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與柯文哲
蔡英文總統日前在6月24日接受法新社專訪時表示：「我們必須同心協力，重申我們的民主自由（價值），以約束中國並阻止其霸權勢力的擴張」（原文：“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reaffirm our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order to constrain China and also minimise the expansion of their hegemonic influence.”；新聞連結）。當被媒體要求對此事評論時，台北市長柯文哲評論：「 國家力量決定一切，你力量不夠，跟人家大小聲時，被人笑而已，台灣在1990年時，佔全中國43％，但現在掉到4.6％還撐不住，所以台灣要夠強，才能夠跟人家談判。」同時也說：「 中、美對抗未來10幾年都是國際大勢，台灣在兩霸權中，應該好好思考自己的相處之道。」
柯文哲的短短一番話，其實就包含了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所揭示的兩個觀念：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以及大國終須一戰。這兩個觀念甚至啟發了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也因此得出了諸如「國際政治是大國政治」乃至崛起強權必定挑戰當今霸權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等概念。只是柯文哲畢竟不是修昔底德，實力不夠強還喜歡大小聲的是中國不是台灣，而台灣在兩霸權中唯一的相處之道，就是站在美國的一邊。
「米洛斯對話」與「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所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主要講述雅典和斯巴達爭霸的歷史。聽起來這似乎是個格局很小，規模只在台灣海峽四倍大的愛琴海沿岸的故事。但對古希臘人而言，這無疑是一場世界大戰。我們看過「三百壯士」系列電影，就知道當時愛琴海沿岸雖然諸國林立，但主要勢力有三：雅典、斯巴達、以及波斯。三百壯士講述的是「波希戰爭」的故事，只是經典的第一集的主角李奧尼達（Leonidas I）是斯巴達的國王，而第二集的主角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是雅典的將領。我們也看得出斯巴達是個陸權國家，而雅典則有著強大的海軍。雖然我們從第二集最後看到斯巴達與雅典聯手擊退波斯，但實則這三國勢力有如三國演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甚至曾與波斯結盟，以打造海軍對付雅典。
那麼這段歷史與台灣有什麼關係呢？論史者常會將台灣比擬做當時愛琴海上的一個小中立國米洛斯（Melos）。西方政治史上著名的「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描述的就是雅典使者與米洛斯人談判的過程。米洛斯人與斯巴達人同屬多立安人（Dorian），卻在兩強對決中宣布中立。只是雅典看上了米洛斯的財富與戰略地位，便意圖征服。在與雅典使者談判過程中，米洛斯人提出三點辯護：第一，征服我們會遭天譴；第二，一家親總比一家仇好；第三，攻擊我們只會引起他國側目，尤其是斯巴達。對此，雅典人也提出三點反駁：第一，天道就是強權即公理；第二，我們不稀罕跟你一家親，更不怕跟你一家仇；第三，斯巴達人很精明，不一定會為了你們跟我們開戰。
至於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則源自於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因的評論：「戰爭所以無法避免，是由於雅典實力的成長及斯巴達產生的恐懼」。由於雅典透過貿易累積大量財富，並建構強大海軍，使得斯巴達倍感威脅。巧合的是，雙方戰爭的引爆點，正是因為雅典對斯巴達的盟邦發動「貿易戰」。再加上當時各方都有國內政治動盪的危機，使得透過戰爭轉移國內焦點成為可行選項。
台灣是米洛斯嗎？
有台灣讀者讀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看到當中的米洛斯被大國欺壓，被盟友拋棄的歷史，不免有物傷其類之感。然而台灣和米洛斯的相異處其實比相同處多很多，拿來類比不免引喻失義。首先，米洛斯雖然是小國，但是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卻保持中立。然而台灣自從1949年以來一直都是美國的盟友。對斯巴達而言，對一個中立國見死不救自然沒有道德負擔。然而對美國而言，拋棄一個將近70年的盟邦，這對其他美國盟邦面前都是很難交代的。
再者，米洛斯與斯巴達的潛在同盟基礎，除了斯巴達為免雅典稱霸而採取的權力平衡策略，更有同為多立安人的同宗關係。台灣和美國顯然沒有這層關係，但美國卻多了一層協助台灣的動機，就是對東亞其他盟友的承諾。如果只考慮兩岸情勢，美國當然有可能考慮放棄台灣以避免與中國開戰。然而東亞除了台灣，還有日本及南韓這兩個美國重要盟友。美國可以失去隔著一個太平洋的台灣，但日韓是無法接受自己航運貿易的生命線，因為台灣被中國佔領而被控制的。在這層意義上，台海的和平仰賴的就是與美日的同盟，而不是中國的善意。
基於這兩點，台灣都不可能是米洛斯。而如果「強權即公理」是正確的，那麼在台海的戰場上，真正的強權應該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就算真的照現實主義的思維，台灣應該做的就只能是「西瓜靠大邊」（bandwagoning）策略，而不是與中國聯合平衡美國。畢竟就算中國崛起，就算中國得到台灣將取得重要戰略地位，別說美國一國的軍事力量就足以碾壓其他大國，面對日本、南韓、甚至印度幾個大國的圍堵，台灣都擔當不起中國擊敗美國的關鍵「平衡者」（balancer）角色。《環球時報》在AIT新館落成時發表社論，警告台灣不要在美國一棵樹上吊死。但是事實是，靠著中國這棵樹才是必死無疑。
至於有論者提出的「台灣中立國」概念，按照上面所述，反而會將台灣落入米洛斯的險境當中。除了中立國可能得不到盟友的奧援，世界上所謂「中立國」表面上是中立國自身片面宣告，實際上卻是周邊大國基於權力平衡原則所達成的默契。瑞士的中立是法國、德國、義大利及奧地利所達成的默契，奧地利的中立則是美國及蘇聯達成的默契。也就是說，台灣實務上要成為中立國，只能是美中達成默契。以為宣布中立就能避免戰爭，那就是有如米洛斯人那樣天真了。
美中之間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至於美中之間是否存在著「修昔底德陷阱」？這就要看美中的實力差距是否可與當時的雅典及斯巴達比擬。這個概念其實是由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在其2017年的著作《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艾利森也擔心隨著中國崛起，美中之間是否終須一戰。在書中艾利森提到，在崛起霸權挑戰既有霸權的歷史上，有兩個例子最後是沒有導致戰爭的。一者是十九、二十世紀交界的英美霸權轉移，再者是美蘇冷戰。英美由於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霸權轉移較為順暢。而美蘇雖然意識形態天南地北，但冷戰對峙的相互嚇阻思維使得雙方最後都選擇避免發動全面戰爭。所以美中要避免戰爭，必須要認清國家核心利益，避免為了不必要的邊陲利益（如保衛菲律賓等盟友）而與中國打核子大戰。兩國應該把重點放在處理國內問題，而不是在外交上爭霸。（艾利森在《外交政策》的投書：連結）
然而艾利森的論述也招致批評。最常見的是艾利森假定中國將以過去的高速持續崛起。這點其實在冷戰結束後，「中國威脅論」興起，就是個不斷被爭辯的議題。而其實早在2015年，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奈伊（Joseph Nye）就出版了《美國世紀是否結束？》（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一書。書中除了指出中國的經濟成長終將趨緩，就算有一天中國整體經濟超越美國，但整體經濟體質，如金融體制及科技等方面，中國都難以望美國項背。何況美國的軍事實力仍然獨霸全球，美國的軟實力吸引全世界人才，包括中國人，到美國求學工作。美國的「沒落」實則是一種迷思。每個時代都有媒體或史家鼓吹美國沒落論，但美國到今天仍然稱霸天下。
最後如我在前文《美國不是要防止中國崛起，而是防止中國崩潰》所論，今日中國的崛起實是搭著美國的順風車。美國透過自身國力，在二戰後建構起國際安全、貿易、金融等建制，使得世界主要大國，包括中國，得以在美國國力所穩定的國際秩序下穩步發展。在川普宣布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時，習近平隨即發表「習近平外交思想」，說要「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去年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甚至曾說道：「若中國在世界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是因為前方的領跑者退縮，從而給中國留出了這一位置」，大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勢。
然而從退出人權理事會的舉動可以看得出來，川普帶領的美國與其說是放棄參與全球治理的責任，不如說是放棄以國際組織為平台的多邊主義。目前川普的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在11年前的自傳《投降不是選項》（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就提到，聯合國大會這種一國一票的決策機制，稀釋了美國影響力，無法完整反映美國真正的實力。甚至會像美國所控訴的那樣，人權紀錄低落的國家竟然高坐人權理事會席次那樣荒謬。此事之後，也有論者開始討論：中國真的擔得起美國所留下的空缺嗎？中國又要用什麼樣的價值領導世界呢？如果美國其實只是用另一種方式領導世界，而中國又擔不起霸權的角色，談何「中、美對抗未來10幾年都是國際大勢」呢？
結語
傳說墨西哥人曾抱怨「我們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對台灣人而言，離中國太近是我們的宿命。然而這樣的距離使我們看中國看得太過巨大，甚至誇大。柯文哲或許認為自己的才是務實的，才是合乎現實主義思維的。但從柯文哲的說法也看得出來，他或許只抓住了現實主義的皮毛，卻沒得到現實主義的精髓。他認識到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爭權奪利、不顧道義的表象。但「現實主義」（Realism）的核心精神是清楚認識國家利益，仔細評估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現況，最後採取理性外交策略。對團結相同價值的盟友不屑一顧，只想著「兩岸一家親」，不但不務實，更不現實。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台海的和平仰賴的就是與美國的同盟。而背離美國、倒向中國的策略，如果不是基於其他目的，那就是基於對戰略情勢的誤判而做出的錯誤決策。但這不是柯文哲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許多自詡「務實」的台灣人的共同問題。對敵人實力的過度誇大，讓恐懼取代沉著，最後失去了理性追求國家利益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