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光耀看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江上小堂
Sep 3, 2018 · 3 min read

李光耀去逝了。他是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的,若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算起,他在位时间约30年,若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算起,他在位时间也长达25年。

在他的治下,新加坡法治严明、经济繁荣、环境整洁;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以新加坡弹丸之地,“四两搏千斤”,不仅为新加坡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为华人世界的相互沟通,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去世,不仅受到新加坡人民的缅怀,也格外受到中国人的关注与缅怀。

公允而言,新加坡的成功,与李光耀的高瞻远瞩和尽心兢业密不可分。老子倡导“无为而治”,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李光耀之于新加坡,则是“治小国若烹大鲜”。

但新加坡又极具特殊性。地处全球交通要冲,拥有英国法治遗产,政体规模小,这些因素与一个政治强人结合起来,才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

就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而言,应该还是归属于民主制度。它具有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公民拥有投票权,可以自由结社,反对党可以存在。但由于新加坡太小,李光耀的人民党有先入优势,又干得很不错,反对党就很难发展起来,成不了气候。同时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这才使得李光耀可以长期执政,形成了事实上的威权体制。但我以为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与早期的韩国、台湾、以及智利皮诺切特的威权体制形成的原因大不相同。

很难说,对于新加坡而言,规定领导人任期是好还是不好。这有两方面因素。从内部而言,因其小,管理成本就低于交易成本,所以变换领导人并不见得有益。这个可以用科斯的交易成本与企业规模理论来解释。科斯认为企业规模将维持在交易成本等于管理成本上。企业规模小,内部管理成本低,交易成本高,这时,企业就会扩大规模,实现上下游一体化或多元化,直至两者相等;而当管理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企业就会缩减规模,将辅助性业务剥离外包出去。但对于国家而言,当今世界,不可能扩大规模了,那以新加坡之小,管理成本低,内部信息的沟通非常充分、及时与低廉,就适合于集中决策,而不适合分散决策。集中决策的效益高于分散决策,领导人长期执政的效益也更高,他更熟悉国事和政务。

另一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更重要。因其小,国际环境的制衡作用就很大。这就使得新加坡领导人不敢滥用权力。如果李光耀将新加坡治理得很糟糕,不能保证新加坡的繁荣和安定,将有损于这一地区其它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干涉,分分钟就会下台。因为其小,虽然专权,其权力也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力制衡,会比较规矩。等于说是用外部制衡代替了内部制衡,保证了权力被关进笼子。

内外两方面因素使得新加坡既能获得专权的好处,又能避免专权的弊端。而这都是因为其太小。因而,新加坡的成功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对中国不具有借鉴作用。要知道,威权体制只适合小的政体,有外部力量规制其不致为害,保持其稳定与促使其民主化;而大国搞威权体制,管理成本太高,集中决策就没有分散决策效益高。另外,内部没有制衡力量,外部因素影响太小,权力就会肆无忌惮;更要命的是,大国的威权体制是不稳定的,必然收敛于极权体制而不是走向民主体制。那些寄希望于威权体制能走向民主体制的人士,无疑是白日做梦!

2015年3月25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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