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甄嬛传小记

在极短时间内看完了甄嬛传,总体评价是优秀的国内连续剧,精致的服装配饰和场景布置堪称良心,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大陆出品清廷剧的看法。

美轮美奂的画面让人不禁对戏中的历史背景产生兴趣。让我从去年年末的另一部连续剧说起。Netfix斥重资拍摄了以马可波游中国为主线的冒险剧《马可波罗》。我们在这里不探讨马可波罗是不是真的来过元朝。单单剧中那种异域视角下描述的中国历史就让很多中国人大感不适。英语对话也让大多数国人十分出戏。

公道的说一句话,对于《马可波罗》来说,它的受众主要是英语国家的付费观众,大可以不考虑众多国内的盗版用户的观感。正是这个原因,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剧充满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各种误解和捏造。这种把玩式地对于异域文化的意淫,暴露了某种新殖民主义倾向:异域文化如同实验室老鼠一般是可观察可操纵的实验对象,是一种低于被观察者文化的存在。

《甄嬛传》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故事以一个叫甄嬛的虚构汉人官宦女子的经历 — -从答应到皇太后 — -为我们展现了清朝雍正王朝皇宫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甄嬛传》的收视主体都是汉人,因此剧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精通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的爱新觉罗皇帝。此皇帝颇爱李白绝句,并常常在与甄嬛的对话中引用他的名句。虽然清朝皇子们都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饱读诗书。但是在柯娇燕的《孤军:三代满人与清帝国的终结》一书中,作者研究发现“清朝绝大多数时期要求旗人讲满语(被认为是大汗的语言),遵从可汗制度,包括信封萨满教”。近年来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馆开放和出版了很多满文档案,加上各类社会学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清朝的了解,提醒我们清朝的非汉特性,甚至是非中国特性。过度依赖官方汉语文献让我们错误地得到一个儒家意义的皇帝形象。但这并不是满洲皇帝的全部形象。上面提到的新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满洲皇帝在他们帝国不同的属民面前,塑造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满洲统治者的形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非汉传统。其中一部分来自于蒙古部落。在清代,蒙古人称清代皇帝为博克多汗。这个汗号与传统中国皇帝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其权力来源是草原地区部落首领和酋长的默许。而藏传佛教创造的象征性语言进一步突出了满洲统治者的非汉统治者形象。从已知的满族文献,柯娇燕论证到清朝普世皇帝的概念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概念的。

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保留了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的不同民族(ethnic groups)文化,塑造了一个包容的统治者形象,甚至不同于我们往常认识的“积极接受汉化”。满洲统治者在入关后进行更进一步的“满洲化”:鼓励少数民族创作自己语言的作品,资助出版各种语言辞典,对地方精英子弟进行多语教育,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进行满洲语言教育等等。这都显示出了极大的“逆汉化”现象。当然这种现象早在10世纪的契丹已存在,清朝只是集大成者。所以即便被璀璨的中华文化包围,却成果的保留并发展了满洲民族的认同。

体制上,罗友枝在第48届亚洲研究年会的主席致辞里提到,清政府是由八旗贵族和宗室王公组成。他们的地位远高于汉族官僚,在重要官职的数量上更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皇帝更是通过内廷(军机处)削弱外朝对皇权的腐蚀。

就此看来,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China Proper)变成了满洲人的殖民地。满洲人不在以汉人文化为尊,不以汉传统为上,代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普世统治者“天子”降格为地方性封号,只有通过数个头衔并列才能重新变成普世统治者。清代皇帝统治着满洲本部与其他殖民附属地。帝国因此有了超中国的意义而成为内亚帝国。

《甄嬛传》机械地将现在汉族的统治地位投射到清朝这样的超中国帝国上,颇有斯德哥尔摩症的症状。将汉人在清帝国的被殖民地位幻想为教化蛮夷的文明之族,并抬高了中国(China Proper)在帝国中的重要性。相反在满清时期,汉文化已经失去了以往认为的吸引力,满族皇帝视满洲为本部,学者在翻阅满文档案时发现皇帝们在对满族重臣的私房话里,充满着对汉臣的不信任和嘲弄。所谓的汉化很多时候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骑射才是国家,即满洲的根本。对于清朝的意淫不过是汉中心的逆向新殖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