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吹範文:《始得西山宴遊記》

天海
天海
Sep 4, 2018 · 8 min read

再一次經歷開學週,就算多麼不願意面對現實,也得保持絕無僅有的工作熱情。想了一想,乘著上一回談韓愈的勢頭,親近一下柳宗元或許是一個好辦法——畢竟因為工作關係,下學期就要面對這位先生,終究躲不了。慚愧的是,不知何故,個人對柳宗元並無甚麼明確印象。就像馬上要談的〈始得西山宴遊記〉,雖說肯定是從前學過的,但如今再讀一遍,感覺卻是新鮮得離奇。恐怕這些都是不知不覺間退還給老師的東西。

網絡圖片,各篇原文見教育局網頁。

古典文學史嘗有「韓柳」的合稱,但對香港中學生來說,二人的形像大概有很大的差別:說韓愈,只想起大堆很好念,但總是似懂非懂的論說文;說柳宗元,則是一首五絕〈江雪〉加〈永州八記〉。(上一代人的中文科課程會教〈捕蛇者說〉,但個人記憶中,近年好像都不多提這一篇了。似乎繼劉禹錫的〈陋室銘〉和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等篇後,又一篇默默地退出必修篇章之列的名作。)再嚴格一點的話,所謂「永州八記」也不過是個好聽的名號而已,課程中真正會接觸到的,通常只有〈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和〈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當然,香港世情就是讀過幾篇,唸出幾句,足夠拋拋書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自誇通讀八篇了。然而,治學者責在求真求是,柳子文心豈是依靠略讀幾句就能了事?

教科書大多以「古代遊記」的名目標示〈永州八記〉,形容八篇文章就是柳宗元遊歷永州(大約是今天的湖南省)時記下的所思所想。看似理所當然的簡單描述,其實值得商椎,特別是「遊記」這一名詞。固然〈始得西山宴遊記〉本來已把「遊記」標於肩名內,毋庸置疑。但不少詞彙其實是有時代性的,例如「經濟」在古時是「經世濟民」之意,現代用法是在日本近代翻譯傳入中國後才變得普遍,最後取代了不再流行的本意。相似的例子還有「理性」、「意識」、「社會」等等,受到不同文化圈的外來詞衝擊,相同的漢語字彙在不同時代往往指向不同的本義。至於「遊記」,在現代概念中基本上已經成為了特定的文體體式,其源頭來自西洋文學。最為人熟識的,莫過於十三世紀末的《馬可.孛羅遊記》。那麼中國的「遊記」何以不能於西方的「遊記」混為一談?關鍵在於「記」字……前面的「遊」字。

圖片來源:TravelZhejiang

對於沿海發展,國多土少的歐洲人來說,對外擴張,探索未知領域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法。而這種功業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所以海盜——或者美其名曰「探險家」——往往需要把過程中所竹所聞記錄下來,一方面是要累積知迫和經驗,為繼承者提供方便,一方面亦要向外宣示主權,證明自己是最先發現某地點的人,從而獲得獨家開發(文明開化、啟蒙、搶掠、洗劫、殖民……描述悉隨尊便啦。)的權利。在傳教士興起和工業革命後,除了山水地理的標示外,天然資源、土著外族,外國情勢等範疇的資料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令遊記的內容漸漸擴展,發展成一種令讀者增廣見聞,獲取有用情報的文字載體。而隨著現代交通網絡的發展,「遊」少了危險與艱苦的意味,變成了以優閑為主,旨在體驗異國風情,增添生活品味的「旅遊」。如是者,遊記的重點又由資訊轉移至作者觸景生情,抒發不盡的感悟,添上私密性質和個人色彩。由此可見,論西方「遊記」的本質,往往具有積極向外的精神,能夠體現了對廣大世界的驚奇和興奮。

然而,對古代中國來說,「遊」毫無喜樂的意思,甚至是一種大不幸。要知道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社會,人的一生理應牢牢地綁定於土地上,死後也得入土為安,長居一定。一般人根本沒有成本亦沒有必要離開居住的地方。當然,因著仕官制度和科舉制度成熟,士人的活動範圍多了一點流動性,但他們的行程存有明確的目的地——最好當然是在京師做大官,不成的話,也可以在地方上當個父母官,落地生根。至於如同探險,隨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遊」,則是流離失所居多。這些不是被流放、貶官、求仕不成,就是在戰亂中痛失家園,總之沒一宗是好事。由此而生的文學作品,怎可能見出喜樂?數最早具有「遊」意的作品,較多人認識的應該是《楚辭.涉江》。這正正是屈原流放時的記聞,行文中充滿對不毛之地的恐懼,還有遭殃落難的憤慨。若果想為中國的「遊」加上具體的印象,那麼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大概是最確切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小橋流水人家不屬自己,斷腸人尚在天涯之下無所安頓。

圖片來源:鳳凰網

交待了一些基本概念後,不妨再次讀一遍〈始得西山宴遊記〉。其實開篇首句已經為全篇定調: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

柳宗元來到永州,源於受到「八司馬事件」,即「永貞革新」所累,被眨為當地的司馬,所以他強調自己是帶罪之身。單看字面的話,「恒惴慄」一語可是很不自然的,皆因全篇都沒有甚麼恐懼的情狀,稍後甚至表現出一種悠然自得的感覺。請注意,這就是本篇的鑰匙孔——常常覺得,是否觸犯「藍色窗簾」原則的關鐽,就在於能否找出作品中的鑰匙孔。任何刻意流露言外之音,看似與全篇格格不入的文句,都可能是作者留下的提示,指導讀者從另一角色理解文本意;相反,不妥的情況則是全篇明明圓融一致,解讀者偏偏硬生生地把想像出來的框架一下蓋住整個文本,卻提供不了文本本身與該框架的連繫。就「恒惴慄」一句,讀者可以掌握到柳宗元心底的感受,一次山水遊覽怎可能把半生官運拋諸腦後?他不是莊子,而是一個有志於改革的年輕士子!而且後來的史實亦告訴大家,他並無拋離儒門理想,徹底轉入道家的懷抱。接下來還有幾句:

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第二段亦有類似的句子:

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這與李白的〈月下獨酌〉根本就是異曲同工——固然柳宗元身邊仍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同醉同夢,尚不算完全孤獨,但從大局來看,他們一伙還是可憐的少數。如果可以自行選擇的話,他們肯定希望在仕途上大展拳腳,而不是這樣消磨人生。雖然「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一語確實像道家典籍的文字,但考慮到柳宗元的描繪對象是山勢奇特的西山,則又可從儒家的角度入手。皇室向來重視在高山祭天的禮儀,因為這既符合儒家一向強調的天人感應,又有俯瞰天下,擺出一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姿態。換言之,在西山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志士仁人應該可以有所感應,就如他於文首提到自己對西山的獨到眼光一般。而登上山崖之後,這人更應該能做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與天道互相輝映。所謂「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不但是柳宗元對美境的讚美,亦是他對自身之志向與精神的寫照。識英雄重英雄,只有仁人志士方能與天地呼應。進而言之,他依然相信自己沒有偏離天理大道,如今的罪名只是時不與我,一時遭奸惡小人迫害——崇高的宇宙才是「我」與正道的最佳憑證。

圖片來源:明報.加拿大海外版

教科書把〈永州八記〉視作柳文技法的代表,主要是表現在他對遊歷見聞的描寫方法。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以短句構成的第二段可謂最典型的例子。其開首以明快的節奏交待出遊的源起,以及到達觀察位置的過程。接下來他以大量四言句式描述從高處向下俯視大地的面貌,氣勢磅礡之餘亦見清晰,並且迅快轉移至怪山之上。作為全篇焦點,他的描寫不限於真實而具體的狀貌,而是深入之抽象的神態,與傳統山水畫重神似多於形似的原則是相通的,更是情景合一,形神俱體的境界。在短短篇幅中有此表達,無疑是大師手筆,非慣用陳言套語的俗世文人能及。有趣的是,這種筆法並不是從同類文體中襲來的,而是取法自《水經注》等方志類文獻。扣際作者在文章中的存在感之外,方志本來就與遊記有不少相通之處,尤其今人常言之「風土人情」一詞可溯源至「風土記」這種方志體裁——當然,古人的「風土」是要介紹自己所在的地域,而今人言之「風土」往往是用來形容異鄉的。

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史上,西方式的遊記作品在近代才開始出現。在西學東漸的年代,改革派年輕學子想到西方尋求救國良方,亦有部分中國士大夫被迫到外國當堪稱苦差的外交官。無論是自發還是受命而為,他們開始注視到中原大地以外的種種新事物,遊記的意義亦由傳統的形態過度至類近西方的情況。知識內容、文體應用和外部環境互相影響的關係,可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實在值得大家思考。但在思考大問之前,或許在此先留下一個小小的討論問題:我們都知道〈涉江〉也好,《馬可.孛羅遊記》也好,都可能存有虛構的成分,作者未必真的到過所有地方,那麼〈永州八記〉中又是否有這個可能?若然屬實,這篇遊記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會否受到影響?遊記又是否必定要通盤屬實?這又何解會是個要緊的問題?我思故我在,文學在背書以外,還有很多好玩的謎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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