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共噩耗嘅前奏 — — 學界支持「民主回歸」

曾澍基等人喺1982年著有《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一書,成為「民主回歸」嘅重要論述。喺當時絕大部分人支持維持現狀嘅情況下,依本書嘅封面用一面中共五星旗作為香港地圖嘅底色,相當之大膽。

喺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期間,恐共情緒瀰漫於主流大眾,絕大部分港人都希望維持英治。今日香港陷共二十年,民主自由、法治、生活質素等各方面都全面倒退,亦都應驗咗當年香港人嘅憂慮。喺嗰時保守嘅政治氣候中,幾乎冇人公開支持中共喺九七後統治香港。「民主回歸」派當時就平地一聲雷噉出現,成為咗中共喺「民意戰」入面嘅關鍵支持者。基於中國民族情感,「民主回歸」派支持中國統一,主張香港主權歸中共政權,而香港就喺中共統治下發展自身民主。「民主回歸」依種論述影響深遠,幾十年嚟一直係主流「民主派」核心嘅論述。

1982–84年前途談判期間,除咗民主黨前身匯點之外,「民主回歸」嘅主要支持者就係當年嘅學界。中共當年重點統戰學界支持「民主回歸」。一直到六四之後同中共決裂之前,學界同中共嘅關係一直都係非比尋常咁友好同親密,依種情況絕對唔係我哋今日可以容易噉想像得到。嗰時啲學生領袖同「新華社」(相等於今日嘅「中聯辦」)官員打交道非常之頻繁,而且被視為正常不過嘅事;後來學界甚至走入中共建制,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一員。

當時學生提出嘅「民主回歸」論述同中共主張嘅「港人治港」合流,大家企咗喺同一條line到。英國又統治香港咁多年都冇發展民主,「民主回歸」所以就為中共喺輿論戰入面提供咗「民主」嘅道德高地。最後英國喺談判入面一敗塗地,最終同意將香港主權喺九七後交比中共。發展到今日,隨住831決定同雨傘革命失敗,「民主回歸」已經完全破產。好多人都可能有個疑問,點解當時嘅學生領袖會選擇「親共」?究竟嗰時班學生係乜野心態?「民主回歸」依個當時同主流民意相反嘅意見係點樣成為主流論述?依篇文章就係希望解答依啲問題。

學界支持「民主回歸」嘅背景

因為中國喺1949年後全面陷共,香港同中國之間嘅邊境唔再好似以前噉開放比中國人自由出入,香港人同中國嘅來往從此斷絕。嗰個年代成長嘅香港人作為第一代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同中國缺乏接觸,但同時對香港身分認同感依然薄弱。七十年代嘅學生成長喺一個咁嘅環境,佢哋對自己嘅身份認同打上咗一個好大嘅問號。

受民族主義影響,學界七十年代打後積極推動「認中」(即認識中國)。圖為1974年學聯舉辦中國周嘅宣傳圖。圖片取自「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recall.hk/posts/1832550867066963)。

喺1971年10月,中共政權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入面唯一嘅中國合法代表。依單大新聞喺香港造成咗一股「中國熱潮」,觸發咗一連串香港嘅「愛國」學生運動,包括首次組織中國交流團、各院校成立國事學會、舉辦推動認識中國嘅活動等等。突然之間,中國就好似喺國際「抬起頭來」,大家都以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情況就好似2008年香港人因為北京奧運突然對「中國人」認同爆燈噉。喺嗰陣時,就係噉出現咗所謂嘅「國粹派」,主導咗當時嘅成個學生運動,當中嘅代表人物包括程翔、梁錦松、劉廼強等。國粹派以完全擁抱中共政權、完全擁抱中國人身份嘅姿態簡單噉為佢哋嗰代嘅身份認同問題提供咗答案。佢哋希望透過佢哋嘅「愛國」運動去準備日後香港同中國「統一」。

唔屬於主流嘅「社會派」(代表人物包括何俊仁、楊森、曾澍基等,好多都係今日嘅「泛民」頭面人物)同國粹派路線不合,唔似國粹派噉完全擁抱中共政權。佢哋主張喺香港推行社會改革,對抗香港本地嘅種種不公。但社會派仍抱持「反資反殖」的觀念[1],喺批判英殖統治方面,社會派同國粹派係理念相近嘅。當年嘅港英同九十年代彭定康政府畀人嗰種開明嘅印象完係兩回事。學生參與遊行俾警察扑濕,社運俾港英粗暴打壓,郁啲就俾人抹紅抹黑,喺嗰陣時並唔係啲乜野新聞。加上當年官僚腐化,港英治下又幾乎冇任何民主選舉,殖民政府獨攬大權,社會問題例如貧富不均嚴重,學運主流對港英嘅態度就好似今日年輕人對建制派咁討厭。

雖然七十年代依個學運嘅「火紅年代」隨住1976年文革結束、四人幫下台,中共政策180度轉變而落幕,但依個「火紅年代」嘅學運對八十年代嘅學生領袖留下咗深遠的影響,塑造咗後來學生領袖對學運嘅「想像」。1983年出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嘅羅永生[2]指佢哋當時視自己為「粹尾」,亦啫係「國粹派嘅尾聲」。[3]而「認中」(認識中國)喺八十年代都一直被視為學運嘅其中一個主要方向。中國民族主義喺嗰時都仍然深刻噉影響主流嘅學運領袖。例如1980年,學聯同各院校學生會就曾經聯合發表意見書,回應港英引入區議會選舉的建議。嗰份意見書第一段就寫到明「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反對香港獨立」。[4]

1981年6月29日《爭鳴日報》:只係得3.3%受訪者支持九七後香港受中共統治。

香港政治學者Norman Miners曾經以「活化石」(living fossil)一詞形容港英八十年代嘅政制,指香港民主發展由1840年代去到八十年代都幾乎毫無寸進。[5]當時無論立法局定係行政局都只係得委任產生嘅議員,所以唔難明白點解當時學生領袖會咁不滿港英。喺1982年前途談判展開前夕,香港被形容為「擁有最多人口、最富庶嘅經濟、但最少民主嘅英國屬土」。[6]雖然殖民地政制同民主背道而馳,但相比港英,當時大部分香港人更加唔想接受共產黨統治。據《爭鳴日報》1981年嘅調查,有四成受訪市民希望1997年後香港可以獨立,而據報導,支持獨立嘅多數都係年輕市民。另外都有三成人希望英國繼續統治,而希望九七後受中共統治嘅只係得3.3%。[7]1982年5月,新任港督尤德履新嘅時候宣布將會解決九七問題,主流輿論就噉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喺1982年上半年,兩個民調分別顯示有87%同93%受訪者希望1997年後延續英治。[8]

中共嘅統戰

9月底,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見面,討論香港問題。會面之後,中英雙方同意以外交途徑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喺之後嘅記者會,戴卓爾夫人發表咗「三條條約有效論」,堅持三條英國同清廷簽訂關於香港地位嘅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表示英國要延續對香港的管治。之後戴卓爾喺訪港抵達機場時,十三個主要嚟自中大嘅學生到場抗議。[9]佢哋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立場,譴責戴卓爾嘅「三條條約有效論」,堅持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佢哋又認為嗰三條條約屬於「不平等條約」,所以唔承認佢哋。

學生喺發動依個小型抗議之前其實冇周詳計劃過,只係喺在戴卓爾來港前嘅幾日先有感而發噉發起。喺機場抗議之後,學界逐漸接受反戴卓爾的立場。[10]喺之後嗰日,戴卓爾到訪立法局,中大學生會又率領大約四十個學生到場抗議。[11]中大學生會、浸會學院學生會、理工學院學生會等學生組織亦都紛紛公開反戴卓爾,對「三條條約有效論」表達「嚴重抗議」,將三條條約斥為「英國政府所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12]

戴卓爾到訪立法局時,學生喺立法局外抗議譴責「三條條約有效論」。

中共同香港嘅學生領袖就噉有住結束英治嘅共同目標,依啲學生因為噉亦都成為咗中共主要嘅統戰目標。中共對學生嘅行動高調噉表達高度重視同評價,透過噉樣培育咗一班親中嘅香港學生領袖。羅永生係當時十三位喺機場嘅示威者之一。「新華社」、《文匯報》等中共喉舌都公開支持學生嘅抗議。羅作為學生,喺之前從未組織過抗議,嗰時一搞,bang一聲中共黨媒就對佢哋行動高度評價,令佢感到好意外,「發覺自己原來很重要」。佢形容,依種「自我膨脹」嘅感覺直接驅使佢喺之後嗰年休學競選中大學生會,推動學界喺香港前途問題嘅參與。[13]

除此之外,中共都成功喺學生面前塑造一個開明同願意聆聽意見嘅形象,所以學生同中共建立咗緊密嘅聯繫。1983年出任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嘅葉建源[14]就指出,中共當時好在意統戰學生,對學生非常重視。佢舉例話,一啲中共黨媒就曾經搞座談會,動員大批學生就《基本法》提供意見。與此同時,佢同港英就冇任何接觸。[15]1984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馮煒光[16]當時更加經常同「新華社」香港分社(相當於今日嘅「中聯辦」)社長許家屯見面。馮煒光等人當時感覺許家屯係「有誠意處理好香港問題」。[17]

當時中共同「民主回歸」派建立咗親密關係。圖為中共駐港機構「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右三)1984年1月出席民主黨前身匯點成立一周年典禮。

與此同時,中共都視學生為自己嘅親密盟友。喺1983年7月學聯嘅中國交流團入面,中共就向學生透露咗一啲「港人治港」計劃嘅細節,包括將來特區首長由選舉產生、香港可以擁有自己嘅立法權等。[18]時為浸會學院國是學會幹事嘅區龍宇1984年參加咗學聯嘅北京交流團。當時團費唔單止全免,團員仲受到「國家級」嘅待遇:

我們在北京時是由港澳辦接見,他們鼓勵我們擁護回歸,同時警剔英國殖民地政府。當時每次招待奢侈得讓人無法相信,連訪京的同學都說浪費得過分,港澳辦甚至會請廚師出來介紹菜式。你可知道當年大陸尚有多少人衣不稱身,衣不蔽體。[19]

據區龍宇所指,當時中共為咗統戰「首批支持回歸的香港年輕人」,甚至默許佢哋喺交流團時私下探訪中國民運人士。

「民主回歸」冒起

「民主回歸」、「維持現狀」依兩個選項喺嗰時唔係唯一有關香港前途嘅主張。喺1981年《百姓》半月刊所作嘅一個超過一千人參與嘅調查入面,就有過半數受訪者支持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承認、自治嘅「自由市」。[20]學生入面,亦都有聲音認為民主原則應該比民族認同優先:

人民是力量,這是恆久的真理……「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人要成為香港政制的主體」,這些話並不應該被理解為「港獨」的論調,而是民主的體現。[21]

《學苑》當時公開支持前途自決,批評「民主回歸」。

港大校園傳媒《學苑》,喺嗰陣時更加公開支持自決前途,同時批評部分人利用中國民族主義左右前途問題嘅討論:

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會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我們的命運,不過是巨人手中的泥團!……我們亦不應接受現時談判的結果。人民才是最後的裁決,我們爭取的,是五百萬港人自決香港的前途。我們親愛的大學生,難道一紙契約,一點「愛國」情操,比五百萬人的意願更為尊貴嗎?[22]

而早喺1982年初嘅學聯週年大會入面,「民主回歸」理論嘅雛形已經有人提出:

面對1997問題,我們都會肯定香港應回歸中國,同時,香港人意願亦需要受到尊重,香港人應該可以參與決定。我們認為回歸必須在適當時機下才可進行。中國收回香港時,如果因為經濟,政制,人民生活水準,香港人意識提升等問題,對本港市民造成任何威脅(如生活水準驟降)或前途不明朗,我們便會反對在該情況下回歸中國[23]

根據依種觀點,「回歸」嘅必要雖然被肯定,但同時加上咗一啲其他政治、經濟方面嘅條件。依種觀點後來就演變成「民主回歸」。喺依個關於香港前途的論述入面,中國民族主義係明顯比民主原則優先。一方面專上學生嘅任務係被界定為「提高市民之民族意識」,民主方面唔係重點,另一方面,佢哋嘅願景只係希望公眾喺前途問題入面「參與決定」,而唔係自決。[24]

喺1982年9月鄧小平同戴卓爾會面之後,宣布香港可以喺九七後擁有自己嘅一套政治制度,為「一國兩制」嘅安排鋪路。[25]「港澳辦」主任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廖承志喺10至11月會見香港嘅一啲政商人物嘅時候首次透露有關「港人治港」的計劃。[26]喺依個安排底下,香港民主發展喺九七後喺中共統治下睇落就變得可行,可以一洗港英治下一直冇民主嘅「頹風」。

《大公報》當時大篇幅報導「民主回歸派」匯點成立,將匯點嘅「香港前途建議」幾乎全文轉載。圖:1983年1月10日《大公報》

1983年1月,民主黨前身,論政團體匯點成立。匯點喺當時成為咗其中一個「民主回歸」嘅主要支持者。同當時唔少學生領袖一樣,匯點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喺匯點「基本信念」入面,「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領土」被放喺首要位置,排第二嘅就係「民族主義係我哋嘅基本原則之一」,而「民主自由」只係排喺第三[27]。《大公報》依份中共黨媒當時大篇幅報導匯點成立,幾乎將成份匯點《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轉載晒喺報導入面,可見中共對「民主回歸派」有幾咁重視。喺幾個月之後,學聯都正式確立咗佢哋兩個關於香港前途「互不排斥」嘅原則:「民主改革」同埋「民族主義」。「在贊成香港應最終回收到中國的前提底下,我們認為絕對必要建立起香港與中國的緊密而良好的關係」亦都正式成為咗學聯嘅其中一個官方立場。[28]

6月初,以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為首嘅社會名流組成嘅「才俊團」(當中包括李國能、周梁淑怡、李柱銘等人),公佈咗佢哋早前遞交畀中共有關香港前途嘅意見書。「才俊團」喺意見書入面公開質疑中共提出嘅「港人治港」。依次係第一次有人高調反對中共嘅「港人治港」方針,引嚟唔少媒體關注。按佢哋當時理解,中共推行「港人治港」就等同喺香港推行民主,佢哋作為當時港英制度入面嘅既得利益階層當然反對啦。喺份意見書入面,「才俊團」間接批評一旦實施「港人治港」,會造成「香港收入較少的人可能會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而導致破壞現時制度及繁榮」。[29]依種反民主嘅論調係咪到今日都似曾相識呢?

當時香港社會精英組成嘅「才俊團」公開反對「港人治港」。圖:1983年6月9日《華僑日報》

代表保守勢力嘅李鵬飛依type建制人物對「港人治港」唱反調,喺傳統上反對港英建制嘅學生眼中變相就「加持」咗「港人治港」嘅民主成分,中共喺學生眼中亦都似乎就變成咗站喺「民主改革」嘅一方,驅使咗佢哋歸邊撐中共,支持「港人治港」。當年出任中大代表會主席嘅羅沃啟[30]憶述依段往事嘅時候,話「才俊團」反民主的訴求令佢印象好深刻。根據佢嘅講法,學生當時覺得依班既得利益階層係「最反民主」嗰個,所以希望抗衡佢哋宣揚嘅嗰套「殖民地制度維持不變」嘅論調。[31]

幾日之後,中大學生會就發表咗一份聲明,為「港人治港」護航,公開反駁「才俊團」對「港人治港」嘅質疑。7月,港大學生會亦都發表咗佢哋對香港前途嘅意見書,基本上認同中共「港人治港」的方向。[32]葉建源承認,當時港大學生會份意見書同同樣支持「民主回歸」嘅匯點所提出嘅「港人民主治港」無論精神定係內容上都一致。[33]

中大學生會1983年6月就「港人治港」發表嘅聲明,取自當時《中大學生報》。

之後嗰年嘅1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出席咗匯點成立一周年典禮。依次係許第一次出席香港壓力團體嘅聚會。匯點當時只係一個規模唔係好大嘅組織,可見中共對「民主回歸」派有幾重視。許喺嗰個場合入面公開表達佢對香港發展「民主」嘅認何。被問及香港喺九七前可唔可以有民主嘅時候,許回應話「這個事情要問英國人,要問英國政府」[34]等同表示中共唔會干涉九七前香港嘅民主發展。喺同一個月,中大學生會同港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畀「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要求佢就社會入面「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香港民主化」、「中國是香港政制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依啲好流行嘅講法澄清。[35]出乎學生的意料,趙紫陽回覆晒兩大學生會嘅來信。喺回信入面趙對於學生支持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作出嘉許。喺對港大學生會嘅回覆入面,趙更加對香港「民主化」嘅需要作出肯定:

喺對港大學生會嘅回信入面,趙紫陽對香港「民主化」嘅需要作出肯定。

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36]

雖然趙紫陽並冇對佢口中嘅所謂「民主化」作解釋同定義,學生仍然深深俾趙紫陽嘅回信大大鼓舞。[37]

點解佢哋會支持將香港交畀共產黨?

喺今日,若果有人聲稱支持民主,但同時又支持共產黨治港,相信一般人都會難以理解依種完全矛盾嘅思維。但係,喺當時中英就香港前途角力嘅時候,香港宗主國由英國過渡到中國被視為香港嘅一個改革契機:

香港政治上的長期悶局要被打破。……無論未來的政治模式是怎樣,政治上都要出現權力分佈的重組,在重組過程中,政治上的某些環節必然會出現權力真空。假如市民能夠起來關心和參與政治,效果將會比過去政治平穩發展時期大得多。……我們亦無意否認香港現有的政治制度較中國、台灣開放、「民主」,只是我們不能滿足給民主永遠只是形式的諮詢,而無實質的權力[38]

但係,根據唔少當事人回憶,民族主義仍然係佢哋當時主要嘅考慮因素。1982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張家敏[39]就指出「民主回歸」嘅核心內容係「主權回歸」,而社會改革契機論「根本唔係重點」[40]。羅永生亦都認同依種分析:

我記得的確是很難接受自由主義的想法……那些東西(指自由與人權等價值)從來不是優先的。[41]

但係,所謂「民主回歸」嘅前提就係承認中共代表中國。對依一點,唔少人都會有所保留。羅永生噉樣解釋嗰陣時嘅人點看待依種矛盾:

支持回歸的人有很多還會說,我不是一定贊成回歸中共,但是回歸中國,他們是百分百贊成的。[42]

因為噉,支持「民主回歸」嘅學生其實就等於支持共產黨治港。根據後來脫離中共嘅《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嘅回憶錄,一直以來中共統戰工作嘅目標都係維持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而同時唔要求香港人接受共產黨。[43]學生雖然唔完全接受共產黨,但基於民族立場贊同「民主回歸」。從結果論來睇,可以話中共長久以嚟嘅統戰方向係成功嘅。

1984年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合影。後排左二係嗰陣時嘅會長馮煒光。馮煒光後來先後係匯點、民主黨員。

而且當時學生對共產黨嘅睇法僅僅限於「疑共」,冇咩反共嘅意識。噉就解釋咗點解佢哋肯妥協噉接受共產黨統治。根據1983年中大學生報編輯麥鴻輝嘅講法,佢哋當時根本唔會視中共為「強權」。佢哋對中共嘅評價溫和到只能夠以「理解但唔同意」嚟形容。而且,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冇耐,所以佢哋嗰時相信中共唔會「亂嚟」,中國亦都唔會再有文革。[44]馮煒光亦都同意依種講法,指中共「雖然有壓迫民運嘅惡劣紀錄,但始終係自己人嘅政府」。[45]

中共亦都好善於喺學生面前建立「開明」嘅形象,成功噉將「反民主」嘅罪名推咗落嗰班冇咁重視形象工程同公關工作嘅香港保守派、有錢佬身上。根據馮煒光嘅講法,佢哋當時就覺得民主發展最大嘅阻力唔係嚟自中共,而係嚟自嗰班保守商家。佢哋覺得中共係有誠心處理香港問題嘅「善良」意願,只係礙於資本家威脅移民,中共「飽受」佢哋壓力,喺「冇選擇」、「身不由己」底下先至對資本家反民主嘅主張屈服。[46]

學界「精英」脫離群眾 — — 戴信事件

即使當時班學生領袖有住「民主回歸」嘅崇高理想,但主流學生並唔認同佢哋嘅立場。喺1983年9月,因為英方喺談判入面一直拒絕放棄香港主權,中英談判陷入僵局。香港爆發信心危機,港元匯價暴瀉,香港到處都出現恐慌性嘅物資搶購潮。港大、中大、理工學院嘅學生會抱住促進談判進程嘅動機,聯合對戴卓爾夫人發表咗封公開信(是為「戴信」),對英方立場同埋港英殖民統治作猛烈抨擊:

當時英文報章Hong Kong Standard對戴信嘅轉載。圖:1983年10月16日Hong Kong Standard。

我哋見唔到(英方)承擔「道德責任」嘅任何具體行動……一直有人話中國唔會接受喺香港推行民主改革。但係好諷刺嘅係,喺歷史入面我哋睇到嘅係港英兩局議員先至係一直以嚟香港民主化嘅最大阻力。([W]e have not yet seen any concrete actions in fulfilling the “moral obligation” […] There has been a rumour here saying that China would not accept a democratic reform in Hong Kong. Rather ironically, we found from past history that it was the members of the two Councils who have been the concurrent obstacl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47]

當時支持「維持現狀」嘅港英行政局亦都俾佢哋形容為「臭名昭彰嘅枱底交易政治」(notorious secret politics)。依幾個學生會好似企咗喺中方立場講野:

我哋覺得我哋有好大嘅義務去到講出我哋嘅意見,因為我哋係喺度扎根嘅中國人。……香港人最關心嘅就係唔好令佢哋嘅生活方式同埋生活水準下降。……眾所周知嘅「港人治港」嘅計劃,就係喺中國掌握香港主權嘅前提下,等於「維持現有制度」。……一直以嚟中國嘅統一都係中國嘅理想。……必須強調相比起經濟利益,中國更加重視佢自身嘅聲譽。……好明顯,中國係唔會畀外國人喺佢嘅「家」事上插手。依樣野係一直以嚟中國家庭同埋中國政治嘅傳統同邏輯。([W]e feel a strong obligation to voice out our opinion, for we are Chinese rooted in this place. […] [T]he major concern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s to have no drastic change in their lifestyle and living standard. […] [T]he renown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programme, which presumes that China should uphold the sovereignty, means “to maintain the present systems and lifestyle”. […] China’s unification has long been one of her national ideals. […]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China treasures national prestige more than economic benefits. […] it is clear that she (China) will not allow foreigners to interfere with her “family” matters. This has been a long-established tradition and logic of Chinese family and Chinese politics.)[48]

戴信一時間引起學生熾熱討論,一時間港大校園湧現大量討論戴信嘅大字報。

戴信發表後引嚟香港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喺學生入面引起強烈反彈,犯晒眾怒。值得一提嘅係,喺依啲學運領袖義無反顧噉支持中共嘅同一時間,香港一個支持維持現狀嘅聯署收集到超過六十三萬簽名。[49]喺戴信被媒體報導之後嗰日,港大學生會會長同評議會主席緊急召開咗個交待會解釋事件,俾出席嘅學生嚴詞批評。個交待會喺「極惡劣」嘅氣氛底下結束。[50]戴信當時頻頻被指係「強姦民意」。部分學生更加致函《南華早報》,指戴信唔代表港大學生。[51]討論戴信嘅大字報喺涉事嘅三間院校好似雨後春筍噉出現。[52]喺港大,學生更加舉行咗「全民大會」(General Meeting)討論戴信事件。喺全民大會嘅高峰,5197個港大學生入面有超過1500人出席。戴信嘅表達手法同埋客觀效果俾全民大會入面多數學生否定。後來,港大學生會就香港前途舉行咗全民投票。雖然一項包括「中國擁有香港主權」嘅議案喺全民投票入面通過,但全民投票以1701比1011票大比數否決咗追認戴信。[53]同樣,喺理工學院,學生會喺戴信上面嘅簽署都被撤回咗。[54]

學生當時反對戴信係因為佢哋多數冇乜意願受中共統治。佢哋雖然唔會質疑中國係咪應該擁有香港主權,但同當時多數香港人一樣,基於現實考慮,佢哋怕失去香港嘅自由同繁榮。所以佢哋不滿戴信完全倒向中共嘅立場。好多人亦都覺得戴信明顯偏袒中方,喺前途談判依個敏感時刻會俾人利用做政治宣傳嘅工具,同時亦都會挫折英方為香港人爭取權益嘅積極性。[55]

當時討論載信嘅港大學生會「全民大會」現場人頭湧湧,高峰時有大約1500個學生出席。

從戴信事件可以睇到,當時學界「精英主義」問題嚴重,學生領袖嘅立場完全同一般學生脫節。戴信事件性質可以話同幾年前爆發嘅各院校退出學聯風暴大同小異。今日嘅學界固然唔能夠同三十年前嘅依啲「親共學運」相提並論,但依啲教訓係依然適用。若果作為學生領袖,係務必要意識到自己身份上嘅限制,係代表學生而唔係任何政黨任何政權,唔能夠騎劫民意追求自己政治目的。

「民主回歸」嘅問題

喺今日回望過去,香港人對中國嗰種文化上嘅認同實際上就係比位中共入,容許咗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分化香港人,令縱然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被中共統治,支持維持現狀,香港內部仍然難以凝聚清晰的共識。就好似吳靄儀當年嘅文章所講噉:

喺討論中觸及(香港人嘅)文化認同,效果就好似放煙幕噉,令所有人失去理性噉爭論。……如果問「你希唔希望中共喺九七後統治香港?」,噉你應該可以理性討論。但如果問「中國應唔應該擁有香港主權?」,即使聽到依條問題嘅人內心明白條問題同之前嗰條嘅內容其實冇咩分別,但就會變到唔敢回應。依種喚起中國人認同感嘅效果我哋不時都觀察到。(Turning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like turning on a heavy smokescreen, making everyone argue in the darkness of non-reason. […] Ask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he PRC govern Hong Kong in 1997?” and you may have a reasonable discussion. Ask “Should China hav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even those who see this as meant to be thinly shrouded version of a previous question will keep mum. The power of evoking the Chinese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een time and again)[56]

事實上,當時好多坊間好多對所謂「回歸」嘅質疑就係噉俾人上綱上線到所謂民族層面而滅聲。據當時《學苑》記載,喺學界當時都有依種現象:

世界上最危險的人莫過於那些自以為已經掌握真理,並視之為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行為標準。他們是極權國家領導者,狂熱宗教分子和官方機構的高幹。他們確信並執著自己既有的一套意識形態,並無時無刻期望他人接納和跟從。……正如凡不贊成港人治港的皆扣以「港英走狗」、「安於現狀」的帽子[57]

當年係中大學生嘅李詠怡[58]就指當時反對所謂「回歸」嘅人經常被標籤為「漢奸」。佢形容,喺討論前途問題嘅時候,甚至有關資本主義(香港)同社會主義(中國)制度優劣嘅辯論都靠邊站,要讓路畀民族主義依個學生領袖嘅「最高指導原則」。佢亦都批評戴信嘅立場「脫離群眾」,只係代表一小撮「國是佬」(指國是學會嘅人)嘅立場。[59]羅永生喺佢嘅口述歷史入面都承認戴信係「閉門討論」嘅產物。佢指出中大學生會唔似港大學生會噉有全民大會嘅機制迫使幹事會向學生會會員直接問責,所以佢哋當時就可以「側側膊」。[60]

當時亦都有意見批判「民主回歸」本身嘅可行性:

以學聯來說,作為學界代表的一個組織,經過討論後,認為他們必須肯定回歸,但又要保持香港繁榮。這表面上的矛盾也太尖銳和明顯了,為了把他們統一協調,又加上一項:中、港兩地要進行一些內部改革,以便香港能順利回歸。可是這原則太空泛了,沒有足夠說服力,只能表示同學把利害看得很透,而且這理想也剪裁得十分完美。[61]

經過多年,羅永生喺佢嘅口述歷史否定佢當年支持嘅「民主回歸」。佢嘅評價係「民主回歸」所提出嘅論述「不屬於那個時代,不屬於一個真正學生運動的理想」。同時,佢亦都同意以上嘅批評:

我們當時推所謂「民主回歸」這個理念,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拼湊,是將一個年代交替前前後後不同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成分,拼合成為一個綱領,但這個綱領其實今日回看是沒有內容的。可以說是一些很抽空,比較一廂情願去拼合的東西。[62]

1985年11月,許家屯公開譴責港英推行政改引入立法局選舉。

「民主回歸」夢碎

喺港人被排除喺談判桌之外嘅情況下,《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喺1984年年底簽訂,確定香港將會喺1997年7月1日起被中共統治。「民主回歸」冇幾耐就遇到挫敗。喺1985年11月,許家屯84年1月嗰個「港英喺九七前可以自由發展民主」嘅言論發表咗兩年都未夠,許家屯就食言,公開譴責港英推行政改引入立法局選舉。許反民主嘅言論受鄧小平肯定,認為佢做法「正常」[63]港英就噉放棄咗佢原有喺香港推行英式議會民主嘅計劃。之後,英國同中方私下達成咗協議,將立法局首次推行直選嘅時間由88年推遲到91年。[64]所謂「港人治港」就係噉九七都未到,喺幾年之間就冇咗件事。喺1985年6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委員幾乎清一色係保守派、媚共人士同埋共產黨員。1989年1月,「雙查方案」喺「起草委員會」入面通過,普選立法會同行政長官嘅時間被推遲到最早2011年,而且實行普選俾人加上咗極為嚴苛嘅前設(一定要經「人大常委」、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三分之二同意),幾乎等同普選被否決。[65]港大學生會依個時候再次寫信俾趙紫陽,甚至派出幹事遠赴北京,爭取趙紫陽「兌現承諾」喺香港實行民主[66],最後當然徒勞無功。同年發生六四事件,港人對前途信心崩潰。五百幾萬香港人就噉徬徨噉面對九七來臨,面對嗰個學界曾經熱切期待同爭取嘅所謂「回歸」。

喺六四屠殺後,香港嘅將來似乎已經判咗死刑。

結語

由於學生在社會中一股脫離生產、因而也脫離各種利益衝突的力量,動機和策略都比較單純,學生運動一方面容易受保守勢力欺侮,另一方面也能贏得一般人是的同情。

— — 《學運春秋 — — 香港學生運動》,1982年10月

學生作為年輕人,入世未深,學運嘅價值唔係亦都唔可能在於學生嘅能力有幾高。學生能夠打動人,靠嘅就係滿腔嘅熱誠、動機嘅純潔,唔似外人噉可能受個人政治利益左右行為同立場。但當年嘅學生冇喺前途談判期間企出嚟引領港人創建一個自己屬意嘅將來,反而成為中共嘅統戰對象,依附喺掌握國家機器嘅統治者底下搖旗吶喊。

當年學界同中共積極合作。當時戴耀廷代表學界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

從來人性都係醜陋嘅,喺政治入面掌有權力嘅人就更加唔使講。所以學運嘅目標絕對唔應該係同任何政治派系(「本土派」、「民主派」亦然)同掌權者打好關係。作為知識分子,就係要監察掌權嘅人,務必要有一個隨時同當權者、政治人物作對嘅準備,而唔係好似中國人傳統噉只係做當權者嘅「忠臣」。當「同掌權者(中共)建立良好關係」成為學生嘅日程,學運應有嘅純潔,作為知識份子應有嘅理想同精神其實已經唔再存在。

成個八十年代嘅「民主運動」,就係喺依種同中共保持友好、緊密交流溝通嘅氛圍底下進行。當年唔少學界精英,都成為咗後來嘅「民主派」。佢哋爭取民主嘅路線同埋前提,就係承認中共,同中共合作,喺中共定下嘅框架底下發展民主。「民主派」能夠喺依個年代成長,中共嘅統戰其實提供咗土壤,實在功不可沒。中共比佢哋成為建制嘅一部分,例如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依啲中共主導嘅機關,賦予咗知名度同輿論影響力俾佢哋。後來依班承認中共、支持所謂「回歸」嘅「民主派」喺六四問題上同中共立場分歧,同中共決裂,但冇變過嘅係佢哋對中共嘅承認。之後佢哋再俾英殖政府扶植為殖民建制內嘅參與者,繼而依班中共一手培植嘅人壯大為今日依附喺《基本法》底下嘅「忠誠反對派」,到今日都仲主導緊香港政治光譜,依個就係另一個故事啦。

「民主派」代表人物李柱銘、司徒華都有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圖為1986年「起草委員會」一眾委員喺一次召開會議前嘅合照(前右起為譚惠珠、李柱銘、司徒華、李嘉誠、查良鏞)。

喺八十年代依個港英一直冇民主,而中共、以至台灣同成個共產陣營都睇落好似逐漸走緊向開放嘅時空,係可以理解點解「民主回歸」派會對所謂「回歸」有所憧憬。喺噉嘅前提下,我哋都未必可以單單因為「民主回歸」派靠向中共支持所謂「回歸」,就將佢哋定性做歷史罪人。但無論主權移交本身,定係今日已經落得惡名昭彰嘅《基本法》、「一國兩制」,佢哋之所以能夠成事,都係有賴「民主回歸」派作為建制內外嘅推手。作為政治人物,喺政治倫理上,「民主派」今日為「民主回歸」路線一敗塗地承擔政治責任係責無旁貸。但至今「民主派」對其失敗唔單止全無交待,甚至繼續接受陷共嘅「政治現實」,完全擁抱《基本法》,完全唔使指望佢哋會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延伸閱讀:
曾澍基等,《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1982)。
依本書可以話係當時「民主回歸」派嘅重要論述。

註腳:

[1] Po-King Choi, “A Search for Cultural Identity: the Students’ Movement of the Early Seventies,” in Differences and Identities: Educational Argument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1990); Leung, Benjamin KP.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to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2000).

[2]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現已退休。

[3] 馬嶽,《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2012),頁61。

[4] 學聯等,〈就「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發表之意見書〉,《學苑》1980–81年第五回,頁70。

[5]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1991), p. xv.

[6] 黃錦明,〈英國現存十三個殖民地的比較:最少民主的殖民地 — — 香港〉(1981年9月20日),取自《百姓》半月刊,《香港路向》(1983),頁251。

[7] 〈「一九九七」民意調查之四 — — 訪問一般市民〉,《爭鳴日報》,1981年6月29日。見

[8] 嗰兩個調查分別係香港觀察社同香港革新會做嘅。見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2001),頁34–36。

[9] 蔡子強等,《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1998),頁29;“VIP welcome for historic visitor”, HK Standard, Sept. 27, 1982.

[10]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28–29;《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63。

[11]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30;“Jeers and Cheers,” SCMP, Sept. 28, 1982.

[12] 蔡子強等編, 《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1998),頁7;“‘Validity’ of Treaties Rapped Again,” HK Standard, Sept. 29, 1982.

[13]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63;“China Reports Student Action,” SCMP, Sept. 30, 1982.

[14] 葉建源係現任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員。

[15]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84。

[16] 馮煒光後來加入匯點,曾任民主黨南區區議員,2012年成為港共政府新聞統籌專員。

[17]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53。

[18] 《香港學運文獻選輯》,頁8–12。

[19] 鍾耀華,〈特立獨行的反對者──區龍宇〉,《端傳媒》,2015年8月14日,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15-opinion-auloongyu-a/

[20] 〈「香港前途民意調查」報告〉,《百姓》,1981年10月1日,頁49–51。

[21] 陶飛,〈打破「維持現狀」的神話〉,《中大學生報》總第108期,1982年9月,頁54。

[22] 關永祥、洪逸生,〈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學苑》1983–84年第四回,頁3。

[23] 學聯,《周年大會文件集1982》,頁68。

[24] 同上。

[25] 鄧小平,《鄧小平論「一國兩制」》,2004,頁2。

[26] “Beijing hints at self-rule,” HK Standard, Nov. 21, 1982; “Beijing assures Huang we’ll get full autonomy,” HK Standard, Nov. 1, 1982; see also “Much-used phrase needs defining”, SCMP, Jan. 14, 1986.

[27] 匯點,《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1983年1月。

[28] 學聯,《周年大會文件集1983》,頁57–58。

[29] 香港青年各界人士訪問團,〈一群社會才俊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七十年代》,1983年7月。

[30] 羅沃啟依家係人權監察總幹事。

[31]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36。

[32] 《香港學運文獻選輯》,頁14–20。

[33]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85。

[34] 〈許家屯談旺角騷動事件〉,《華僑日報》,1984年1月16日;“Democracy a Definite Trend,” SCMP, Jan. 16, 1984; “Democracy Will Prevail, Assures Xinhua Chief,” HK Standard, Jan. 16, 1984.

[35] 施鈞安等編,《基本法面面觀》(1984),頁112–114、116–119。

[36] 同上,頁115。

[37]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17、53、69–70。

[38] 陶飛,〈打破「維持現狀」的神話〉,《中大學生報》總第108期,1982年9月,頁54;另見《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47。

[39] 張家敏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依家係政協。

[40]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27。

[41]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71。

[42] 同上,頁72。

[43] 金堯如,《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2005),頁97–98。

[44]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32。

[45] 同上,頁54。

[46] 同上。

[47] 港大學生會,《赫戲1986》,頁21–22。

[48] 同上。

[49] “Petition over 1997 Gets 630,000 Names,” SCMP, Oct. 10, 1983.

[50] 《赫戲1986》,頁15。

[51]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52、62。

[52] 同上,頁66;《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64;《赫戲1986》,頁15。

[53] 《赫戲1986》,頁17。

[54]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66;“Poly union council raps committee,” SCMP, Nov. 6, 1983.

[55] 《赫戲1986》,頁18。

[56] Margaret Ng, “Cultural Pride of the Hongkong Chinese,” SCMP, Aug. 25, 1983.

[57] 周華山,〈編輯室〉,《學苑》1984–85年第一回,頁3。

[58] 李詠怡今為港大政治系教授。

[59]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頁42–44。

[60]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68。

[61] 游刃,〈問題就在面前,你逃得了?〉,《中大學生報》總第108期,1982年9月。

[62] 《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頁63。

[63]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1994),頁173–174;張結鳳等,《不變,五十年? — — 中英港角力基本法》(1991),頁97。

[64] “Britain, China forged 1987 deal on direct elections for Hong Kong, archives reveal,” SCMP, Dec. 30, 2016.

[65] 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2010, pp. 157–158.

[66] 港大學生會,《學生會通訊》,1989年2月,頁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