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蕾在"當反身性變成色情：現代主義戲劇實踐的突變"(When Reflexivity Becomes Porn: Mutations of Modernist Theoretical Practice)中指出反身性這項現代概念在自身的美學系統中已成為某種日常，也因此，反身性達到的並非政治上的批判，而是後現代的（在此，「後」大概可讀為建制系統中的再反身）智識愉悅。反身性的揭露功能(laying bare)達至的因此反而是原始、純粹、抽象的真實，彷彿只是為了使對象赤裸 — 字面上的lay bare之意－而使用後設、反身的形式。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和《Goodbye & Goodnight》也許就落入這種物化反身性的狀況之中。
我想先從《Goodnight & Goodbye》的「廉價」開始。我很同意郭敏容在紀工報對吳耀東此片的評論：
「 影片接近結尾時，吳耀東理解到在自我追尋、重訪辜國瑭以及必須完成影片的彼此矛盾和尷尬，他確實問了自己「回到二十年前的惡夢，這是創作的原點嗎」、「靠著尋找別人來追尋自己，真是可笑可悲」，和對著在嘉義家中醉倒的辜國瑭說三聲對不起，因為對著空氣說，「安心且簡單」，但「藉口來說聲對不起，還不是為了自己的片」。
至此，《Goodnight & Goodbye》似乎轉成一種自我鞭笞的懺情錄，因為有結尾的自我批判，前面的各種不是似乎能全部推翻。」（https://docworker.blogspot.com/2019/02/goodnight-goodbye_21.html）
其實吳耀東此片情形遠比《我們的青春》還複雜，因為整個紀錄片是個非常私密的個人探索，其反思雖然淺碟，但影片本身的生成（20年的間隔）和戲劇性（辜國塘當夜死亡）更像是主角，觀眾與其是授與吳耀東榮譽，更不如說給影片及其記錄對象本身。也就是說，吳耀東彆腳的反身思考、廉價的自我暴露無足輕重，他與辜的再一次會面，關係的重啟（失敗），和永遠失去溝通可能的戲劇性死亡才是重點－－也許以這方式思考這片會更加有收穫，但以一個人的死為代價也許太高。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則令人生氣。
結尾令人稱道的一個鏡頭反轉似乎讓整部片評價大幅提升（至少我同溫層中是如此），而開頭陳為廷和蔡博藝看著未完成影片的片段也讓整部片首尾呼應並有後設的巧思。
但看完不禁覺得，這就好像是一篇故事或一篇論文寫不出來，就便宜行事以後設／反身的角度，將前面積累出的一些東西再當作研究對象，也把自己當作研究對象，總結一個結論。後來發現還真的是如此，傅榆真的因為拍不出結尾才把他們倆找回來，決定以此作結。
若以周蕾的論點來看，《我們的青春》這部片獲得好評，大概就是因為他滿足了觀眾某種欲望，某種想看見純粹、赤裸的真實：片名昭然若揭，是「青春」，是「我們」當時的年少輕狂、衝動、和徬徨。（看看多少影評以「我們的ｘｘ不是ｘｘ，是青春」來評點...」）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為真正有去看這部片的人太少還是這樣，幸好跟朋友討論才確定我不孤單：傅榆拍這部片的出發點和中間過程的紀錄方式，智商彷彿從來不在線上，對陳為廷的寬容（可見狐狸先生評論：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8tghff/108431）、幾乎沒有新意、淺到不行的紀錄（最重要的事件他還沒去呢），靠著陳為廷才得以拍權力核心位置卻幾乎漠視賤民解放或大家在網路上、外面的不滿－－而這低點甚至持續到最後，事件過了好幾年，大家的破滅、反思、檢討都做了不知多少回，她居然還糾結在這個問題上－－這也才讓鏡頭反轉成了一個巧妙的轉身。
但這「我們要各自努力」的結論不會下的太過輕易又無聊了嗎？傅榆的剪接其實很狡猾，她剪入一段退場前夕有人問林飛帆「再來該怎麼走」的片段，彷彿指出：大家都跟我一樣。
但真的是這樣嗎？中心化與去中心化－－造神與各自努力－－在傅榆眼中似乎是全有全無的局。要嘛，就是陳蔡兩人是中台溝通的端點，要嘛就是這一切都沒有了；要嘛是神，要嘛是一般人。但無論是當時或是現在，事情能如此絕對二分嗎？組織，動員，決策，個人的力量從來不是決定的重點，而是力量正好匯聚在那些人身上，也因為他們的深耕這股力量才能實現為政治的力量。這並非神，但也不是一般人；問「再來該怎麼走」其實並不是個可以被傅榆拿來證成自己成長、脫粉的段落，而是理解到個人跟群體之間的張力就是如此難以處理。（難道今天電話民調支持蔡英文，就代表整個人生賭在她身上？不是吧。）很多人拿勇於面對失敗這點稱讚此片，但我不禁覺得：一開始對運動、對紀錄、對政治的理解就天真到某種地步的話，這種失敗和反思要提出的問題意識真的夠格在現在政治環境討論嗎？不會太過氣嗎？
也可能就是這種幾乎無法和現在政治環境對話的懷舊情懷，才讓這部片而非議題類似的《街頭》拿獎和受更多關注吧。我想傅榆到最後的最後仍未理解，她竟然是拿了一整個運動來為自己擦脂抹粉，換取榮譽。許多可以批判，討論的部分（尤其是陳為廷那裏輕輕帶過，詳見上述狐狸先生文章），都因為她拍攝當時根本陷入某種「夢幻之人」的見證者的泡泡中而無力著墨；更討厭的是，紀錄片的形式似乎又讓她取得某種代言地位，彷彿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都像他一樣是因見樓起樓塌而受傷，問題是這根本是她當時（遑論現在）的視野侷限和孱弱的批判性所造成。把政治當青春一頁可能沒什麼不行，但為了一個失敗的概念執行，強要用這麼一個廉價的反思性替一場運動做一個心靈雞湯般的結論，傅榆只是要把空虛的王位以自己的影像填滿。至於要怎麼走下去，她大概想不出來吧。（對她QA是這麼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