕我们可以根据经验理解为“运动”的清晰和可定义的界限。
相反，作为一种文化和符号资源，运动标签是一个战略模糊的标记，可用作 meme包，以传达关于谁参与、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共同完成了什么的文化共享意义。它可以附加于边缘化的起义，将一场运动本身定位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叙事中。
独立媒体作为运动资源
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中，运动的社论空间很小，参与者更多会将独立媒体和新媒体技术视为了解运动发展和意义建构的资源。
信息过载和对来源可信度的重视确保了独立媒体组织可作为社论筛选的持续重要性，以便帮人们描绘政治光谱并了解运动如何与之互动。 Democracy Now!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独立媒体范例，它做到了所有。
大炮和外围
人们必须选择的运动标签既多样又有限。特定问题（特定于一系列不满、战术、参与者等）和背景敏感性（社会历史特定的共享文化知识等）的组合，可用于理解被关注的主要运动的周边次要运动。参与者通常在一个文化叙事领域进行导航，整齐地包装在一系列运动标签中，选择那些被目标人群重视的、最容易与他们自己相关和类似的标签。例如，在当代美国的背景下，移民改革运动或移民权利运动被描述为“新的民权运动”，这样就能附加特定背景的文化意义，旨在提升合法性和感知成功的潜力。
结果就是一种核心/外围的结构，其中一组核心运动标签构成一种运动大炮，其中包括社会历史背景下最具文化重要性的社会运动。我们可能会将大炮视为高频的（最常用的）或稳定的（年复一年使用）、或两者的组合。
在 Democracy Now 的情况下，2003年至2013年期间，大炮包括：反企业全球化运动；反战与和平运动；黑人和民权运动；独立和民主运动；妇女、女权主义者和选举权运动；国际团结和巴勒斯坦运动；工会和工人运动；LGBTQ 运动；人权运动；进步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和土著运动。
在叙事领域什么样的运动资源最受重视和最有可能被利用，受到主动动员或相对休眠期间动态变化的影响。我们也可能期望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各自一套完全不同的观点和选择，随着新的运动出现，旧的运动会改变其意义，我们可能会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
一个例子就是，从 2009 年的民权运动到 2012 年的占领运动占主导地位的叙事领域的重点转移 — — 见上下两个图。虽然两者都代表着重要的运动活动（2009 年围绕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2012年围绕占领运动），但这其间社会文化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民权运动标签的实用性被突出了。
在寻求理解运动动力学时，民权运动作为主导参照物的阶段性渐进效用让位于当前交叉运动组织空间的占领运动，以及未来交叉运动合作的潜在场所。
交叉运动谈话的策略
查看选项是一回事，但使用运动标签作为资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通过谈话在运动之间建立认知联系，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如果我们要说服其他人在群众行动、竞选活动或新的混合运动中与我们一起共同奋斗的话，它就是必需的。
这就涉及到在单个论证中熟练地使用几个逻辑组件的能力。
下图说明了参与者可以如何考虑与采取战略行动相关的运动策略的过程模型。虽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模型来规划实际行动，但也可以看到我们对符号的选择如何呈现这些因素，同时通过独立媒体的现场辩论表明交叉运动协作的需求。
首先，要强调运动所共有的可供性，可用于证明交叉运动活动的合理性。人们可能会使用关于共同外部威胁（如分享警察镇压和渗透的危险）或机会（如可利用的政治家或精英）的说法，或者可能在运动内发出信号（如共享的意识形态框架或共同目标）。这些考虑在遵循资源动员的长期工作传统，该传统指出外部机会和威胁是动员成功的重要预测因素。
专注于识别共同参与者是交叉运动谈话中的另一个重要的逻辑组成部分。一种方法可能涉及概括参与类别（通常是列出个人或群体身份类别），或者可以特定参与者类别（通过列出单个身份类别或已经/正在进行交叉运动的个人）。Mische 的巴西青年运动工作也强调了这种做法，即 在交叉运动联盟建设中实现包容和排除的重要语言资源。
对共同的战术考虑提出主张是第三个逻辑组成部分，可以描述性地提出（通过描述运动如何组织，或阐述其他运动采取的策略，都可以提供成功的方法），或者说明性地提出（通过建议特定的战术选择或呼吁听众参与到交叉运动中来）。符号学实践是通过现场辩论促进运动之间战术相似性的重要因素。
虽然这些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以上这三个组成部分（可供性、参与者和策略）是关于参与者和学者的运动策略讨论的共同关键要素，并且注意如何巧妙地将它们编织成有效的论据将决定组织者在现有参与基础之外建立桥梁的能力。
交叉运动语言策略的部分技能来自于理解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背景更喜欢哪些特定的争论和运动标签。例如，与讨论占领运动相比，在讨论民权运动时，现场辩论策略在几个方面都会有所不同。虽然一些策略（例如规定性和描述性策略）在两者中都很常见，但关于共同目标、共享机会以及运动如何影响社会变革的陈述，与占有运动的提及正相关，但与民权运动的提及呈负相关。
另一方面，特定参与者的陈述（即特定人或身份类别如何参与多项运动）与民权运动正相关，但与占有运动呈负相关。
结论
在研究社会运动如何塑造政治领域，并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做了什么时，参与者和学者都可以从仔细研究运动标签和交叉运动谈话之间的关系中受益。
虽然上述已经表明，在描述潜在的盟友、类比或共享属性时，通常会有多种运动标签可供选择，但并非所有运动都具有相同的相关性，不一定都适合于交叉运动提及。
事实上，运动的精英部分通常能构成一种突出的运动标签大炮，并作为问题、战术和政治关系的简明说法。此外，关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叙事领域有助于识别具有有益语义属性的次要运动，这些运动可能有利地附属于所讨论的主要运动，这样就能将它们连接起来。
在研究参与者用于建立运动之间的叙事关系的语言策略时，我们可能会认为逻辑组件的集合与其他形式的运动策略一致。作为论证部分的组合，交叉运动策略的社会建构可以被认为包括三个主要关注领域：可供性的识别、跨界运动参与者的讨论、以及共同战术选择的呈现。
虽然很少会包括所有三个领域的要素，但强有力的交叉运动合作论据可以在仔细分析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对选定的组成部分进行战略性的使用。希望这种分析能让我们更接近于做出有效的战略选择。
更希望中国的独立媒体能在社运联合方面成为贡献资源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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