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和國際關係,到底有何干係?

Nathan C
7 min readDec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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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女性主義,總會想到性別平等、同工同酬、玻璃天花板等概念,或是更進一步想到西蒙波娃,或是晚近在網路上常出現的名詞「母豬」及一些「仇女」言論等等,性別議題隨著台灣的時事和政治議程,經常成為話題,但是似乎不管怎麼聯想,都不會想到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

其實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領域中,經過許多次學界的大辯論,學科內的各學派爭鋒相對,企圖透過揪出別人的弱點來證成自己的論點,或著在千頭萬緒、百花齊放的國際政治場域裡面,透過觀察和梳理,簡化出一套可能的最佳解,而在現代的國際關係作為一門政治學的學科逐漸成形後,所有的討論焦點,主要還是落在大家平常想像的「國家」、「權力平衡」、「國際社會是不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和「衝突與安全」等等議題上。

然而,在經歷越戰及冷戰白熱化,許多批判視角的研究開始躍上主舞台,企圖以不一樣的角度來詮釋國際政治的問題,女性主義也在這樣的批判理論思潮中,被「引入」國際關係研究,成為眾學派中,最「突出」的一流(原本想用「突兀」)。

80年代末期,有學者開始將女性主義的基本論點和假設,套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挑戰這個長期被「白人男性菁英」壟斷的學科,在各種「既定的」、「習以為常」的前提和認識上,戴上一副性別的眼鏡,讓大家看到不曾想像過的、被忽略百年的性別經驗。也許有人會質疑,國際政治並沒有長期被白人男性菁英壟斷,英國不就在80年代選出了在位最久的女首相柴契爾夫人嗎?女人也可以當國家領導人,更不用說官僚體系中也有女性角色,所以要討論國際關係中的性別不平等,應該不是什麼太重要的題目吧?

或著就像我班上的同學說的「性別不平等、性別歧視這類的問題不就是內政問題嗎?我不理解這些女性主義者要爭論的到底是國際政治的什麼?」

首先,關於女性也有參與政治,女性並沒有被排拒在決策圈之外,或著更泛泛地說,關於女性在國際政治裡的「出現」,基本上是最初期女性主義國際關係所關切的題目,這一派又被稱為自由派的女性主義 (Liberal Feminists),他們認為,國際政治的決策權力和政策形成過程中,長久以來都缺乏女性參與,現在隨便Google一張國際重要領袖會議的合照,女性基本上非常稀有(甚至沒有),所以這一派主張,應該要有更多女性參與到國際政治的舞台,才能讓決策和外交行為更能反應地球上另一半人的觀點和理解。

今年的G7國家首腦會議,圖取自 G7 Italy 2017 Twitter

當然,女性參與決策只是女性主義實踐的一小部分,也有很多人會批評,就算有更多的女性進入了外交場域,在既有的規則、制度和生態都是以「老白男」為主的狀態下,女性也很難改變國際政治的運作邏輯和權力互動模式。甚至有一些人會質疑「女性主義者所說的問題確實存在,但那又如何呢?國際政治目前這樣的發展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有更多女人或更有性別意識,又能造成什麼本質上的改變嗎?」

其實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關懷,並不只是關注「性別」在國際關係中長期隱形的問題,就如同所有的政治理論和學說,追根究底,女性主義也希望可以處理「權力關係」,尤其在外交場域裡,權力關係的層次很多,而最顯而易見的場域,大概就是「戰爭」。

冷戰結束以後,當代已經甚少出現傳統的戰爭了,由於多重的因素,近年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軍事衝突,多半都是在解殖、反恐這樣的脈絡下發生,由於衝突雙方在軍事能力上經常呈現懸殊的差異,例如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基本上美國「精良」的部隊對抗的,是以游擊隊、民兵為主的組合,如果純粹以現實主義的理解來看,這樣實力懸殊的戰役,其實美國是沒有理由會輸的,但對女性主義者來說,這樣非傳統戰爭有更多層次值得深入討論,例如凌虐戰俘的問題、平民(通常都是婦孺)在戰爭中的處境,還有理解異文化中的性別內涵等等。而女性主義者嘗試整理的,就是「性別化」(Gendering) 這些現象和行為。

退一步說,「戰爭」本身就充滿了性別,在英語中會以Motherland來表示國土,所以侵略他國國土的行為,基本上隱含了「男性的」(masculine)的意識,而和談作為一種妥協,就是一種「女性的」(feminim) 行為,因此可以推測戰爭本身即是國家展現「男子氣慨」的途徑,而談判作為避免戰爭的另一個選項,可能會被視為軟弱的、陰柔的。

另一個例子則是近期在緬甸發生的羅興亞婦女遭軍隊施以暴行,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在衝突中,要贏過你的敵人,強暴敵人的女人是一種手段呢?

還可以進一步延伸的是,曾經傳出美軍在中東地區凌虐俘虜逼供的行為,甚至有傷害俘虜的生殖器官或是性暴力的傳聞,我們也可以問類似的問題,為什麼「性」成為了一種戰爭行為呢?

透過強暴敵人的婦女,施展自身的優越性,表現出控制、掌握的能力;透過減損、貶低敵人的「男性特質」來作爲一種「勝利」的模樣,我們可以說,這些行為都不只是想在衝突中贏過敵人而已,更多的是減損敵人的身份認同和挑戰敵人的價值體系。進一步說,當代的非傳統戰爭模式,不只侷限於過去傳統軍事能力的較勁,更在於「展示優越性」和「瓦解或減損身份認同」來達成不僅是物質能力上的「打敗敵人」,更要在心理層次將對方擊垮。

當然我們也可以找到近一點的例子來思考女性主義可以為國際關係帶來什麼樣的突破,例如二戰時期的慰安婦問題,迄今依舊挑動日、韓、台等國的敏感神經,究竟日本要如何面對二戰的人道問題,以及後續的道歉、賠償等,都可以將國家的行為放進性別的視角中解讀,尤其在東亞地區,傳統的男性和女性在政治角色上即有顯著的不對等關係,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殖民的歷史都充滿了滿滿的「男性的」特質,追求民族的光榮而可以戰死沙場的情操等,都更加強化、美化了戰爭的殘忍,更遑論戰後日、韓、台都分別接受了美軍的安全屏障,如何解讀國家之間的結盟關係,和實際軍事基地的進駐,都可以引入性別視角來檢視、反思的重要題目。

所以,女性主義到底能不能改變國際政治呢?就目前學界的討論而言,主要還是提出批判性的論述來引發思考和檢視,將長期被忽略的性別經驗、性別權力結構置入國家間的衝突、交換和合作等行為中,除了可以為這些行為提出更細膩的詮釋之外,也試圖開啟思考其他途徑或行為模式的可能性,就如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的先鋒學者 Cynthia H. Enloe 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所言:Nothing is natural. 當我們開始運用女性主義的邏輯來回顧過去國際關係的發展歷程,可以觀察出近乎另一種版本的故事,也就是提供了未來面對衝突和困境,更多元的政策和策略思考。

延伸閱讀:

他者眼中的特朗普:國際關係的「女性主義學派」

女總統之後的性別平權

參考資料:

Enloe, Cynthia H, (1990)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halili, L. (2011) “Gendered practices of counterinsurgency”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4 pp. 1471–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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