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伟大传统，是隐士与江湖。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里的危是正直的意思。国家治理清明，君子应该言行正直，方正不阿。但如果正道得不到执行，君子就可以坐着小船出海，寄情于山水之间。
当然，这还是出自于士大夫的视角，把隐于山林当作文化人的江湖。对此，范仲淹说得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虽然身处江湖，念念不忘的还是权力中枢，“终南捷径”也成为一个讽刺的成语，说那些隐居在秦岭深处终南山中的隐士，很多其实是盼望自己的名声被皇帝知道，进而召入宫廷，一步登天，走上权力攀登的捷径。
士大夫的江湖是隐逸山林，而普通人的江湖，那可就是真正的江湖了，流浪在中国的大地上，饥一顿饱一顿，风餐露宿，走在路上，在路上谋生，最后也倒毙在路上。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面目，没有姓名的，只有“流民”这样的统称。中国煌煌二十四部正史，写的不过是“帝王将相”，“士农工商”，但对于流民，往往仅出现在改朝换代的王朝末年描述中，与灾荒，死亡，动乱，战争等人间惨剧挂钩，是一种悲惨的称谓与符号。
然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江湖，就是这些流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建设了社会主义政权。个人与集体直接挂钩，每个人都有明确的户籍。在城镇，每个人有工作单位，去外地出差，需要单位介绍信，才能住旅店，获得接待。在农村，每个人有公社，没有特别理由（比如参军退伍，招工提干），一般无法去城镇工作或者生活。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之后，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村与城镇的藩篱逐步开始撤销，社会逐步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样子。
但是，流民构成的江湖在社会主义中国消失了吗？最近想起了1985年左右，我的儿时记忆里印象非常深刻的三大流民群体：卖药的，炸爆米花的，和要饭的。这三者，都是字面意义上的“走江湖”。时间是1980年代中期，地点应该不限，中国1970年代晚期，1980早期出生的人，应该对这三个群体都有印象。他们是真正地在那个出差需要介绍信，个人与单位或公社等社会基本单元牢牢绑定，吃粮吃油需要凭证供应的年代里，却完全游离于各个社会组织之外的人群。
我一直对他们的故事充满好奇，他们是谁？为什么会成为流民？在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里，走遍全国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一直期待这些群体可以写出他们的故事。
先说卖药的。大致如下图所示：
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大中小城镇集市上都很容易见到。形式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摆一个地摊，一大块白布垫在地上，上面往往写着“祖传秘方”，“藏医藏药”之类字迹，高级的会画上人体筋络穴位图，包括人体正面像和侧面像。也有什么都不写的，就是一块大白布，这白布必定是土纺棉布，不是纯白色，像白色帆布。机纺的化纤白布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的确凉”之类更不可能，就是白色土布。
白布铺在地上之后，往往面积约有4、5个平方，总之很大的一块，真正精彩的内容在白布之上。卖药人会在白布上摆各种干的植物根茎叶；动物骨骼，包括虎骨和豹骨，往往还带着一小块毛皮，表示正宗；还有泡在药酒里的蛇，蜥蜴，动物生殖器，比如虎鞭；偶尔还会有矿石，比如水晶或者明矾，这些也是可以入药的“药材”。也有做好的成药，比如各种粉剂，膏状剂和跌打损伤外敷贴膏药。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个地摊是无与伦比的神奇所在，色、香、味、触觉是如此的令人震撼，以至于孩子们被吸引得无法自拔，站在摊前就不想走了。药酒那暗棕色的液体，里面的蛇用灰白冷酷的眼珠盯着你，骨头奇怪而恐怖的形状，草药那说不清是香还是臭的味道，这样的目眩神迷，狄更斯笔下《老古玩店》不及其万分之一。
摊主们都很有经验，看着摊位前面聚集的好奇小孩们，既不驱赶也不呵斥，只要孩子们不去调皮地动手触碰货品，他们会和善地看着小孩们，因为摊主很清楚，孩子们来了，孩子们的家长也会来，那就是真正的顾客。家长过来后，也会掩饰不住好奇，开始跟摊主攀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有什么用，能治什么病，摊主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东西，进入真正的销售环节。
现在想起来，神奇的并不是这个药摊，也包括药摊的顾客，他们会真的相信这个摊主，也敢放心地购买这些“药材”，然后回家去服用，最后还真的有治好病的传闻。这样的事，放在今天，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二种，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除了摆药摊之外，还给顾客现场治疗，包括且不限于：正骨，针灸，拔罐，拔牙，去黑头粉刺，等等。那个狂野的年代，就是在消毒和资质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中国的城乡居民坐在街头拔牙…… 想起来也是无法相信的。
第三种，是最吸引人的卖药方式：表演武术，杂耍和猴戏。我甚至觉得他们并不是真地卖药，而是卖艺。因为他们的药品只有区区几种，一般只是跌打损伤膏药，也不可能像第一种一样，摆出一个玲琅满目的药摊。
卖药现场是，表演一通拳法，或者两人对打，或者小孩翻一通跟斗，对着身上红肿跌打部位，“啪”贴上一个膏药，说这东西立刻可以消肿，他们之所以能够每天表演，胳膊大腿完好无损，就靠这个膏药云云。现场非常热闹，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都是看他们表演，买药的往往没多少，但也有老寒腿，腰不好，手抬不起来的人，买他们的膏药。我觉得，那些人羡慕的是表演者灵活的身手，也希望用了膏药之后，躯体能够恢复同样的灵活吧，这个药，就是庙里求的签……
第二类走江湖的，是炸爆米花的。
这类人完全就是做孩子们的生意了，也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江湖人士。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实体经济仍然非常困难，食品也完全是定量供应，孩子们往往没有任何零食吃。一天能吃饱三顿饭，那已经是中等之上的水准，零食和副食品是不要想的。但是，炸爆米花的人，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往往带着一个煤炉，一个铅制的高压锅，然后是一个长长的麻袋。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会把煤炉支起，生火，放一些白米或者玉米进铅制高压锅，盖紧盖子，开始在火炉上不停地手动旋转。动作往往是，左手不停地推拉火炉风箱，送风把火苗高高吹起，右手不停地旋转火炉支架上的高压锅，那个锅早已被熏得漆黑。然后爆米花师傅会观察高压锅上的压力表，如果火候到了，就会把高压锅取下，把开口套进麻袋里，用个钩子一样的工具，“砰！！！”一声巨响，把高压锅盖子掀开，这个时候爆米花由于压力，早就完全喷进麻袋里了，只要用盆或者搪瓷缸子，把爆米花装走就行了。
爆米花的人不需要做任何广告。鼓风机“呜呜”地怒号，红色的火苗从炉子里蹿起，疯狂地舔着高压锅，漆黑的圆锥型铁锅“呼呼”地不停转啊转，最后那一声吓破小孩胆的惊天巨响，以及随后飘散的无比香气，和吃进嘴里香脆的爆米花，这一切就是活色生香的广告，是一出精彩的独角马戏，早就把四邻八乡的孩子们都吸引过来了。孩子们往往央求母亲，从家里米缸里小心地舀出一小碗米，不能掉一粒，家里有玉米的，也可以用玉米，当然，玉米也不能浪费，那也是主食。然后捧着这碗米，装在盆里，跑去爆米花人那里排队。支付的报酬，一般是一两角钱，没有钱也可以给米或者玉米，爆出来的米花，玉米花，能吃上很久。还可以泡进白糖水里，麦乳精里，奶粉里，或者用融化的白糖粘起来，做成糖球。当然，这些白糖，麦乳精，奶粉，一切都是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也是中等以上人家的享受。
多年以后，我在美国的超市里，第一次买到了微波炉可爆的爆米花，三分钟高火转好，打开的那一瞬间，黄油的气息是香甜无比，我想到的，却是那些在中国各个城镇乡村之间流动，给孩子们带来欢乐和享受的爆米花人。
后来他们去哪里了，还有爆米花的手艺吗，现在都还好吗？
最后一类走江湖人群，不说你们肯定也猜到了，是乞丐。
1985年前后的乞丐，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坐在街上要钱的乞丐。对不起，那时候大家都没钱，一个小孩的零用钱也就给个一两角，买东西经常用分币支付，并没有余钱给乞丐。
那时的乞丐，是真正字面意义上“要饭的”，北京正黄旗大妈公交车上怒斥“臭外地的上百京来要饭来了”，说的就是外地人在百京是乞丐。
这些人风尘仆仆，背着个麻袋，会挨家挨户敲门，那时门上也没有安装猫眼，不时兴的。一般问是谁，不会答话。一旦开门，这些人会迅速用一只脚，或者手里的棍子，伸过来挡住门，让主人无法关门。然后，就用完全听不懂的口音，诉说一通，希望给一碗米 — — 是的，乞求的就是要一碗米，或者一个馒头。我记得母亲每次都会给这些人一碗米，还会跟他们聊一下，比如是哪里人，为什么出来要饭等等。全家人的口粮都是按月定量供应，只能去国营粮站买，粮油市场是不存在的。给了乞丐，家里人必然就要少吃。但母亲从来不以为意，她总说，这些人太可怜了，能帮就帮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老头敲开了我家的门，照例也是要一碗米。母亲让我去米缸里舀了满满一碗米，倒进了他背上的袋子里，那个袋子很瘪，没啥东西。老头千恩万谢，说我们好人有好报。母亲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的是安徽的，家里发洪水，活不下去了，只能出来要饭。那时在放暑假，所以我在家，现在想起来，估计是长江洪水又泄洪，把什么地方淹了吧。那个老人在说的时候，我记得他眼里全是泪水。这一幕，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怎么从安徽流浪过来的，一路上他遇到了什么事？肯定不能坐火车吧？他最后安然返回了家乡吗？
这就是我记得的江湖的模样。即使是在严格管制，每个人都被赋予明确身份和地位的社会里，总也会有一些人逸出体制之外。这些人在需要介绍信才能出差的年代，自由地游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仍然令我万分好奇。
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