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tially published in Platypus Review, 119: https://platypus1917.org/2019/09/01/hong-kongs-dialectic-between-spontaneity-and-organization/) SHOULD SOCIAL MOVEMENTS BE ORGANIZED in a horizontal, spontaneous, and decentralized manner so that every member can equally participate? Or should movements be structured hierarchically with clear leadership so that they can act decisively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debate between spontaneity…

在這場反送中運動中，香港人彷佛走出了傘運時的困局 — 在無大台之下，抱持不同想法的抗爭者竟能團結起來打下一場又一場的戰役。根據不少評論及分析，這成功似乎有賴於兩個因素﹕第一，大家有了「同路人」的團結心態，作決定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抗爭中「齊上齊落」，抗爭後「不分化，不割蓆，不篤灰，不譴責」；第二，大家更會善用去大台化的組織及溝通模式，連登及telegram等平台，甚至已不是年青抗爭者的專利了。 表面上，大家是團結起來了。根據李立峯教授的調查，即使在「和理非」的示威者當中，絕大多數也能理解為什麼其他示威者會採取較激進的行動。[1]然而當問題不再是認同或理解與否，當選項不單是激進與否，而是「我們的下一步應是什麼」，到底抗爭者之間又能否維持這份團結？ 從到過現場的朋友口中，聽到以下片段﹕ 在7月13號，抗爭者到了上水示威抗議水貨客泛濫。在7月13號前，連登已有人討論應否踢水貨客的喼。然而遊行當天，藥房既關了閘，水貨客也都走了，根本無喼可踢，也沒水貨客可趕，抗爭者於是為決定下一步行動而爭論不休。有人指留守上水根本沒有意思，不如散去，明日沙田再見。其他人聽後十分反感﹕「咁就走，咩都無做過，我地出來做咩，嘉年華？」但這些人之間亦沒有共識﹕有人想留守新運路，有人想堵藥房，亦有人提出過其他更激進的意見。

香港的社會運動自雨傘運動後，便一直在主流論述中被分為兩派﹕「和理非」，旨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模式改變人心及政府，其例子包括傘運、六四晚會及各大和平遊行；「勇武」派，旨在「以武抗暴」，不畏採取武力以直接阻止當權者施行暴政，其最為人熟識的例子莫過於魚蛋革命。兩者不單界限分明，更互相厭惡，前者覺得後者無原則可言，後者認為前者並非真的認真求變。 然而，在近日開展的反逃犯條例案的抗爭中，兩者的界限開始模糊起來。「勇武」抗爭者會參與民陣的「和理非」遊行、「和理非」示威者對「勇武」抗爭者作出物資上的資援、終極「和理非」的教徒以列隊唱聖詩的方法保護被警察狙擊的「勇武」抗爭者⋯⋯這是否單純不同派別互不干涉，各自努力的體現？我們又如何解釋各種不合作運動及其他抗爭手法，如從銀行擠提、癱瘓交通、公開黑警資訊、要求國際制裁香港高官等？我們無法把這些抗爭手法簡單地區分成「和理非」或「勇武」。原因很簡單﹕本來這和理非與勇武，就是建立於過於粗疏的「使用武力與否」這二元對立之上。

在日常中活中，我們把自身身處的社會結構當成是理所當然的，無法想像其改變的可能性。社會的崩壞以及我們抗爭的經歷，卻帶來反思這結構的機會。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案的抗爭中，香港人異想天開地提出了無數的抗爭方法，但這些方法一方面都是以撼動我們的社會結構為前提，另一方面其可行性也取決於現在的社會結構。同樣地，不論是素人還是久經沙場的抗爭者，在是次抗爭中也感到大大小小的難題及困惑，而這些問題大多也是指向我們身處的社會結構。我們無疑必須盡我們所能阻撓政府通過這條惡法。然而這場仗，不論成敗與否，也不是香港的終局之戰。我們一方面要思考如何抗爭改變社會結構，但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到底什麼樣的社會結構，才能帶來更多的抗爭空間。而這思考始於直視我們每一個人自身的抗爭經歷。 香港政府若然成功修訂逃犯條例，無疑會沉重地打擊香港的司法獨立。然而，即使抗爭者成功阻擋是次修訂，香港的根本政治架構並沒有改變，日後等著香港人的，是一條又一條的惡法，近者如國歌法，（不）遠者如二十三條。而即使不幸打輸這場戰役，讓政府強行通過修訂案，也不是世界末日，香港人既要力挽狂瀾，阻止香港的法治及人權狀況進一步被磨蝕，亦要設法絕地反擊，取回香港人應有的法治、自由、及人權。所以不論成敗，我們也必需反思抗爭的可能性，而這反思必然牽涉到左右抗爭結果的社會結構。

對不少大學生而言，進入大學的第一大挑戰就是閱讀文獻。閱讀文獻的艱辛，不僅在於文獻本身的難度，更在於閱讀方式的轉變。教授會對他們說﹕「不可以單單讀，記緊要帶著問題讀書。」沒有比這更令人痛苦及困惑的指引──他們不是不想帶著問題讀書，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以下相信是不少學生的經歷﹕你花了一整晚的時間，總算覺得自己理解了這篇文獻了，卻怎麼想也想不到有什麼問題可以問。第二天，走進導修課，發現身邊的同學也找不到的問題，結果大家都尷尬地低頭看著文獻（其實沒有在看文獻，只是在迴避教授的目光）…經歷了好幾次同類的挫敗後，你決定問教授﹕「到底我如何才能在文獻找到問題？」教授皺一皺眉﹕「這才沒有什麼公式。」此刻，你絕望了。 教授的回應，當然沒有錯。所謂發掘問題，就是脫離已知的領域，指向未知的領域，這行為沒有可能被化整為一系列的公式。在東亞教育系統下成長的學生，最擅長的就是帶著已知的材料，應對明確的考試規則及題目。然而，在發掘問題中，並沒有規則決定那些問題是對那些是錯，亦沒有任何規則可以讓你知道這次應該問什麼問題。發問的基礎，不在於公式，也不在於規則，而在於能力。發問作為能力，需要相關的理解能力，對相關知識的熟悉度及敏銳度等，但最需要的是創意以及把這些技能整合起來並化為問題的思考慣性。創意及發問的思考慣性，偏偏卻是東亞學生最陌生的能力。結果很多學生抑或很快就放棄了，或是把發掘問題理解為「找出文章中的問題然後反駁」。這也沒有錯，但卻是一種過於狹義的理解，往往令學生只流於負面的反駁而無法進一步再思考下去。

The Value of Travelling and why we may want to Reject it “Niagara Falls, Dublin Castle and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do our experiencing for us. They come ready-interpreted, thus saving us a lot of inconvenient labour. What matters is not the place itself but the act of consuming…

六四過後，讓我們談談公共對話的態度 在今年六四晚會前夕以及當晚，發生了三件事情﹕ 在六四前夕，香港眾志上載了一段街訪中學生的影片，片段中，有學生不清楚六四事件經過而且認為六四清場「ok」。 同樣在六四前夕，中大學生會會長在明報舉辦的對談中，提出一系列反對出席六四晚會的論點（包括「花費心力」、「不是港人責任」、「不想宣揚中國人身份」、「有更重要議題」等）。 …

「長期打算，充份利用。」 這句話，是中共中央在1960年對香港的方計﹕在短期內不從英國收回香港；反之，充份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及價值，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及外交戰略服務。 這句話，亦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蕭滋，在港台《鏗鏘集》訪談中說他在六七暴動後，在經營「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書店及商務印書館）上一直聽到的政策﹕改變三聯被視為中共代表的形象；統一出版、發行、零售和書店業務，亦即聯合出版集團；成立不同出版社並出版調子比較「普通」的一般書藉，令不同香港及海外對象及讀者可以接受，團結全世界人士支持國家建設。 這一集《鏗鏘集》，跟進了《壹週刊》三年多前的報道，指出「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書店及商務印書館）皆由中聯辦全資擁有。三中商佔有香港超過一半的書店；聯合出版集團主導了香港整個出版市場；香港多間大學的書店亦由三中商經營。 我將在本文指出，在這個背景下，大學有決定性（decisive）的道德責任及理由，從三中商手中收回大學書店經營權。

As debaters, we all have experienced the frustration of making an argument only to find it fall on deaf ears; As judges, we have all heard pieces of analysis, superb on their own, yet unimpactful enough for us to give credits to; As members of adjudication cores, we have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