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號式的共融

今年是《康復計劃方案》(RPP)檢討年,也是香港向聯合國交《殘疾人權公約》(CRPD)第二份檢討報告的一年,所以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都很多討論、很多會議。

屈指一算,原來我在“復康界”已經十年,由認識聾人開始,近年更多了接觸輪椅使用者和視障人士,總感到命運安排的奇妙。可是,我卻發現,當討論得越多議題,無力感越重。

7月份,出席了一連三天的《身心受障者權利與平等工作坊 2018》,聽幾位來自哈佛、大陸、日本的倡議者講CRPD,也有本地自倡者的經驗分享。在此之前,去了幾次勞福局康復咨詢委員會就業小組的會議。越聽得多越沈重。十年了,香港的情況真的改善了嗎?還是在倒退中?十年來,努力尋求改變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一班人,普羅市民有多少關注的?就算有,也許都只是一瞬間,然後又被生活追趕著,去忙其他。

課程最後一天,有幸跟來自日本的長瀨教授一起午餐,他漫不經心的一句說話,卻像在解答我對於政策倡議工作離民眾太遠的疑問。他說:“CRPD只是其中一個工具,不同地方可以用不同工具去推動共融。” 於是,我想,在香港,要用什麼來推動?

我覺得,有必要加強推行公眾教育。雖說香港是國際城市,但在與傷殘人士相處方面,仍然十分守舊,大部份市民都會以憐憫心態對待。雖然,憐憫可算是傷健共融的第一步,但也未免太多人停留在這一步了。透過傷殘人士親身表述,真實的相處,才能再進一步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