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永勤退選:不公制度下的三個人

今早起來,感覺比昨日更不安。周永勤的事響起建制裡頭的警號。不公制度下即使靠山曾經穩健,時勢一轉,身份何其尊貴也只是風暴裡的小風箏。

這篇很長,因為想起三個人分別對我說過的話,令我明白香港重光何其渺茫。

1. 迷失的Banker

每夜流連蘭桂坊,從來是中上產的行為,百五蚊一杯酒苦澀地下肚、十幾shot Tequila請幾個friend,與一班鬼佬鬼妹共聚、幾個穿得性感的港女共嘴,活的泡泡其實小得可憐。

同在蘭桂坊,你會看見一個又一個乞丐 — 身邊走過無數人,手裡的杯子卻總只有一兩蚊。每個垃圾桶旁,總有個老婆婆一手一個紅白藍,一手拚力在挖。他們的生活,與旁邊酒吧裡的西裝友,是這麼近那麼遠。

朋友是一個banker,讀官中成績出眾,最後入了本地大學最好的科目,得到最好的工作。蘭桂坊的lifestyle是一種生活的昇華,一種banker salary造就的社會流動。

認識只有一晚,未醉之前他看了一眼我Facebook,問了我一句「Why do you even care?」,我笑而不語。醉了,他卻說「其實,你好brave。你唔驚之後升唔到職咩?」

我說,我也是逃往英國的走狗,即使我願意十年之內回來,我一點也不brave。身邊朋友,願意為宣揚本土放棄一切,願意以政治時代抗爭為仕途;也有些朋友,願意不顧屈辱走入建制裡頭,深信大敵當前,走在遊戲規則邊緣行鋼線尋答案,比公開一句討伐更有意義。我自問沒有他們的政治勇氣,美其名是志更遠,其實可能衰過狄志遠。

但朋友的一席話提醒了我,即使一個入門的打工仔,政治也不會放過。極權壓制殺一儆百,現在會關注政治、討論政治、參與政治的人,Facebook能量高,但其實屬於絕少數。

2. 離開的精英

朋友認識了十多年,是我眼中香港尖子中的尖子。政治判斷高超,工作能力上乘,心也在香港。咖啡短聚,化為了三個小時說之不盡的話題。

他的角度是悲觀的,但我反駁不了。他覺得香港沒人救得了,也沒有前途。香港貧富懸殊、經濟競爭力倒退、行業出路狹窄、人才不斷流失外地、創業機會資源少等等一切其實不算大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人與政治。

香港人的文化,有時可以是消極與排外的。有事發生,喜歡圍觀挑剔而不予支持。另一朋友曾經在地鐵不支暈倒,起來時只有兩個外籍人幫忙,被眾人圍觀指指點點。對於難民、同性戀、內地人、外傭、外籍人、女性,歧視充斥社會。護外者就是賣港,即使口裡說人權的泛民本土,面對同性戀與內地人,原形畢露。

政治,教師被政府強權壓迫、廉署人事地震擁護權貴、本土港獨候選人被禁選、建制勢力購入媒體集團、梁粉坐正委員會主席監察港台、建制派挑動反難民反同性戀反女性權益的嘔心運動、權貴子女成為黨支部統戰大學生… 不公不義之事數之不盡。

今日,不單幾個無力書商「被消失」,即使身處建制裡頭,也可以被賄絡不成再被恐嚇退選。或許他們意識到,強權越彰顯,非建制路線的分歧就更大,候選人就更多,建制派就勝算更大。

而這香港救不了,因為抗爭路沒有籌碼、有籌碼的富二代從政卻只為一己之私。中央與港人的訴求是不可共存的,而中央擁有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香港人甚麼也沒有。

我心裡仍有希望,我仍在努力積聚籌碼,我仍在不斷認識為香港默默耕耘的人,但朋友和我心裡知道,這條路,崎嶇難行。

3. 冷感的ABC中上產

身邊很多朋友,對政治沒有興趣。

我明白,政治的語言針鋒相對、選舉期間沒有人「做實事」只顧人身攻擊、政治立場在朋友之間是個great divider,不是great unifier。

但正因為沒有人喜歡討論政策、沒有人喜歡自己搜尋事實真相,政客才會以人身攻擊作為賣點搏airtime,媒體才可以利用偏頗論述誤導大眾,才會有建制派「反對拉布浪費公帑」的吸票策略。

大部分民主國家裡,政治是一種嗜好。你可以選擇不參與,你的生活將會大致如常,你的權益總有渠道宣洩,總有黨派團體願意為你發聲。

但香港,政黨沒有執政可能,強權政府攻擊人權、自由、思想、廉政、紀律,你的生活將會因為這數年的沈默而翻天覆地。在IFC與馬會的繁華景象,並非一切。曾經,我也覺得要求所有人參與政治是極端立場。今天,I’m not so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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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英國著名政治笑劇The Thick of It導演Arnando Iannucci 接受訪問,指絕對不會重新開拍,因為現實中的政治已經變得比任何創作更荒謬、可怕。

今天的香港,是悲情的笑劇,比周永勤的西裝更黑、比他臉上哭笑不得的苦痛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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