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與 囚「反」 — 從旺角騷亂案看自由主義法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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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uxemburg

序言
旺角騷亂 (TERRY WONG/AFP/Getty Images)

隨著今年六月初區域法院對梁天琦等人作出裁決和定罪,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一案總算告一段落。其中,本土派旗幟人物梁被判監有期徒刑六年,備受爭議:一方面,法官和建制派人士批評梁等因為煽動及參與暴動而被判罰,實屬咎由自取;另一方面,不少泛民主派人士以及社會輿論均認為判罰過重,甚至指控法庭違背法治精神,並稱此裁決為政治打壓及報復。作者於數個月前以學生身份,有幸被邀請參加在倫敦舉辦的2018年度國際廢除監獄制度研討會,與一群致力於廢除刑事司法系統,以建設真正自由、公平、公義的社會為目標的社運活躍分子以及學者,一同研究監獄制度的不公,探討司法系統與社會上種種制度暴力千絲萬縷的關係,和商議不同抗爭策略的成敗,使我獲益良多。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希望能夠將會議中接觸到的理論及分析方法活學活用,以批判性的角度分析旺角騷亂這一宗案, 並透過此去思考隱藏於法治背後的意識形態,法治與資本的關係,及以法達義實際上的(不)可能性。倘若我們想香港走出司法制度越趨不公這困局,我們必須思索法律的所謂中立、法庭的所謂維持社會及公共秩序,以及透過刑事化對某些行為予以貶斥及阻嚇等等現象是否存在本身的問題。依作者愚見,以法達義的理論根基―自由主義―其實有著根本上的不足。雖然它表面上容許甚至鼓勵社會上的異見,但是面對任何真正能夠挑戰政權及資本主義的聲音和行動時,它就原形畢露;而透過刑事化將這些威脅去政治化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社會鞏固自身、排除異己最有力的武器。

刑事也是政事?

六、七十年代的學運和女權主義思潮對今天的社運和批判理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私事也是政事」(“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的見解。這句話是要強調在個人及家庭層面―所謂的「私人領域」―所發生的東西其實與社會上的性別間的權力分布和性別化分工的經濟結構息息相關,與政治跟公義的考慮密不可割;目的是要解構、挑戰和抵抗根深柢固於社會之中,對核心家庭、兩性分工及傳統家庭價值觀的接納和保守,為女性解放出力。作者認為我們可以向這些思想家借一下這套邏輯,對刑事司法進行批判分析,想想被視為非法,影響所謂公共利益、擾亂所謂公共秩序,觸犯法律賦予的權利等任何威脅現行社會制度的行為是否像私事一樣,也有它政治性的一面,應視為有效的政治表達。當然,當權者和社會統治階級很希望可以把這些行為去政治化:不然建制派和親政府的媒體也不會趕緊把旺角事件說成暴動,把涉事人批評為暴徒了!為甚麼要這樣做?假如他們能夠成功把旺角一事定型為非政治性 (apolitical),那麼合適的處理方法就是懲罰、囚禁等,一句以儆效尤便可以為打壓異見者製造政治依據,逃避正面應對百姓的訴求的必須。

關鍵的是,這究竟是香港的司法制度沒有被正當使用或被政治利用,還是「以法達義」根本上的不足?要是我們從社會中的批評聲音來看,很容易會覺得是前者:社會輿論主要集中於判刑是否過重或帶有必須的阻嚇力;前議員梁國雄批評此判決與六七暴動的先例不符,顯出它是對本土派和支持香港獨立者的政治報復;梁家傑大律師則認為法官拒絕以使用暴力和擾亂秩序的政治目標或動機為量刑考慮,是不合理的抽空騷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表示香港的公安條例有模糊的地方,容易被用作打壓泛民主派的工具。就連江松澗較有批判性的分析也只談到法官沒有足夠酌情、法庭把暴動的定義門欖訂得太低、及香港缺乏對警察的妥善問責制度。總而言之,對旺角騷亂一案絕大部分的批評均停留在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執行「不夠完美」、不合乎我們對自由主義政治的期望―“not liberal enough”。也就是說,雖然他們覺得這次裁決有問題,他們始終接受和崇尚法治和以法達義這一套。

那就分析一下法官的判詞,看看法治是否真的如他們所想的美好吧!彭寶琴法官在判刑考慮中先引用一宗涉及暴動事件的英國案例 (Regina v Caird & Others, 1970) 以指出法庭不能接納政治訴求作為求情因素,並強調法庭唯一關心的是群眾暴力行為以及社會安寧被破壞的程度:不論政治目的,任何使用暴力和不尊重法律的人均須受罰,因為文明社會的刑事法律之下「只有守法與違法人士之區分」﹔換言之,司法和政治是互不相容的,即使是民生或政治等重要爭議亦不應訴諸暴力。彭法官也提到律政司司長與黃之鋒及其他人一案中的一個重要法律原則:法律容許市民行使言論和集會自由並非沒有限制,僭越了這些限制便必須承擔法律制裁,不能說成被法庭剝奪或壓制他們權利與自由。最後,彭法官斬釘截鐵地說到暴力是從本質上背離了香港這個多元文明社會所奉行的理性討論及彼此尊重的原則。說得好像頭頭是道,是因為它內裡的幾個重大問題均被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蒙蔽了。其一,是法律看似的中立;其二,是它對所謂守法與違法者的區分;其三,是它對暴力流於粗淺的理解,以辯護它對使用暴力或擾亂公共秩序的政治表達的不認可。

1.法律的自相矛盾

從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律和司法系統不僅不是中立,更是鞏固社會的權力架構及延續制度不公非常重要的棋子;尤其透過捍衛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核心―私有產權―促成了現今資本累積的嚴重失衡、消費主義和商品化的盛世、及貧富懸殊的財產分配。試問這些之中哪一樣未曾受過抗議和反對、哪一樣是大眾都接受為公平的?維護這麼受爭議的制度,怎能說成是中立?可是自由主義的優點不就是它對異見的接納以及對不同社會制度的中立取態 (state neutrality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a good society) 嗎?香港跟自由主義思想中的理想國度有不少距離可是不要緊,反正世上沒有哪個國家符合這個標準,而且香港政府一向都標榜自己的司法獨立和對法治的擁護並引以為傲;可見,自由主義是香港政制的基石。但實際上,所謂中立的法治能接納怎麼樣的異見和抗爭,它能夠保障的政治表達自由又是否有意義?

這次旺角事件主要被外界標籤為「騷亂」、「暴動」、「警民衝突」等,其實是忽略了示威者當晚上街捍衞旺角夜市的政治含義。支持獨立經營的小販其實是對香港這種極度自由化的資本主義的衝擊:要知道香港的小販在港英時期已經盛行並蓬勃發展,而小販政策亦一直在改變;近年的趨勢就是因市容和衞生等理由不再發新的營運牌照,並致力加強取締非法的街頭熟食小販。從法庭對無牌小販定罪的個案數字的上升可見,政府對小販的態度是一步一步收緊:就連以往在農曆新年時期對小販放寬執法的慣例也逐漸被食環署和警方的嚴密巡邏、檢查、逮捕和沒收小販檔設備等手段所代替。有人可能認為容許小販經營是人情,不准是道理;但捍衞夜市豈止是同情小販或為他們抱不平這麼簡單!小販謀生工具被奪去並被漸漸取締,政府卻沒有補償他們失去了自力更生的空間和機會的損失,亦沒有足夠增設良好管理和清潔的市場和熟食中心;反而著力推行社區士紳化 (gentrification),讓大財團、發展商和私人企業壟斷商業地段,令重建後的社區中產階級化,屬於基層的市民便被資本主義那隻所謂「無形之手」推到社會邊緣。及後打鑼打鼓推出的美食車計畫,卻需要數十萬港元投資才能參與―美其名為走高檔路線,展現香港多元文化以吸引遊客;其實卻抽空了這些文化的根,抹殺了它本身代表的人和事與象徵著的精神,挪用 (appropriate) 作賺錢工具,從來沒有從扶貧、民生或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過。

作者不是說公共衞生、阻街、造成嘈音等考慮完全沒有道理,而是想點出我們去分析、批判一套政策必須作全盤的思量,以真正、透切了解這套政治的整體。要改善公共衞生有很多方法,政府卻執意立法去為難這群基層人士中少有能自力更生的人,與逼上梁山無異:他們想要維持生計,就只有繼續違法做小販,或像絕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去打工,為公司賣勞力,讓自己的命脈完全受資本控制,任由社會統治階級和瓜分社會的資本家擺佈。的確,這次旺角騷亂算不上是直接破壞私人財產或盜竊,但是捍衞夜市、捍衞小販這行動的本質就是抵抗資本主義那將所有具生產力的人都逼成必須依賴資本才能生存的無產階級,並將他們的勞動徹底商品化,貶成一個抽象經濟單位、區區一個成本,摧毀了透過勞動體現的人性和創意的一股力量。由此可見,所謂的旺角騷亂毫無疑問是政治性的,是一次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建基於剝削和忽略基層的發展方針、反對貧富懸殊的異見表達。香港的法治能夠容許或接納這麼根本性的挑戰嗎?當然不能,就連教人趨之若鶩的完美自由主義政制也做不到,因為自由主義的物質和歷史前提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premise) 就是資本主義秩序,「以法達義」能達到的公義絕不會跟資本對著幹。法治的中立從來都只是假象:當民生和勞動衝擊到資本,法律從來只會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一邊,透過刑事司法懲治異己以維持現狀,而不是捍衛自由、平等、公義等所謂普世價值;說法律不受政治影響,其實法治就有它本身的意識形態―彭寶琴法官看來是自欺欺人了!

2.肆意訂定的界線

彭法官在判詞中提到刑事法律只會分辨守法與違法的行為,把「守法」與「違法」說成了兩個既定的客觀類別 (preordained, objective categories) 。可事實是否如此?將事情判別為「守法」與「違法」是自由主義政體作出道德判斷和決定行為應該被容許或懲罰的方法;如果「守法」與「違法」真的跟「對」與「錯」相符,那倒沒有甚麼大問題,但只有在滿足了法治所維護的現行制度大體上公正和符合民意這個條件才會成事。滿足不了的話,這就只是一個任意的區分,功能就是令一些行為失去法律支撐,削弱社會對它的認可,及貶低或去除某些行為背後的政治含義。作者不是說刑法的唯一作用是為鞏固現狀而將所有異見刑事化,也不是說所有被刑事化的行為都應被視為有效的、該接納的政治表達,因為這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其一,不論是為了維穩或是對自由主義的真正追求,奉行自由主義的政府都會擺出尊重言論自由、鼓勵異見的表達、甚至認可市民以公民抗命表達政治思想的姿態。(它容許的表達模式是否有實質意義我們之後再探討。) 其二,把作者的論述扭曲成「凡被刑事化的行為都是異見的表達,我們應當接受」實在是強詞奪理。當然,這不是因為作者認為撇除政治表達之後,以刑事司法管治社會其它行為便無傷大雅―不然我也不會參加以廢除監獄制度為終極目標的會議了。對任何關心香港民主進程的人來說,具政治性的表達和行為被法律肆意否定、譴責都是令人擔憂的;但是我們關注的問題不應該是「甚麼行為需要被刑法阻止」,因為這種提問和分析始終停留在將社會問題個人化的層次上。更有批判性的思慮應從社會中的權力分布和壓逼結構入手,透過分析某種行為是否對這些結構構成反抗,或是在延續和加深這些結構做成的不公,以判別行為的對錯;而刑法是否應對犯錯的最佳機制則是另一個問題。總而言之,我們不能把「錯」和「違法」混為一談:這不但不合邏輯,更是無形中為自由主義作了辯護。

想了解刑事司法系統為何能夠有效地把某些行為去政治化,我們不能忽視公眾對所謂罪犯的負面印象,以及這些想法如何深深受到監獄制度的影響。我們普遍都會把罪犯設想為自私、唯利是圖、魯莽、不顧後果、漠視其他人安全或利益、不尊重社會秩序的人,而非具有政治意識的人。說起「罪」,我們普遍聯想到的也許是殺人放火、偷呃拐騙、姦淫擄掠等喪盡天良的行為;能幹出此等行為的人自然是不值得同情和了解。在這些想法根深柢固的社會中,我們很容易會認定罪犯必然是陰險惡毒的人,而他們的「罪行」也成為了懲罰他們的依據;沒有人會去探究是甚麼原因驅使他們的行為和這些行為社會中的制度不公有何關係。當監獄制度是建基於懲戒和阻嚇之上,或是把罪犯從非理性的行逕中引回「正」道,統治階級便能夠輕易透過刑事化削弱非法行為背後的政治含義了。因為這些行為都被貶低為合情理 (rational) 的人不會貿然做的事,而在自由主義的思想裡面,只有合情理的人才能充分和有效地參與民主社會中的審議和論政,那麼根據這邏輯,非理性行為自然也是非政治性的。這邏輯其實與西方對於所謂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的論述大同小異:把恐怖行動叫作懦夫之為,把恐怖分子說成不文明、卑劣、甚至瘋癲之人,目的就是要把自由主義不贊同的政治表述,以及引起這些表述的因由,貶為不足為道、不值得我們花時間解釋;並將恐怖分子想像成需要嚴密監控、受紀律處分和囚禁的人。這都造就了我們對罪和罪犯的先入為主,認定犯法是個人的失常,認定犯法的錯是在於那行為自身的不道德,從而忽略令他們犯罪的社會和政經因素和所謂違法行為跟社會制度的相互關係,將其去政治化。

3.法律的雙重標準

停留於個人的層面去分析政治表達行為的代價,就是對於暴力的使用存有粗淺和偏頗的理解。關於暴力這個概念的論述,在彭法官的判詞裡可是扮演著把旺角騷亂解讀成目無法紀、破壞社會安寧的重要角色;對他所代表的香港法治系統來說,示威者的暴力令警察的介入和法律的制裁變得理所當然,亦並不構成剝削或壓逼。這顯然是法律以刑事司法將某些政治表達去政治化的延伸,那我們且看看法庭希望透過刻意強調示威者使用暴力達到甚麼目的吧:暴力對彭法官而言不僅影響社會秩序,還從本質上違背了香港作為多元文明社會所奉行的理性討論及彼此尊重的原則。刻意地提到社會秩序,是要順應普遍人對暴力的反感;這不僅加以肯定了「暴力必然是錯」的荒謬邏輯,不分騷亂是左是右而集中批評當中牽涉的暴力,亦為法庭對反資本主義異見的打壓戴上中立的偽裝。後者則斷然界定了自由主義政體願意容忍的言論自由和表達模式,間接將某些的政治表述驅逐到多元民主社會以外的範圍。

但這條線畫得合理嗎?難道所有暴力的使用都是同等的不合理和違反道德?所謂暴力真的不可能有用得其所的地方嗎?分析任何行為,不管它暴力不暴力,都不應該抽空它發生時的社會背景、個人情況、政經環境、人際間的權力分布等等。就如家庭暴力案之中,受害者的自衛絕不能與施虐者的暴力相提並論;去年在美國Charlottesville的極右白人優越主義集會以及上月在英國黑池的反對以水力壓裂開採頁岩層石油的直接行動,雖然在法律角度都可以解讀為破壞社會秩序和影響市容,但它們的性質有著天淵之別,相信也不需要我多加解釋。判別使用暴力的對錯其中一個主要標準是取決於它是在抵抗和顛覆或延續和加深社會結構做成的不公;所以從法治的角度將所有暴力行為一網打盡、一概予以懲戒,並不是公允、持平的做法,而是自由主義中固有的保守意識形態立場的表現。

更可笑的是,彭法官對示威者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力振振有詞,但對鞏固現行社會架構和維持社會政經秩序的制度暴力卻不提一句。難道監獄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對在囚人士的侮辱和藐視就不是暴力嗎?難道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對勞動者的剝削;新自由主義中那消費和經濟增長當頭、人民需求和文化素養為次的邏輯對我們做成的異化;以輸出具生產力,能夠作出「經濟貢獻」的勞動者為本,而扼殺創意和學術自主的填鴨式教育制度,就不是暴力嗎?「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以及從它引伸出來,根深柢固於我們的社會中對兩性的想像甚至本質化,不就是對女性、性別酷兒和未來一代的施暴嗎?公共場所中缺乏為跨性別人士*所設的設備和空間 (如洗手間)、尤其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對他們的需要的忽略與輕視,不就是對性小眾的制度化歧視、不公對待、和順性別霸權 (cis-normativity) 的延續嗎?可惜的是,這種思想不僅是彭法官、法庭、甚至整個司法系統的問題:實在有太多人只能辨認出有異於他們日常生活的秩序的舉動和明顯的逾越為暴力,而對不同形式的系統性壓迫所固有的暴力都是視而不見。英國學者 Dr Lorna Finlayson 在《女權主義入門》 (2016) 便解釋以「暴力」或「帶破壞性」等概念去貶低某些行為,並不是一件簡單直接或非政治性的事,因為在當中包含了偏向於保持現狀的選擇。這些概念的主流理解本身就存有對社會現狀的默許和對有意推翻社會現狀的立場的反感,因此我們都趨向只把擾亂日常生活、威脅傳統道德價值、和影響現行社會結構的延續的動作標籤為暴力和破壞性。這亦令我們只會把牽涉到能被明確辨認的肇事者的行為―如搶劫、傷人―聯想為暴力,而忽略固有於壓迫性的政治結構和剝削的經濟關係中的制度暴力。

這次法庭對暴力的理解正正體現了Dr Finlayson寫到那種對現狀的默許,以及對試圖推翻它的舉動的反感的偏袒,讓我們只看見齊澤克口中的subjective violence,由得structural violence大行其道。可是倘若只有破壞社會「照常運作」的行為才算暴力,那麼令社會得以照常運作的制度暴力便會「被隱形」、接受、甚至視為自然和客觀上不可或缺,所有的反抗動作都會被貶低和鄙視、甚至失去意義。在這邏輯之中,偷竊是罪過,但以私有產權判斷社會空間應如何利用、被誰使用卻沒甚麼所謂,為收取更高租金而驅逐租戶的房東亦只是「遵守自由市場的自然法則」罷了;佔領公共空間是違法,但在公園長凳加裝扶手將露宿者趕盡殺絕卻是維持良好市容之舉,而使用法律將本來已經生計不穩和面對受性侵犯風險的性工作者加以懲戒不僅沒有漠視他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反而是堅持傳統價值觀、維護社會良心的表現。這是何等的荒謬啊!

結語

關於監獄制度和刑事司法實在還有很多值得考究的地方,譬如警察施暴、公民抗命的意義、囚禁與對空間使用的限制的相似之處等,有機會作者也會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這次因旺角騷亂一案及之後惹起的爭議引起了作者一系列的聯想,在這裡談到了法治的意識形態和它與資本主義的緊密關係、論述以法達到的「義」是何其表面和膚淺,希望能啟發大家走出自由主義的框架、把自己對時事的了解和分析提高到更有批判性的層次,並糾正自己可能內化了的一些謬誤和對暴力的錯誤了解。

  • 跨性別人士泛指所有性別認同或表達與他們的性別指定不同的人,包括跨性別男、女性、性別酷兒者/非常規性別者,雙性別者、泛性別者、流體性別者、無性別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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