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承擔風險的邏輯 (The Logic of Risk Taking)(全文)
原文譯自Nassim Nicholas Taleb文章: The Logic of Risk Taking
譯注： 本章於實體書中的內容與貼文略有不同，故仍建議購買實體書。
闡明我所有著作的核心一章。重點先講。切膚之痛(Skin in the game)。
是時候來解釋遍歷性、毀滅和(再一次)理性。還記得前一章說過，要做科學(和其他有趣的事)前需要先活著，而不是順序顛倒嘛?
試想下面的思考實驗。
情境一，一百個人上賭場，一邊品著琴通寧(gin and tonic)，一邊賭一定金額–就和圖x的卡通一樣。有些人贏，有些人輸，我們可以在結束時推算“優勢”(edge)為多少，也就是，透過算回來的人身上還剩多少錢來計算報酬。因此能得知賭場是否有正確地為機率定價。現在假設賭徒28號爆了。賭徒29號會受影響嗎? 不。
從樣本中，你能很安全的算出約1%的賭徒會爆掉。並且你一玩再玩，你能預期在這段期間之後爆掉比例大約一致，1%的賭徒。
與思考實驗中第二種情境相比。你的姪子，西奧多羅斯·伊本·瓦爾卡(Theodorus Ibn Warqa), 拿著一定金額，連上賭場一百天。在第28天時，西奧多羅斯·伊本·瓦爾卡爆了。還有第29天嗎? 不。 他碰著了叫叔點(uncle point)。遊戲玩完了。
（譯註：uncle point, 交易術語，指交易人願意承受的最大損失，該點一到，交易人就退場放棄交易，意思類同”停損點”，該說法源自於美國俚語 “叫老子叔叔” (Say “Uncle”!)，當在摔角時，對手叫了對方叔叔，代表對方認輸)
不論你姪子西奧多羅斯·伊本·瓦爾卡多會賭或多精明，你能篤定他最終爆掉的機率為100%。
一群人的成功機率不能用在你姪子西奧多羅斯·伊本·瓦爾卡多身上。讓我們稱第一組爲整體機率(ensemble probability) 第二組爲時間機率 (因為第一組關注的是一群人，另一組則是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從現在起，當讀到財金教授、財經大師寫的東西或是當地銀行基於市場長期報酬而提出的投資建議時，當心啦。就算他們的預測不假(是假的)，除非有人有無限深的口袋和沒有叫叔點，否則沒人能取得市場報酬。他們把整體機率和時間機率混為一談。假如一位投資者因爲損失、退休、再娶他鄰居的老婆或因爲對人生產生新看法而最終必需減少曝險，他的報酬會和市場報酬脫鉤，句點。
我們稍早看到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的評論，幾乎是，任何一位在風險承擔這行活下來的人都有” 要成功，首先必須先活著”一說。我的版本是: “假如一條河平均四英呎深，決不渡河。”我的一生幾乎都繞著”順序很重要”這一點安排並且在有毀滅存在時成本效益分析不能用;我從來沒有發現決策理論錯的這麼離譜。直到一篇由物理學家偶雷·彼得斯(Ole Peters)與偉大的默里·蓋爾曼(Murray Gell-Mann)合作寫成的文章憑空冒出。他們用和我上述相似的思考實驗呈現一種版本的整體機率與時間機率差異，並且顯示在社會科學中任何和機率相關的事都有問題。問題不小。大錯特錯。自從數學家雅各·伯努利 (Jacob Bernoulli)建構起這250年間，現已成為標準的理論，幾乎每一個和決策理論相關的人都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每個人? 倒也不是: 是每位經濟學家，而非每個人: 應用數學家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艾德·索普(Ed Thorp)和寫出凱利公式(Kelly Criterion)的 物理學家J.-L. Kelly 搞懂了。他們毫不費力的就懂了。保險數學之父，瑞典應用數學家哈拉爾德·克拉梅爾(Harald Cramér)也懂 (譯註: 此人在保險數學中提出一重要條件: Cramér Condition)。並且，在二十幾年前，實做者像是馬克·斯皮茨納格(Mark Spitznagel)和我靠著這點發展出我們的事業。(我個人是在寫作，和當在交易與做決定時懂，並且當違反遍歷性(ergodicity)時，我會察覺，但我從沒清楚地搞懂完整的數學結構–遍歷性事實上在隨機騙局( Fooled by Randomness)一書中討論過) Spitznagel和我甚至開辦一整門生意來幫助投資者消除叫叔點這樣他們才能取得市場報酬。在我退休四處閒逛時，Mark仍毫不懈怠地經營著他的 Universa (並在他人經營失敗同時，生意十分成功) (譯注: 本文作者和Mark Spitznagel共同創立避險基金Universa Investments) Mark 和我對一直鼓吹擔心尾部事件是”不理性”，沒搞懂遍歷性的經濟學家感到無奈。
對於這點視而不見一事存在著切膚之痛問題。我剛提出的想法十分、十分單純。但為何250年間沒人搞懂這點? 切膚之痛，切膚之痛。
看起來一個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在沒有切膚之痛的情況下搞懂機率。有些事情只有在一個人為之甘冒風險的前提下，才會懂: 我上面剛講的東西，事後來看，顯而易見。但要讓一位學歷過高的非實作者搞懂卻很困難。除非一個人是天才，也就是有能夠看穿泥淖的清晰頭腦或對機率理論的理解透徹到能看破那些鬼話。掛保證地，Murray Gell-Mann是位天才(同樣地，Peters也是)。Gell-Mann是位知名物理學家，得過諾貝爾獎，並曾發現他稱為夸克(quark)的次原子粒子。Peters說他和他講這個想法時，”他馬上就懂了”。Claude Shannon, Ed Thorp, Kelly 和 Cramér ，無疑的，是天才 –我能為在我和Thorp談話間蹦出的清晰思路和思考深度掛保證。這些人能在沒有切膚之痛時弄懂它。但是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決策理論家裡沒有天才(除非把有閒時研究心理學的通才Herb Simon算上 ），很可能未來也不會有。把一群沒有根本見解的人攪和在一起不會得出見解: 在這些領域中找條理就好像在一位亂的可以的電工的閣樓中找美的事物。
遍歷性 (Ergodicity)
我們剛看到，當觀測出的過去機率不能用在未來運算過程時，這狀況被視為不具遍歷性。在某處有一”終結處”(stop)，一個讓具切膚之痛的人從中逃不開的 ⸺系統會不斷企圖如此⸺吸收壁(absorbing barrier)。讓我們稱上述狀況為”毀滅”( ruin)，因為一個個體無法從中逃脫。其主要問題是若存有毀滅的機率，則成本效益分析不再能用。[i]
(譯註: 遍歷性: 是指時間平均值與空間平均值相類似。數學家 Yakov Sinai舉過一個例子來解釋: 假設你想買雙鞋且你家樓下就是間鞋店。你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你每天到樓下去找鞋子，最終你會找到最棒的一雙鞋。另一個則是你開車到鎮上花一整天四處找鞋，找有賣有最棒一雙鞋的地方。若這兩個辦法得出的結果一致，則該系統具遍歷性。)
(譯註:吸收壁，大意即進入該狀態後就不會再改變，詳細可見統計學中的馬可夫鏈吸態)
.[i]會出現下列問題。遍歷性在統計上不可辨別，無法觀測，沒有時間序列檢驗能得出遍歷性，類似於Dickey-Fuller檢定之於定態(stationarity)，Phillips-Perron檢定之於整合階(integration order)。 更重要的是，假如你的結果是從觀察一組時間序列而來，你怎麼能對整體機率測度有所主張?
譯註：
Dickey-Fuller(DF)單根檢定:在時間序列分析中用以測試一自回歸(Autoregressive)模型是否存有單根(unit root)。一但有單根，代表該序列具隨機趨勢(stochastic trend)因而讓分析產生大問題。
Phillips-Perron檢定: 和DF檢定類似，是用來檢定自回歸模型是否有單根的方法。
這答案和套利類似，它沒有統計檢定但是，關鍵是，它有一事前(ex ante) 訂好的機率測度 (“沒有白吃午餐”的論點)。進一步，試想透過，譬如，動態避險，來做的一自給自足(self-financing)策略這一番論述。在極限，我們假設大數法則會壓縮回報並假設沒有損失和沒有碰到吸收壁。這滿足了我們的遍歷性條件但沒有一個從統計上取得的測度。除此之外，幾乎所有關於跨期投資/消費的文獻都需要毀滅不存在。
我們並不是主張某個證券或某隨機過程具遍歷性，而是在給定其整體機率(透過橫斷面(cross-sectional)方法取得、透過主觀機率假設，或者，單純的由套利論述決定)，一風險承擔策略應符合該性質，所以遍歷性關注的是隨機變數或過程的函數，而非過程本身。這函數不容有毀滅的情形。
換句話說，假設標普500(SP500)有一預期回報阿爾發”Alpha ”，一個遍歷性策略會產生一個去獲取假設alpha的策略，例如凱利公式。假如因為吸收壁或其他因素，它不能獲取假設的alpha，它便不具遍歷性。
譯註: 阿爾發值”(Alpha)”，一項資產的報酬率中，無法用市場指數報酬(Beta值)來解釋的部分，通常由基金管理人的技能或運氣解釋。
想想一個比賭場實驗還要極端的例子。假設一群人玩俄羅斯輪盤，玩一局換一百萬美元–這是隨機騙局一書中的主要故事。賺錢的機會是六分之五。假如某人用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計算，他會聲稱一個人獲利的機會為 83.33%，每槍的”預期”平均報酬為$833,333美元。但假如你不只一次地玩俄羅斯輪盤，你遲早會被入土為安。你的預期平均報酬…無法計算。
再三曝險 (Repetition of Exposures)
讓我們來看為何在有毀滅問題和再三曝險時，”統計檢定”和”科學”陳述高度不管用。假如某人聲稱”具統計證據證明這架飛機很安全”有98%的信心水準(沒有這樣信賴帶的統計毫無意義)。並依此行動。幾乎任何有經驗的飛行員都活不到今天。在我與孟山都(Monsanto)宣傳機器的戰鬥中，基因改造生物(基因轉殖品)的擁護者一直用效益分析(通常是不實和加工過的)，而非用再三曝險下的尾部風險分析來反駁我。
心理學家透過請人來做單次實驗以斷定我們是”偏執狂”或”風險趨避”–然後宣布人類有理性障礙因為人天生就有”高估”小機率的傾向。這就好像這個人再也不會再度承擔個人尾部風險似的! 還記得在社會科學中的學者有 …動態障礙。沒人察覺這樣的行為和我們慣用的日常生活邏輯間有連祖母也看得清的不一致。抽一根菸一點也不傷身，所以效益分析會把一個為了這麼小的風險而放棄這麼大的樂子的人看成不理性。但抽菸的行為卻要人命，一年數包，幾萬根菸–換句話說，再三連續曝險。
不僅如此，在現實生活中，你擔的風險每分每毫加總起來會減少你的預期壽命。 假如你又爬高山又騎機車又混幫派又開你自己的小飛機又喝苦艾酒，你的預期壽命會大幅下降雖然單獨的行為不具有意義的效果。重複這個想法讓對某些小機率事件偏執完全合理。但我們毋須過度擔憂我們自身; 我們需要將我們部分的擔憂轉移到更大的事情上。
註:心理學論文的錯誤是認為實驗對象在實驗之外不會再承擔任何其他尾部風險和不會再次承擔尾部風險。”損失趨避” (loss aversion)這個概念還沒被徹底的審視過–用目前的測量方式是量不到的 (假如真的可測量的話)。譬如說你問一位實驗對象他願意為保1%機率損失 100美元的保險付多少。 你企圖想了解他為了”風險趨避”或更為愚蠢地，”損失趨避”而多付了多少。但你不能夠無視其他他現在和未來可能會承擔的財務風險。你需要了解在現實世界中的其他風險: 他是否在外面有台可能會被刮花的車，他是否有有可能會賠錢的投資組合，他是否有一家可能會被罰款的麵包店，他是否有正在讀大學，可能會比預期花更多錢的小孩，他是否可能會被解僱。這些風險會加總起來並且實驗對象的態度會對全部回應。毀滅不可分割且對於可能造成如此的隨機來源不會改變。我相信沒有風險趨避這回事: 我們觀察到的，單純是遍歷性的殘差
“你”是誰? (Who is “You”? )
讓我們回顧在第x章”部落”這個概念。人們研究現代思想的弊病是產生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單一個體”的幻覺，卻沒有看見他們自身行為的矛盾。事實上我曾在研討會中抽九十八人來問:”發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會是何事?” 九十八人答道 :”我死掉。”
是神經病這樣的情況才會是最糟的。因為呢，我再問那些認為最糟狀況是他們自身死亡的人: “是否你的死加上你孩子、姪子、親戚、貓、狗、鸚鵡和倉鼠(假如你養了上述任何一種)的死比單只有你的死更糟糕?不變地，對。”是否你的死加上你的孩子、姪子、親戚(…)加上所有人類的死比單只你的死更糟糕? 對，那還用問。那你怎麼說你的死是最糟糕的可能結果呢? [1]
[1] 事實上，我常開玩笑說我的死加上某個我不喜歡的人，例如心理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還活著比單單我的死還糟糕。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個體毀滅的重要性遠不及整體毀滅。並且更不用說生態滅絕，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是必須擔心的重大項目。
用遍歷性的框架來說: 對我而言，我因玩俄羅斯輪盤的死並不具便歷性，但對系統而言具遍歷性。預警原則(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我與數位同事構思的， 正是有關最高一層。
幾乎每次我在討論預警原則時，某些受太多教育的名嘴會說 “我們靠冒風險來跨過街”，所以為何要替系統杞人憂天呢? 這種詭辯通常讓我火冒三丈。除了一位路人被撞死得風險是47,000年之一這點外，重點是我的死從來就不是最糟狀況除非 這與其他人相關。
我的生命有保存期限，人類則當永不到期。
或是
我是可更替的，但人類和生態系統則否。
更糟糕的是，同我在反脆弱一書中提出，為確保系統的強固性，組成份子的脆弱性是必要的。假如人永生不死，他們會因一次意外，或因逐漸生成的適應不良而絕種。但人的生命短暫有限卻能讓基因隨著環境變動改變。
勇氣與預警並不相對(Courage And Precaution Aren’t Opposite)
勇氣與審慎兩者怎麼都是古典美德呢? 美德，在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Nichomachean Ethics)一書中包括: 克己 (σωφροσύνη)，審慎，一種他蓋以實用智慧( phronesis)稱之的健全判斷。這些難道不是與勇氣不一致嗎？
在我們的框架下，他們完全不會不一樣。他們事實上，和胖東尼會說的，一樣的速情(the same ting)。怎麼說呢?
我會鼓起勇氣去救一群落水的孩子，而這也會與某種形式的審慎互相對應。我是為了在圖x中更高的一層而犧牲較低一層。
勇氣，根據亞里斯多德繼承自-例如說荷馬和透過梭倫 (Solon), 伯里克里斯(Pericles),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樹立的希臘典範，從來就不是ㄧ件自私行為:
勇氣是當你為了比你更高一層的存續而犧牲你自己的福祉。
同我們所見，這與我們表中保存系統的延續性相符合。
一位愚蠢賭徒並不是在做勇敢的行為，尤其是當他賭的是別人的錢或有家要養。 其他種閹割過的勇氣( sterile courage)並不算勇氣。 [2]
[2] 為展示社會科學的空洞，他們要奮力挑動”鏡像神經元”的感官。
譯注:
荷馬: 傳說中創作伊利亞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的古希臘盲眼吟遊詩人。
梭倫: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和詩人，曾發起立法改革但最終告失敗，被認為為雅典的民主奠下基礎。野史傳說他曾與里底亞(Lydia)國王克利薩斯(Croesus)會面，並留下梭倫的警語。
伯里克里斯:西元五世紀間著名的希臘政治家與將領，在位期間積極推動文化與教育讓雅典成為當時希臘的文教中心。現存於雅典衛城的古建築多於當時建成。
修昔底德: 古希臘史學家和將領，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被認為是”史學方法”之父。
再一次，理性 (Rationality, again)
上一章是從實質決定來談理性，而非所謂的”信仰”，因為那些信仰慣於用最說服人心的方式來防止我們去幹會威脅系統生存的事。假如只要有迷信就好，那這不僅絕對沒有違反理性的公理，技術上來說阻礙它反而不理性。
讓我們再來談沃倫·巴菲特。他不是靠成本利益分析賺了數十億元，而是單純設立很高的門檻，然後只挑通過門檻的機會。他寫道: “成功人士和非常成功的人士的差別在非常成功的人幾乎會對所有東西說不。” 相似的，我們的本性也許慣於對尾部風險”說不”。因為不用冒尾部風險就能賺錢的方法不計其數。不用複雜科技 — 這會導致脆弱和具未知尾部風險機率 — 就能解決問題(譬如說餵飽世界)的方法也不計其數。
沒錯，拒絕些劣質的新科技並不會讓我們有太大損失。就算是錯的，有“高尚的偏執” 並不會讓我損失太大。只要我的偏執對ㄧ次，那就能救我一命。
愛某些風險 (Love Some Risks)
反脆弱一書繞著人們把毀滅風險和變動混成一談–一種違反更深層，更嚴謹事理的簡化–這點展開。該書詳細說明要愛風險，去有系統”凸性”地自由嘗試(tinkering)，冒很多沒有尾部風險但有尾部利益的這類風險的理由。波動的事物不必然具風險，反之亦然。從長椅上跳起來對你和你的骨頭都好，但從二十一層樓上摔下來卻決非如此。輕傷對你有益，但重傷則決非這樣。對某類事件危言聳聽是危言聳聽，但對其他事則不是。風險和毀滅是不一樣的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