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一張不厚的A4紙啊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莊子‧秋水》
日前看到劉重義教授在記者會上所說的「畢業證書的部分，應該要是有厚度的紙，不可能是一張A4紙」，我不禁嘀咕：俺在法國拿的那張學位證書所用的紙就是A4規格、不怎麼厚、且軟到可無礙通過打字機與（二十年前的）普通印表機的滾軸。照劉教授的推論，它就是假的囉？！
寬窄與厚薄
近年來，台灣有多所大學改用A4尺寸證券紙來製作文憑。為此，某位學生家長如此質問校方：「一個堂堂的私立大學怎麼會用A4影印紙來印畢業證書」。由此可推知，有些人會認為劉教授的質疑有理。
僅就改用證券紙這件事來看，所謂畢業證書用紙「應該如何如何，不可能是怎樣怎樣」的推論就難以成立。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這只是特例。這真的是特例嗎？還是所謂的「通則」根本不存在呢？
先談尺寸規格，這比較簡單。我國教育部於1994年頒佈的「大學校院各級各類學位證書、證明書格式」至今有效。此行政命令的第二條第五款規定：「證書、證明書式樣（含證書用紙大小等）由各校自行設定」。既然任由各校自行規定，各校各有其式樣與用紙，而且決定變換就變換，不必打報告。
台灣並未規定全國一致的畢業證書尺寸格式。其他國家呢？先談我最熟悉的。
法國早在1798年即立法規範紙張尺寸，但隨後將之束諸高閣。第一個真正落實紙張標準化的國家是德國。基本上，制訂於1922年的德國國家標準所採用的計算方式與紙張規格承襲了百餘年前的法國規範。從1930年代開始，許多國家陸續引進這套德制規格，作為其國家標準。法國於1967年跟進採用（在上個世紀結束前，電費、瓦斯費帳單、公司機構信件早就一律以A4紙列印）。1975年制訂的ISO 216亦直接脫胎自這套制訂於威瑪共和時代的規格。時至今日，地球上只剩北美與少數國家未與國際接軌。
許多法國大學規定（我尚未看過例外），畢業生可選擇親赴學校主管文憑業務的辦公室領取學位證書，也可選擇申請郵寄。學校不負責郵寄費用，而且申請者須自備A4規格的硬質信封（une enveloppe A4 rigide）。這項規定幾乎千篇一律地寫在郵寄文憑申請表格，例如巴黎索爾邦大學、巴黎第八大學等等¹。
對於絕大多數的畢業生而言，文憑主要是用於申請入學許可或求職的一紙證明²。不論申請目的為何，所需之證明文件長寬規格越一致，申請人、收件者、審查者、建檔者都越省事。在A4成為文件主流格式的國度，若給畢業生一張非A4規格的證書，徒然增添人家的麻煩。
紙張厚度當然重要。若使用厚度不足的一般印書紙，書頁易隱約透顯另一面的文字或圖片，影響閱讀（另類的「力透紙背」？）。不過，若付梓之「大」作厚達兩千頁，且希望以單冊形式出版，則宜考慮使用輕薄、透光度低、且耐用的聖經紙。這種紙問世後常被用來印聖經，因而得名。它亦適合印字典，一百多年前的國際版韋氏字典、台北的大陸書店於1973年推出的袖珍本《簡明英漢辭典》。一般書籍極少用到這種紙，最有名的例外是法國的la Pléiade叢書，這套書每冊動輒千頁以上³，所以一律使用這種紙來減少體積與重量。
一般而言，畢業證書僅用紙一張，不必且不宜用輕飄飄的聖經紙（頂多48至50gsm）。不過，天下至廣，無奇不有。沒看過的或沒找到的東西未必不（曾）存在。我可不敢斷言，世上沒人用這種紙來印學位證書。
雖比聖經紙厚重，常見的印表機標準用紙僅80gsm。台灣的畢業證書（從前）慣常使用的卡紙（card stock）通常在120gsm以上，甚或達180gsm。幾年前，某校在說明其學位證書之所以改用證券紙時不忘表明：「以耐用質輕為主，而非強調厚重」。可見有些學生家長認為畢業證書的用紙應該夠厚。
由於先前在台灣取得的文憑皆以卡紙製造，我在學校辦公室拿到法國「高等研究文憑」（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DEA⁴）時，有點訝異：那張紙頗似常見的印表機用紙，頂多稍微厚重些（但不至於超過100gsm），而且印在上面的幾乎儘是些簡單樸素的黑色字。訝異的感覺如擦身而過的蜜蜂，倏乎飛逸無蹤。這很自然：彼時已在法國居住近三年，見多了「奇風異俗」，早就習於見怪不怪。
從日本時代至今，台灣學校授發的畢業證書上通常有個花紋框，而且通常是彩色印刷。畢業證書一定要有花紋框嗎？未必。音樂家Joseph Beer於1966年在巴黎大學文學院取得的博士文憑樣式簡單得很，只有文字與簡單的直線。巴黎第三大學在1995年授予Choury小姐的學位證書亦呈現極簡風格。就基本格式而言，後者的那張文憑跟我於1994年在巴黎拿到的DEA幾乎一模一樣。我們（還有數以千或萬計的同期、前後期校友）的證書用紙不厚，樣式比蔡英文的那張文憑還更樸素，而且字體普普通通，恐怕也無法通過劉教授的鑑定吧？！（苦笑）
法國文憑並非都走這種極簡路線。拿破崙時代的博士文憑上面有飾框（那種花樣令我想起 舊時流行的壁紙）、且用花體字；近年有些大學文憑的版面設計也比我們當年拿到的學位證書繁複許多⁵。
我在多年前將文憑等用不著的物件寄放於遠方他人之處，目前不便取回，所以一時無從「溫故知新」。所幸可請教手上有法國文憑的友人。我乃求助於一位曾與我同時期留法、回國後在某大學任教的朋友。
這位巴黎第七大學⁶博士不僅證實我的記憶無誤，而且還告訴我，其DEA與博士文憑的用紙規格皆然，兩張的差異只在於：博士文憑的字較多。我就讀的是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⁷），此校與巴黎各大學一樣，皆是國立⁸，法國無任何地位比它們更高的學校。我們拿到的是國家文憑（diplômes nationaux⁹），足可在此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
既然友人與我在法國拿到的學位證書皆以可使用於一般印表機的A4紙製作（總之，不是卡紙），可見世上的確存在以這種紙張製作的文憑，而且數量可觀。當然，這兩所學校所採用的形式規格未必是他校所採用的規格。況且，如前所述，即使是在同一所學校，文憑規格未必年年一成不變。
由於沒看過摸過英國文憑，我不敢斷言倫敦大學文憑以哪種紙張製成。從一些照片來看，英國有些大學授發的學位證書似不若台灣傳統式文憑那麼地厚、硬，換言之，不像以卡紙製作（例如這件置於塑膠套中的學士文憑、這張頗似一般A4紙製成的利物浦大學的博士文憑 、以及劍橋大學的文憑）。更好的例證是Kingston大學（位於倫敦）的畢業典禮影片，我們在第30秒左右可看見文憑紙張如何彎曲變化：那顯然不是張「厚厚的紙10」。
由以上諸例可見，文憑用紙與樣式並無各地一致的慣例，更無國際標準可言。台灣（或美國）學校所採用的規格未必是他國某校的規格。而劉教授所言的「畢業證書的部分，應該要是有厚度的紙，不可能是一張A4紙」雖符合他與許多台灣人的個人經驗，但無法構成通則。（OS：假如有某個國度的人向來用羊皮製作文書，他們很可能會認為台灣的每張畢業證書都是假的吧…）
文憑驗證其實不難，於今尤然。學界也好，各國教育部官員也好，大家都知道：不論循哪種管道，最後都是由文憑上的那個學校給答案。學校理應保存相關檔案資料，一查便知¹¹。
只有兩種情況屬於例外。一是野雞學校。現在網路通訊發達，野雞學校很容易辨識，其實不構成問題（在台灣，問教育部便知¹²）。另一種狀況最麻煩：學校或相關資料已滅失。此時才需要費神考證。
紙張材質等物質條件固然是考證文件真偽時的重點之一，但從事考證者不宜將個人的經驗見聞作為主要判準，除非自己曾處在文件產製的那個時空，且具有相關知識或經驗。舉個最淺顯易懂的例子：如果有某個美國人認為鈔票必定如美鈔那樣印著國史偉人肖像，無任何人像的歐元鈔票就會被他認定是偽鈔 — — 同理，台灣的「四個小朋友」千元鈔恐怕會被認為是玩具鈔票。
最理想的鑑定方法是參考文件產製所依循的作業規範，或對照已確知為真、且由同一產製者於同一時空製成的其它同類文件。若這兩種參考資料皆遍尋不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尋找時空背景最近似的同類文件…後退的步數越多，考證的結果被打上的問號越多。
劉教授是數學博士，可能因而較習慣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律，以致於忽略了：人的世界複雜多變。人文社會學科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正在於人世的這個特性 — — 否則，我們只需要動物系來研究人。
打字機與記憶體
若僅憑我自己使用打字機的經驗來做判斷，我會相信劉教授在記者會所言：在1983年，打字機不可能打出左右對齊的文件。
在這點上，我們將再次看到：直接以個人經驗見聞來作論斷，很容易以偏概全。
跟眾多打字機使用者一樣，我只用過傳統手動式的，其後就改用電腦與印表機，完全沒使用過另一種「古董」：電動打字機。雖沒用過，但我曾在辦公用品專賣店見過。孤陋寡聞的我當時還以為那是1960或1970年代的發明；後來才知，最早的實體電動打字機出現於1900年，是的，就是義和團招引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的那一年 — — 當時萊特兄弟還在測試他們的滑翔機（動力飛機直到1903年才首航成功）。
新技術從發明到商品化往往不是一蹴可幾。直到1935年，IBM量產的電動打字機才在市場略佔一席之地。當時在業內業外已有人（包括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在研發左右對齊的技術。1942年，當世界大戰如火如荼，打到地不分東西南北之際，超文本（hypertext）概念之鼻祖Vannevar Bush已構想出最後一塊觀念拼圖：先以記憶體儲存鍵入的文字，然後計算調整字母間距，使每行字的左右兩端排列整齊後再輸出。二十年多後，能夠左右對齊的電動打字機終於量產上市。IBM在1966年推出令業界矚目的Selectric Composer：
IBM並非唯一能實現左右對齊的製造者。其主要競爭對手之一Olivetti隨即正面迎戰，祭出當時已有原型機、亦能做到左右對齊的第五代Editor¹³。兩家公司在這個戰場上纏鬥十多年。直到1982年，《紐約時報》上還有文章評比雙方的最新技術¹⁴。
彼時地球有眾多廠商搶食打字機市場。歷經多年競爭，左右對齊功能不再是頂級產品才有的特異功能。在1980年代初，具有此項功能的高階電動打字機當然只有少數人才買得起或借得到。不過，在1983年時，內文左右對齊的論文已難謂鳳毛麟角。例證不難找，稍事搜尋即得十數例。以下僅列出五筆：
- BELL, Edward A. The Western Separatist Movement: Ultra-conservatism in the Western Hinterland. M. A. thesis, Unniversity of Alberta, 1983.
- COX, Partick G. Educational Aids in Aircraft Combat Survivability. M. S.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1983.
- FRASER, Robert Hugh, George Barker and the English Poets: “The minor bird on the bough.”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3.
- Dennis James Maceyovski. The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of Select Medical Services a Study of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20 to 64 Year Age Group in Windsor, Ontario, 1982. M.A. thesis, Unniversity of Windsor, 1983.
- Deborah R. Ribelin, An Overview of Pedagogical Techniques: Vibrato for the Flute. M. A. thesis, Columbus College, 1983.
這些論文分別生產於英、美、加，皆以英文撰寫。就連使用比較麻煩的法文¹⁵撰寫的論文，當時也有人能做到左右對齊。僅舉一例：Jean-Yves Dionne. Étude de la corrélation entre l’étendue du champ visuel périphérique et le rendement en lecture chez des élèves de première année. M.A. thesis, Université Laval, 1983（僅第四頁無左右對齊）。
在1983年通過的論文排版可左右對齊，翌年的論文當然可以，例如劍橋大學的這本關於論文：
這應是存放於圖書館的版本。其中有幾處以筆寫修訂或補寫。這種作法並非絕不容許，例如前引四本論文中的第三本亦至少有一處以筆塗劃錯字（頁42）。最近的某些相關議論不免令人莞爾。少見多怪，實屬正常；多見多怪，才夠奇怪。
其實，早在1970年代，美國已有好幾份學位論文做到文字左右對齊。Joseph M. Newcomer於1975年在卡內基美隆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即是如此¹⁶。
由以上諸例可見，在1983年以前，早就有好多人以電動打字機打出左右對齊的論文。 那個時代的論文目前僅有少數被掃描、上線；保守估計，所有的案例總數應為三位數。
以蔡英文父母的財力，甭說電動打字機，就算是最新的頂級款也絕對買得起。根據賴幸媛的證言，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正是用電動打字機敲出來的¹⁷。
目錄與目之所錄
基於同樣的理解方式，我認為不該就劉教授所謂的「長達400頁的論文，卻連目錄都沒有」，逕而指責他說「留美博士沒有看論文，就上場造謠？」。
任何人都可看到的事實：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不僅有目錄，而且目錄長達五頁（見國家圖書館開放下載之電子檔，頁10–14）。劉教授所謂的「連目錄都沒有」絕對錯誤。
然而，不符事實的陳述未必是「造謠」。要說某人造謠，首先應確認：此人究竟是明知自己所言不實，抑或是自己陷於錯誤而不自知。若要造謠，有人會蠢到編造一個可立即被戳破的謊言，且在記者會上公開以自己的名義散佈嗎？十五年前的「周守訓恆等式」之所以有那麼高的爆笑指數，正因為一個美國康乃爾大學政策分析暨管理博士宣稱找到了作票的證據，而他所謂的證據卻是一個只能證明「中選會之總票數加減計算無誤」的數學恆等式。他相信自己找到了關鍵證據，但他找到的東西完全無法證明自己的假設，而且適得其反。周守訓當時沒造謠，他只是自陷於錯誤而不自知。
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過去的紀錄。劉重義教授長期參與公共事務，有相當的聲望。我觀察台灣政治社會已數十年，從不覺得他是那種會造謠的人。何況，已表態角逐大位的呂副前總統怎可能找個記錄不良者一起開記者會？！再說，這年頭，一個人若記錄不良，很容易被人家翻出舊帳，狠很修理。
更重要的是：當天記者會的相關報導無任何跡象可資證明，他講述他明知為假的訊息。相反地，他顯然篤定地認為自己所講的是正確的。
只要過去無不良記錄，且現在無充足證據，就不該率而質疑人家造謠。換言之：說劉教授「看錯」，剛好而已；至於所謂的「造謠」，實難成立，而且根本不該提（因為那已涉及質疑他人之人格）。
令我好奇的是：他這個錯誤如何產生？
劉教授是數學博士，而數學是抽象程度最高的一門學問。文獻考察的性質完全相反，那是一種實證作業。它絕對不是數學家之必備技能，亦不屬其工作範圍（事實上，只有歷史等極少數學科才會注重文獻之辨識考證）。
現代學術分工很細，太細。是以，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一旦跨出自己熟悉的領域，走得越遠、判斷力越無異於常人。所謂的「隔行如隔山」早已在上個世紀變成了「隔行如隔萬重山¹⁸」。
由於學術分工，理科專家通常不必讀文科論文，反之亦然；就算有興趣，也難有那種「美國時間」；就算有時間，閱讀理解能力往往也是個問題（因為各科各有其層出不窮的理論與術語）。
各學科不僅內容殊異，甚至連形式風格也不盡相同。純數學領域的博士論文百頁上下算是正常，僅數十頁的論文亦非罕見。人文社會領域正好相反：在歷史等學科，劉教授所說的「『多達』四百頁」乃家常便飯；少於百頁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隨手找一份法國1980年代的歷史博士論文來觀察：André Lanfrey的博士論文（1987），其研究對象是二十世紀初（1902–1914）法國天主教徒與學校教育體制的關係，總頁數為78319。這畢竟不到千頁，相較於古埃及專家Bruce Williams於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超過2100頁），算是小巫見大巫。
看到蔡英文的論文，數學系的劉教授會說「多達四百頁」，文科學者通常只會說「總共四百頁」。看到四百頁，有人覺得「好多喔」，有人覺得沒什麼。不同的感受往往會影響了閱讀的態度與過程。
對於一本跟自己專業領域相距甚遠、且不符自己學術習慣的論文，劉教授會不會只是飛速瀏覽，甚至只是蜻蜓點水式地查看？若然，他可能一跳就跳過許多頁，包括目錄的部分，而且渾然不知。
有無與首尾
四百頁的論文該有章節目錄。如果論文總頁數近百呢？若無，指導教授直接打回票囉？
劉重義教授必定知道數學家Henri Poincaré。此公的博士論文Sur les propriétés des fonctions définies par les équations aux différences partielles在1879年通過後即公開出版，全書共95頁，從頭到尾都沒有目錄²⁰。Poincaré的指導教授Charles Hermite不僅沒「被氣死」，而且活到二十世紀初。因為Hermite自己的論文沒目錄，所以學生有樣學樣？非也。事實上，在數學史上亦相當有名的Hermite根本沒寫過博士論文，沒有博士學位，而且若比照現在的標準，頂多只能算是大學同等學歷²¹。
時代或空間不同，規矩慣例可能迥異。分隔英法兩國的海峽最寬處僅240公里。甭說學制，就連車行方向也不相同（更精確地說：相反）。
所幸蔡英文當年不是留學法國，否則，甭說第十頁，就算到第一百頁，讀者恐怕仍找不到其博士論文的目錄。何以見得？
長期以來，法國出版的書籍往往將目錄擺在卷末。二十世紀的許多法國學位論文也是如此，例如Anne Louis關於波赫士（Borges）作品的博士論文（1995²²），其目錄擺在卷末的第839–844頁。筆者與她同校，我在同一時期編排過的論文也都是如此處理。不僅文科如此，人工智慧領域也是，例如Gérald Moulis從認知科學的角度探討數學語言（langage mathématique）的博士論文（高等航空航太學院，1991），目錄放在第四百頁之後。附帶一提，這本頗有意思的論文在今年終於有影像檔上線，其中有五十多頁的附錄，此部分有許多筆寫註記。
目錄置於卷末，這並非世紀末的流行，亦非戰後產物。往前推整整兩個世代來觀察：史家Marc Bloch的博士論文Rois et serfs在通過後於同一年（1920）出版，該書的目錄即擺在索引（結束於第221頁）之後。再往前推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由史家Michelet編譯的Vico選集（Oeuvres choisies de Vico）於1835年分兩冊出版，兩冊的目錄起始處分別放在第417頁與第391頁。
法文書並非自始即如此編排。僅以常受出版業者青睞的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或譯「蒙田論文集」，或譯「蒙田隨筆」）為考察對象：初版（1580）將目錄置於正文之前，1671（巴黎）、1657（巴黎）、1580（巴黎）、1617（巴黎）、1657（巴黎）、1727（海牙）、1739（倫敦）等版本亦然。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不久於巴黎問世的1783年版，目錄改置於卷末；此後的1818、1828年版本亦皆如此。
習於先目錄、後正文的人可能會覺得這種「卷尾目錄」莫名其妙。從出版業者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不無道理：若需改動內容（尤其增訂版），目錄所佔的頁數可能會出現增減。如此一來，正文前的目錄更動很可能影響其後所有的版面配置²³。從讀者的角度來看，置於卷末的目錄絕大多數集中在卷末那幾頁；而置於正文之前的目錄則未必緊接在標題頁之後，因為在封面與目錄之前可能插入序言、前言、導讀等等，將目錄往後擠，例如蒙田此書的1739年版，在標題頁與目錄之就間隔了63頁。相較之下，置於卷末的目錄遠較容易尋得。
時至二十一世紀，目錄在正文之前的法國出版品似乎越來越多（主因可能是電腦排版的普及）。學位論文的編排不必顧慮、遷就多數讀者的長期習慣，變化顯然較快：我目前見過十幾本於本世紀made in France的論文，其中仍循傳統作風（古例？）的只有Estelle Maulny的歷史博士論文（2010）與任教於史特拉斯堡大學數學系的Vincent Blanloeil教授之升等論文摘要版（2007）。
結論
倘若認定美規插座才是電源插座，整個歐洲恐怕找不到幾個「插座」。歷史不過百餘年之小小物件尚且如斯，遑論大學等等歷經近數世紀演變的事物。人的經驗深受時空限宥。若以自身有限的經驗作為標準與框架，忽略時空中的可能變異，逕作推論判斷，則易造成「張飛打岳飛」，甚至「岳飛打越飛（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之類的謬誤。不可不慎。
延伸閱讀
- 成令方，〈蔡英文論文的行政程序，有問題嗎〉。
- 陳方隅，〈蔡英文的博士學位有問題嗎？關於「博士論文」你該知道的幾件事〉。
Notes
[1] 我就讀的學校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也是如此規定。該校從不舉辦畢業典禮（按：在法國，這絕非孤例）。
[2] 文憑的象徵意義不若從前，現在的博士似乎少有像江永田先生所言地那樣展示其文憑：「一定擺在客廳最顯著的位置，驕其家人、傲其賓客」。不過，意識形態的變遷通常是緩慢的。某位論者痛斥的「科舉變態心理」的確仍有相當強的影響力（且在邇來針對蔡總統學位之議論中充當助燃劑）。我較傾向使用「文憑崇拜情結」一詞來指稱這種東亞特產。有這種情結的人想必完全無法理解，為何曾被十二度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梵樂希（Valéry）會斬釘截鐵地說「文憑是文化的死對頭」（le diplôme est l’ennemi mortel de la culture）。
[3] 例如甫上市的Georges Duby全集，其頁數即超過兩千。
[4] 在法國1984–2005年的高等教育舊制中，DEA與博士學位同屬高等教育之第三階段，DEA是通往博士班的最後一關。若單看大學系統，現任的法國總統馬克宏（Macron）與前總統薩科奇（Sarkozy）的最高學歷皆是一紙DEA — — 第五共和實施六十年來，從未有博士總統。
[5] 也許，數百年後的人們回顧歷代文憑時，會認為我們當年拿到的那種文憑是一種特例，而且認為那種簡樸風格呼應當時在建築界當道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6] 巴黎是現代大學體制的主要搖籃之一。享譽歐洲數百年的巴黎大學肇始於1150年前後成立的巴黎師生聯合會（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s），後來在首都圈內成立的各大學與某些學術機構實為此一老幹之新枝。在1970年代初的大學改革後，法國首都圈有十三所大學。人們通常以簡短版的正式校名指稱之，例如Paris I、Paris II。此等編號是官方制訂的正式名稱，與學校排名完全無關。事實上，根本沒有排名。法國的大學一年級入學只認業士文憑（baccalauréat，亦即高中會考及格證書），不另設考試門檻（往上走則是一關一關的驗證篩選），所以不可能像台灣那樣編出最低錄取分數編排行榜。另方面，官方民間都沒人想比較橘子與蘋果。即以巴黎各大學為例，這些學校各有特色，例如第三大學專注於語言、文學、藝術；第六大學僅有理科與醫科；巴黎第七大學容納的學科範圍則相當廣，連天文學亦在其中。僅由一件事，吾人可略窺七大之份量：自1971年創校以來，教授陣容中已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十年來，巴黎許多大學與高教機構紛紛整併結盟而成立新大學。巴黎第七大學遲至今年才正式宣佈跟巴黎第五大學合併。在近年出現於巴黎的幾個新校名之中，他們選擇的名稱無疑是最簡短易記的：Université de Paris（巴黎大學）。
[7] 在台灣，除非從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工作，很少人聽聞過這所學校（即使在法國，也有不少人在聽到這校名時，一臉茫然）。此校名列教育法所界定的「國家重要機構」之首份名單。創校之初，教師陣容即包括台灣學界在三十多年前即已知聞的幾位大師如Braudel、Lévi-Strauss、Bourdieu、Barthes、Aron、Derrida等等。此校在2010年加入由法國十數個頂級機構（高等師範、居禮研究所…）共組的「巴黎文理研究大學」（PSL）。
[8] 基本上，法國自1880年起以法律明文禁止私人教育機構自稱「université」（大學）。目前僅有三所創於1875年的Université catholique（天主教大學）未受此條文限制而繼續存在。換言之，除了這三個特例之外，所有法國大學都是國立。
[9] DEA與博士等高等教育文憑皆為大學或核准有案的高等教育機構代表國家授予的，國家在授權的同時也有監督查核的權責。
[10] 不少英國畢業生的照片手持捲成圓柱狀、以緞帶繫綁的文憑（照片），而有些卡紙捲曲後會留下縐痕，軟紙通常不會有這問題。
[11] 英國官方在2012年開始提供線上文憑查詢（Hedd）。只要應徵者拿的是1990年之後的英國文憑，且學校在該網站的服務範圍內（例如LSE），全世界任何政府、企業、機構、自然人均可利用這項付費服務（十二英鎊起跳，可刷卡），查證學位之真偽。他們之所以能迅速回答，因為系統自動依照查詢者所提供的資訊去查詢資料庫，進行比對。資料庫的資料從何而來？來自各校。
[12] LSE非但不是野雞學校，且是世界級的名校。某些人以格達費父子與LSE的關係來否定LSE的公信力；殊不知，那是多年前已結案的舊事。該校校方在2011年被校內外千夫所指時，就已請出聲譽崇隆的資深法官入校調查，檢討修正制度缺失（反觀我們的台大…）。最近有人以斯里蘭卡前總統之子Sajith Premadasa的學士學位遭疑一事為例，指稱LSE紀錄不良。他們所根據的不外乎是可倫波一家網路媒體的報導。按照該媒體於2013年追蹤此案的最後一篇報導，LSE最初回覆記者時提供的資訊有誤，且在一週後根據當年交給倫敦大學的資料更正、致歉。該媒體當時的結論是：Sajith Premadasa當時取得的並非一般的學士文憑，而是根據英國慣例而特別授予因病無法參加考試者的 aegrotat degree。此案顯然到此為止，而且英國媒體似未曾針對此事做過報導（他們或許視之為雞毛蒜皮吧）。其實，倘若LSE像某些人所說的那麼不堪，倫敦大學早就清理門戶，將之逐出；就算倫敦大學不處理，英國政府也不可能坐視，因為執政者才不會笨到替一個學校承受輿論壓力。
[13] Henri Laubignat and Alice Martin. “Le XXe Salon International de l’Equipement de Bureau et de l’Informatique”. La Revue Administrative, vol. 22, no. 131, 1969, pp. 639–664.
[14] Franklin Whitehouse. “I.B.M.’s Typewriters Miss a Stroke.” The New York Times. 28 March 1982.
[15] 許多歐陸語文有附加符號（例如法文常用的就有àçéêèù），各有其打字機鍵盤配置。
[16] 極少數人不是用電動打字機做到左右對齊。Bruce Guenther Baumgart於1974年在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實驗室完成論文Geometric Modeling for Computer Vision，他先以電腦的文書處理軟體編輯排版，後以全錄公司製造的圖形印表機列印。
[17] 我不知道她當年用的是哪一款，但是這無關緊要。按照某些人的方式追問，恐怕就連她拿出當年購買打字機的收據，那些不死心的人也會質疑那收據是跟別人借來或在路上撿到的吧…
[18] 誠如Howard Zinn所言：「There are two false assumptions about experts. One is that they see more clearly and think more intelligently than ordinary citizens. Sometimes they do, sometimes not. 」（Howard Zinn, 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 Cross-Examining American Ideolog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 6.）。現代漢語所謂的「博士」譯自「doctor」。在中古拉丁文，doctor本指「教師」；在十二世紀前後，此字被加掛了「博學者」（érudit、savant）的意象；十四世紀時，它開始被轉用為學位名稱。隨著人類知識的加速累積，專精與博通越來越難得兼，doctor實質上變成了「學院所培養、認證的專家」，而所謂的「博」往往僅限於某學科、甚至學科中的某（幾）個領域；廣義的「博學」則漸漸地變成難以相容的外掛。在使用漢文的社會，這個外掛的意象繼續存在於沿用至今的「博」字；但事實上，西方社會的「隔行如隔萬重山」早已在漢文圈變成常態。
[19] André Lanfrey. Les catholiques et l’école, 1902–1914. thesis. Université Lyon 2, 1987.
[20] 筆者檢視過三個不同來源的電子檔，也比對過法國國家圖書館紀錄。
[21] 在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的大仍可能聘請無博士頭銜的學者擔任教授，其中最有名的是公然反對博士制度的Freeman Dyson。另例如從1978年開始任教，至2013年退休的蒙特婁大學教授Louis Jolin。
[22] Anne-Marie Louis. Jorge Luis Borges: la construction d’une oeuvre : autour du recueil “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infamia.” Thèse de doctorat.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5.
[23] 傳統印刷術並非一頁一頁地印書，而是以先印容納多頁的全開紙，繼而裁切折疊，然後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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