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脑子里却奇怪地浮现了另一个特立独行的音乐人左小祖咒的歌词：“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我，因为我和你一样，要得太多。”
从来没有用一篇文章来写一个人。也许是过早的听说了梁衡的故事——他气不过别人说他只会写散文而不会写人，因而三下常州探访瞿式故居，成名篇《觅渡，觅渡，渡何处》。只是这篇被语文老师推崇有加的美文，最终也只不过证明他确实只去了三次罢了。韩寒亦有文写给张国荣，那个在《霸王别姬》杀青宴上举酒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的人，最后和程蝶衣选择了一样的道路。当我今天打算用文字记述一个我心中的汪峰的时候，我也不禁要思忖，他如今选择的道路，到底会通向什么样的终点？
第一次听说汪峰是看到白岩松推荐他的专辑。封面上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沉默地望着远方，身后白茫茫的荒原上刮着凄凛的风，血红的大字写着《信仰在空中飘扬》。听过一点摇滚乐的人都明白，这是在致敬《Blowin’ in the wind》。我记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人好大的野心，他要做中国的鲍勃迪伦。”
汪峰，这个名字已经在这一年里迅速地走红了。伴随着北爱、北青、中国好声音，他的歌也开始频繁响起在地铁站和大卖场，和爱情买卖放在一起循环播放。今年九月，“内地第一个挑战工人体育场的男歌手”的海报贴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这标志着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终于从鲍家街走向了主流文化的聚集地三里屯，再往上，只有“鸟巢”了。
当然这些批评是不会见诸于报端的。工体演唱会前后，京城各大媒体声调一致地为汪峰呐喊助威——主流媒体的从业者们看到一向桀骜不驯的摇滚圈终于出了一个励志和向上的典型，无不欢欣鼓舞忙不迭地歌功颂德。一向快嘴毒舌的老梁只是酸溜溜地说了句“汪峰最勤奋，商演哪哪都有他。”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神六上天直播时的背景音乐是《飞得更高》，央视直播四川地震时则放了《美丽世界的孤儿》。
然而在摇滚圈子和资深乐迷眼里汪峰似乎只是个穿着皮夹克戴着墨镜唱励志歌曲的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乐评人不在少数，因为他“一直扛着摇滚的旗帜，就是丫的想赚钱”。更有许多声称是鲍家街时期的老歌迷的人声调一致地断言他已经彻底地妥协和商业化，《花火》以后的专辑都是一堆垃圾。把音乐当娱乐的老百姓自然看不到这些，但这批评的声浪已然排山倒海。而他似乎找不到什么回击的理由，尤其是在他频频出现于选秀节目和商演舞台上的时候。
和菜头在一篇教导人们怎样欣赏左小祖咒的文章里面说道，一个人折腾了19年，如果你把他这19年的折腾史过一遍，无论理解赞同欣赏与否，你会承认一点：这个人要比看起来复杂得多。从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鲍家街43号乐队算起，汪峰踏入摇滚圈也有十八个年头了。他是主流音乐市场上唯一的摇滚歌手——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已然远去，许巍也渐渐沉寂。汪峰则保持着每两年一张的速度，已经出了九张专辑。仅此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他绝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被否定的。
汪峰一直在强调他的使命。他在不同的访谈里反复说，摇滚不应该是地下的，摇滚乐应当是主流音乐，摇滚歌手的出场费应该是最高的。他不睡懒觉，也不去夜店，坚持每天九点到三点写歌，对演唱会的种种细节苛求到宁愿赔钱。他说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唱一次歌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吗？相反我在上面唱十次，一百次，我就会改变这个舞台。
他在张北音乐节唱《当我想你的时候》，请求全场观众指向天空，为动车事故的死难者默哀；他在平谷音乐节被禁止演唱《一百万吨的信念》，转而利用那几分钟的空白向“有关部门”喊话，要求他作为音乐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他在《晚安北京》里描写自己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失眠，在《雨天的回忆》里逐一祭奠二十多年以来发生的那些悲剧。《名利场》中唱道“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在竭尽全力的伪装/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是个可笑的可笑的名利场”，《无主之城》中则说“我拦住一个乞丐问他天堂在哪/他说就是你面前这座无主之城”。更不必提早期的经典《小鸟》、《硬币》、《青春》和《美丽世界的孤儿》。平心而论，能写得出这些歌当中的哪怕任何一首，在当下的社会都应当被刮目相看了。
汪峰已经做得太多了。当年鲍勃迪伦发出业界第一张双专时囿于技术限制，其时长也仅相当于现在的单张CD，汪峰做出了一张整整26首歌140分钟的双CD专辑。他要凭一己之力振兴中国摇滚音乐，他要凭一己之力对抗社会文化的腐败堕落。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尴尬的事实，过去一年他一个人的收入超过其他所有摇滚歌手收入的总和。
十数年如一日的努力，和现实的对抗，对理想的坚持，向污浊世界的愤怒的呼喊，都成了光鲜的标签。在一个热衷消费才华与价值观的国家，那些昂贵而稀缺的品质被轻而易举地标上了价格。于是“摇滚”这个词成了吹捧“有思想、有人文关怀”的噱头，而《北京北京》、《再见青春》在排行榜上和江南style、最炫民族风紧靠在一起。
遥想曾经的八十年代，举国上下弥漫着精神解放、艺术探索和启蒙主义的味儿，人们眼里满含着委屈，关注着国运。全社会热情而忧虑，激进而严肃。摇滚乐是文化英雄的一部分，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有一种欲说还休又诉说不尽的苦闷、反抗和发现的狂喜。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坛，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那是大学里人们穿着军大衣冻得哆嗦，却都舍不得放下手里的弗洛伊德和萨特的年代。那是摇滚乐的黄金年代。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摇滚乐全面转入地下。曾经到香港红磡开唱，震撼港人听觉的大陆摇滚人们，逐渐销声匿迹。在红磡之后的1996年，何勇有一次在工体的演出上唱《姑娘漂亮》，对台下的观众大喊“李素丽，你漂亮吗？”结果这句话让他被禁演了很多年，似乎暗合了大门主唱吉姆莫里森的经历。又是十数年过去，而今内地的音乐市场，在浮夸的时代气息和孱弱不堪的版权保护中生长得越发畸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快女型男好声音们，借着转瞬即逝的名气拼命捞一把，随即又被吸金的大潮卷得无影无踪。诸如哇哈哈二十五周年庆典晚会之类的拼盘商演遍地开花，不但毫无艺术性可言，还每每惹出虚假宣传，质量低劣的闹剧，却最赚眼球，也给歌手带来最多的利润。
正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有两种方法能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也许奥威尔的预言现在看来似乎威胁已经不大，但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有一段是采访崔健的。崔健说到了何勇、张楚，还有当年的窦唯还是一成不变，如今大家过得都很平凡，或者说是清贫，骑着单车去唱歌，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个孤独的战士。他说在中国这个没有支点的社会里，做不哗众取宠的摇滚乐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凭着汪峰源源不断的高水平创作，他本可以跻身受人尊崇的摇滚乐教父一辈。可他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更多。
他要想改变中国音乐的现状，乃至提升中国听众的整体水平，至少先要让他们能够接受他的音乐。汪峰曾说别人都把《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称作励志三部曲，但那在他的作品中顶多也就是打70分的歌，但有人愿意听这些歌，总比只有爱情买卖可听要好得多，只要坚持下去，摇滚乐一定会成为主流，所有人都能倾听发自灵魂的声音。
为此他坚持了十八年。他和所有曾经的地下摇滚人一样，从朝不保夕、入不敷出的窘境里起步。但他存活下来，经历商业化的阵痛，为了流行度而妥协，最终达到这样的身价，而他用一张《信仰在空中飘扬》证明了，他还是原来的汪峰，十几年的坎坷与成功都没有改变他。即便是在摇滚乐的黄金岁月里，也没有人能够独自撑起四万人的演唱会，汪峰做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可换来的却不是他梦想中的摇滚的再兴和人群的觉醒，只有主流媒体的虚与委蛇和更多摇滚人的暗箭明枪。有太多的人是听了旭日阳刚唱《春天里》，或是梁博唱《花火》，才认识汪峰。可他们喜欢的不是他的创作，只是春晚和中国好声音。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对艺术的欣赏，只是对名人的追捧。所以高晓松说汉人无音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执意要在摇滚乐主流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的汪峰，怀着对改变这个社会一意的执着，却看不清时代的舞台给他留下的是什么。
他每一张专辑都要感谢的人，鲍勃迪伦、大门、约翰列侬，无不是受到主流世界极大认可的摇滚歌手，每一个都有左右一个时代的影响力。在摇滚从未成为主流的中国社会，这些西方的摇滚天才们就是他坚定自己信念的榜样。
可以说是他的野心支撑他走到了现在。还在国内摇滚圈蓬勃发展，摇滚青年们视金钱如粪土，视一切主流为庸俗的年头里，他就已经表现出与众不同。他说“我要飞得更高，我绝不能陨落”。
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挽救了他的歌唱生涯。所谓的励志三部曲，无一不是这种野心驱使下，对主流商业的迎合和对听众口味的妥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汪峰自己打70分的歌托起了他全部的身价，倘若只把那些100分的歌结集出版的话，在如今唱片的汪洋里不会激起任何回响。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在他仍旧入不敷出的2005年，《飞得更高》这首歌半年的时间就在各种不同场合唱了三百多次。那时他亟须证明自己多年来的辛苦付出不是白费，他“不会陨落”。如果出了五张唱片，生活却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那“就都完了”。
在他参加过的商演里有一台叫“欢乐中国行”的节目，是央视办的。无独有偶，崔健也曾参加过这个节目的演出。当时崔健的乐队当着现场吵闹、毫无耐性的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圆场，从此很少有电视台再敢邀请崔健。
有人说左小祖咒是个创作优美旋律的天才，只是他丝毫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偏要配上呕哑嘲喳的唱腔。殊不知汪峰也是创作优美旋律的天才，他优美的旋律风格是他得以流行的基础，这是与生俱来的优势。毫不吝惜地肆意挥霍自己天赋的人一定是诗人——他们连自己的命都可以随手丢弃。所以左小是诗人，汪峰则不是。他不肯满足于随性写意地自吟自唱，他不满足于住地下室开破车演唱会只在小剧场。他要得更多。
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是一位预言家。他生于1898年，卒于 1923年，却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阶梯》，比闻名世界的《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还早得多。
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看到民众的苦难，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人类状况。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他必须先攀上阶梯的顶端，而魔鬼却把守着阶梯，要想通过就必须行贿，交出自己的感官。
年轻人先是交出了听觉，魔鬼安慰他：“你仍然会听见！”果然，他听见阶梯下原来悲苦呻吟的人群，如今却在快乐地歌唱。接着他又交出了自己的眼睛，魔鬼安慰他：“你仍然能看见！”果然，他看见原来赤裸血污的人群，如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红玫瑰。到了最后一个阶梯，魔鬼提出的条件是交出他的心脏和记忆。尽管这意味着要拿走他作为人的终极属性，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年轻人站在了顶端。他望着下方的人群，那是光明、欢乐和满足的表情。他看见了人们盛装集会，哀号声已经变成赞美的颂歌，他所渴盼的一切已然到来。
人类的状况终于改变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年轻人的地位和他看世界的立场。
保加利亚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主张采用苏维埃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1946 年执政后，许多过去的斗士觉得回报的时候到了，渴望着享受现代公寓、乡间别墅和情妇。城市里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成为新权贵的抢手货。而在繁荣进步的口号下，这个国家却长期经济落后。
魔鬼就是权力的象征，要想攀上社会顶层就得放弃人的属性，塞平斯基揭示的是革命本身的悖论：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理想世界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理想？
汪峰和他尊崇的约翰列侬不一样，他不参与政治辩论和公共事务。但在音乐圈权力就是身价、流行度和影响力。每个摇滚人的心里都有的那个理想乐园，那个摇滚音乐之所以直指人心、震撼时代的源泉，似乎触手可及，却又似乎远在天边。谁也不知道，在通向那里的阶梯上，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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