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是如何搞到一块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和儒家是一对冤家,在当时所有的思想流派中,两者间的冲突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是誓不两立。两派人物不仅在言语上相互攻讦,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排斥甚至迫害。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反感法家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行”;而法家更是猛烈地攻击儒家,韩非子就说“儒以文乱法”,李斯更是撺掇秦始皇“焚书坑儒”。

其实,法家和儒家之间的距离比它们与墨家或道家更近。它们都主张君王要加强对臣民的统治,而墨家和道家则不热衷于此。但法家和儒家在如何加强对臣民的统治上却存在重大分歧。法家主张受用严厉的手段来统治臣民,增加君王的直接控制力;而儒家呢,主张要爱民,以换取民众的拥戴。正因为它们的争取的对象相同而又有重大分歧,所以它们之间的冲突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激烈。

当然,我说他们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很突出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儒家则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潜藏于民间。汉在初期用黄老之学,为道家与法家之结合。至汉武帝,儒家思想重新兴起,统治者内法外儒,以儒家为表,以法为里,儒家就与法家搞到了一块。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不那么明显和表面化了,反而相互贯通,相安无事了,各有其用。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汉武帝后,中国的统治者可以让儒法相安无事,各用其用呢?一个用来忽悠老百姓,一个用来自己践行呢?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怎么不这么用呢?难道是诸侯们智商低些?

当然不是,不是诸侯们的智商比皇帝低些,几百年的时间还不 足以使人的智力水平有些微的提高。而是诸侯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而皇帝是可以说一套做一套的。诸侯必须言行一致,否则他就会完蛋。他要么里里外外都采用法家的政策,要么里里外外都采用儒家的政策,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诸侯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一是诸侯国的规模相对较小,一是天下还有其它的诸侯国。如果诸侯不守信用,由于国家的规模小,他的臣民就很容易觉察到他不守信用。这与皇帝与民众的关系很不一样。皇帝在深宫大院,即使京城的百姓也难以了解皇帝的言行,偏远地方的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皇帝不守信用,言行不一致,百姓很难觉察出来。而且老百姓对皇帝言行不一的觉察是一个递延的过程,有些明白得早,有些明白得晚。臣民们不容易得出一致的反应。所以,诸侯一旦不守信用,会很容易失掉民心。同时,由于诸侯国相对较小,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容易聚集起与国君势力可以相抗衡的力量。所以,如果失去民心,就很危险,后果很严重,很容易被国内反对势力推翻。历史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大夫搞掉国君的政变屡见不鲜。

再有一个,天下还有其它的诸侯国。如果诸侯不言行一致,失去民心,那臣民还可以选择离开这个诸侯国,投奔其它诸侯国。那时迁徙是绝对限制不住的,统治者还没有那么强有力的手段来封锁国界。在科技不发达时,人口规模对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起着更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用。所以,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会耿耿于怀,忧心忡忡,对孟子大倒苦水,向孟子问计。

由于诸侯没有皇帝阴一套阳一套的外部环境,他就只有要么采用儒家,要么采用法家,不能调和两者,各用一处。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采用法家拒绝儒家。为何?因为诸侯国之间利益领土冲突不断、战争频发。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强国并增强君主可以直接支配的力量。也许,按照儒家的主张,对民施仁政可以强国,但毫无疑问要假以时日,而且君主可以直接掌握与调动的力量仍会不足。当有外敌入侵时,就无法抵御,更不可能去讨伐征战他国了。

如是,虽然孔老夫子奔走列国满怀热情地推销他的仁政主张,诸侯们却都无动于衷,不愿采纳。孟子说“仁者天下无敌”,这话听起来漂亮中听,但不解梁惠王的渴。诸侯们肯定这么想,你让我施仁政,爱民,这样作对我有何好处?敌国打过来时,老百姓会积极抵抗吗?我又如何能迅速地将他们组织起来呢?还是自己直接掌握与加强军事与经济力量保险。所以,还是法家的主张对诸侯们的胃口。而法家与儒家为了争宠于诸侯,自然会水火不容。

到了天下一统,国家规模大大扩大了,天下也只有一个国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或早或迟必然会发现儒家和法家可以一块用。两者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嘛。而他们的主张,一个可以用来忽悠老百姓,一个可以留给自己用。皇帝不用担心言行不一,老百姓不容易觉察出他们言行不一;再者,老百姓即使醒悟了,也只有默默忍受或随波逐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选择离开的机会了。

2008–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