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摸上帝的指紋：
昔日香港中西區教會與社會互動的故事
文章分題：
回到香港的起點
1／下市場堂、道濟會堂，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2／一八九四年爆發的鼠疫
3／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
後記1：集中營的禱告生活
（深水埗集中營的供壇背壁 Shamshuipo Reredos）
後記2：暗夜慕光的視野與動力
（1844年裨治文的香港洞見）
參考書目
（連結至公開的圖書館目錄）
前言：感謝法國泰澤團體申漢烈修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泰澤香港2018」國際青年聚會的其中一個工作坊，藉著社區導賞活動讓參加者領略早年香港宗教生活的最基本印象。我也分享了昔日香港教會與社會互動的幾個歷史故事，讓它們成為香港作為東道主給泰澤這個「信心及修和之旅」（Pilgrimage of trust and reconciliation in Hong Kong）的一份小禮物。
這篇文章源於 2018年 8月11日在導賞團起點 — —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 — 所分享的簡介。文中提及的一些導賞點附以索引，以方括號 [ ]為記，可於導賞網絡地圖的圖例裡對照找得。簡介原為英語講稿，現在這篇中文版本除了稍作增訂編修，也略去了導賞的行程細節安排、其他宗教的點滴，以及關乎泰澤聚會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閱原英語稿。
盼望這點點網絡資源，能讓更多人感覺得到上主在昔日香江歲月所留下的指紋，得力前行。
回到香港的起點
對比起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香港其實並不那麼大，也並不那麼古老。她那幾乎由零開始的故事始自1841年，英國憑藉武力從清朝取得香港島，將之建立成殖民地。當時英軍佔領升旗之地，即今天上環的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a] 一帶。那時香港島只有人口數千，大部份住在島的南邊。
在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清廷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大陸的絕大部份活動 — — 包括宣教。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及宗派的宣教士已經在東南亞一帶等候多年，期望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向華人分享信仰。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就變成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大陸的踏腳石。與此同時，香港本身的教會亦漸漸建立起來。
1／下市場堂、道濟會堂，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op Yat Church）[1]的會眾，源頭可追溯至香港早期的殖民地歷史。故事始於1843年，那時香港島被英國佔領只有兩年時間。
當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這繁忙的港口岸邊，租了一間屋來作為他們來自東南亞的華人助手的宿舍。翌年這屋就成為倫敦傳道會的首間華人禮拜堂 — — 下市場堂（Lower Bazaar Chapel）[b]。
下市場堂因為鄰近港口，吸引了大批川流不息的聽眾。當時愈來愈來多華人在這個開始人煙稠密的下市場區稍候數天，等待遠洋輪船帶他們到東南亞、澳洲及美洲工作。對他們來說，在禮拜堂室內或外邊街頭聽道，就成了少數消遣活動之一。
在接著的數十年，愈來愈多華人難民從社會動盪的中國大陸逃亡到香港。他們住在這裡，有些接受了宣教士和華人信徒的幫助，有些的孩子在差會學校受教育，也有些成為基督徒。就是這樣，香港的華人教會碰上一個持續增長的時機。到1888年，倫敦傳道會的華人信眾創立道濟會堂（Dao Ji Mission House）[4] ，是首間由華人自理的教會，其會眾有部份來自環境愈見擠迫惡劣的下市場堂，其建築費用亦有部份來自出售下市場堂所得款項。後來道濟會堂亦不敷應用。到1924年，他們和一批來自澳洲的歸僑信徒合作，建成合一堂。
合一堂的故事並非單一例子。在香港有很多來自不同西方國家和差會的宣教工作。在過去近兩個世紀，當香港從中國大陸接收一浪接一浪的難民和移民，上述宣教工作所產生的華人會眾亦因而持續增長，有時甚至人數暴增。
到了今天，即使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已逾二十年，這個故事仍在繼續，香港的教會仍然有很多機會服事源自中國大陸的新來港人士。例如香港浸信教會就在他們於2016年新增的恩典樓 [2]，開展他們的普通話事工。
2／一八九四年爆發的鼠疫
太平山區是一個位於中區的早期華人社區。「太平山區」這名字今天已很少用，但其歷史意義不能抹煞。這裡可找到道濟會堂以及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5] 的原址，它們都跟倫敦傳道會有關。還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Chinese YMCA）原總部 [7]，以及昔日孫中山洗禮的美國公理會福音堂原址 [c]。
當導賞路線進入太平山區，會遇到一個經已停用的地下公廁［3] — — 這公廁一樣具歷史意義。你可以在太平山區、西營盤及中環一帶找到類似的公廁，還有好些公共浴室。它們有些可追溯到1890年代。1894年鼠疫爆發後，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就曾經建議興建這些設施，來改善太平山區的衛生。
當時太平山區人口過度擠擁，清潔食水供應不足，排污設施跡近無有，居民與他們的財產 — — 豬隻共居一屋。惡劣的衛生狀況讓這區成為傳染病溫床，當中包括當時仍屬神祕絕症的鼠疫。1894年5月疫症爆發，每天有200至500人死亡。單單在那一年，疫症感染了2679人，當中2552人病歿，全部都是太平山區的居民。
疫症爆發後，雅麗氏利濟醫院以及那打素醫院（Nethersole Hospital）[10] 因為跟疫區太接近而要暫停運作，成為了逃離疫區者的臨時蔭庇之處。不過這兩間醫院的醫護人員和醫科學生並非放假，而是去到位處城市邊陲的堅尼地城，到該處的疫症醫院照料病者。要留意的是，這些醫療人員和醫科學生其實還未有辦法醫好疫症，他們與病人身處同一風險之中，當中原駐雅麗氏利濟醫院的胡義佳醫生就因感染疫症而死亡。
除了醫療人員和醫科學生，一些基督徒義工亦有到來堅尼地城的疫症醫院照料病患者。他們有來自天主教會、聖公會、倫敦傳道會、道濟會堂等。他們的勇氣備受醫療人員欣賞。
在太平山區卜公花園的入口，可以找到一塊紀念這場疫症的牌匾 [8]。當年為了徹底潔淨杜絕後患，政府將不再宜居的疫區樓房全數清拆，重新規劃，成為今天這個花園空間。
3／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
香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可謂南轅北轍。事實上，一次大戰的戰火距離英屬香港甚遠，香港社會印象不深；但到了二次大戰，香港走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經歷了一場劫難。不過對於教會而言，由於差會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在大戰裡與英國敵對的德國，遭遇就有點不一樣。
在第一次大戰於1914年爆發之時，殖民政府驅逐敵國人民出境，包括德裔宣教士。他們的事工和教會或由殖民政府直接接管，或是透過政府指派的英籍宣教士監理。例如巴陵女書院（Berlin Foundling Home，前稱巴陵育嬰堂）[11]，在殖民政府的要求下，被教會傳道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接管，這傳道會與聖公會關係密切。當戰爭結束，書院被解散，所有女生被華人基督徒家庭收養。
至於德國差會建立的教會，例如巴色會（the Society of Basel Mission，今崇真會）的救恩堂 [12] ，以及巴勉會（German Rhenish Mission [Barmen]，今禮賢會）的禮賢會香港堂，他們均在殖民政府要求下，接受倫敦傳道會宣教士的護理，並跟自己的原屬差會分離。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情況就很不相同。當香港的戰事在1941年12月爆發，很多教會成為市民逃避日軍空襲和流氓搶掠的蔭庇所。也有一些地區的教會與附近佛堂、鄉村和商會事先聯繫，當遇上流氓暴徒前來洗劫，就高調擊鼓鳴鑼，好通知鄰舍加入鳴鑼，阻嚇襲擊教會的意圖。盟軍在同年聖誕節投降，香港被日軍佔領。縱使日本軍政府不大喜歡基督宗教，他們對軸心國背景的神職人員還是稍微多一點尊重；至於英美背景的外籍神職人員，就全數投進集中營，相關教堂也經常被搜查、徵用和破壞，不少更停止運作。
這就解釋了為何在日治時期剛開始，香港的天主教會就指派愛爾蘭籍的耶穌會士接管所有堂區和學校，亦刻意安排意大利籍神職人員到各堂區，盼望借他們的國籍背景讓教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至於基督新教方面，華人教會的不同宗派俱被日本軍政府解散，並將教會納入新組成的香港基督教總會，以便監控。德國差會背景的禮賢會香港堂牧師王愛棠擔任主席，而奉派自日本的鮫島盛隆牧師就擔任最高顧問。
鮫島盛隆牧師對香港的教會頗感同情，在難民及其他事務上均大加協助。例如，具倫敦傳道會背景的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其堂主任張祝齡牧師曾經因為被懷疑是重慶政府間諜，而遭日本軍政府扣押，嚴刑拷問十九天；當時鮫島牧師曾嘗試營救，不斷向軍警要求按證據處理事件。最終張祝齡牧師獲釋，理由是找不著證據。
在戰爭一類極端環境，事事看來只能順著權力與敵對的世俗邏輯而行。然而來自不同地區的基督徒仍會互相補足，照顧軟弱，因著信仰而超越人性阻隔。
後記1：集中營的禱告生活
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囚在香港深水埗集中營（Shamshuipo Internment Camp）的外籍信徒和神職人員放下宗派隔閡，輪值主持崇拜和祈禱會，好讓大家在集中營裡的靈性生命得以支撐。他們從廢物堆中找到一塊木板，刻上約有八百年歷史的〈徹徹斯特理查的禱文〉（Prayer of Richard of Chichester），供信徒默想自省：
「感謝我的主耶穌基督，賜福給我並為我承受痛苦及屈辱。滿有慈愛之救贖主啊，我的友人及弟兄，讓我每一天都更清楚認識你，更親切的愛你，更貼近地跟隨你。阿們。」
這塊深水埗的供壇背壁（the Shamshuipo Reredos）現在存放於中區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14] 裡的聖米迦勒小堂（St Michael’s Chapel），下面擺放了很多禱告燭光。供壇背壁的前方有一個用來盛載鮮花的普通果醬瓶，就如當年在集中營時的模樣。
在戰爭時期，生活困難，甚至難以理解。要跨越這些困難與黑暗，信仰就非常重要。對於今天那些經歷艱難日子的心靈，這禱文仍然帶來默想、反思、復和與團結。
後記2：暗夜慕光的視野與動力
1844年，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首位來華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在一封書信裡強烈要求總部差派更多宣教士來香港。信中他這樣分享他的洞見與遠象：
「維多利亞城愈來愈繁榮，將會成為各種重大變革的根源，在香港的正或邪，都會以倍數增加，如果香港是腐敗的話，它的影響將既深且遠。這個城市應要走另一個方向，我們應將它推向另一個方向。」
信仰不單單關乎一個人的靈魂，也關乎一個社會的靈程。歷史似乎是屬於過去的，正如下市場、太平山區、維多利亞城等昔日名字，今天也不再通用。然而上主在昔日的集體記憶裡所留下的指紋，卻仍可以在大家面向將來的日子，成為一個個數算恩典的理由，暗夜慕光的視野與動力。
「曰人所當為者、言之已彰彰矣、耶和華願爾無他、惟秉公義、矜憫為懷、退抑以事上帝。」（舊約聖經彌迦書六章8節，1855年《委辦譯本》）
參考資料
陳智衡（2009）《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
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2011）《太平山醫學史蹟徑》（香港：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
劉紹麟撰寫（2003）《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 : 從一八四三年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劉紹麟（2003）《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1842至1866年的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劉紹麟（2018）《解碼香港基督教與社會脈絡：香港教會與社會的宏觀互動》（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巴治安（1987）《矜憫為懷：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石翠華、高添強編，鄭瑞華、高添強譯（2008）《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聖米迦勒小堂》單張（香港：聖約翰座堂）
浩然（2014）〈宗教鉅子 — 傳揚福音關懷社會的王煜初牧師（十四）〉《基督教週報》第 2581 期（2014 年 2 月 9 日）（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