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
對於段義孚而言，文化是一種經驗、是一種學習，是我們經驗這個世界與不斷的學習，最終成為應對環境與空間的習慣──文化。
段義孚認為：「空間」（space）是一無意義的場所，經過我們賦予意義以後（「經驗」過這個場所之後），空間轉變成為「地方」（place）。簡明而言，他在意的是「經驗」這件事情：我們在空間中，究竟經驗到了什麼？賦予地方什麼樣的意義？
他認為：「成人的視覺資料庫是由早期經驗一點一點累積而成的」[1]。對於幼兒來說，經驗的建構與成人有所不同。嬰孩在出生後，身上的器官都是不斷的透過成長而完善，嬰孩也會因為如此，發覺世界是不斷的快速變動，他們的視覺神經尚未發展完成，導致他們難以對這個世界產生既定的認知，也無法透過視覺建構這個世界。
但是，幼兒仍是可以透過其他的感官系統認識這個世界，例如觸覺：
母親理所當然地是嬰兒迅逝印象世界中第一個永久和獨特的對象物。稍後，母親被認定為身體和心靈舒泰的源泉，成人離家或離鄉冒險的心情正如幼童離開母親身旁而向世界冒險的心情一樣。「地方」是停頓的。含有安定和永恆的意象。母親雖然是走來走去的，但對幼而言卻也是安定和永恆的象徵。因為每當需要母親的時刻，她都出現，所以看見母親才是她最熟悉和可靠的環境。沒有父母的支持的孩子是漂泊無依、無地自容的。[2]
人對於母親這一個「地方」的感知，在另一項心理學的實驗中也同樣可以使我們思考。
安全感
1960年代，哈利．哈洛（Harry F. Harlow，1905年10月31日－1981年12月6日）進行一項著名的實驗，雖然該實驗令他飽受批評，並影響日後美國動物實驗的權益運動。但不論如何，這項實驗讓我們看到「安全感」、「愛」，以及「親密關係」如何產生。
他的實驗透過恆河猴進行，將剛出生的恆河猴放進鐵籠子裡，並製作兩個「代理母親」的玩偶，一個為布造、一個為鐵絲製作。布玩偶提供幼猴溫暖、鐵絲玩偶則是提供食物。這項實驗的結果是，幼猴傾向與布玩偶相處，哪怕鐵絲玩偶提供食物，牠仍會在吃飽後迅速地回歸到布玩偶身上，避免遭受鐵絲玩偶的傷害。
從恆河猴的實驗中，我們看見同屬靈長類的動物，對於愛、安全感，以及親密關係等的需求。哪怕一方提供食物，牠卻仍然渴望在心靈層面上得到關照。直到1960年代，科學家才透過這樣殘忍的方式證明我們人類對於愛、安全感，以及親密關係等的需求，近乎一種本能。
實驗的過程裡面，同屬於靈長類的猴子，牠不需要透過社會化的關係去明白「母親」為何，便會對事物產生依賴；甚至，這項實驗也令恆河猴在日後產生不可抹滅、不可復原的心理創傷。
母親可能是良母、也可能是惡母。如果人類第一個建構的「地方」是母親的身體，那人類第一個接觸的土地──我們的「鄉土」，是否也是相同的道理？
感知地方
土地如何使人類被感知？
當我們拋棄「文化」這樣過於簡略的詞彙來解釋，從人類的本能上看見建構鄉土──使「空間」轉變成為「地方」的這一過程，需要兩個基本的要素：一是可被感知、二是恆定的場所。這兩個關鍵使得我們能夠經驗「空間」，使之成為「地方」。
可被感知，代表的是我們有時間與土地相處；恆定的場所，則是我們並未不斷的移動，讓土地恆定地出現在我們可感知的範圍之內。那麼我想嘗試從我自己的經驗裡面，看見花蓮──這處我的鄉土給了我什麼樣的感受。
有一件事情非常明確：方向感。
在花蓮任何地方都擁有方向感。過去不常注意到這件事情，因為它太過於平凡與日常－－我指的是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被這兩座大山環繞的縱谷，它們代表的是一個永恆不動的標的物，在花蓮任何一處，哪怕是不熟悉的鄉鎮，我仍能因為這兩座山，一高一低、一西一東，使我分別南北何處，進而不畏懼在陌生的空間中迷路。
但是在都市裡面，這件事情就難以達到。以台北為例，台北擁有許多高樓建築，它們阻擋了遠方的視線，甚至在許多時候，連太陽的方位都難以辨別；除了少數如台北101這樣指標性的建築，以及部分的路牌之外，身處台北時我都感到自己像是迷航在大洋中的航夫，僅能被人群推著不斷移動。
雖然少數的指標建築與路牌能夠提供身處都市的「方向感」，但捷運、高速公路、交流道等，又再次地將空間切割。捷運也極大程度地降低了空間感知。
可以嘗試這麼想像，當我們身處捷運，坐或站在裡頭，外頭一片漆黑，我們僅能隨著電子螢幕看見一站又一站到了，無法感知到真正移動多少距離。它將空間與時間區隔，距離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時間和空間這樣相乘，反而在捷運中僅剩下時間代表著空間。
我們如何明白一公里為多長？通常需要我們實際的走上一公里。沿途的風景加上時間的流逝，讓我們在空間以及時間上建構相當的「可辨性」，得以閱讀空間與自身之間的關係。
捷運或地下鐵，大多數時候在地底行走，或於高架橋上，窗外的景色也是快速的變動。身處這些交通系統時，我們無法辨別外在的空間，僅能夠感知車廂的內部與時間的流逝。這也使得偌大的台北，對於像我這樣的外地人而言，我對台北的認知只剩下捷運或大眾交通工具到得了的地方；對於各地的距離只有模糊的時間概念，不再有強烈的空間概念。
這也是我想要談的第二件事情，花蓮的鄉土給我的感受：空間感。
或許是花蓮的幸與不幸，介於之間。因為大眾交通系統的欠缺，在花蓮移動多得依靠自己的雙腳，或者自行駕駛不同的交通工具。移動的距離是真實且可感知的，這件事情能夠提供給我們對地方更強烈的感受。讓我們容易的知道這個空間中的我為何，我存在於什麼樣的空間之中，以及我眼前的這個空間又是什麼。透過經驗的轉化成為「地方」時候，我們建立起來的情感，很大一部分的有別於都市。
我不太認為地方有「惡土」這麼一件事情，豐田絕對是農耕意義上的「惡土」。但前幾代的豐田人們，他們移居至此，雖然多數的長輩們訴說，那時代耕耘的艱辛與壘石的痛苦，但他們卻將惡土變為樂土，主動且積極地擁抱土地。
他們某種程度上，就是那個擁抱了鐵絲玩偶的恆河猴，只是他們將鐵絲變成毛絨；如果1960年代，那個受苦受實驗的恆河猴，牠知道怎麼將鐵絲玩偶變成一把梳子，或許牠便不會再日後留下永恆不滅的傷痛。
鄉土的建構，或許真正的關鍵是在這裡，把惡土變樂土，把鐵絲玩偶變成一把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