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是反送中運動的其中一個轉捩點,也可以說是香港警察又一名正言順,徹底身敗名裂,正名為「黑警」的歷史時刻。721,這個日子注定無法被抹去,甚至是一道永遠銘刻在真香港人心中的傷痕。它產生的影響絕對足以稱為一宗革命性的事件(event),如核爆般將現實炸開,迫使所有人,哪怕是不理政治的「港豬」也無法置身事外,皆因大家霎時發現原來我們是暴露在如此赤裸原始的暴力中。單純的歸家路途,絲毫與政治扯不上關係,但挾著保衛家園的政治恐襲卻將平凡的人捲入旋渦,肆意傷害無辜生命。

耶穌在太10:26說道「掩蓋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721正是將當代新三位一體─政權、警方、鄉黑勢力的主權結構顯露。神學上,三一論有個教義名為互滲相寓(perichoresis),意指三個獨特的神性位格互為表裡,你中有我,在多元的「三」彰顯獨一的「一」。原本這個古希臘詞彙的意思不易掌握,但721的「啟示」卻立時為我們闡明何為perichoresis。政、警、黑三者看似對立,卻原來弔詭地互為勾結,互通消息,互拍膊頭;白衣中有便衣,便衣中有白衣;你的行動有我的默許,我的上位有你的加持。三者原來不用分那麼細,外觀不一,但內在的意志是多麼「合一」,各從其類,治理香港。這是個以往被掩藏的奧秘,或是不願承認的真相,但721正是將偽裝撕破,迫使大家無法再自欺,認清眼前令人震撼、不堪入目的真相。


Source:BBC

香港的盛夏從不平靜,六月彷彿是香港人的期末考試,考驗我們如何面對一次比一次更邪惡的來襲。去年的六月,我們面臨著《逃犯條例》修訂的惶恐,而揭開時代革命的序幕。今年的六月,我們又迎來另一層次的全權統治 — — 「港區國安法」。每況愈下的處境對眾人並不陌生,反而這引領我們更切身思考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共產黨鐵幕治理下提出的活出真理(living in truth),皆因將要迎向的未來也許正是無法再容真理的境地。

哈維爾筆下的真理,並非統攝萬事的意識形態,亦非只停留於公共或私人領域,而是關乎構成一己之存在及在世界中之所是,一如海德格所言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哈維爾強調的活出真理,便是忠於個人之良心與關懷而作獨立與負責的決定,無懼外在主流壓迫。他指出當每個人都忠於真理而行時,哪怕行動各異,但總帶有某種普遍元素於其中,而這種多元又普遍的行動就是將真理匯合展現的時刻,哪管真理總是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言般不在場,只留下痕跡。

有別於其他對抗極權的宏大論述,哈維爾將反抗核心放回個人身上,甚至乎刻意聚焦於平民百姓的角色,如蔬果店東主、釀酒廠工人等。此舉正反映出當極權是對所有人生活的全方位監控與干預,反抗亦不再只屬於某些政治領袖之事,而是眾人的責任。每人的所言所行已是直接表達對極權的附和或反抗,因而這解釋了為何哈維爾選擇深入分析蔬果店東主在店舖掛起「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標語之意義,皆因每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是否經過個人的思考,是否貫徹一己之信念或某種道德價值,有否負起相應之責任與義務,就決定每個人是否堅持活出真理。故此,於哈維爾而言,一個釀酒工人有多著緊他釀的酒,就已是活出真理的例子,因為這反映他是否將個人與行動連結,抑或將行動割離自身,而甘於配合主流,變相鞏固極權統治。

哈維爾提出的活出真理,可能對香港信徒而言毫無違和感,甚至無甚驚喜,但在面對或許與昔日捷克相近、「港區國安法」治理下的香港,我們還能輕談活出真理嗎?終於來到要我們撫心自問的那一刻,我們有為真理付代價的勇氣嗎?我們有多忠於真理作見證,貫徹一己言行?我們的屬靈操練之旅,也許在訂立國安法後的香港才真正開始,以往的信心宣告,對基督許下的誓言,在此情此景才真正得以被驗證,一如彼得昔日走過的拆毀與重建之路。香港人素來靈活變通,正面可以稱之為be water,但反面亦可暗喻眾人明哲保身,逃避要擔當的責任。歷經一年的變革,無數年輕人赴湯蹈火,如今來到眾人避無可避的時刻,到底我們有多堅持活出真理?想起被稱為「台獨之父」的鄭南榕提出要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並最終為此而自焚犧牲,我們今天又是否決意活出100%的真理?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1712期)專欄【好青年解讀室】


歷史總是意料之外,殺人一個措手不及。二○一四年的九二八,平凡的日子爆發了香港史上難以令人忘懷的雨傘運動。經歷過傘運的人,帶著當年的回憶與留下的情感,在今年平凡的六月,迎上另一次中斷日常的「例外事件」。再次踏足夏愨道,當下與回憶交錯,翻滾的情感頓時一湧而上。走過五年,我們又回到這個熟悉又陌生的起點。

一百○三萬人在酷熱中走出來,不光是數字帶來的希望,更是在前所未有地擠迫的街頭中,喚起當年怒吼的決心與團結,讓人不禁憧憬一絲改變的可能。不切實際的幻想終究仍是虛幻,政府一貫目中無人,甚至為曝曬半天的人民火上加油。黑暗的權勢在夜深張牙舞爪,一棍棍兇狠的揮舞,無情地將手無寸鐵的人民再次打進絕望的深淵中。

悲憤交集、惶恐不安的氛圍籠罩全城,罷工罷課的呼聲此起彼落,無人想到一首平凡至極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竟為眾人帶來安慰與保護。基督教一夜間擺脫「離地」、「耶L」等標籤,成為眾人眼中的「淨化之士」,以詩歌與禱告介入社運。上主的工作奇妙可畏,無法測度,同一樣的行徑在傘運時被唾棄,五年後在偶然的時機與地方下,教牧和信徒的堅忍與信心成就美好的見證,更出奇不意成為推動社運的元素。一個又一個如箭在弦的晚上,群眾聚集在「煲底」下或散在各處,無間斷地頌唱哈利路亞,既是向上主的呼求,也是在恐懼中連結彼此,打破信與不信的藩籬,共同經歷合而為一的群體恩典。

六一二注定是列入香港史冊的另一天,令人難以置信的黑衣人潮從金鐘站湧出,再次奪回屬於港人的夏愨道。回憶重臨,伴隨著撲鼻而來的煙霧,眼淚又一次奪眶而出,令人不敢直視過去與眼前的殘酷。一顆又一顆的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朝我們這群待宰殺的羔羊飛來,劃下一道比一道更深的傷痕,重創一顆又一顆自由的心靈。暴力的肆虐令人不斷後退,恐懼與顫慄吞噬日光下的一切,遺下晚上異樣的孤寂。

例外後的一天彷似重回日常,工作如常,行車如常,但例外的延異(différance)如幽靈般陰魂不散,在我們每人心中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未及消化之時,又迎來令人悲憤的消息,冷酷的「暫緩」,躍下的噩耗,事情快得令人窒息,痛得失去知覺。情感無處宣泄,再次走上街頭,流出的汗水療癒心中的鬱結,同行的侷促帶來釋放。走到太古廣場外的奠壇,人龍與花海讓人驚覺我城原是一個懂得為生命哀慟的地方。這份感情有多久已被扭曲,被擄去?

運動持續,人心未平,政府退縮,流動佔領,下一步該如何?我們該如何自處?歷史洪流的主,袮又如何帥領我城?

原刊於《時代論壇》(2019年 7月7日 1662期)【好青年解讀室】


Source: 端傳媒

二○一九年六月九日前的香港,你還記得對她的感覺嗎?

還記得當天帶著甚麼心情踏足銅鑼灣?還記得烈日下被擠在街上呆等、幾近窒息的感覺嗎?那天之後,一切都變了,無數人的生命被翻轉,城市的肌理經歷回歸後前所未有的震盪。

原來已一年了。又踏進獨特的六月。四號、九號、十二號、十五號、十六號,加上早已銘刻在我們潛意識的廿一號及卅一號,這些數字構成屬於我們的革命時代。

歷史總是不斷詮釋與生成的過程。仍處身洪流的我們該如何梳理過去一年,以迎向那最初的起點?無疑,我們都在持續接受史無前例的震撼教育,從情感到現實認知都被徹底地顛覆。目睹無止境的荒謬與墮落,憤怒、傷痛、恐懼、怨恨等,更多無法言喻的感受如海嘯般在我們心中翻滾,由內而外煎熬各人。過於習慣壓抑內在的我們,無法再逃避心靈的呼喚,而這種脆弱性,卻弔詭地連結不同負傷之人,成為同氣連枝的手足。情緒的逆襲當然肇因於新的例外常態。以往的偽平衡與和諧全面崩塌,藏在人皮後的惡的意志,撕破「一國兩制」多年的神話,赤裸裸地揭露極權本相,藏在制服後的獸性也徹底吞噬人性,自甘出賣靈魂,享受成為利維坦(Leviathan)的殺戮工具。

事隔一年,重訪這個堪稱香港歷史的革命時機,我們並不流於緬懷美好回憶,而是在群眾被轉化的經驗下繼承抗爭命途,開創更多新的條件與可能。百萬人上街的場面或許未能再現,革命的獨特事件無法被複製,也不應追求複製同樣的事件,但啟蒙的經驗早已深入我們的骨髓,如輻射般改造我們的身體與心靈,創造全新的主體。這個新的主體認清眼前的真像,不再對重回舊日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摒棄已墮落的意識形態如虛妄的獅子山精神,不再跟隨殖民者設定的遊戲規則,而定意結合不同方式,或明或暗,顛覆、懸置、對抗規則。規則的重設,意味「攬炒」,而「攬炒」不只是不妥協的姿態,更是對抗爭捨己為他精神的體認,及將我城從被命定的終局中解放出來,在虛無的廢墟中重建我城,重估價值,重塑關係。

革命是創造的歷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將革命事件的意義追溯至保羅時期,而其中最為吸引他的乃是保羅掀起的基督教運動,以聖靈取代律法重塑新的群體。如今香港的新主體出現,即是潛在的共同體正漸次組成,作為終末群體的教會,正是共同體的最佳見證。耶穌基督的「高尚情操」、衪的受苦與復活之代贖事件,及盼望的應許,正為共同體的內涵及願景提供參考。畢竟我們都是因共同承受這時代的苦難而被連結,如何在黎明前的黑暗前行與堅忍,等候光復的來臨,基督信仰有豐富的資源作回應。

昔日門徒如何面對基督之死一週年?在復活的應許下回首,又是否已超脫苦難之本質?重臨一週年的我們,又該如何期盼救贖的來臨?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1707期)專欄【好青年解讀室】


學生們寫在牆上的禱告

昨天同工們為籌備六四悼念祈禱站,將塵封已久,被閒置在一角的一個紙皮箱搬出來。箱內收藏著往年林林總總紀念六四的刊物、著作,其中有些更是八九當年出版的第一手見證,如尚未墮落的《亞洲週刊》、《號外》等。這些歷年收藏想必是過去不同年代同工的著力募集,期望為後世保存真相之見證,也反映出六四對一代人構成的生命視域。


二○一四年的六月四日晚,維園人聲鼎沸,擠迫得水泄不通。大會宣佈當晚人數為歷年最高,接近十八萬人,可謂香港六四悼念活動的高峰。誰也沒料到,只消一年,經過雨傘運動,六四集會聲勢大跌,遭青年人唾棄,視之為行禮如儀,言過其實。五年後,走到第三十年,六四又該如何被紀念?

說起行禮如儀的「表表者」,我們當之無愧。教會每週的崇拜與團契,重複宣告的禮文和施行的聖禮,基督信仰傳統就是藉「行禮如儀」而建立並傳承。禮儀理應能轉化人的踐行、價值乃至慾望,但為何近年不論教會乃至社會運動,皆出現對儀式的厭惡?

究其原因,是禮儀失卻了其活力與塑造的力量(formative power),成為僵化的形式,未能將盛載的信息觸碰群眾的處境。六四集會是上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由主辦單位、場地、信息與目標等,皆代表著特定的歷史意義、國族意識及政治光譜。當六四碰上雨傘覺醒的新一代,事件的意義及回饋,與舊有框架發生一定程度的斷裂,既有的形式和論述如「平反六四」的口號、悼念目的等,再無力對新生代產生同樣的震撼,特別是對六四及中國的情感距離,驅使他們作出不一樣的判斷與行動。教會同樣陷入相近困境,聖道與聖禮不但成為宗教私人儀式,脫離處境實況,令青年痛苦地儼如活在平行時空,甚至更被利用作權力工具,對異見者施壓。禮儀彷彿成為對人的捆綁。

舊有儀式是否該全面被捨棄?也許焦點是,怎樣的儀式才能重新呈現事件的經驗,及對當下的意義。儀式應成為群眾與事件相遇的中介,讓群眾重新經歷事件,在當下處境銘刻新的經驗。筆者想起早前參加一個培靈會的經驗。該聚會以拉撒路的故事為主軸,由聚會第一分鐘開始,便已鋪排參加者進入故事,透過場地的靈堂佈置、派發仿真的喪禮用品如吉儀和手帕、開始時宣讀來賓名字、詩歌的安排、信息的演繹等,為聚會營造氣氛,讓參加者全人經驗自己如拉撒路般是已死的人,逐步重新體會耶穌對拉撒路的深情與拯救,回看生命當下的破碎與迷失,喚回對信仰的渴望。核心信息或許是老生常談,但禮儀的設計讓信息昇華,直透人的內心。

這個嶄新嘗試也可成為六四集會的借鏡。六四集會的儀式理應是百花齊放的演繹,而非不可撼動的框架。當不同組織發起以其他方式悼念,代表六四敘事被不同方式重述。這種重述彌足珍貴,正是六四與當下經驗的對話,讓六四不只停留在歷史或舊有框架,而是生發出新的時代意義,成為與新生代有關的六四經驗。不同經驗與論述不應是非此即彼,反而是為六四開闢新的詮釋空間,真正將六四傳承。只有信息、儀式與處境三者的持續對話,方能避免墮落為行禮如儀,保留信息的獨特性。

原文刊登於《時代論壇》(1657期:2/6/2019)專欄【好青年解讀室】


528之後,是否我城的末日?藏在各人心底的恐懼終要實現?

回歸祖國將香港帶進邁向末日的五十年之旅,末日起始彷彿被不斷延遲,眾人同心維繫當下的不變與差異以逃逸對未來的焦慮,幻想當下能化為永恆。但幻象很快破滅,無數末日時刻威脅我城的命脈,被吞併、被剝奪自由、被失蹤的陰霾終日縈繞我們,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末日感的籠罩下,有人靠攏極權,有人裝作一切如常,有人選擇離開,但也有少部份人不甘家園被入侵,不願被末日命定前路,而決意踏上對抗命運之路,以脆弱的身軀迎向權力機器的暴力。

末日擄掠人心,也埋下覺醒與反抗的種子。每次末日來襲,也迫使眾人急速進化,思考新的抗爭策略,磨練抵抗意志,以求阻擋末日的侵襲,為我城奪回應得的空間與未來。

末日雖被極力延遲,但要來的終究要來。十七年前曾被退去的惡法,以更為君臨天下的方式臨到我城,粗暴宣示那獨斷主權。二零二零年五月廿八日,是否標誌著我城的末日?香港宣告死亡?

自由是否無法再免於恐懼?民主的夢是否無法再實現?法治的屍身是否無法再復活?

世俗末日是黑暗掌權的時候,歷史上無數的世俗末日將人帶進最絕望的深淵,也見證人性最醜惡可怕之處。人處身在世俗末日中,無法瞥見黑暗的盡頭,就如昔日門徒親睹耶穌的死亡,死後與復活的那三天間閡,可謂世俗末日最張狂的時候。

但基督的復活與應許告訴我們,世俗末日始終無法在歷史稱霸。一切世俗末日的權勢終被基督的得勝所傾覆,真正的終末─已然未然的天國,將世俗末日的虛謊、殘暴、墮落揭露,並予以消解,讓人從黑暗中得釋放,重獲尊嚴與自由。基督的死亡連結歷世歷代的受苦者,也與今天無數犧牲的手足同苦同悲,而基督的復活宣告死亡無法跨勝,所有的受壓迫者終得救贖,得以與耶穌同在樂園裡去。真正的終末只為邪惡權勢的奴隸帶來絕望與恐懼,卻是一切為義受逼迫之人的盼望。

也許我們今天開始要迎接世俗末日的生活,面對無止境的黑暗,但這卻是引領我們有幸走在與歷世歷代受苦者的路上,與他們站在一起,在壓迫中經驗生命的實在與盼望。我城過去的安穩讓我們能大談受苦、捨己與盼望,今天我們終於切實要以生命見證所言,在黑暗中竭力守護光明。終末天國於此時此刻或許既遠且虛,但這可能是我們處身絕望中,一切方法失效時,唯一能握在手中的最終確據。


在《逆權司機》一戲上映前,相信只有少數人曾聽聞南韓光州,更遑論對一九八○年的這段歷史有所認識。誠然,我們對南韓的印象均駐足於近代的韓流文化、整容等,除了廣受關注的南北韓關係,南韓本土的歷史及政治局勢卻鮮有在港引起關注。機緣巧合下,筆者在2017年的暑假帶領一群大專生到訪光州,親身接觸這段充滿血淚的抗爭史。面對更趨崩壞的香港,帶著鬱悶與無力的心情起行,這次光州之行卻彷彿從迷霧中瞥見一絲光明,為筆者開啟閱讀歷史及香港處境的新想像。

悠然的小城,血染的歷史

甫抵涉光州,便感到這裡儼然是自成一角的小城市,縱然市中心商店林立,但中心外的街道與房屋仍帶有傳統小鎮色彩。經歷時間的洗禮,看著這個悠然的小城市,實在想像不到當年曾發生如此血腥殘酷的鎮壓。在當地牧者的帶領下,我們到訪當年抗爭現場的核心地點,位於市中心的「518民主廣場」及「全羅南道廳」舊址。「全羅南道廳」是當時的市政府大樓,「518民主廣場」則是市政府大樓對開的圓形空地,兩處地方見證著整個民主抗爭的爆發與結束。「全羅南道廳」舊址內部已轉變為國立美術中心,但外牆仍保留當年市政府大樓的樣貌,相信正是要將這段不可遺忘的事件銘刻在光州歷史上。


Source: Now新聞

疫症肆虐,多於四人的聚集被禁止,大家都被迫適應足不出戶的新生活。人人自危,但在社交媒體上卻仍見到有一些年輕人無懼世事變改,還是近乎天天外出。好奇向他們一問究竟,方知背後的難言之隱。對他們來說,與其要他們長留在那個可能比疫症更創傷的家,他們寧願冒生命危險外出。

疫症對人的身體有多大傷害,都遠不及家庭留下每一道無法磨滅的傷痕。自傘運揭開家庭撕裂的序幕,不少家庭的傷口其實還未被妥善照顧,看似結痂與被遺忘的疤痕一直隱隱作痛。五年後,比傘運更劃時代的革命臨到此地,傷疤不但被無情翻開,今次的裂痕更遠超當年,直接摧毀了不知多少個家。家庭一直是城市劇變的映照,十個月來,無數手足被趕出家門、被斷交、不敢回家,孤身出走的故事比比皆是。溫馨的家庭神話早已幻滅,換來卻是另一個比街頭更殘酷的戰場,比催淚彈更真實的創傷。意識形態的統戰果真成功了,誰料到有父母竟選擇相信「謊言」而拋棄至親的子女。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家庭無解的傷原先還可以朝出晚歸地逃避,但天意弄人,疫症降臨卻把眾人困在家中,無處可逃。不少家庭關係本已疏離,加上社運累積下來的傷痕,傷口未及包紮,卻倏地被迫朝夕處身同一狹小空間,其中產生的危機可能堪比致命病毒,埋下家庭悲劇的炸彈。原先需要長時間疏解的鬱結,需要足夠的安全感和信任重建的關係,剎那間被壓縮在當下,負傷的雙方被強行囚禁在災難現場,直面創傷的內核。這對任何人來說無疑是二次創傷,結合疫症衍生的恐懼與焦慮情感,衝突現場由街頭轉移至家庭,不難想像有多少激烈紛爭發生在家中。

圍爐原是取暖,但當刺蝟愈是彼此靠近,身上的刺便互相傷害對方。家是公私界線模糊的場域,衝突的暴風輕易越過脆弱的房門或屏風,將人扯入無止境的傷害與反抗。疫症固然首當禁足在家,但若強留家中會為自己再添傷痕,那麼離開為自己締造個人空間,照顧身心需要亦無可厚非。同行與陪伴是療治的第一步,但在這段保持一定社交距離的時間,他們未必會主動求助,而選擇孤身抽離。除了關注身邊的人有否足夠口罩外,了解青年人是否被迫離家,在外閒逛,需要陪伴或空間休整也是至為重要。教會與機構除了向有需要人士派發口罩,也可考慮在這非常時期開放空間,或安排合適居所接待手足,讓他們不用陷於留在家或冒險流連公眾場所的兩難。當我們在社交媒體再見到有年輕人分享外出的動態,或許我們不是先嘀咕為何他們如此不負責任,而是體諒這一代人承受的壓抑,主動關心他們,傾聽他們的內心。

原文刊登於《時代論壇》(1702期)專欄【好青年解讀室】


巴拉巴必然是一位「不情願的被犧牲者」。

假如不是「不尋常的社會事件」,巴拉巴便不會犯案。

巴拉巴相信亦是一名渴望自由的人,本來也是「同路人」。

因此,雖然他奪走了別人的生命,「受譴責性自然會降低」。

巴拉巴的情操當然高尚。生於亂世,弱肉強食就是生存邏輯,巴拉巴也是為一己生活打算,又何必苛責他呢?他最多只是謀財害命,但也不能全怪他,誰叫受害者誘惑人犯罪呢。如果他沒錢,又怎會引人搶劫?如果他不反抗,又怎會殺了他?巴拉巴怎會如此兇殘!他也是「不情願」地犯罪,值得大眾的體諒。

相比之下,耶穌就帶著不良動機,不但妄稱自己為猶太人的王、對聖殿的死物施暴、處處挑戰文士祭司的權威,又以奇技淫巧行神蹟迷惑大眾,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恐怖活動」。試問耶穌如此煽動群眾的行徑,不就是意圖顛覆政權,危害國家安全,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所有人的福祉?耶穌如此自私,又缺乏同理心,當然應予以重典懲治。不殺一儆百,以儆效尤,又如何維持社會穩定,彰顯法治?

二千年後,耶穌還是逃不掉被定罪,被判刑,甚至可能早已被推下樓,被自殺。耶穌深明何謂「法治已死」,因為他正是活在沒有法治,只有人治的殖民暴政時代。他就是不義審訊下的受害者,或嚴格來說不是審訊,而是民粹集會下被犧牲的祭物。耶穌放棄申辯,皆因他知道再多的說辭也無法改變現實,唯有以肉身迎向死亡的十架,貌似成為極權下的又一亡魂,並以復活超越死亡的桎梏,徹底顛覆不義法制對人的綑綁,以天國之律懸置地上之法,預示受壓迫之義人終必得解放,一切人間惡法的禁制終究被廢去。

Rony Tse (邦)

大學時經歷信仰震盪,重新體會信仰的「深」與「闊」,發現世界的豐富與美好。生於亂世,經驗生命的熱情與無力,期盼在黑暗中成為一點光,無悔上主所召。現職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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