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可變通者勝 — 少數群體專制(The Most Intolerant Wins: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Small Minority)中文版
(“切膚之痛”: 日常生活中暗藏的不對稱”(Skin in the Game: Hidden Asymmetries in Daily Life)一書中的一章) 原文出處: Nassim Nicholas T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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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前言: 原文版權為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Nassim Nicholas Taleb) 所有，未經允許，不可私自出版，作者保留全部權利，若需轉載須註明原出處。繁中版翻譯亦保留所有權利，若需轉載須註明原出處。若原文和譯文有出入請以原文為準。本篇文章和實體書中的內容約略不同。
基本上我就是做個字幕組的工作，翻譯Nassim Nicholas Taleb於2016年8月24的文章。他已在2018年左右出Skin in the Game這本新書，到時還請大家多多支持。 万维钢曾於菁英日課中提到這一文，但可惜沒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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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正文開始:
為何歐洲會吃清真認証食品- 為何你不必在吸煙區吸煙-在沙烏地國王駕崩時吃什麼-如何不讓朋友工作太勤奮- Omar Sharif 改宗- 怎樣讓市場崩盤
據我所知，有下列情形的例子，最能夠讓人了解一個複雜系統的運作。當一群毫不妥協的人 — — 某種毫不妥協的少數人 — — 多達一個小規模，譬如總人口的3％~4%，則所有人都必須遵從那些人的喜好。而且，伴隨少數專制而來的是一種假象: 天真的觀查者會有著是多數人做出那些決定和多數人具有那些偏好的印象。假如這看起來很荒謬，那是因為我們的科學直覺並非為此而生( 不要理科學與學術上的直覺和驟下的結論; 那並不管用，雖然你祖母的智慧有用，但常用的理智化在複雜系統中沒用） 關於複雜系統的核心思想是整體行為無法用個體行為來預測。 個體間的互動遠比個體本身更為重要。研究一隻隻螞蟻決不會 (可以安心說大部分情況下決不會)，讓我們了解蟻群的運作方式。要了解其方式，那要以一個蟻群為單位來了解蟻群，不多，不少，不是螞蟻的集合。
這稱做整體的”突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 of the whole)，這性質正是組成成份與整體之間的不同處，因爲重點正是組成成份之間的互動。這些互動依循非常簡單的法則。我們在這章討論的法則即爲其一 — — 少數法則。
少數法則向我們展示社會只需一小群不肯妥協、有切膚之痛(with skin in the game)、且有美德的人 — — 以勇氣的方式 — — 就能正常運作。
諷刺的是，這個關於複雜性的例子，是我在參加新英格蘭複雜系統協會的夏日燒烤時想到。當主辦人正在擺桌面和飲料時，我一位守戒且只吃合猶太教規食物的朋友順道而來，來打個招呼。我給了他一杯含檸檬酸的黃色糖水，俗稱檸檬汁的玩意； 幾乎確定他會因自己的飲食戒律而拒絕時，他沒拒絕。他喝了那叫檸檬汁的東西。另一名守猶太飲食戒律的人在旁評論：「在這裡所有的飲料都符合猶太飲食戒律。」我們看了看飲料盒子，在上面有一個小標誌: 在圓圈內有一個U，意味著這飲料符合猶太飲食戒律。那小標誌會被那些需要知道這資訊的人主動發現。至於其他人，像是我，我多年來對此習以為常卻渾然不知(原文是I had been speaking prose all these years without knowing，語出莫里哀的喜劇 —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我竟然每天喝著猶太潔食認證飲料卻不知道這經猶太潔食認證。
對花生過敏的罪犯
我突然間有個奇怪的想法。守猶太飲食戒律的人口只佔美國人口不到0.3%。但是，似乎所有飲料都經過猶太潔食認證。為什麼呢? 其實只是因為把所有飲料都變成猶太潔食認證的，讓生產商、雜貨店、餐廳不需用特殊標章、各自的走道、各自的存貨、和不同的倉儲中轉站來區分猶太潔食認證或是非猶太潔食認證飲料。
這個會改變整體的簡單法則如下:
一個只吃猶太潔食認證(或是清真認證)食物的人絕不會吃非猶太潔食認證(或是非清真認證)食物，但是不守猶太飲食戒律者，並不是不能吃猶太潔食認證食物。
或者，用在另一個情況的例子:
一位殘障人士不能使用正常人用的廁所，但是一位非殘障人士能夠使用殘障專用廁所
對啦，有時候，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對用掛著殘障專用標誌的廁所感到不安，那是因為一些誤解 — — 誤把停車的規定用在廁所使用的規定上，而以為那間廁所只能由殘障人士專用。
對花生過敏的人不能吃沾過花生的製品，但不對花生過敏的人可以吃不含花生的製品。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飛機上很難找到花生，和為何在學校內沒有花生 (這樣，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對花生過敏的人數，因為和花生接觸的減少是導致過敏的成因之一)
讓我們把這規則運用到會讓事情變有趣的地方:
一位正直的人從不犯罪，但一個罪犯毫無疑問的會從事合法行為
讓我們稱這些少數份子為一不可妥協組，其他多數人為可妥協組。而這規則是選擇上的不對稱。
我曾惡整我朋友。數年前，當大型煙草公司試圖隱瞞和壓下二手菸傷害的證據時，在紐約的餐廳有分成吸菸區和非吸菸區 (甚至在飛機上，很誇張的，也有吸菸區)。我和一位從歐洲造訪的朋友約吃午餐: 那家餐廳只在吸菸區有座位。我說服我朋友因為我們坐吸菸區必須吸菸，所以要去買包香菸。他真買了。
還有兩件事，第一，地形的地理位置，即是，空間結構，十分重要。 毫不妥協者是自成一區還是與其他人混合這兩者差別十分重大。假如遵從少數法則的人住在猶太區內，有著自成一體的小經濟，則少數法則不適用。 但是當人口在空間上均勻分布，譬如說少數族群在一社區佔的比例與其在一村的比例一致，其在村的比例與在縣的比例一致，其在縣的比例與其在州比例一致，其在州的比例與其在全國的比例一致，那(可變通)的大眾則必須屈從於少數法則之下。第二，成本結構也很重要。在我們舉的第一個例子中，恰好讓檸檬汁遵從猶太飲食戒律不會造成價格很大的改變，改變不會大到需要另外備貨。但是假如製造合猶太戒律檸檬汁的成本高很多，那該法則會依成本間的差距而非線性比例程度弱化。假如造出符合猶太戒律食物要花十倍成本，那除了在些非常有錢的社區，少數法則並不適用。
穆斯林大致上遵循猶太飲食戒律，但循的戒律更為狹義，並只適用於肉類。因為穆斯林與猶太教徒有近乎一致的屠宰規定 (對多數遜尼派穆斯林來說，所有猶太潔食食物是清真認證食物，或過去幾世紀來都是如此，但相反來說並非這樣)。注意這些屠宰規則是由切膚之痛(skin-in-the-game)規則驅動的。這些規則傳承自古地中海[在第X章討論過 ]希臘與閃族慣例: 只有一個人願意犧牲奉獻，方可祭神，祭牲奉神，並只能吃剩下的部分。 神不喜歡嘴上說說而已。
現在想想少數人專制的體現。在英國，(虔誠)穆斯林人口只佔百分之三到四，但我們買到的肉很高比例是經清真認證的。幾乎70%從紐西蘭進口的羊肉都經清真認證。近乎百分之十的潛艇堡(Subway)連鎖餐廳帶有清真認證標章(意指不含豬肉)，即便是不含豬肉餐廳會因為做不成生意而有著高成本。同樣現象也在南非發生，在那裏，有著同比例的穆斯林，卻有著不成比例高的雞肉是清真認證的。但在英國和其他基督教國家，清真認證本身並非中立到能夠高度普及，因為人們會對被迫屈從其他人的宗教戒律而有所反抗。舉例來說，七世紀阿拉伯基督教詩人阿可拓勒(Al-Akhtal)明示絕對不吃合清真戒律的肉 — — 在他有名的叛逆詩中，他讚揚他的基督信仰: “我不吃牲肉”(阿可拓勒做出三到四世紀前，基督徒的標準回應 — — 在多神教時期，許多基督徒因被逼吃牲肉而身心受創。吃牲肉被基督徒視為褻瀆的，因此許多基督教烈士寧餓死也不屈。
當穆斯林在歐洲人口成長時，我們可以想見同樣拒絕遵從宗教戒律的事情在西方世界發生。
所以少數法則會產生比只吃清真認證食物的人口比例更高比例的市售清真認證食物。但因為有些人可能絕對不吃穆斯林食物，所以會少一些。但對於些非宗教性飲食戒律，這麼說好了，這個比例預期能接近到近乎100% (或更高數字)。在美國與歐洲，正因為少數法則和因為有些人可能認為一般與未含標章的食物含有殺蟲劑、殺草劑、與轉殖基因改造生物 — ”基改食品”(GMOs)，對他們來說，帶有未知的風險(我們在這邊說的基改食品是指基因轉植食品，會造成外來生物體或外來物種之間基因轉移) — 而讓有機食品熱銷。或可能是為了些實在的理由、謹慎的行為或是柏克式保守主義(譯注: Edmund Burke，輝格黨員，主張漸進式改革，反對法國大革命) — — 一些人不想太快和他祖父母吃的東西不一樣。標上”有機”標章是說該產品不含基因轉植”基改食品”的方法。
透過各種遊說、賄賂議員和毫不掩飾的科學宣傳(並與反對一些人，例如本作者，的抹黑行為並行)來推廣基改食品時，大型農業公司愚蠢的相信他們的目標是贏得多數。不， 你個白癡! 像我說過的，你倉促的”科學”決定在這類情況下過於天真。試想吃基改食物的人會吃非基改食物，但是反之則否。所以，有一小撮，譬如說不超過5%，空間上均勻分配的非基改食物食用者就會讓所有人不吃基改食品。怎麼說呢? 譬如說當你舉辦一場企業餐會、一場婚禮，或為慶祝沙烏地阿拉伯政權垮台、尋租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破產、或是雷·卡特切勒(Ray Kotcher) — — 專門替大企業抹黑科學家和科學界吹哨者的公關公司，凱旋( Ketchum)，的主席被公開羞辱而辦派對，你會特別送出一張問卷去問來賓吃不吃基因轉植基改食品來另外準備餐點嗎? 不，假如價差不明顯，你就會全選非基因改造食品。這價差看起來小到足以忽略，因為在美國(易腐壞)食物的成本，近乎80% — 90%，是由倉儲和配送成本決定，而非農業成本。並且當有機食品(和標有”自然的”)食品熱銷，據少數法則，配送成本會下降，並且少數法則最後會加速自身效果。
大農(大型農業公司)沒意識到這就好像參加了一個不僅要比對手贏更多分，而是要贏近乎全部分數97%才能過關的比賽。再一次，怪事發生: 在研究加抹黑上花了數以億計的大農公司再加上數百位自認為比其他人聰明的科學家卻忘了不對稱選擇這麼基本的事。
另一個例子: 不要認為因為大部分的駕駛喜歡自動排檔，因此自排車普遍即為必然: 這可能只是因為能開手排車的人一定會開自排車，但反之則否。[1].
這裡用的分析方法稱作重整化群 — — 一個能看見東西怎樣規模變大(或變小)的數理物理界方法。讓我們等一下 — — 不用數學 — — 來檢驗這方法。
重整化群(Renormalization Group)
圖二內展示了4個具有所謂”碎形自我相似性”(fractal self-similarity)的方塊。每一個方塊內包含了四個小方塊。那四個小方塊內又包含四個小方塊，並一路向下或向上延伸直達到某一程度。有兩種顏色: 黃色是多數人的選擇，粉紅色是少數人的選擇。假設較小的單位內含有四人，一家四口。其中一人是不可變通的少數並且只吃非基改食物(這也包括有機食物)。則該方格的顏色變粉紅色，其他仍是黃色。當我們規模變大，”重整化一次”: 那固執的女兒將她的規定施行在四人上，現在該單位全是粉紅色，意即只吃非基改食物。現在，第三步，你讓這一家人參加一個有另外其他三個家庭會參加的燒烤餐會。因為其他人知道這家人只吃非基改食物，這些賓客也只會煮非基改食物。當地的雜貨店，在了解這街區只吃非基改食物後，為了省事，變也只進非基改食物; 這也影響到當地大盤商; 這樣的故事依此類推並”重整化”。
機緣巧合下，在參加波士頓燒烤餐會前一日，我在紐約漫步並走到一位朋友的辦公室 — — 我想要干擾他工作 — — 意即，從事了一個當過量時會導致除心思鈍化外，外加姿勢不良和臉部特徵失焦的活動。法國物理學家舍謝·加藍(Serge Galam)恰好造訪並選擇到我朋友的辦公室殺時間。 加藍是第一位將重整化技術應用於社會事務和政治科學上的人，我對他名字很熟是因為他是在這領域內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但這本書躺在我地下室未開箱的箱子內已達數月。他向我介紹他的研究，並向我展示一個選舉的電腦模型，模型顯示一些少數群體在大到一定程度後他們的選擇會主宰選舉結果。
所以在政治討論中也有著相同幻覺，由政治＂科學家＂散播：你認為因爲一些極端左翼或右翼政黨有，比如說，百分之十的選舉人口支持，因此他們的侯選人會得到百分之十的選票。不：這些基本盤選民應被分類為＂不具彈性類＂並且只會投給同陣營。但是一些具彈性的選民也能投給極端陣營，就如同沒在守猶太飲食戒律的人能夠吃猶太潔食一般，並且這些人才是吾人要小心的，因為他們有可能讓極端政黨的選票數大增。加藍的模型在政治科學內產生了一大群違反直覺的結果 — — 最後來說，他的預測比起天真的共識最終更加接近真實結果。
否決權
從重整化群中看到的”否決權”效果就如同一個人在團體中能夠左右結果。羅利．沙瑟蘭 (Rory Sutherland )認為”否決權”解釋了為何一些速食連鎖店，例如說麥當勞興起，並非因為他們提供很好的產品，而是因為它不被一些社經團體否決 — — 不被團體中少數比例的人否決。用技術性的術語來說，這是與預期偏離最差狀況下的最好結果 (best worse-case divergence from expectations): 較低變異和較低平均
當選擇不多時，麥當勞看起像張安全牌。在殘破地，沒幾家正常餐廳的地方，於這些地方，與期望間的食品變異數 ( food variance from expectation)會變得異常重大，麥當勞成了個安全的選擇 — — 在寫下這段話的當下我身在米蘭中央火車站並且對一位遠道而來的遊客極其無禮的是，麥當勞是那寥寥可數的數家餐廳之一。(譯註: 義大利米蘭，世界美食之都之一)。讓人吃驚地，吾人可以看到義大利人為了不吃有風險的食物而在那用餐。
批薩也是相同道理: 這是普遍會接受的食物，並且除了辦高級派對外，沒人會抱怨點這個。
羅利也對我寫信提到啤酒-葡萄酒的不對稱性和準備派對時的選擇: ”一但在一個派對有百分之十或以上的女性參加，你就不能只提供啤酒。但大多數男性也喝葡萄酒。所以假如你只提供葡萄酒，那只需要一組杯子 — 用血型術語來說，全能供血者。
卡札人在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中抉擇時曾用過這最佳下限策略。傳說中，三組高級代表團 (教長、拉比和主教)前來推銷。他們問基督徒: “假使你被迫在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中擇一，你會選哪個? 他們說: 猶太教。然後他們問穆斯林: 基督教或猶太教二擇一，你會選哪個? 穆斯林說: 猶太教。該部族最後選猶太教並改信它。
通用語(Lingua Franca)
假如一家十足國際或是歐式的企業在德國一間條頓風格的會議室內舉辦會議，並且在會議中有一與會者不懂德語，則該會議會以…英語進行，那種在世界各地公司內用的不優雅英語。這樣他們能夠同等地冒犯他們的條頓先祖和英文[2]。這都源始於一條不對稱法則即:非英語母語人士會講(爛)英語，但是相反情況(英語母語人士會講其他語言)則較不可能。法語應當是外交用的語言因為具貴族背景的公務員會講它-然而他們那些平民、在做生意的同胞則仰賴英語。兩種語言相互競爭下，當商業成長並主宰現代生活時，英語勝出 ; 英語勝出與法國的尊榮或是法國公務員在推廣大體上拉丁化和拼寫上合邏輯的美麗語言，以勝過跨海峽對岸吃肉派人用的拼寫上易混淆地語言的努力無關。
吾人因此能從少數法則導致通用語出現一事上得到些靈感–語言學家未看清這點。阿拉米語 (Aramaic) 是承襲自在黎凡特(Levant) 迦南地人(Canaanite) (即腓尼基-希伯來人)的閃族語言並與阿拉伯語相似; 它是耶穌基督講的語言。它在黎凡特和埃及具主導地位，並不因為任何特別的閃族帝權或因為他們有有趣的鼻子。是波斯人–他們講印歐語–散布阿拉米語，這在亞述、敘利亞、與巴比倫用的語言。波斯人教了埃及人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語言。很簡單的，當波斯人攻入巴比倫時，他們遇到了一個由只通阿拉米語，但不通波斯語的書吏所管理的官僚體系，所以阿拉米語成了官方語言。假如你的秘書只聽得懂阿拉米語的指令，那你就只能用阿拉米語了。這造成了阿拉米語在蒙古也在用的奇特情形，即當地紀錄是用敘利亞字母記下的 (敘利亞語是東部阿拉米語方言)。並且數世紀後，這件事會以相反方向舊事重演，即阿拉伯人在七到八世紀他們統治初期時用希臘語。因為在希臘化時期，希臘語取代阿拉米語成為了黎凡特地區的通用語，大馬士革書吏就是用希臘文記下紀錄。但並不是希臘人在地中海區散布希臘語–亞歷山大(他自己不是希臘人而是馬其頓人且希臘語是他的第二語言，不要和希臘人談這件事因為這會激怒他們)(譯注: 亞歷山大大帝，創立領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並沒有立即造成文化上深層的希臘化。而是羅馬人，因為他們在統治東部帝國時用希臘文，加速了希臘語的散布。
我一位從蒙特婁(Montreal)來的法裔加拿大朋友，讓-路易斯-若(Jean-Louis Rheault)，有以下評論，哀嘆除了狹小偏遠地區外的法裔加拿大人外，法語流失的情形。他說:「在加拿大，當我們說，懂雙語，用英語講的，當我們說”會講法語”時，就自動變成懂雙語了。」
原句: “In Canada, when we say bilingual, it is English speaking and when we say “French speaking” it becomes bilingual.”
(本段難譯，或有錯譯的情形)
再一次，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 Again)
另一個去中心化的特色，是那些反對英國離開歐盟的"知識份子"(脫歐)不了解的。假如在一個政治單位中，讓少數法則生效的門檻需要達，譬如說，百分之三，並且平均來說，頑固的少數份子代表人口的百分之三，在平均值附近游移，那麼該法則會影響某些州，有些不會。但假如把各州都合成一州，那麼少數法則將會全境暢行。這也是為何美國這麼成功的原因，我不斷地對任何一個願意聽我說的人說，那是因為我們是個聯邦，不是個共和國。用反脆弱的說法，去中心化對於波動呈凸性。
Genes vs Languages (基因 vs 語言)
與我的共同作者基因學家皮爾·札魯阿 (Pierre Zalloua)審視了在東地中海的基因資料後，我們發現兩種入侵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幾乎沒有留下基因，在土耳其的案例中，從東方和中亞來的部落帶來了一個全新語言。土耳其，令人吃驚地，仍存有在歷史書上讀過的小亞細亞人口，但換成了新名字。進一步地，札魯阿與同事發現在黎巴嫩這國家的現居居民身上，超過十分之九的基因來自3,700年前的迦南地人(Canaanites)，就算任何可預見的軍隊曾為了觀光或掠奪而短暫造訪，也只有一小部份基因是新增的。就好比土耳其人是講東方語言的地中海人，法國人(亞維儂以北) (North of Avignon) 大多數為北歐人後裔，卻講一個地中海語言。
所以
基因遵從眾數法則，語言則從少數法則
語言四處流傳; 基因則否
這顯現了近來用語言建構種族理論的錯誤，基於語言考量，將人區分成”雅利安人”和”閃族人”。雖然說這個題目過去對德國納粹至關重大，這個慣例卻以其他形式延續至今，通常較為溫和。
十分諷刺的是北歐優越主義者("雅利安")，雖然反閃族，卻用古希臘人來讓自己攀上名門並與一個光榮文明沾上連結，卻不明白希臘人和他們的地中海閃族鄰居實際在基因上相互接近。近來顯示古希臘人和銅器時代黎凡特人共享同一個安納托利亞起源。只是剛好語言分歧罷了
[1] 因為諾曼人比他們的基因在歷史書中留下更多的文獻和圖畫，在英國目前有個爭議，。
各宗教的單行道
同理可證，伊斯蘭教在原先篤信基督教的近東(Near East) (基督教於此誕生)的傳佈可歸因於兩項不對稱。原先伊斯蘭教統治者對讓基督徒改信一事本來就不在意，因為這樣提供他們稅收收入 (譯注: 伊斯蘭國家會對非穆斯林徵收保護稅，稱為吉茲亞)–伊斯蘭勸人信教的對象並不包括那些稱為有經人(people of the book)的人, 即信奉亞伯拉罕諸教的信徒。事實上，我那在穆斯林統治下生活過13世紀的祖先發現了不當穆斯林的好處: 大多在免服兵役上。
這兩項不對稱規則如下。第一，在伊斯蘭規則下，假使一位非穆斯林男子娶了一位穆斯林女子，他必須要改信伊斯蘭教–並且若父母之一 任何一方是穆斯林，則小孩是穆斯林[3]。第二，成了穆斯林後是不可逆的，因為在該宗教中，叛教是最重的罪，足以處死。知名埃及演員奧馬·沙里夫 (Omar Sharif)，原名米歇勒·德米崔·薛胡布(Mikhael Demetri Shalhoub)，原是黎巴嫩基督教徒出身。他為了娶一位知名埃及女演員而改信伊斯蘭教並把名字改成了個阿拉伯名字。他後來離婚後，並沒有重新改信回他先人的信仰。
在這兩個不對稱規則的條件下，一個人可以做簡單的模擬並了解一小群佔領基督教(科普特)(Copts)埃及的伊斯蘭教徒如何能夠，在經過數世紀後，讓科普特人變成少數族群(譯註: 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徒)。這所需要的只是低比例的跨信仰婚姻。同樣的，一個人可以發現為何猶太教不會對外擴散並且往往一直是少數族群，因為他們的宗教有相反的法則: 母親必須是猶太人，這讓具跨信仰婚姻的人離開社群。 比猶太教更強的不對稱法則解釋了在近東三支諾斯底信仰的縮減: 德魯茲教、雅茲迪教和曼達安教 (諾斯底宗教是那些有著奧秘且秘密知識一般而言僅由一小撮長老掌握，其他成員則對信仰的細節一無所知的宗教)。不像伊斯蘭教僅需父母一方是穆斯林就會是穆斯林，猶太教要求至少母親是猶太信徒，這三支宗教要求父母雙方都是信徒，否則這個人就要對這個社群說拜拜囉。
埃及地勢平坦。在那人口分布呈均勻混合，這讓重整化可行 (即允許不對稱法則運作) –我們稍早在本章看到要讓猶太潔食戒律有效，這需要猶太人某種程度的分散在這國家內。但在像黎巴嫩、加利利、和北敘利亞等多山地形，基督教徒和其他非遜尼派穆斯林仍然集中。基督徒不會遇到穆斯林，也不會互相通婚。
埃及科普特人遭受到另一個問題: 改信伊斯蘭教的不可逆。許多在伊斯蘭統治下的科普特人改信伊斯蘭教在當時僅只是一個行政程序上的方便，像是這能幫一個人順利到職或是能幫忙處理一個需要伊斯蘭法學的問題。一個人並不需要真正信仰它，因為伊斯蘭與希臘正教並無明顯衝突。逐漸地，在數代後，因為那些人的後代忘掉了祖先的安排，那些原為馬拉諾式改宗的基督教或猶太家庭變成真的改宗了。(譯注: 馬拉諾 (Marrano)意指住在伊比利半島上被迫名義上改信基督教的猶太教徒，但暗中仍信奉猶太教)
所以伊斯蘭所做的事就是比基督教更固執，而基督教過去自身的勝利也歸因於它的固執。因為，在伊斯蘭教之前，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傳佈大多可歸因於基督徒盲目的難容異己，他們無條件的、侵略性的、和倔強的勸人信教。起初羅馬多神教徒容忍基督徒，因為那時的慣例是與境內其他同胞共祀諸神。但他們不解為何那些拿撒勒人(Nazarenes)不想互換神祇並把那位基督兄弟送到羅馬萬神殿(Pantheon)內來交換其他神祇。什麼! 我們的神他們看不上眼? 但是基督徒就是難以容忍羅馬的多神教。對基督徒的”迫害”大多與基督徒難以容忍萬神殿和當地神祇有關，而非相反。我們當今讀到的歷史是由基督徒寫成，而非希臘-羅馬人寫成的 [4]。
我們對在基督教興起時羅馬那方的事情所知甚少，因為聖徒傳主導了這方面論述: 譬如說，我們有殉教聖女聖佳琳的故事，她直到被斬首前都一直說服獄卒皈依，除了….她也許不曾存在過。基督教殉教者與聖人有數不清的記錄，但是另一方，多神教英雄的記錄卻寥寥可數。對在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叛教期間內基督教的復萌和他一群敘利亞-希臘多神信徒好友，例如利巴紐斯·安提阿哥斯(Libanius Antiochus)，著作的了解是我們僅有那一點。朱利安試圖重回到古多神信仰但卻徒勞無功: 這就好像企圖把氣球壓在水下。並不因為多數是多神教徒，如同大多數歷史學家想錯的那樣: 而是因為基督教那方太頑強了( And it was not because the majority was pagan as historians mistakenly think: it was because the Christian side was too unyielding.)。基督教有額我略‧納齊安(Gregorius of Nazianzen)和凱撒肋雅的巴西略(Basil of Caesaria)等偉人，但他們無法與偉大的演說家利巴紐斯相較，連邊都沾不上。 (我的經驗法則是，愈信多神，則那位的心智就愈偉大，就愈能處理細緻的差異和抽象性。如基督新教，薩拉菲伊斯蘭或是無神論基本教派等純粹的一神信仰吸引字面主義者和無法處理抽象性的庸人)
(譯註: 薩拉菲主義(Salafism) 為遜尼派伊斯蘭內極端保守改革的一支，源自沙烏地阿拉伯、主張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追隨者並實施伊斯蘭教法(Sharia)，並拒絕宗教上的創新。)
事實上我們能從地中海”宗教”的歷史，或是說，各項儀式與行為和信仰體系，中觀察到一股漸漸被難容異己者主宰的趨勢，這趨勢實際上將這體系趨向於我們稱之為一個宗教的特質。猶太教因為母親規則與限縮在一個部族的基礎上而近乎滅絕，但基督教卻勝出了，且基於完全相同的理由，伊斯蘭也是。伊斯蘭? 曾經有各種伊斯蘭，且其最終版本與先前版本差異甚大。伊斯蘭自身最後被在(遜尼派內)的純淨主義者佔據，只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難容人: 瓦哈比派徒 (the Wahhabis)，沙烏地阿拉伯的創建者，是那些摧毀神殿和施行極大程度不容忍法則的那幫人，他們的行為後來也被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S ,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the Levant)仿效。遜尼宗伊斯蘭每次成長看起來就像是為了適應其中最難容異己的一派。
將美德行於他人之上
這單邊性的想法能幫我們破除數個迷思。為何書被禁? 一定不是因為它們冒犯一般人- 大多數人是被動的，且實際上並不在乎，或不夠在乎到要求禁書。從過去的案例中來看，只需數位(主動的)活躍份子就能讓某些書被禁，或將某些人列入黑名單。偉大的哲學與邏輯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因為一位生氣–且頑固–的母親的一封信而丟了紐約城市大學的工作，那位媽媽不希望她女兒與這位過著放蕩生活和有著不羈想法的人共處一室 [5]。
同樣的道理，也可運用在各項禁令上–至少在美國那個後來讓黑手黨有趣故事發生的禁酒令上。
讓我們猜想在社會中道德價值的形成並不源自於漸漸形成的共識。不，是最不願忍受的人將美德施行於他人之上，正因為他們不願再忍。這道理也可適用在公民權上。
一項關於宗教機制和道德傳佈如何像飲食戒律一般遵守重整化動態–和，關於為何我們能示範道德較可能是由少數份子施行而生的洞見。我們稍早在本章看到遵守規則和打破規則的不對稱性: 一位守法(或是守規則)的人永遠會遵守規則但是重罪犯或是在原則上較為寬鬆的人並不總是打破規則。就像我們稍早討論到的猶太潔食戒律的強烈不對稱效果。讓我們將兩者合一。
結果是，在古典阿拉伯語，哈拉 (halal，意指合法)這一詞有一反義詞: 哈拉姆 (haram，意指違法)。違反法律和道德規則-任何規則 — 都叫哈拉姆。管控食物攝取和全部其他人類行為，像是睡鄰人老婆，含利息的借款(沒有參與借款人的負面風險)或以殺房東取樂，的是完全一致的禁令。哈拉姆就是哈拉姆並是不對稱的
我們可從中見到一旦一項道德法則建立，一小群地域分散地毫不可變通追隨者即可決定社會規範。令人難過的消息是，我們會在下一章見到，一個把人類看做一個群體的人也許會錯信人類突然間變得更有道德、更好、更和善、口氣更清新，但只有一小群人是這樣。
少數法則的穩定性，機率觀點
一項少數法則有利於決定社會價值的機率觀點如下。綜觀各地社會和歷史，
你會發現同套普遍法則盛行，除了有部份，但不重要的差異:不可偷竊（致少不要在同部落內），不可獵殺孤兒取樂；不可為訓練而無故毆打路人，而要用沙包（除非你是斯巴達人，但就算你是，你也只能為訓練目的殺有限度的黑勞士）（譯注：黑勞士是斯巴達社會的奴隸，斯巴達人允許剛成年男子殺害黑勞士）,和類似的禁令。並且我們可看到這些規則隨著時光流逝變得更為普及，擴及到更大領域，逐漸包括奴隸、其他部族、其他物種(動物、經濟學家)等等。這些法則有一個特性: 它們非黑即白、二元、各自獨立、且不含灰色地帶。你不能只偷”一點點”或是”適度地”殺人。你不能既遵守猶太潔食戒律又在週日燒烤時只吃”一點點”豬肉。
現在，這些價值因少數人而生的可能遠大於因多數人而生。為何?
以下有兩個命題:
在少數法則下結果會弔詭地比較穩定 — 結果的變異數較低且這項法則更可能從各項母體中獨立浮現
從少數法則中誕生的產物較有可能是非黑即白的。
舉例來說。一位惡人想藉由在汽水罐裡放些東西來毒害大眾。他有兩個選擇。第一是氰化物，它符合少數法則: 一滴毒(比一定門檻還高的量)就讓整罐液體有毒。第二種是”多數”式的毒; 它需要佔半數以上的液體有毒才會讓整罐有毒以殺人。現在看這個逆問題，在一場晚宴派對後，一群人死了，且你要調查原因。當地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會斷定在結果是所有有喝汽水的人都死了的條件下，惡人會採用第一種選擇而非第二種。很簡單，多數法則會讓結果在平均值周圍波動，因而有著高存活率。
這些社會法則非黑即白的特性能用以下方式解釋。假設在一組設定條件下，當你把白色和深藍色用不同組合混合，你不會有各種淡藍色的變化，而只會有深藍色。這一項條件會比另外一條允許有深淺不一藍色的規則更容易產生深藍色。
波普弔詭
我曾在一個吃多道菜的晚餐派對，那種你必須要在素食燉飯和非素食選項中做選擇的場合，當時我發現鄰座的人叫了一盤讓人想起飛機餐的外燴 (包含了銀餐具)。這些餐點用錫箔紙封著。很明顯他守的是極端正統的潔食戒律。但他坐在吃帕瑪火腿(prosciutto)，外加把肉和乳混在同一盤子的人的旁邊卻不會讓他惱怒。 (譯註: 猶太法典哈拉卡( Halakha)，內禁止肉乳同食、同置、與同烹)。他只想不受打擾地遵照他自己的偏好。
對於猶太人和穆斯林少數派如什葉派、蘇菲派和相關宗教如德鲁兹派和阿拉維派信徒，他們要的是其他人不去打擾他們，這樣他們才能滿足自己的飲食偏好–大多時候如此，除了零星的歷史例外。但假如我鄰座的人是遜尼派薩拉菲，他會要求整個房間的人吃清真食品。也許是整棟樓、整個鎮 。最好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事實上，由於完全缺乏政教分離、和神聖與世俗分離(第X章)，對他而言哈拉姆 (哈拉的反義)即意味著真正的非法。整個房間都在從事非法行為。
當我寫下這段話時，人們在爭論啟蒙後西方的自由是否因為採用了為打擊薩拉菲基本教派份子而需採取的干涉性政策而減損。
很明顯的，民主能–就定義而言指多數 — 容忍其敵人嗎? 該問題如下: 你是否同意不給每一個在黨章中要求禁止言論自由的政黨言論自由? 讓我們更進一步，”一個選擇包容的社會是否不可容忍不包容?”
這正是庫爾特·哥德爾(邏輯嚴謹性大師) ( Kurt Gödel )(譯註: 庫爾特·哥德爾提出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對數學、哲學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產生重大影響) 在參加公民歸化考試時察覺到憲法內的不一致性。據說哥德爾和法官吵了起來，並且是愛因斯坦，他歸化考試過程中的見證人，救了他。
我曾寫道有邏輯缺陷的人曾問過我，某人是否應該”懷疑懷疑論”; 我用了類似波普(Popper )(譯註: Karl Popper，20世纪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以可證偽性、開放社會等思想著稱)被問及”某人是否可以否證否證論?”的答案回答。
(譯著: 據中譯版黑天鵝效應第一版p.284, 波普的答案是把學生踢出教室並要他問更聰明的問題)
我們能用少數法則回答以上問題。是的，一小群難容異己的少數份子能掌控和摧毀民主。事實上，就我們所見，這最終會摧毀我們的世界。
所以，我們必須對一些難容異己的少數份子絕不寬貸。在對待難容異己的薩拉菲主義 (它不容許其他人有他們自己信仰的權利)時，是不允許使用”美國價值”或是”西方原則”的。西方現在正在慢性自殺的過程上。
市場與科學的無禮
現在想想市場。我們可以說市場不是市場參與者的總和，而是反應最積極買家或賣家活動造成的價格變動。是的，最積極活動者勝。事實上，這似乎是只有交易員能懂的事：為何單一賣家就能讓市場重挫百分之十。你只需要一位固執的賣家。市場會對刺激以不等比例的方式回應。股票市場總額現值超過三十兆但在2008年一筆賣單，只有500億，佔總額百分之零點二以下，讓市值跌了近乎百分之十，造成大概三兆元損失。這筆賣單由巴黎興業銀行執行，他們在發現一個由惡棍交易員偷偷建的多頭倉位後想要平倉。為何市場會如此不等比例地回應呢? 因為這筆單是單邊的–固執的 — 一心一意要賣且決不動搖。我個人的箴言是:
市場像是只開小門的大電影院
並且判別一個人是否是笨蛋 (譬如說一般的財經記者)的最佳辦法是去看他的注意力是放在門的大小還是電影院的大小。 譬如當某人大叫”有火!”時，踩踏意外就會在電影院發生，因為那些想逃出去的人並不想留下來，這和我們稍早看到遵守猶太潔食戒律的無條件性完全一致。
科學的運作也類似。我們稍後會再討論少數法則如何在卡爾·波普對於科學的手段背後運作。但讓我們現在先討論更為有趣的費曼。”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一書是由偉大的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當時最蔑視權威且最幽默的科學家，寫成的軼事集的書名。 正如同該書名所表達的，費曼在書中傳達出科學根本性的無禮，它透過一個類似猶太潔食不對稱的機制運作。怎麼說? 科學並非所有科學家想法的加總，而正像市場一般，它是一個高度偏態的過程。一旦你揭穿了某個東西，它現在就是錯的。(這是科學的運作方式但讓我們忽略像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等比較像是裝腔作勢的娛樂的學科)。假如科學以多數共識運行，那我們會仍困在中古世紀，且愛因斯坦也會毫無成就，仍是一位有著無用嗜好的專利局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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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曾說過: 由一頭獅子領軍的羊群會好過由一頭羊領軍的獅群。亞歷山大(或無疑是做出這可能是稗官野史說法的人)了解主動、勇敢、和不妥協的少數份子的價值。漢尼拔帶著一小群傭兵侵擾羅馬達十五年，贏了二十一場對羅馬的戰役，每一場他都以少勝多。(譯註: Hannibal Barca，迦太基著名將領)他被這項公理的一種版本啟發。在坎尼會戰(battle of Cannae)時，他對向他抱怨迦太基軍人數少於羅馬軍的吉斯科(Gisco)評論: “有一件比人數更好的一件事，…，在這廣大的人數中沒有一人名為吉斯科。[6]”[i]”(譯註: Hasdrubal Gisco, 迦太基將領)
譯註：坎尼會戰，漢尼拔率迦太基軍約四萬四千人進攻，羅馬軍約八萬六千四百人，結果迦太基軍大破羅馬軍。
雖僅一夫但猛如雄獅 (Unus sed leo)
並不僅止於軍事上，固執的勇氣會帶來豐厚報酬。整個社會的成長，不論是經濟或道德，都源自於一小撮人。所以讓我們用一個犧牲奉獻在社會中扮演角色的評價來結束本章
社會並不因共識、投票、多數、委員會、冗言會議，學術研討會和民調推進;
只需一些人就能不成比例地造成可觀改變。他所需的是在某處的不對稱法則。並且不對稱法則無所不在。
註:
[1] 感謝 Amir-Reza Amini.
[2] 感謝 Arnie Schwarzvogel.
[3] 注意各地區和各教派間有細微的差異。原本的規則是假如穆斯林女子嫁了非穆斯林男子，該男子須改信。在實行上，在許多國家中，兩人都必須如此。
[4] 在羅馬世界盛行的各種禮拜方式，被大眾認為同等的真; 被哲學家認為同等的假和被官員認為，同等的有用。因此包容造成不僅互相縱容，甚至還有宗教和諧。 吉朋
[5]永遠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思想的公民可以改變世界。事實上，改變世界的，永遠是這一小群人。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
[6] 迦太基人名字看起來沒很多變化: 太多Hamilcars 和 Hadsrupals讓歷史學家混淆。相似地，看起來也有很多Giscos，包括Gustave Flaubert著的 Salammbô一書中的角色。
阿可拓勒(Al-Akhtal) 譯名取自阿拉伯文學史(2015)，鄭慧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