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治新文學到早期電影：臺灣研究的北美行旅
以台灣為研究主題這件事，意味著必須時時面對關於「台灣」的存在意義與知識定位的種種質疑。在北美進行台灣研究，除了文本語言及概念的轉譯外，同時也是針對學科意義和定位的再思考。北美的學術環境，為台灣研究帶來了哪些可能的論題與挑戰？而台灣研究又如何介入北美知識社群的討論與發展？
第十場【學人開講】由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文薰執行委員主持，活動邀請美國Randolph-Macon College亞洲研究系的溫若含助理教授，分享她從台灣台文所的日治新文學訓練出發，到北美東亞系所研究殖民地早期電影的歷程，以及她對北美台灣研究的參與和觀察。
張文薰開場指出，當我們在台灣就學階段，研究台灣本地文本、關注台灣主體性如何建構，以及文本如何反應主體意識，可能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到了國外，究竟該如何與所屬的學術社群、教育機構、學生同儕等，說明台灣為何如此重要？因此邀請溫若含從就學經驗到工作狀況中，分享「從台灣海峽到全世界視野的台灣」。
自台大中文系、政大台文所、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亞洲語言及文化研究所，到目前任職的Randolph-Macon College 亞洲研究系，溫若含的人生歷程，或許也反映了（台灣研究）邊界不斷的變化。本次的講座由四個部分組成：
1.為什麼研究台灣？台灣研究在海外能做什麼？
2.教學現場（如何將台灣研究的思考帶進教學現場）
3.兩個研究案例（從自身角度出發，從電影、視覺文化，試圖回答核心問題）
4.北美地區的跨領域與跨媒介的知識社群分享。
首先第一部分就『為什麼研究台灣』，溫若含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一幕破題，電影中梁朝偉飾演的啞巴角色，面對本省人追打外省人的緊張情勢，努力擠出一句「我..是…台灣人」，這一幕不僅代表著台灣人的身份解決了角色當下的危機，溫若含認為這一幕同時展現出，台灣人身份一直都是不太確定的、光憑外表難以判斷台灣的意義。回到演講主題來看，溫若含提醒台灣研究是經歷許多海內外前輩的努力耕耘，從不同角度給予台灣位置、發言方式後，才逐漸成立的學科。而台灣研究的起源，可能就是起源自身份認同的危機（identity crisis）。
進一步解釋身份認同危機的意義，溫若含提到過去學者研究，指出台灣人意識的出現，是自日本殖民時期，因為被當成二等公民的情境，使得群體凝聚，試圖為台灣找出反殖民者的位置。爾後經歷冷戰、國共內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瞬間轉變為大中華文化的代表，日治時期的作家再一次因為政治、社會、文化的斷裂，再次經歷身份認同危機。而到了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後，不再代表中國又再度衝擊台灣人的身份，繼而興起的新一波鄉土文學論戰，往後的原住民運動、新住民運動、多元性別運動等，都顯示台灣人不斷在經歷身份認同的變化。
直到現在身份認同也仍然是一個沒有穩定答案的問題，但溫若含表示：「沒有穩定答案不是壞事。在學術過程不斷去問，試圖從不同角度給解答，就是台灣研究的開始。」
演講來到第二部分，分享在教學現場的經驗，自身是如何試圖解釋「台灣是什麼」。第一個案例是李翰祥的《揚子江風雲》，作為一部間諜電影，其中有許多分別敵我的環節，其中一幕被視作漢奸的女性角色，是一位大家都搞不清楚他是誰的台灣人。溫若含解釋，「說不清楚的文化身份」，確實是在美國課堂上相對容易觸及學生的。原因是北美的多元文化情境，導致有很多學生自幼就在問「自己是誰」。所以從身份切入的台灣研究，能夠傳遞給學生關於「身份認同、是不是鐵板一塊、是不是固定的」的相關思考。
而另一種容易引導學生討論的議題，則是關於「成長、追溯過去的各種創傷」。萬仁1994年的《超級大國民》講述的是經歷白色恐怖後，獄中的政治犯釋放回家，訪問當年的朋友，想弄清楚發生過什麼事（為何入獄、朋友為何死亡）的一部電影。由於電影研究重視母題（motif），尋找畫面之間的共同點，溫若含選取電影中的三個畫面，其一是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被派遣作為日本軍人到南洋或中國打仗，卻只有白骨回到台灣，幾個人圍成一圈盯著白骨哭泣的畫面。第二個畫面則是關押已久的主角從醫院醒來後，從主角視角看見大家盯著他看。第三個則是主角在騎樓看著櫥窗的畫面。張文薰回答自己對母題的想像，認為「這三個畫面的共通性就是非常用力在執行看的動作。」第一張是困惑的，疑惑著「白骨代表著死去的親人？」第二張則代表著政治犯釋放後，與家人格格不入的意思，同時表達著不只是家人疑惑主角「你是誰」，主角也疑問著家人「你是誰」。第三張則是主角不知道是在盯著櫥窗內的寵物看，或是看著入獄前無法想像的世界，抑或是看著玻璃窗上自身的倒影。
溫若含同意張文薰所提到的重點，一個關鍵是「你是誰」，點出身份也成為被觀看、被解釋的。主角不斷穿梭蜿蜒小巷，詢問的問題也難得到對的答案，揭示出身份問題其實很難有簡單的回答，答案實際上是會流動的。溫若含另舉Charles Yu所寫的Interior Chinatown（中譯《內景唐人街》 ）一書為例，描述一個來自台灣，居住在美國中國城的移民家庭，家族隱約經歷過白色恐怖，但仍試圖找到正面的方式活下去，這部作品不斷挑戰主角的正面認知。最後在法庭的場合，給了很長的自白，試圖講清楚自己是誰。兩個案例都能夠對照學術界的關懷，溫若含解釋，實際在北美學界，陰影、移動經驗如何重新塑造認同，正是容易被認可的議題。所以台灣研究是能夠觸及「身份認同到底是不是固定？歷史創傷如何理解？移民經驗如何說清楚？」等許多與世界具有共通意義的議題。
溫若含另外補充自身對台灣研究很有用的思考方式，引述邱貴芬老師在處理台灣認同的形塑時的兩個重要觀點，一是抵抗權力中心（在權威論述經驗之外，移民社會、多元主義也是重要的，「挖掘典範之外的文化經驗，是多元的。」）；二是拒絕一般反殖民主義的主張 — — 回歸純粹的論調（由於台灣本身為非常豐富的移民社會，只依賴西方的殖民、反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是不夠的，所以去想像一個可回歸的原點是有誤的。）張文薰表示贊同，並指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會注意到第一點，關注主流權威價值觀的作用，但主體性其實是ing的過程，因此張文薰提出「拒絕回歸純粹、原點，再去落實尊重多元，（接下來該去思考）可以藉由怎樣的方向、案例挖掘能做到？」
進入第三部分，溫若含分享他碩士班針對日治時期的新文學研究，以及博士班轉向影像，從影像角度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可能。碩士班時期，溫若含找到電影史前史的「幻燈會」作為研究主題，當時日日新報在電影進入台灣後，就有報導「很酷很有趣，但跟幻燈會相似，不十分新奇。」電影在西方討論中，常被認為是新奇有趣的新媒介，但對於台灣而言，恰逢日本殖民之際，電影不只是新鮮的媒介，更被殖民政府當作教育工具使用。所以在溫若含的研究過程中，找到許多幻燈、電影放映的報導，都能看到電影被當成殖民教育的媒介。因此在台灣，電影不只是新奇的東西，更是一個能夠進入理論、思考現代性、具有權力關係的研究主題。此外，從媒介的觀點，若回到當時的殖民情境，日本政府展示殖民成果的展覽會上，幻燈會與活動寫真（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電影）同時在銀幕上被展現，也揭示出反進化論的可能性，也就是以往經常聽到「媒體在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有最受歡迎的媒介」，但當時同時並存著幻燈與電影兩項媒介並用。溫若含以媒體考古學觀點解釋，實際上透過媒體考古，也能看見許多與現在對應的思考方式，推翻了權威論述塑造的單線進化論，看到實際生命經驗都比單線歷史更加多元複雜。此外電影的使用也不僅僅是殖民政府的教育工具，同時民間的台灣文化協會也將幻燈、電影作為抵抗的教育工作，當時電影仍然沒有聲音概念，大多通過辯士，也被視作當時一種抵抗的代表。
至於影像思考的研究經驗分享，溫若含提到台灣研究中，很常探究的悲傷歷史，舉凡前述的電影都很常處理創傷、痛苦過程。近期的電影《幸福路上》，溫若含認為是以可愛的畫面談創傷。像是電影裡的粉紅色的霧，是父親上班的工廠所排放的廢氣，但在孩子眼中看見的是爸爸會帶著冰淇淋、棉花糖的甜美想像，「一方面讓你覺得很可愛，但同時也很可怕，有很多不愉快的東西夾雜在裡面。」而溫若含另外從電影製作的角度，回扣演講一開始的核心問題。導演起初嘗試找尋能代表台灣人的形象，但因動畫產業長期受到美日的影響，所以角色形象一開始不是太像好萊塢、迪士尼，就是太過日式動畫。
精彩演講以分享一些重要的研究學會、期刊、智庫以及社群為結束。張文薰延伸話題，提醒美國的複雜多元社會組成是值得台灣借鏡的，台灣經驗不只是個案，更具有普世性價值。溫若含表示由於任教學校是教育型的大學，課程類型較偏通識課程。有很多美國本地的學生，因為關心認同危機一事，想得知如何認識自己與他人，尤其在接觸其他文化時，由於很怕誤解對方而前來修課，希望了解如何從台灣角度看待台灣文化。另外有一部分學生，則是可能具有亞洲、台灣人的血統，因為電視與媒體的形象非常刻板，無法直接套用回生命經驗中，所以會在期末報告的撰寫過程中，感覺到自己身份有被討論的可能性。若由此層面來看，開設的課程便是為學生重新賦權。
在最後的Q&A環節有許多討論。與會者提問「台灣研究是否還有其他的研究面相？」溫若含回答，像是身份認同在性少數、性別多元的研究，非常值得投入，還有像是環境的議題，其實在台灣就有許多關於土地、環境的各種思考，永續生態也是在學術界經常看到的議題。另外還有不同的媒介、移民、非人文學者的研究領域也都值得發展。張文薰則表示，像是身份認同還能進一步討論，「在成為台灣人之前，我不能先是原住民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那個台灣人是哪些人？有沒有看到原住民、新住民、精神障礙者的存在？歷史創傷又是哪一條歷史？」種種問題都仍需要官方與民間去共同思考。
另外的提問則是針對悲情城市畫面的提問，與會者詢問「（是不是在隱喻）不得不作politically correct表態？」溫若含表示同意，並進一步指出很多文藝創作者試圖描述的情境，並非要談論立場是什麼，而是描述在歷史情境裡，人們的困惑、暫時還說不清楚的狀態。還有與會者提到：「我們如何更全面地了解台灣被殖民的主體的『抵抗』為何？被殖民主體何以『抵抗』？如何與中國、日本等等地區的權力關係進行協商？我們如何理解日治時期被殖民台灣的模糊性和難以被定義(或者說，更積極地說，拒絕被定義)」，溫若含回覆「我的抵抗方式就是去找是不是有主流講的不一樣的東西。」，並解釋殖民現代性的問題，仍然需要許多時間、故事去闡述，當下情境下可能不只存在著抵抗，還有許多不得不活下去，而做出的各種反應。張文薰則指出，這問題需要以個案來討論，並以陳培豐《歌唱台灣》為例，過去我們經常想像台灣流行歌充滿很多悲情女性，流浪的漂泊的歌詞內容，是在反應台灣的多重殖民政權處境下，台灣人的悲哀。而陳培豐透過關照流行歌產業成立的物質條件，更細微的看見台灣跟日本人族群的互動變化，因此更能夠重新建構「抵抗」，看到自己的形象的認知。
並有提問「辯士與幻燈有關嗎？是否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溫若含回應確實相關，並提示過去研究的限制，由於殖民政府擁有更多資源能夠使文獻留到後代，是以現今所能看到的資料多是採取殖民政府的角度所記錄。如果有更多的資料，或許能夠進一步證明幻燈、電影不只有教化功能，而可能用於上層階級的娛樂、日本官僚的交流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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