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的徹底失敗

原文載於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特刊《破惡聲》 。

2016年10月

「民主派」源於八十年代爭取「民主《基本法》」及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八八直選),可惜兩者皆以失敗告終。「民主派」,也就是後來的「泛民主派」,在此後一直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中佔有重要席位。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通過「八三一決定」,完全封殺民主普選特首的可能。無可否認,三十年來的「民主運動」是以徹底失敗告終。作為一個歷史總結,本文分別從香港九七前後政制、「議會吸納政治」、「民主派」自身問題及選舉制度這些方面分析「民主派」徹底失敗的原因。

在英殖時期,港英政府透過收編本地精英參與管治,包括委任他們進行政局、立法局及為數眾多的諮詢機構,從而將本地精英吸納為建制的一部分,建立殖民政府正當性,同時收編潛在的民間反對力量。為數眾多的諮詢機構,也成為了民意宣洩的渠道,避免了市民透過訴諸群眾運動解決問題。因而,英殖政府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仍成功避免了殖民政府受到群眾運動挑戰。

在二戰後,因為港英奉行這種被稱為「行政吸納政治」的方針,港英在其管治期間建立了一個對本地精英的完整的升遷系統,讓精英之間為著要依附於殖民者獲取利益而互相競爭,其客觀效果猶如「二桃殺三士」,令本地精英間分化,無法團結,同時脫離群眾。港英的這種「行政吸納政治」,使民間的潛在政治力量一直被引導到,以至收編入政府的建制內,因此民間一直沒有培育反對殖民政府力量的土壤(King, 1975;Lau, 1990)。

「民主派」的走入建制

但臨近主權移交,港英頓成夕陽政府,其威信大減,大有可能在餘下的統治成為「跛腳鴨」。英國希望可以從殖民地「光榮撤退」,保住自身聲譽,同時卻要將香港交予獨裁的中共政權。因此,港英不得不透過在香港推行「局部民主化」,下放部分權力予港人,以維持其統治穩定及正當性(Lau, 1997)。在港英「行政主導」下,港督在殖民時期大部分時間都掌有立法局議員的任免權,立法局被視為橡皮圖章(蔡子強與劉細良,1996),實質上就是行政機關的附庸。英殖政府在撤離前夕推行的政改,不過引入少數直選議席到立法局,無阻政府對於議會的主導。故引入直選議席可以被解讀為港英「行政吸納政治」方針的延續:透過將極具民意認受的直選議員「吸納」到仍然受政府主導的立法局中,以延續夕陽政權的認受性。

91年舉行首次立法局直選。為籌備選舉,民主黨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於1990年成立,引來大批社運精英入黨參與選舉。這次選舉在60席直選中有18席由直選產生,而「民主派」從中獲得了17席,得票68.1%(Lau, 1999)。後合併為民主黨的匯點與港同盟兩個政黨在直選中共取得14席。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民主派」在20席直選中取得17席,「民主派」總計在60席中取得31席,當中民主黨包攬了19個議席。

彭定康雖大搞「民主化」,香港的政制仍然流於「行政主導」,港督以至日後的特首仍然大權獨攬。「民主派」即使在議會中擁有多少議席,也永遠無法執政。

議會雖實行「局部民主化」,甚至「民主派」在英殖的最後兩年得到過半議席,但當時的政制改革僅局限於議會,而香港的政制仍然流於「行政主導」。議會缺乏權力,制定政策與官員任免的大權仍然被港督及行政機關壟斷。換句話說,就是「民主派」即使在議會中擁有多數,也永遠無法執政,只能成為港督的嫁衣。

由於當時港英已是夕陽政府,失去收買「保守派」的籌碼,加上彭定康所推出的政改損害既得利益者之特權,港英在立法局一直以來依賴的「保守派」漸漸投向中方。因此港英政府改變策略,不時轉而與「民主派」合作以取得立法局多數支持其議案(Lau, 1998;蔡子強與劉細良,1996)。如是者,「民主派」對於建制的支持與合作使「民主派」不知不覺間與建制連成一線。幾十年來活躍於民間左翼組織的區龍宇去年接受《端傳媒》訪問時這樣批判「民主派」的議會路線:

香港從未出現一個有力的反對黨,那些反對力量很容易就 happily accepted (輕省地接受)港英頒布下來的立法局議席,因此司徒華他們八十年代就慢慢全當上議員。當你已經上了政府的船,就會慢慢被政府主導了形勢。(鍾耀華,2015)

九七後立法會淪為諮詢機構

香港陷共後,立法會淪為行政機關的附庸。一方面,中殖的體制基本上繼承英殖「行政主導」的系統,特首與行政機關壟斷人事任免以及制定政策的權力。另方面,在九七前後,中共將彭定康的改革廢除,「民主派」議席大大減少,再沒可能得到過半議席,而受中共控制的「建制派」則利用功能組別取得立法會多數,「民主派」失去對絕大部分議案的否決權。同時《基本法》又規定議員提案須經過「分組點票」,也就是必須取得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分別過半數支持才能通過;《基本法》又規定議員提案不能牽涉政制、政府政策及公共開支。議員提案的門檻之高,使議員之提案權變相被廢除。議會失去對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力,僅能製造反對聲音,沒有權力逼使政府負責或改變,淪為實質上(de facto)的質詢及諮詢機構。蔡子強與劉細良在主權移交前已如此形容《基本法》底下的議會:

(九七後)的立法機關充其量不過是匯聚社會不同聲音的論壇,卻怎樣也不會是一個讓社會的主流意見得到實踐以及制衡行政機關的場所(蔡子強與劉細良,1996)

議會的職能在《基本法》底下已變成統治機器的一部分,徒具幾十席直選的「民主成分」。議會權力被大大降格,「民主派」在議會中也等同被去勢。然而,縱然議會已淪為一個「論壇」,在陷共後十多年來「民主派」仍樂此不疲的投入選舉爭取議席,走入建制。至今屆選舉,仍可見大部分候選人在選舉論壇上不斷就不同政策如全民退保討論,似乎還深信當選議員後便有能力透過已淪為諮詢機構的議會改變政府政策。現實中,這些「民意代表」當選後不但對政策無甚影響,也因他們由直選產生、比例達半,大大增強了整個港共政制的認受性。在雨傘革命爆發前夕,面對當時政改的死局,呂大樂教授撰文具體描述「民主派」在建制內的角色:

雖然表面上中央與泛民看似水火不容,但實際上某程度上更似是歡喜冤家,如果對手不踏上台板,那場戲演來便會略有所失,總是缺少了一些什麼似的。而以上的一套邏輯,同時應用到激進和溫和的泛民身上,身體上的動作和言語上的調子,不會構成很大的差別;在中央的佈局之中,激進、溫和都屬於劇本中的角色,有時候某個角色太「搶戲」,或會破壞氣氛,但不會改變整個劇本的結構。⋯⋯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充滿矛盾的制度設計,在某個意義上「養懶」了泛民;說來十分諷刺,本來應該不斷努力爭取更多人支持民主化和努力創新以求改善民生的泛民慢慢也變得安於劇本的角色,偶爾臨時「爆肚」或搶搶鏡頭,其作用只是令劇情出現一些略為緊湊的鏡頭而已。(呂大樂,2014)

「議會吸納政治」與社會運動式微

今天香港「民主派」的起步在於1986年社會運動。當時大亞灣核問題驅使多個組織組成「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與此同時,《基本法》起草展開,催使這班原本因反核而組織起來的團體共同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關注政制發展,這就催生「民主派」的誕生。91年,「民主派」透過直選正式進入議會。蔡子強如此描述「民主派」此後的轉變:

民主派在進入議會後,把大部份精力都花在議會及選舉的遊戲中,至於對政制民主化的承擔,很多時都只是止於議會中的一些動議辯論,以及一些口舌上的支持(lip service),又或者一些傳媒政治上。

「民主派」發源於社運,但進入議會後卻荒廢其原本的社運路線,「民主派」與民間團體慢慢變得疏離。蔡子強形容九十年代「民主派」進入議會後,「民主運動」是「日趨向沉寂」,「不能觸發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他並這樣概括立法會(局)推行部分直選的影響:

諷刺地,政制開放並沒有為香港帶來一個更成熟及發展的公民社會

身在議會的「民主派」因其議員身份奪去了傳媒對民間團體的關注,民間政治運動就這樣反被走進議會的原社運分子邊緣化(蔡子強 ,2003),因此馬嶽教授曾形容議會「從公民社會中奪去了頂尖的社運領袖」(took away a group of top social movement leaders from civil society)(Ma, 2007),這變相達到了殖民政府「行政吸納政治」收編民間力量的政治效果。「民主派」對於爭取議席的全力投入,使其政治能量被限制在已經報廢的議會中,如同英殖下被收編入各式諮詢機構的反對力量,再沒能力壯大成一股反殖政治運動。而原由港英發明的「行政吸納政治」方針,就此巧妙地被港共政權以議會作為載體繼承,變成「議會吸納政治」。

「民主派」與社運和現實脫節

「議會吸納」的成功,促使了今天「泛民」在社會運動的缺席。回顧主權移交後發生的重要社運事件,如雨傘革命、「佔領中環」、2012年反國民教育、09年反高鐵甚至更早以前的「保衛天星碼頭」等等,「泛民」在其中都靠邊站:雨傘革命由學生罷課及衝入公民廣場觸發、「佔中」由戴耀廷提出及主導、反國教由學民思潮主導、反高鐵及「保衛天星」源於社運左翼。區龍宇對此境況也作出了很好的描述:

三十年來我們的民主運動被收縮成為議會選舉運動,這是fatal(致命)的⋯⋯過去三十年的群眾運動最多算是選議員而已,並不是民主運動。這兩者是不相等的。泛民主流是百分百走議會路線的。(鍾耀華,2015)

長期將精力放於對香港政治現實無甚影響的議會及選舉工作,使「民主派」失去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的能力,落後於形勢,完全「離地」。以本土運動為例,2011年,《城邦論》出版;12年初,發生D&G分店禁港人拍照風波,當時本土思潮已開始迅速萌芽。一眾「泛民」卻一直完全未意識到社會已經改變。針對日益加劇的港中矛盾,22名「泛民」議員竟反其道而行於2013年11月聯署呼籲所謂「反排斥、反歧視、反分化」。至2014年底,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議員提出「制訂政策時需以『港人優先』為依歸」動議,僅4名「泛民」議員投下贊成,以致議案被大比數否決。甚至到今年初新界東補選前夕「泛民」仍然如在夢中,未察覺到人心思變。在1月初電台節目《人民大道中》的新東補選論壇中,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向公民黨楊岳橋問及其對《城邦論》及《民族論》這兩部對近年本土思潮影響深遠的論述之看法時,楊岳橋竟以「你是要我在這做書評?」、「是不是應該回到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李波你不去緊張?」來回應梁的問題,其行為完全反映「泛民」與現實脫節。但就因為「民主派」坐擁大量議席,壟斷了整個「民主運動」的話語權,「民主派」的存在其實就為港共政府抑制了在民間的論述與政治運動的成長。

名不副實的「民主派」

政權以「議會吸納政治」收編「民主派」,固然是「民主運動」二十多年來失敗的重要原因。但「議會吸納政治」成功也是基於「民主派」的配合。如「民主派」對爭取民主有堅持,即使擁有議席也未必會被收編,不會至於能輕易妥協,放棄原則。

1986年時,針對《基本法》起草,「民主派」的前身民促會於主張主權移交後立法機關議席「最少百分之五十由直選產生」以及特首由十分一議員提名,「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是為「190方案」)(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1986、1988)。六四發生後,民促會大幅降低要求,不再堅持「九七年立即普選行政長官」,轉而支持極為保守的「四四二方案」,只要求議會四成直選,同時只要求第三屆行政長官普選產生。但其大幅度退讓沒有換來中共憐憫。最終公佈的《基本法》,其政制安排竟比「四四二方案」更為保守(八十九人工商專業界諮委等,1989;蔡子強,2003;陳景輝,2013)。中共對「民主派」強硬的拒絕卻沒引發「民主派」發動任何波瀾壯闊的抗爭運動以圖推翻《基本法》。相反,「民主派」選擇了一條委曲求全的路。在1994年民主黨成立時通過的黨綱不但明確表示承認《基本法》,更承認為中共確立獨裁統治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主黨,1994),此黨綱亦一直沿用至今。「民主派」一直推動的「民主《基本法》」運動就此以「民主派」第一大黨徹底投降告終。

91年港同盟參選政綱

在91年立法局選舉中,民主黨前身港同盟取得14席。當時港同盟在其參選政綱中表示爭取在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30席直選(香港民主同盟,1991)。但最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卻只有20席直選,遠遠低於港同盟的政綱承諾。但港同盟卻成為彭定康政改的忠實擁護者,對其政改全力護航,猶如港英的「建制派」。後來劉慧卿在立法局提案,建議乾脆讓1995年立法局60個議席全數由直選產生,讓香港人在97前能夠經歷一次真正民主(最後因民主黨另一前身匯點投下棄權以致被否決)。本來一直「主張」30席直選的港同盟尷尬地對劉慧卿的議案投下贊成票,支持60席直選。港同盟的「一個黨,三種立場」因此被當時還是時事評論員的黃毓民在電視節目《龍門陣》中諷刺為「支持60席,主張30席,底線20席」。當時也有人質疑為何港同盟作為「民主派」最大黨在此之前一直沒有提出全面直選,張文光當時回應指「組織港同盟時,當時的社會氣候只容許我們提出卅席直選,一直沒有太多壓力和批評」。因此左翼組織先驅社當時如此譏諷民主黨:

我們新苗社(先驅社的前身)在1987年的時候也處於同樣的「社會氣候」,為什麼我們卻能提出全面直選?而且,即使社會氣候很不利,也不見得民主黨就一貫堅持「社會氣候」所能容許的最高限度──它後來不是把要求降為四成直選(即「四四二」方案)嗎?可見,民主黨並非什麼「堅定不移民主派」。相反,它移來移去許多次了。所謂「社會氣候不容許」,說穿了,其實只是中共不容許吧了,或者港英不容許吧了(廖化,1995)

「民主派」奉「政治現實」為聖經,選擇放棄政治理念,屈服於港英與中共,使其本質上與主張完全妥協「建制派」沒有分別。「民主派」今天的種種「妥協」行為其實在歷史中早已有跡可尋。歷史其實只是不斷重複。香港陷共後,「泛民」多年來先後「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一二年雙普選」、「2017普選特首」,其底線一退再退,至今屆選舉其訴求更退步至「重啟政改」、「換特首」。中共其實早就看穿「泛民」的軟弱無能。

2010年民主黨進入「中聯辦」就政改與中聯辦「溝通」。當時民主黨表明立場,包括「2020年全面普選立法會」、「2016年立法會選舉只增加直選議席並取消分組點票」、「特首選委會應加入全數400位民選區議員」。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記者會中更表明「民主黨立場非常堅定,倘若中央唔接受民主黨相對謙卑嘅政改要求,民主黨係難以支持(政改)亦會否決」、「我哋無乜嘢空間可以退」(許偉賢與莫劍弦,2010)。但最後中共對民主黨提出的要求幾乎全數否決,民主黨仍然選擇對政改投下贊成票。 「民主派」的失敗,究其原因就是自身缺乏政治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和目標,以致在充滿利益的建制中失去方向,變成投機派以換取仕途。時事評論員王岸然在九十年代已經指在「民主派」在走入建制,脫離群眾放棄社運的一刻,實質上就已墮落:

民主不是賜予,民主也不是在議會說說,在報紙寫寫,就可以成事。⋯⋯ 以近代比較上算是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實例看,例如菲律賓、南韓或是台灣,民主是要在街頭抗爭,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情況下爭回來的,香港會出現這種情況嗎?誰來領導?民主派?⋯⋯ 民主派還會不會如八十年代中後期時一樣,將主力放在街頭,發動群眾以爭民主?相信有留意政情的人都可以指出,這絕對不會發生⋯⋯究其原因,不外乎民主派已經進入建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有了位置,有了利益關係的結果。(王岸然,1993)

而失去了對爭取民主的理想的堅持時,「民主派」就已不配被稱為「民主派」:

所謂名不正,言不順,若言不順,就事不成。例如民主派,就是十分謬誤而含混不清的名詞。誰是民主派?叫口號支持民主的就是民主派?那麼共產黨七十五年來都是民主派?又有哪一個政黨及政府將民主的口號掛在口頭上的次數能比中共多?民主是作風?則殖民地總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作風就遠比民主派的頭頭可取了。(王岸然,1995)

注定失敗的「議會路線」

九十年代,對於香港即將陷共,港人普遍感到恐慌,卻又無力改變政治現實。當年劉兆佳曾指出在不可能撤換政府的政治現實底下,「民主派」是透過為人民「發洩政治挫敗感」(ventilate the political frustrations of the people)而獲得選票(Lau, 1992)。在「民主派」長期脫離群眾的環境底下,市民借投票予「民主派」將「抗爭」與「爭取民主」的責任「外判」予「民主派」政客,藉以發洩對政治環境的不滿。這種狀況多年來也一直維持。可是,尤其在陷共後,議會自身的角色基於重重限制對於改變香港政治現實並無大作用,而「民主派」多年來在議會中又甚少參與議會抗爭,因此選民投予「民主派」實際上只是選出了按掣投票的機器。「民主派」樂此不疲地參與選舉,發揮了釋放民憤的作用,但卻無助改變政治現實,所以就政治效果而言,「民主派」變相是在替政權維穩。在2001年時,政評人鍾祖康在〈香港民主派/黨錯在哪裡?〉一文已這樣指出:

香港民主派或者民主黨今天的處境,實在已到了末路窮途的地步。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已經墮落為民主大花瓶,但這個花瓶由於主要是自發而又不自覺的,因此其花瓶作用遠比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民主黨派大,對香港特區的一黨專政統治有特大貢獻。(鍾祖康,2001)

而中共對於選舉制度的精密設計使議會的維穩作用得以極致發揮。1990年代中共為安排九七後香港政制,先後成立傀儡機構「預委會」及「籌委會」作決策。曾先後出任「預委會」及「籌委會」委員的劉兆佳曾言,中共設計香港政制時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防止任何政黨坐大,因為中共懼怕政黨會成為港人組織反共的媒介。港英在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原行使「單議席單票制」,但為抑制政黨政治發展,「籌委會」轄下的「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小組」裏多數委員希望借在立法會選舉中實行「多議席單票制」,逼使政黨中候選人在同一選區互相競爭,以達致分化政黨效果(Lau, 1999;Lau & Kuan, 2002)。雖然香港最後實行的是比例代表制,但其政治效果與多議席單票制差別不大。由於港式比例代表制中排名單第一位的候選人當選門檻較低,這種制度變相鼓勵分拆名單參選,最終就造成「多議席單票制」驅使政黨鬥爭的同樣政治效果。

在民主國家,即使實行比例代表制,由於勝選者要與其他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所以不傾向在選舉中互相攻擊(馬嶽與蔡子強,2003)。但香港的政黨及議員無可能執政,因此選舉純屬議席和資源之爭,因此實行「比例代表制」反而助長分裂。馬嶽教授就曾詳細記述港式比例代表制如何助長民主黨黨內鬥爭(Ma, 2002)。加上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職能低,但待遇和所獲資源之高卻冠絕全球,這無形中助長政治人物戀棧權位與腐化,加劇「民主派」內部問題。此外,使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多會有相應配套措施鞏固政黨政治,比如只容許成立一段時間的政黨參選。但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不但沒有這些配套措施,還實行世上罕見的所謂「平等宣傳原則」(馬嶽與蔡子強,2003),以致候選人無論水平高低以及是否擁有政黨背景,只要付上數萬元按金參選,就能與政黨平起平坐,享受同等曝光。這大大拉低選舉質素以及政黨的重要性。這種情況尤見於剛過去的一屆選舉中。

區龍宇:「三十年來我們的民主運動被收縮成為議會選舉運動,這是致命的⋯⋯過去三十年的群眾運動最多算是選議員而已,並不是民主運動。這兩者是不相等的。泛民主流是百分百走議會路線的。」

可見,中共雖容許立法會有一半議席直選,但這種「民主」不過徒具形式。魔鬼在細節中,這看似「民主」的選舉實為糖衣毒藥,對政黨政治毒害甚深。以香港語俗語形容,中共對於選舉制度的設計猶如「比個氹香港人踩」。在制度上重重限制底下,期望透過獲得更多議席從而取得對局勢的主導權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在今屆選舉,主張「港獨」甚至「革命」的多人被褫奪參選資格,更凸顯直選議席設立的原意只為吸納與收編反對力量,以維持港共政權穩定,而非為「港獨」提供宣傳平台及資源。「民主派」多年來對「議會路線」的全力投入,白白浪費了香港大量民氣與時間,同時也為港共政權製造了其不配有的認受性。真誠爭取民主的人此後實不應該再參與在選舉其中,應該轉而將重心放回在荒廢多年的群眾運動上。

結語

有人說過:「精神錯亂的定義是重複做同樣的事而期望有不同結果。」由91年首次立法局直選起,香港人就一直賦予選票給「民主派」,卻未有意識到「票投『民主派』」與「爭取民主」兩者是沒有必然關係。「民主派」多年來即使乏善可陳,卻一直佔有「民主運動」的主導地位,這是香港人的共業。永遠「兩害相權取其輕」,永遠在「爛蘋果」與「爛屎」間選擇「爛蘋果」,「爛蘋果」也不會變成好蘋果。相反,「爛蘋果」最終只會腐化到跟「爛屎」沒有兩樣。

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民主派」。香港人功利現實,欠缺理想,不願意為民主付出,是公認的事實。而這些特質全部反映在「民主派」身上。香港人多年來只會將「爭取民主」的責任「外判」予「民主派」,而少有關心政治、投身政治運動,只得到鳥籠民主是必然結果。要大罵「泛民」「拖累香港幾十年」、「出賣港人」,是很容易的事,但若不會從歷史吸取教訓,不會自我檢討,修正路線,便自以為可以「打倒港共政權」,香港人是注定會繼續失敗。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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