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談空間，然而談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為了不要再雞同鴨講，我們最好辨別一下不同的空間概念。
（一）特定範圍
最直觀的概念，是將空間視為地表上某個特定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出現的人事物，與其他地方有所差異。換言之，空間就像是個無形的容器，承載著獨特的人事物組合。早期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在地表上劃分具有可辨明性的空間（區域），然後鉅細靡遺描述空間內部的特性。但這樣往往流於無聊事實的大量堆砌，缺乏理論化的解釋。
有些社會科學家也考慮地理空間，因為空間裡的環境因素可能影響個體行為。例如，即使家庭背景完全相同，臺東縣考生考上臺大的機率，還是遠低於臺北市的考生。在這裡，臺東縣、臺北市相當於容器。不過，這類研究通常只以「虛擬變數」控制空間差異。他們雖能指出地理空間具有差異，卻沒辦法明確說出：是什麼樣的環境因素造成差異。
更細緻的社會科學研究，探討空間的集體特徵如何影響個體行為。例如在英國，住在勞工社區裡的中產階級，投票行為變得比較像工人，反之亦然。這類研究稱為脈絡分析。脈絡分析假設人們只被特定空間裡的人影響，而不會被這個空間以外的人影響。這無可避免遭到批評。現代人的地理流動性愈來愈高，怎麼可能乖乖待在同一個容器裡呢？
當代人文地理學者則強調，空間是被人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用以進行社會區隔。例如，建商推出豪宅空間，讓購屋者可以藉此區隔自己的身份地位。咖啡店與泡沫紅茶店的區別，並不是只有販賣不同的飲料而已。咖啡店打造出來的空間，讓顧客覺得自己比較幽雅、有品味。
進一步言，空間是社會實踐的場域。當你置身臺鐵的月台空間時，可能也是爭先恐後、擠成一團。不過，當你經過一座電扶梯，來到臺北捷運的月台空間時，許許多多的標語、廣播，還有其他人的以身示範，都在提醒你要當個「文明人」。結果，你瞬間變得守秩序、乖乖排隊起來。
不過，空間並非永恆不變，是會流動的。臺北捷運中山站與雙連站間，原本計畫打造地下書街空間。結果，卻演變成地下街舞空間。白天的二二八公園，是綠地空間、紀念空間；一進入夜晚，就變成同志空間。
激進的人文地理學者，則批判空間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例如，女性主義者常批判女生廁所外大排長龍的景象。他們認為廁所空間的設計者是男性沙文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免不了要去批判「萬惡的資本主義」入侵傳統空間，像是星巴克出現在古色古香的老街。追根究底，空間由權力打造。於是，他們進一步衍生出「正義」議題，站出來捍衛弱勢者的生活空間。十四、十五號公園，樂生療養院等抗爭活動，都可以看出這樣的脈絡。
我們不難發現，當代人文地理學的主流是探討空間如何被創造出來、如何流變，或批判空間背後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這些研究常常使用艱澀的語言，但其所談的空間基本上仍然符合「地表上某個特定的範圍」。只不過，這個範圍是人為的、流動的。直到他們開始談網路空間（cyberspace），空間就不再具有實體範圍了。
主流人文地理學談的幾乎都是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場域，因此與社會學研究也就分不開來了。有些地理學者，希望將研究拉回到大的地理空間（區域），復興區域地理學。他們不再「鉅細靡遺描述空間內部的特性」，而是吸取主流人文地理學的精神，探討區域特色如何被創造、如何被延續或轉變。只不過，新區域地理學目前在人文地理學界的位置仍然很邊陲。
（二）幾何特徵
早期地理學堆砌著大量無聊的事實。直到 1950 年代，開始有地理學者試圖將地理學變成一門科學。科學化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能以數學型式表達地理現象的分布。很快地，計量地理學成為一股風潮。
計量地理學者將空間視為地理現象分布的幾何特徵。他們從地理現象中抽離出路徑、節點、階層等等幾何元素，然後分析這些幾何元素的特性。這類研究的典範，莫過於中地理論、區位理論。
在這類研究中，空間與地理現象本身是分離的。研究者眼中往往只有六角網格、同心圓、聚集或分散的點，而不再是地景與人。結果到了 1970 年代，反對計量地理學的聲浪風起雲湧。激進的地理學者奪得人文地理學的主導權，他們批評計量地理學分析的是幾何命題，不是地理命題。而從地理學核心被排擠到圈外的計量地理學者，則另起爐灶，舉起「空間科學」或「區域科學」的旗幟。他們發展出來的空間分析技術，在「選址」方面獲得廣泛應用，因此在區域規劃、都市計畫領域大展身手。
另一方面，公共衛生、犯罪學領域也很重視空間分析技術。疾病或犯罪的分布若出現聚集，被認為是不好的事情。因此相關領域利用空間分析確認不好的事情有沒有發生、發生在什麼地方。當然，這套方法本身依然是分離觀，並不能解釋疾病或犯罪的成因。
就在人文地理學界拋棄計量方法的同時，其他領域對於地理計量的需求卻愈來愈大，這導致地理資訊系統（GIS）的誕生。GIS 使地理計量普及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汽車導航系統裡的最短/最快路徑選擇。另一方面，發展成熟的 GIS 也出現反攻人文地理學界的傾向。不過，主流人文地理學者基本上是瞧不起 GIS 的。他們雖然普遍沒有摸過 GIS，但直覺認為 GIS 與當年的計量地理學換湯不換藥。而計量地理學，不是早就被他們淘汰了嗎？
（三）相互關係
還有一種空間，既不是無形的容器，也不是被分離出來的幾何元素，而是人事物之間相互關係的密切程度。關係較密切者，通常稱為鄰近；較不密切者，則稱為疏遠。
1970 年，Tobler 提出「地理學第一定律」，一語道出空間關係觀的精髓：「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 else, but near things are more related than distant things.」（凡事皆相關，但近的比遠的更相關。）
那麼，鄰近、疏遠要如何衡量呢？最簡單的概念是物理距離，也就是一般口語中的距離。但必須注意的是，物理距離較短者，並不保證關係一定較鄰近。例如，與那國島和臺灣的物理距離只有 110 公里，能見度好時甚至能見到臺灣。但是從與那國島到臺灣，得先經石垣、再經那霸，繞好大一圈。結果，與那國島與臺灣的交流反而不如那霸與臺灣密切。由此可見，影響距離的因素還有交通動線、時間、價格等。
Tobler 的概念雖然號稱是「地理學第一定律」，然而當時人文地理學者開始忙著搞馬克思，基本上沒什麼人鳥他。將 Tobler 概念發揚光大的，反而是經濟學家。
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正確翻譯是：經濟計量）中有許多研究，試圖估計區域的經濟產出或經濟成長率。這類研究以各個區域的因，解釋其自身的果。例如，某區域的資本、勞力、人力資本，決定其經濟產出。然而經濟學家發現，鄰近區域之間總是互相干擾，造成模型錯估。一開始，他們將這種干擾（空間自相關）視為一種「麻煩」，估計時必須加以排除。他們發展出解決這個麻煩的方法，稱為「空間經濟計量」（Spatial Econometrics）。等到這套方法逐漸發展成熟時，經濟學家猛然頓悟，這套方法不只是用來解決麻煩而已，更牽涉到方法論層次。
二次大戰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蔚為社會科學主流。亦即，將社會的行動者（一個人或一群人）視為獨立原子，由原子本身的特性來解釋其表現。這樣的方法論往往忽略原子之間的連帶關係。當經濟學家解決空間自相關的麻煩後，發現他們似乎也能夠正面處理「外部性」、「外溢」等效應。於是，大量空間經濟計量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還是最近十年內的事情。用一句話來概括這類研究的精髓，不外乎：愈鄰近的區域，總體經濟表現愈容易互相影響。
經濟學家的成就，啟發了其他社會科學家。於是，愈來愈多的社會學、政治學研究也開始談空間關係。例如，自殺、生育、纏足都有模仿的情形；謀殺、政黨支持度、政治獻金有擴散的現象。大部分空間關係的效應是正面的，但也有負面的例子。早期美國南方白人會對黑人施以私刑，當某地發生一次案件後，其鄰近區域在短期內就不會再發生。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效應，在愈鄰近的區域，人們的行為愈容易互相影響。
以上所談的鄰近關係，都屬於地理空間。事實上，地理空間僅是空間的一種型式而已。除了地理空間以外，還有更多種類的空間，像是「社會空間」。社會空間指的是人與人之間來往的密切程度。例如，甲與乙是朋友，乙與丙是朋友，則甲與乙的社會距離小於甲與丙。當然，朋友可以再進一步區分為好朋友、普通朋友，前者的距離小於後者。社會空間的概念與社會網絡理論完全相容，其精髓仍是：交情愈深的人們，行為愈容易互相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空間可互相鑲嵌。例如，「遠親不如近鄰」，同時牽涉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
如果將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替換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就成為「貿易空間」。同樣的，貿易往來愈密切的國家，在貿易空間的位置愈鄰近。有研究指出，貿易空間愈鄰近的國家，在政治上愈容易互相影響。
空間關係還可以進一步抽象化為指標距離，例如「制度空間」。最常見的制度空間，是以政治自由度與經濟自由度為雙軸，每個國家都擁有一個特定位置。位置愈靠近，意味制度愈相似。有些學者主張，制度空間愈鄰近的國家，總體經濟表現愈容易互相影響。
我們不難發現，凡是牽涉「人事物之間相互關係的密切程度」，都可發展出空間概念。不過，這種空間概念把地理學完全融化到社會科學中。希望找出地理學自主性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原作於 2008.2.2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