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體制」秩序與無聲的人民:讀《意外的國度》與《重構二二八》

本文亦刊載於書評網站「說書Speaking of books

在距離二二八事件七十年之後,有兩本更清晰地展開了戰後圖景的書籍問世。一本是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以下稱「林書」),2015年英文版出版、2017年繁體中文版問世;一本為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以下稱「陳書」),也於2017年出版。透過這兩本書,讓我們對從戰後世界與東亞秩序變動、臺灣島上的流血事件到「中華民國在臺灣」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正如書名所顯示,兩本書重點不同。林書時間點從二戰後期到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描繪「中華民國」在中國內戰後崩盤後,中國國內的變動、美國遠東秩序構想,臺灣地位未定論、蔣介石個人權力慾望等問題連結起來,透過在世界局勢、美國利益與遠東政治秩序的變動,怎麼導致了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

陳翠蓮則將著重於戰後遠東與中國國內秩序變動下,如何出現作者提出的「美中體制」,在這體制下,臺灣定位問題如何遭到擱置與放棄,使中國統治者與「中國統治模式」一道移入臺灣,臺灣人又怎麼與之互動、連結,最終導致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深遠的影響。換言之,陳書從大結構著手分析,最後著眼於1947年並未國際秩序、卻與你我密切相關的臺灣政治變動。

兩書的作者,陳翠蓮(左)與林孝庭(右)

「美中體制」的建立

儘管兩書視角不同,但兩位作者都想要告訴讀者們,戰後其實是「最強者美國 — 次強者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 無權者臺灣」三者的互動過程。這三者互動過程的結構,陳書概念化為「美中(協力)體制」。為了理解這兩本書的內容,陳書提出的「美中體制」四項特徵需要理解:

1.美國為掌握戰後國際優勢與遠東秩序,選擇國民黨中國做為合作對象;中國因內戰、統一問題,需要美國大力協助,提供軍事、經濟等各種挹注,雙方在互蒙其利下建立合作關係。
2.此種合作關係具有主從性格,重要政策由美國主導、制定,中國政府配合、協助、執行。
3.但是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單邊主義,在不違背美國的主要利益下,中國政府所主張或宣傳的次要利益,美國予以容忍、默許、讓步,做為回饋。
4.因為美中是共同利益的結合,當雙方利益嚴重矛盾時,美中協力體制就會鬆動,甚至崩壞。[1]

在此架構下的運轉與互動,必然繞著美國利益旋轉。兩本書都指出,美國在戰後遠東秩序的構想,從羅斯福到杜魯門都是與「國民黨中國」合作,目標是與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合作,共同維持親美的遠東秩序,消解日本帝國的影響力。在這個核心利益下,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層面支持中國,在開羅宣言上,允許中國宣稱東北、臺澎等地為中國領土,並協助其運送國軍部隊,安排日本人優先離開佔領地,將公私日產全部作為中國的補償,來使其加速工業化,取代日本成為東亞強國。然而,前往埃及開會前的蔣介石,才根據戰後中國的地緣戰略考量,將臺澎納入中國要收歸的領土,此前並未將臺灣納入收復的領土考量範圍內。

兩書都指出,儘管如此,在戰爭結束前,美國針對其自身攻打日本的戰略考量,對於「如何利用臺灣」和「戰後臺灣歸屬」等問題有著許多政策辯論,臺灣人熟悉的《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作者葛超智(George Kerr)即參與其中。這些辯論結果,其中影響至戰後者,自然屬於臺灣主權歸屬的地位問題,以及美軍因應戰爭需求而應於佔領地設置「軍政府」實行軍管的計畫。例如臺灣設置「行政長官公署」,只是中國政府因應盟軍的規畫而設置,但臺灣人並不知情,導致人們誤以為中國統治是「總督府復辟」。

葛超智與其著作《被出賣的台灣》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美國核心利益」在每個美國人的眼裡是一致的,這即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林書指出,自太平洋戰爭後期到戰後的美國東亞外交政策用一個字就可以形容:「亂」。這個「亂」因東亞與歐洲的局勢變動而生,然而美國外交(大使館與領事館及其內部)、軍事(太平洋艦隊、第七艦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情報(中央情報局)、內政(國務卿與白宮)與國會(參眾議院)體系各自為政,各自都太有想法,使得他們的體系時常失靈,甚至自己行動,不被該層隸屬的上層所控制。其後更有各種「志願者」(如退休軍人)以各種方式加入攪局,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更是混亂,也常常錯估局勢。但也因此,美國外交政策能具有彈性且多管齊下,透過行動者們去因應瞬息萬變的東亞情勢。

而戰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中國,由於得到日軍與美軍的軍火和經濟幫助,可以說當時已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強的獨立國家。加上受到美國的扶持,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但這樣的一個國家,其實仍然處處仰美國鼻息。中國需要美國的各種支援進行重建,蔣介石更需要美國軍事力量的幫助,讓他能夠有足夠的實力消滅共產黨。

因此,蔣介石處理重大事務上,仍然需要慎重考量美國的觀感,而美國提出的「關心」,則使蔣介石在處理各種事情都需要作出部分的妥協。但在這個程度以後,蔣介石仍然「自行其是」,甚至利用美國需要中國穩固東亞秩序的需求,偷渡各種顯然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需求,只要能夠阻擋共產主義興起,美國也對其默認。戰後臺灣的處置問題就是這個框架互動下的產物。

陳翠蓮指出,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規劃,對佔領地實行軍政府的軍事佔領,軍事佔領並不能轉移該地的主權、改變人民國籍,與要求對佔領國效忠,而臺灣正是這樣的佔領地。當駐臺日軍依照盟軍第一號命令,向戰區總司令蔣介石投降後,中國本應進行「軍事佔領」,然而實際行為卻是實質軍事佔領的情況下,還宣傳「光復」、「回歸祖國」等等口號,製造錯誤的認知,欺騙臺灣人。而本來在日本統治下受到歧視的臺灣人,確實也因能回歸一個強大的中國,「作大國國民」,而不疑有他。影響臺灣戰後局勢迄今未絕的二二八事件,即在上述局勢下產生。

臺灣慶祝光復一隅

「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與二二八事件

在中國代表盟軍正式接收臺灣前,中國國民黨內各派系人員與特務組織已隨著美軍情報人員先來到臺灣,招兵買馬,臺灣更早已成為國民黨內各大派系爭奪的「肥肉」。而因為「回歸」的熱情,以及日本五十年來的壓制,臺人「重做主人」的參政熱情溢於言表,積極學習「中國統治模式」政治文化,不少臺灣菁英踴躍加入、創立協助「祖國」統治的各個組織,協會、社團、報社等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渴望能夠實行臺人自治。

然而事情並不如臺人所想像的如此單純。在「美中體制」下,美國事前儘管在內部進行了大量的辯論與規劃,甚至意圖奪取臺灣,利用臺灣的資源與戰略位置作為軍事基地,然而最後在穩固遠東秩序的利益需求下,美國最終決定將臺灣交與中國,並從中謀取其他利益。透過開羅宣言的允諾,國民政府設置由「半山」和國府官員組成的「臺灣調查委員會」,規畫戰後如何佔領、統治與運用臺灣的資源,而經過多次辯論後,決定臺灣作為「特殊省」的地位,從省政府制,轉為依循美國的規劃設置類似軍政府般大權獨攬的長官公署。這意味著臺人治臺的夢想,一開始就與美中體制的規劃正面碰撞,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往後的歷史證明了事實更加嚴峻。在日本移轉控制權給中國後,蔣介石任命在美國眼中雖有疑慮、但似乎仍然是當時最佳人選的陳儀出任行政長官。此後美國將目光投向歐洲與中國內戰的調停之中,承認中國對臺的事實統治,只等待對日和約的簽訂。但甫一納入中國統治下的臺灣,不僅旋即捲進國共內戰的漩渦,成為軍需資源的榨取地,加上美國為首的盟軍決定將日產作為戰爭賠償,因此日本在臺留下的偌大資產,以及戰後由誰掌控臺灣的政治權力,更成為國府內部各派系爭奪的目標。因此,陳儀所屬的政學系、控制國民黨機器的CC系、掌握特務組織的軍統局、孔宋集團以及三青團,將在中國的權力鬥爭與統治模式移入臺灣。臺灣人與半山隨後也加入這些派系之中,意圖從中取得參政機會,卻成為這些派系用完即丟的卒子。

陳儀

為了解釋二二八事件,必須將陳書中「中國統治模式」定義徵引說明:

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武力為基礎,以保衛自身利益與權力為目標;該黨政治人物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黨內強調宗派主義、人脈關係,權勢人物結成政治派系、爭奪政經資源,進行激烈鬥爭;為保障政黨利益,甚至透過軍警特務機關結合黑道勢力,不惜以恐怖暗殺等暴力手段震懾民眾、控制社會。[2]

隨後,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陳儀任人惟親、貪汙腐敗的治理與統制經濟政策,外省人(非臺灣本地的中國人)動輒以「奴化」歧視辱罵,打壓臺人各種權益,更以漢奸看待臺灣菁英,加上各種生活文化的摩擦,以及臺灣因國共內戰徵調資源,生活迅速跌落困境,已使臺人怨聲載道,而各派系、半山與外省人視日產為戰爭賠償接收、又佔有大量公職的情況下,使得當初期望能夠參政、管理、取回被日人強佔家產的臺人對國民政府失望透頂。臺人轉而寄望美國干預,託管論等主張開始在臺人之間發酵,但更多人寄望美國協助中國改善統治,但他們並不知道,儘管美國駐臺副領事葛超智等人同情他們,但正領事遵守美國國務院外交系統的指令,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對此置之不理。在中國的臺灣人也多次向南京請願,但由於陳儀將駐臺軍隊多數調回中國提供內戰所需,深得蔣的信任,因此臺人的請願毫無回音。

此時,臺灣社會已經危機四伏,而當二二八事件爆發,適時臺人怒火已足燎原,抗議與暴動在全臺蜂起。本想以軍隊彈壓臺人的陳儀,發現兵力不足以壓制日治時期經過軍事訓練的臺人時,轉而以欺瞞臺人的方式,假意安撫、承諾改革、也不向中央要求派兵,實則暗中請求中央多派兵來臺彈壓。同時,布建已久的特務系統與各大派系,一方面與陳儀攜手合作分化操控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又透過流氓製造衝突與暴動等事,創造臺人叛變、意圖獨立的景象,將此事件定性為「奸黨煽惑」,作為給予出兵鎮壓的藉口;另一方面,各派系與陳儀之間也藉此進行政治鬥爭,意圖扯下陳儀,讓自己派系有機會出掌臺灣。

處委會的聲明

對此全然不知的臺灣人,一方面相信陳儀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說法,一方面向南京請願,希望蔣介石理解真相,隨後寄望美國協助說明。然而,在緩兵之計奏效下,陳儀等人透過分化策略,誘騙各派系的臺灣人進入處委會運作鬥爭,使處委會提出激進、近似使處委會取代行政長官公署政治主張的「三十二條大綱」,又組織維持秩序的隊伍,使流氓混入其中,製造衝突對立。此時臺灣暴動在處委會調停下日漸正常,但危機已經逼近,處委會抵抗與談判路線分裂而無法調和,而美國駐臺領事館此時終於發電報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館,警告危險將至,應該撤僑或將臺灣改交聯合國託管,但大使館基於國務院主張的美國利益,決心嚴守中立。3月7日,就在美國不干預,臺灣處委會信任陳儀、內部陷入分化分裂情況下,國府軍隊到達了。

蔣介石「責任歸屬」

在蔣介石收到陳儀電報後,決心要盡速以武力平定臺灣的動亂。兩本書在這裡都指出,蔣氏乃因一方面國共內戰,中國邊疆各地烽火四起,需要自臺徵收軍事資源,也要防止共產黨在臺灣蔓延,另一方面則擔心美國的干涉,而蔣氏認為臺灣動亂並非「奸黨煽惑」,而是因為軍隊調離導致「軍力不足」,以及陳儀粉飾太平,更認為「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為求穩定,決心派兵至臺,「武力鎮壓」。

然而,在此處必須指出的是,關於蔣介石是否清楚臺灣內部狀況,或者收到臺灣人民的請願,陳書與林書之間產生了衝突(參見下圖)。林書認為蔣介石並不清楚臺灣狀況,就採取武力鎮壓的局勢;陳書則指出這種說法是有誤的,也點出過往研究者指「蔣氏」受欺瞞說法亦有誤。事實上,三月七日蔣介石給陳儀的電報指出,他之前已經收到美國領事館轉發「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說明電報,但他「置之不理」。因此,蔣氏動武並非林書所指的不明情勢,而是因為他相信武力才是解決事情的唯一手段。[3]

兩本書的比較,可以看見兩本書的不同看法。

隨著國府軍隊的到達,使得臺灣陷入混亂與恐怖之中。國軍登陸後,對臺人進行無差別屠殺,並採用對付土匪與共產黨的「綏靖」與「清鄉」,進行軍事掃蕩與政治鬥爭,加強地方控制。全臺各地的抵抗被瓦解,許多人無辜被殺、被害、被敲竹槓,同時建立起恐怖統治。隨後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進行「宣慰」,要求人們「自新」,但白崇禧由於偏見,事實上支持在臺各機構的違法行為與軍事審判,「以資鎮懾」,來恢復社會秩序。

寅冬亥電的出土,已經釐清蔣介石的責任歸屬(圖片來源:國史館)

那麼臺灣人一直寄望的美國呢?二二八事件後,美國終於開始主動關切臺灣一事,蔣介石雖然顧忌美國觀感,卻「裝傻以對」,請駐華大使給予書面詳細說明。這份說明最後委由葛超智執筆,葛氏站在中國統治臺灣的立場上,給予解說與建議。林書指出,這份最後成為蔣介石改組臺灣、安撫美國的方案,陳書更指出,蔣介石不僅透過改組省政府應對美國壓力,更藉此化解各派系爭奪臺灣的意圖,由孔宋集團成員、為美方接受的魏道明擔任省主席,安撫並爭取美方支持。美國官方立場也因為國務卿艾契遜(林書譯為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表示中國已是事實統治,且不欲因此動搖盟友關係,對此表示接受與默認,但私底下派遣魏德邁將軍來臺考察。而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對臺灣的態度,也與國務院較為不同,如駐臺領事館新聞處和與麥克阿瑟等人私底下開始與廖文毅、黃紀男等臺獨人士接觸。

國共內戰與「美中體制」的崩解

在「綏靖」臺灣之後,蔣介石將其心力放到國共內戰以及美國大選。內戰局勢自1947年開始逆轉,自孟良崮戰役國軍精銳部隊被殲滅後,蔣介石開始節節敗退。為了培訓新軍,蔣介石將臺灣作為與美國合作練兵的基地,由受到美國偏愛的孫立人出任司令,換取美國人的支持。然而隨著內戰局勢日蹙,華府不僅開始分析中國國內局勢變化,與中國國內事務保持距離,也重新思考法理地位尚未確立的臺灣該「何去何從」,軍方與情報部門更因為孫立人抵達臺灣練兵,意圖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反共戰略的重要一環。

進入1948年,國民黨在戰場上從全面勝利到節節敗退,僅是短短一兩年的事情。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權威因為戰爭而逐漸衰微,各地山頭再度蠢蠢欲動,日益不聽號令,但此時共產黨也尚未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因此英美判斷中國將重回中央權威瓦解的「軍閥割據」時代,並隨即開始與各個實力派人物打交道,唯有對臺灣,只有宣傳美國的優點而已,美國各單位各自提出主張,吵成一團,遲遲不能做出決定,使得臺籍菁英感到失望。

但在1948年下半,國共內戰的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同一時間,美國大選結束,當時蔣介石押寶較親近的共和黨,但最後卻由其所厭惡的民主黨人杜魯門再度成為美國總統。華府此時決心逼迫主戰的蔣介石下野,以讓國共兩黨回到談判桌上,避免國民黨潰敗後,中國成為蘇聯附庸,並派遣使館參贊莫成德前往臺灣考察。而蔣介石在軍政權威上全面崩盤,桂系逼宮,蔣遂宣布辭職,但在此前,他已先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其子蔣經國接掌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並運送黃金等資產至臺。

國務卿艾奇遜與杜魯門總統

此時美國認為,避免因為國共和談,使共產黨有機會進入臺灣這件事頗為重要,但因歐洲局勢緊張,美國不會防禦臺灣,唯一之計乃是扶植一個非共黨、親美且具有一定能力與基礎的政權。為此美方開始秘密接觸臺灣菁英,探查建立基礎的可能。此即莫成德的任務。起初欲接觸陳誠,但因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盟總)與孫立人的親近關係、陳誠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的影響,莫成德捨棄陳誠,直接向華府推薦孫立人。此後,孫立人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美國駐臺領事館互動頻仍。魏德邁將軍建議以親美派的吳國楨替換陳誠為省主席,蔣則置之不理。

陳誠為了鞏固其臺灣省主席的職位,不僅在臺灣大力推行各種改革,以求贏得美國青睞,同時也並未屈服於桂系要求將資產交由中央,而把資源留在臺灣使用。林書指出,陳誠此舉保障了臺灣整體利益不受中國內戰拖累,也為自己打造好形象。而引退後仍保有國民黨總裁身分的蔣介石,在遭美方拋棄以後,勢力衰頹,連愛將陳誠也疏遠、違逆其指令,將其冷落於澎湖,而與桂系互動頻仍。同一時間,美國更打算運用臺灣法律地位未定,圖謀臺灣為己所用,因此積極聯繫孫立人,同時亦考慮暗殺蔣介石,去除障礙。

陳誠(左)、孫立人(中)與吳國楨(右)

1949年,國民黨的統治未因蔣介石引退而停止崩盤。面臨危局,蔣介石與李宗仁雖再度攜手,但事實上並未起作用,而蔣介石力圖透過與菲律賓、韓國等組成反共聯盟來獲得美援的計畫也被美方漠視。隨後國府軍在湖南、西北等地再度潰敗、投降,國府僅存部分西南與華南,沒有美國全面支援已無支撐可能,但美國僅願給予地區性反共政權部分軍援,因此握有地盤者將是美國青睞的對象。此時唯一無地盤者,就只有蔣介石。

因此,為了取得美援,蔣介石與桂系將腦筋動到雲南上。當時的雲南省主席盧漢,雖由蔣介石親手提拔,但因為蔣介石當年用計將其騙出雲南,趁機拔除其上司「雲南王」龍雲,為了安撫才將其任命為省主席。但此時已今非昔比,因此盧漢在蔣、桂系、中共之間搖擺不定,更與美聯繫,意圖獨立。但在美國並不領情下,盧漢投向中共。同一時間,蔣介石也明瞭到美國人想要扶持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控臺灣,又鑒於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對蔣介石的強硬指責,因此對是否撤往臺灣,感到遲疑。

隨著國民黨在中國的僅存地盤逐一被拔,美國又重新與蔣介石開始打交道,最主要的條件就是以吳國楨替換陳誠,意圖就是要讓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握臺灣政軍改革等事務。受到美國冷落許久的蔣介石,雖然了解美方意圖,但他緊抓難得的機會,不僅擺低姿態允諾改革,也立即撤換陳誠,並前往臺灣,對孫、吳也更加猜忌。1949年12月代總統李宗仁飛往美國,中華民國群龍無首,因此蔣介石藉機「復行視事」,準備在臺重建中華民國與「黨國體制」,並加以改造。只是蔣介石想的雖美,但他藉美國壓力摘除陳誠等部下權力的同時,卻又引發內鬥,導致政治紊亂,目標並未成功。

盧漢與李宗仁

混亂的東亞局勢

此時,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也因中國局勢而混亂不堪,加上歐洲冷戰局勢升溫,使得各個部門處理事務上陷入各行其是的狀況。華府內部,軍方與情報部門力挺臺灣,指出臺灣在反共島鏈上的重要性,但國務院指出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會在臺灣重覆,主張任其自生自滅,隨後國安部門提出的「白宮安全會議第四十八號文件」,更是正式定調美國無意介入臺灣事務,坐等中共解放臺灣,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一部分,並對外正式宣布這一消息,打壓援蔣輿論。隨後,白宮的意圖是,期待毛澤東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一樣背離蘇聯,走與蘇聯區隔的「狄托主義」。

這一消息令臺北震驚。但美國在發表宣言以後,卻又扶植各地反共、臺獨人馬,如廖文毅的「臺灣再解放聯盟」,盟總公開庇護其在日本的活動,甚至意圖撮合吳國楨、孫立人與臺獨人士合作,取代蔣介石。而一些眾議員敦促華府對駐守海南島的粵系表示支持。逃亡到緬甸的李彌部隊、流亡到越南的黃杰部隊,都前後映入美國各人的眼簾。可以說華府即使定調主要政策,卻也因為每個人定義的「利益」不同,各行其是。

隨著美援無望,各地將領不聽號令,殘兵游勇不斷湧入,財政等問題困擾著蔣介石,同時美國宣布「靜待塵埃落定」,但是美國各地人員卻暗中在各自行動,甚至運用臺灣地位未定論和扶植親美派取而代之,加上將領內鬥嚴重、黨務改造失敗,他此刻的命運已如風中殘燭。雖然基於反共立場,美國軍方與麥克阿瑟不斷強調臺灣的重要性,美國國內也有親蔣的議員支持,但美國官方決心不參與國共內戰事務,因此,非官方、私人式的協助模式在此時成形。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在盟總瞞著美國官方與領事館的安排下,以私人身分來臺助蔣。

麥克阿瑟與柯克

在風雨飄搖、孤立無援、無人可信的此刻,堅定助蔣的柯克對於蔣介石來說無異救命稻草,蔣介石予以完全的信任,而柯克也給予切實的回報。透過「特種技術合作案」的推行,柯克替蔣和盟總之間打造了一條溝通渠道,並取得盟總對蔣介石領導臺灣的堅定支持;建立「中國國際商業公司」,協助蔣介石購買大量軍需裝備;著手改造國軍為現代化部隊,從大陸軍主義轉向海防為主;更甚者,他甚至讓蔣介石下定決心放棄海南島、舟山群島等地,以鞏固臺灣防禦;為蔣介石的利益,與美國駐臺領事館等國務院外交系統打對臺。上述種種行動令蔣介石得以安心,柯克更安排麥克阿瑟來臺與蔣碰面,使蔣介石地位漸次穩固,也令美國其他部門了解到,沒有盟總的支持下,他們已不可能推翻蔣介石。

然而柯克的行為已使國府將領、國軍軍購採購團對其怨恨,國務院也考慮到軍方的行動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所衝突,決定將這種作法予以正式化為「美軍顧問團」。在得知這些消息,加上韓戰爆發後,柯克滿心以為自己會被任命為正式的團長,遂加緊採購軍火,但此舉引起國府駐美、負責採購的毛邦初將軍不滿,毛邦初等人不僅嫉妒柯克,更因此沒有辦法撈更多的油水,他們遂向聯邦調查局等告發柯克,並砲打蔣介石。此醜聞案在美國引起大幅關注與抨擊,採購案被迫停止,同時麥克阿瑟因與杜魯門衝突而被解職,柯克失去靠山後,只得解散公司,將所有業務移轉給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少將,黯然離開臺灣。

毛邦初

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使本來主張以犧牲臺灣換取與毛澤東中國建立關係的官員們,改變主意要保衛臺灣,以維護美國利益。而《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的問世,美國決心在全球各地對抗蘇聯。對此,國務院開始尋找介入臺灣的機會,想藉機「倒蔣」,但因麥克阿瑟公開對蔣介石的支持,使國務院計畫難以施行。不過,麥克阿瑟接受國務院「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同意臺灣地位等太平洋地區安定、對日簽署合約以後再做定奪。

韓戰的化學作用

對於地位一直仍不穩固的蔣介石而言,渴望東亞爆發一場大戰,增加自身的戰略價值,讓他能藉此機會重返中國,起碼鞏固其領導地位。韓戰的爆發讓他感到機會來臨,因其本來害怕被美國犧牲,換取美國與中共建交。因此韓戰爆發後,他立刻希望派兵協助麥克阿瑟。但是杜魯門的態度卻是使臺海中立化,不要讓已經被拋棄的蔣介石、中國內戰與韓戰牽扯在一起,因此派出第七艦隊巡防臺灣,並且拒絕蔣的提議,以免多生事端。麥克阿瑟對此感到興趣,因此接受柯克建議來臺與蔣會面,並隨後再次發表臺灣是反共「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言論。這都再再激怒了杜魯門以及英法等已與中共建交的歐洲盟邦。

理解韓戰的兩本重要著作:中研院張淑雅研究員的《韓戰救臺灣?》與芝加哥大學教授康明思(Bruce Cumings)的《朝鮮戰爭》

然而隨著毛澤東「抗美援朝」,臺灣所處戰略地位大幅提升。1951年,為了國民黨政府發揮更多作用,美國決心盡快結束與日本的戰爭狀態,締結和約,並簽訂安保協定。杜勒斯作為處理此事的全權大使,施壓其他盟國接受「北京與臺灣都不會出席舊金山和約」的說法,解決「誰代表中國」的問題,指出將由重獲主權的日本政府「決定」跟誰簽約。這對與日本打了八年戰爭的蔣介石而言,被排除在舊金山和約之外已是恥辱,更慘的是竟然要由日本決定要跟他還是毛澤東簽約,這使他感到極度悲憤,在舊金山和約簽訂時以絕食表達抗議,而《中日和約》更延至1952年才簽訂。而林孝庭指出,《中日和約》的簽署,不啻意味著日本只承認中華民國領土疆域僅限於臺澎,替一個以臺澎島嶼領土為基礎,在法理上被重新界定的「海島」中華民國之永久定型,踏出極為關鍵的一步。

中日簽訂台北和約

韓戰這段期間,儘管外交上仍面臨嚴峻挑戰,但美國直接保護了臺澎的安全,消弭了中共解放臺灣的可能性,使蔣介石終於可以徹底整頓黨、政、軍各方面,鞏固以其為一元領導中心的權力結構,打造有效率的政府,運用美援穩固、發展臺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黨國體制在臺灣鞏固成形的重要關鍵。相對於基礎鞏固的蔣介石,當時美方接觸的各種「第三勢力」,各種行動皆慘敗,而海外臺獨運動,也因韓戰而被美國冷淡對待。這都使得蔣介石的基礎穩固,挑戰者也逐一消失。

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放鬆對蔣介石的控制。美軍顧問團進駐臺北,正是著手進行全面改造國府與國軍、監督國府運用資源的監察官與執行官,如果國府不接受,馬上停止物資支援。害怕美國,也害怕再度顛沛流離,自內戰敗北以降,已成驚弓之鳥的蔣介石,對此雖然認為屈辱,但在現實之下也只得乖乖照辦。此後,到1954年,國民政府行政能力獲得加強,經濟基礎因此獲得改善,而國軍的「美國化」,也使他們擺脫落伍的作戰能力和士氣低落的狀態,而變成當時足以保衛臺灣的勁旅。而蔣介石也因為乖乖聽話,得到美國的承認以及支持,美國也因此得到一個能夠乖乖配合的忠心盟友,更能夠透過資源節制蔣介石的行動。說來諷刺,當國軍狀態達到抗戰後的最高峰時,中華民國卻已經被框在臺澎金馬上,不可能再回到中國。

三本理解國民黨「黨國體制」的著作: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中央派系)、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黨改造案後,類列寧式政黨的形成)與任育德《向下扎根》(國民黨如何建立地方基礎)

蔣介石的內心世界

美國強化國府的各種努力,是為了將國軍改造成牽制中共的勁旅。而蔣介石也務實地判斷出,幾乎沒有反攻的可能性,他在日記裡坦承:「今後復國事業,肇事時論,幾乎不復可能。今後一切設計當為繼我後來者成功之謀,而不必為我親手成功之計也。」因此,向世人表示願意參戰的同時,蔣介石實際上卻在盡力避免任何一場戰爭,連美國後來希望蔣介石派兵參戰,蔣介石也加以拒絕。更何況,在對其不友善的杜魯門執政期間,任何行為都可能使自身權位動搖,蔣介石也就更不願意參與作戰。

但是為了確保「自由中國」招牌、宣示對中國仍有統治正當性,因此蔣介石開始配合發動一些小規模的突擊、騷擾的軍事行動,並藉此求得更多軍援。同時,他也運用外交手段,使被捨棄在越南的桂系部隊成為向美國討取軍援的籌碼。至於在中緬邊境的李彌部隊,則是兼具反攻大陸、牽制中共與協助韓戰的一時之選,美國也予以另眼看待,然而隨著韓戰結束,這支部隊開始對臺北造成高度外交緊張,最後也成為蔣介石討取資源的籌碼。而隨著這些部隊的撤離,國民黨在亞洲大陸的能見度進一步削弱,最終也向世人宣告,蔣介石再也無法不在外人的協助下回到中國,相形之下的是,蔣介石在臺灣權位的鞏固,代表的是中華民國與黨國體制在臺灣島上的深化與結合。

李彌

1952年後,美國總統已改由親蔣的共和黨艾森豪出任。然而隨著韓戰的結束,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下降,而臺灣海峽可能隨第七艦隊離開而「去中立化」。為了改善這個局勢因此蔣介石強化其「反攻大陸」口號的力道,想將美國捲入兩岸爭端之中,希望能夠與美國簽署安全互助協定,以及給予更多軍事援助,以確保安全。但美方對簽訂協定一事表達冷淡。

另外,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前,即透過與之前的敵人,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合作,組成了日本軍官團「白團」,組成訓練班訓練國軍將領,此乃為了平衡有美國支持的孫立人在陸軍中的影響力,而在美方全面介入臺灣事務後,更加重視白團,並命其規劃反攻中國的「光榮計畫」。

白團所規劃的計劃(後改名為「開」案),在簽訂協定一事受挫後,深受蔣介石重視。然而蔣重視的是,這個計劃能否讓美國正視其重要性?能夠向美國討價還價多少?而非這個計劃的宏大戰略規劃。而美國確實因開案,重新評估蔣介石與臺灣在遠東新秩序中的潛能。因此,林書認為「反攻大陸」不僅成為蔣介石維繫島內統治神話的基礎,也成為蔣介石維繫國民黨政府在全球冷戰架構下價值與地位的工具,以此達到其外交與政治上的目的。

蔣介石與白團合影

「開」案雖然促使美國重新看待蔣介石治下的臺灣,但是一直沒有給予正面回應,連半點資源都沒有挹注。因此蔣介石解除一直令他不安的孫立人陸軍總司令職位,因為孫立人已無法讓他得到更多美國的幫助,也一直是潛在的威脅。同時,重新轉為著重爭取建立同盟。然而,美方由於金門、馬祖是否應該納入防禦範圍一事,受到盟邦反對,一直不願與中華民國簽署安保協定,轉而與南韓等國簽署協定。

不過,毛澤東繼參與韓戰後,再次救了蔣介石。1954年爆發的第一次臺海危機,毛澤東砲轟金門,促使本來已要回美的國務卿杜勒斯 緊急趕往臺北與蔣介石會談,蔣之後更對駐華大使藍欽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少將,表達對美國不願加強國府力量的不滿。毛的本意可能是要讓美國不把中華民國納入反共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但卻意外促使了這個結果。

華府因此提出交由聯合國裁決,停止沿海島嶼戰鬥的「神諭計畫」。然而神諭計劃卻有製造「兩個中國」、引發中國代表權的爭議(這是英國想要的),可能會被視為再度出賣中華民國,因此國務院決心給予對美國也有利的補償,也就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防禦條約。美國相信,透過現有以臺澎為防禦範圍基礎制定的「防禦」條約,既能滿足蔣的要求,華府也可以「駕馭」蔣介石往後所有軍事行動,避免臺海再生事端,推進「有助於」臺灣的方案,美軍亦因此能利用臺灣的資源,在臺灣軍事基地部署美軍。

雖然蔣介石事後知道神諭計畫後憤怒不已,但當他聽到美國願意簽署協防條約後,隨即笑顏逐開。當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美方開始談判後,中共又進攻大陳島,如何界定外島防衛更形重要。最後,協定中美方僅願明確表達守衛臺澎,外島需經談判再考慮;條約僅有防衛性質,國府不得進攻中國,此點以換文方式予以保密,不載於條約正文;華府軍事資源僅給予守衛臺澎的軍隊,外島軍隊數量不得過多,且不給予充分支援。

因此,蔣介石決心放棄大陳島等外島,加速取得艾森豪守衛臺灣的《福爾摩沙決議案》和防禦條約的通過。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此條約不僅在外交上化解了中華民國一直沒有安保協定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向國際證明美國承認與支持臺北的決心,更消除了蔣介石等國府高層深怕美國在西方盟邦壓力下出賣他們,以與中共承認建交的疑懼,以及徹底消除了「臺灣託管」的可能性。蔣介石日夜盼望,其根據地與地位,在各個層面上最終在此條約簽署後鞏固,他終於高枕無憂。此後蔣介石雖力圖突破框架,但實際上只是徒勞無功。而在重新鞏固的「美中架構」下,臺灣最終被迫與中華民國合而為一。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

最後,第二次臺海危機中,蔣介石打破防禦條約框架的舉動,使得美國強迫國府發表公報,此後放棄武力,改用「政治」手段達成光復目標,並減少外島駐軍。蔣介石務實地認識到,與其為了民族主義與美國衝突,不如與美國妥協,保住自己僅存的權力地位,遂同意發布公報,並自我安慰道「此事結果亦將於我有益也。」可以說,體認到現實的蔣介石,這些動作除了鞏固其正當性外,只能證實中華民國此後只能與臺灣合而為一,並且定型在美國主導的防禦條約框架下。

結語:東亞秩序、「中華民國在臺灣」與消失的人民

在讀完林孝庭與陳翠蓮的兩本書,筆者看見美國戰後的巨大影響力。然而全球格局注定使美國無力全心專注在東亞,所以美國選擇與國民黨合作,但沒有料到的是,兩本書中隱而未見的角色「中國共產黨」卻意外地改變了美國預想的遠東秩序,隨後一連串政治變動、戰爭等等,使得臺灣被捲入「美中體制」、國共內戰和冷戰局勢之中,最終被迫與中華民國「合體」。

首先,美國人的一舉一動與戰略規劃,事實上牽動了整個局勢。然而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攪動了整個遠東局勢的變化,而美國人員各行其是,也使得整個地區的人們空前混亂,也導致了許多悲劇與誤解,這些都使得本來自身規劃的「美中體制」秩序覆滅,更因此付出了許多代價,來重新構築新秩序來應對冷戰局勢。筆者認為,因為美國後來改以扶植日本作為東亞最主要的同盟,「美日同盟」正是用來取代戰後「美中體制」的主要架構,因此「美中體制」從遠東秩序的主架構,演變為一個在美日同盟架構下的「次級秩序架構」,其中,美國主導性更強,日本已經提高到次強,在美國的允許下,日本在東亞、東南亞發展其次帝國勢力,而在這個架構下,中華民國的從屬性更高,能動性更低。美國在東亞的國家扈從體制遂建立完成。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崛起,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來自於中華民國崩潰後,遠東秩序重組的原因。這也是影響戰後東亞局勢至今的重要因素。

此外,我們更應認清楚,葛超智等人事實上仍然是站在美國利益思考(儘管是他們自己認定的美國利益),而非真心為臺灣人民謀福,不應該對這些外國外交官有太多幻想。

其次,戰後臺灣人最初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心與能動性,卻因為不諳局勢、中國政治文化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及自身壓抑過久的政治狂熱與幼稚,使他們自己無力決定自己的命運,更遭人歧視、辱罵與利用。二二八事件至後來的殘殺與迫害,生活在恐怖統治之下,最終使臺灣人與國府產生無法彌補的裂痕,臺灣人有形無形的損失極為巨大,社會因此陷入恐怖之中,人們從此噤聲,任人宰割。這場事件對臺灣人造成極大的創傷與斷裂,也消滅了臺灣人在參與事務上的自願心與能動性。往後,臺灣人已經失去自己的聲音,不僅是被迫的,也是自我管制的,成為任憑美國與中華民國宰割的魚肉。直到解嚴前後,二二八事件才又為人們所知悉,做為後輩的我們,迄今仍然受困於這場事件帶來的後續衝擊。唯有透過重新理解歷史,理解現今存在著過往所無的機會與政治空間,我們應該要把握機會,實踐過往人們所欲但沒有機會的政治主張與理念。

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引發了改變政治局勢的社會運動

同時,中華民國的能動性也隨著自身的覆滅、潰逃至臺灣而縮小,中華民國內部的各種派系傾軋,也使得她沒有機會得到美國的協助。美中架構一度已經消失。若非因為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使得美國重新注意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控制臺灣的中華民國能否得以生存,未可預料。而華府對臺灣地位的問題的看法,也正因局勢變動,以自身利益考量後,從戰後的默認、辯論,到最後接受蔣介石統治臺灣,臺灣地位未定論自此從美國政治辯論中消失。我們除了驚嘆歷史的複雜與變動之快以外,也需記住,自身的未來不應寄託在他人身上,否則將重蹈當初寄望美國的臺灣菁英的覆轍。

細心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筆者後半段的敘述已經完全沒有臺灣人民出現。要角僅剩美國、中華民國、蔣介石與國民黨。這正是在二二八之後,臺灣人民被國府給輾碎,在往後的歷史,再也不敢出聲,「失語」了,更沒有權力與膽量,為自己再尋求出路。而這正表明了中華民國與蔣介石的統治穩固,建立在與美國的利益交換、獨裁統治、犧牲人民的權益之上、政權的謊言以及無辜者的屍骨血淚之上,這些可以從兩本書中人民的失語看出來。在兩本書勾勒出的整個大局勢中,在「美中協作體制」的秩序下,看得出來往後百姓因此度過了一段悲慘、受欺的歲月,而這場變動迄今對這塊島嶼的影響仍餘音繞樑而未絕。

而林孝庭對蔣介石心境變化的勾勒也相當細緻精彩。國共內戰的潰敗、各地人們的冷落與叛變,加上美國一直對其不利的想法行為,使得蔣介石從此變成驚弓之鳥,從此緊抱美國大腿。因此善用各種時機,仰賴著美國前第七艦隊指揮官柯克的協助下,終於慢慢從外鞏固其在臺勢力,對內則是大家都知道的恐怖統治與黨組織改造。蔣介石心知肚明,再也沒有機會反攻大陸,因此他所運用的各種反攻的行為和口號,均為外交姿態和對內安撫,他其實基本上不願意再離開他穩穩掌控的臺灣了。而美國在這段期間,也利用蔣介石這些需求,牢牢掌握了臺灣的軍事、外交、財政的掌控權,沒有經過美軍顧問團的同意,蔣介石已經不敢亂來當然,玩小花樣做點協商使美國人退讓一點還是有效的,但他不敢玩過界,他再也不敢得罪美國人,因為他害怕被殺,害怕失去權力,害怕又要風雨飄零,民族主義需求讓位於他個人的內心安全感與權力慾望。對人民,他只有利用與欺騙。

此後,蔣介石地位的穩固和強力的獨裁,更使得他後來具有足夠的強硬語氣抗拒美國,例如在退出聯合國事件前後,有力地拒絕了美國政府「改名留席」的建議,當時楊西崑、黃少谷等身旁重臣也多勸蔣接受,亦遭拒,種下現在臺灣國際困境的種子。[4]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戰後美國對臺灣無孔不入的影響力。這也是兩本書除了歷史局勢外,所要提醒我們的告誡。臺灣的命運其被美國緊緊握在手上,在現今美中重構新的架構、東亞秩序劇烈變動下,臺灣應該了解中美的核心利益為何、外交局勢的瞬息萬變與冷血無情,來運用自身的位置與資源,透過靈活的外交手段達成生存的目標,以免成為被交易的對象。應該怎麼做,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但很清楚的是,永遠不能太相信所謂的國際道義以及友好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也是基於自身利益與我們友好,若他們哪天與我們敵國的利益大過與我們的利益,我們終將再度被「出賣」。


[1]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出版,2017),頁21。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26。

[3]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頁77–78;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362。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頁145–159。最近美國檔案解密,更加證實了這個說法,參見〈美國「台北5869」檔案解密/「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秘辛!〉,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4-06/84118。

Show your support

Clapping shows how much you appreciated 百噸’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